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为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于这一需深入研讨的“供给管理”思路。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2011年人均GDP达到5416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达8386.7国际元)，列世界第90位，约为世界均值的一半①。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堪称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但是我国未来10年至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很可能已经开始(刘世锦等，2011)。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5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10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质量上升，同时促进总供需平衡，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应按照党的十八大在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作出的部署，以改革统领全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按照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在“科学发展”中以改革统领全局，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框架。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对策乏善可陈(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欧美等国可以考虑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机制，进而发展实体经济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回避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仅依赖于无限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一、西方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及运用成效
(一)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与点评。
简言之，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既定技术条件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形下，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除了会带来通货膨胀之外，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粘性的，即客观存在经济运行状态“可塑性”的政策空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了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然而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②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进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等导向下，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一味侧重扩大需求，却终于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步逐年递增，1980年，即里根上台前，美国通胀率达到13.5%，GDP实际增速则为-0.3%。一些经济学者在这种背景下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付诸实践。
供给学派强调的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有过一段“供给学派”引人注目的实践经历。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也并非是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正如李嘉图所言，“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③。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不在于需求方面，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
在我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制约和经济追赶(即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客观需要之下，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一点，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因素，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同时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为关键，因此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度”，以及必要的再分配优化机制。
(二)供给学派的影响与点评。
虽然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1776年《国富论》发表后亚当·斯密的智慧已深植于经济学人理念中，但随着19世纪后期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特别是“大萧条”后“凯恩斯革命”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流派的兴起，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程度。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长期僵化停滞，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才再次使“看不见的手”较充分地成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后，除受供给学派影响的里根经济学外，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科尔政府，共同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较辉煌时期。然而，螺旋式“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再现：危机局面下“国家干预”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
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曾经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市场平衡与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近乎于无必要，“区别对待”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与企业的“救”与“不救”的区别性选择(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却一定要救，以及对“通用”为代表的汽车行业的直接注资与救助)。在外贸上，更是“区别对待”得于结构上锱铢必较、毫不含糊了。应当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与其实践仍是缺乏对称性的，在基本逻辑贯通方面的“不周延”缺陷，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中，对此当然不可不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已先后有一些中国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贾康，2011)。可以说，这开始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一种“中国特色”。
至于西方研究者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也有积极的反思。如伦敦市前副市长约翰·罗斯义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规则，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它拒绝‘实事求是’。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他们设想了所谓的‘完全竞争’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银行业‘大而不倒’，汽车、航空、计算机、金融以及医药——都不是依照‘完全竞争’模式运行的，而是垄断或者寡头。”④中国学者固然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中获得营养和启示，但上述直率与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新自由主义陷入“完全竞争”理论假设而不能在“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效矫正还原的弊端，却更值得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时充分重视。本文所持的新供给分析视角，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竞争”及其应引入的政府行为作为始发命题。
(三)美国供给学派得失。
可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胀打下来。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故在历史上难获高度评价。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并且，这一时期亦成为19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终归于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直至克林顿总统，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不计后果”。2000年前后，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销声匿迹”。
另外，由于19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大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华盛顿共识”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然而，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以提高具有“自动平衡器”功能和“主动稳定器”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
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教训多于经验，德国有亮点
把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前置的“长期引致期”放在一起全面来看，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的偏颇的同时，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教训。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对“大萧条”有过这样的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其实，格林斯潘对“大萧条”的解释，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虽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预测到了“大萧条”的到来。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朱格拉医生的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但也必须遗憾地指出，无论是格林斯潘本人，还是欧洲、日本的决策者，在另一方面即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内放任市场力量上，其实也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自不必赘言。在欧洲，当人们庆祝欧元及其货币联盟诞生之后，过于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更多的是要享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而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漫不经心。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两个“带头大哥”在2002-2005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均突破了3%。虽然经过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其他小国情况更甚。更为恶劣的是，很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低利率的好处，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得分”。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作假”的包装，使得希腊得以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才被公之于众。而且，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马约”的要求，终于出现了当下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在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国内对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解读，往往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被迫升值，但这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并非主流认识。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症结所在。长期在日本财务省任职的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特别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业的强烈倾向，再加上日本自1999年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几乎零利率政策，最终只是造成了占据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严重缺乏“创造性破坏”，而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较，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解释当时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了0.4%的水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机制性的调整。另一方面，政府又确实有所作为：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了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三、中国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
其实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三十多年已在客观的孕育过程之中，主要内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寻求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阶段性推进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三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其间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需要强调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伴随着“黄金发展”而来的“矛盾凸显”，已使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制度供给的所谓“后发劣势”有所暴露，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亦成为难度明显加大而又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在以转轨为主题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中，必然需要有精细化的思考。前已述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这一视角下所讨论的重点，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宏观调控创新，所体现的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其来有自。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已有长足进步的同时，渐进改革的难度也已明显上升，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有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而形成共识，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在目前阶段，一系列的“两难”和“多难”式问题，以及结构优化、方式转变已被多年重视而又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在缺乏理论指导方面的因素不容回避。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就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并凝聚社会共识。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进，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命运。
四、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环境、新局面及新挑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未来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须达到预期效果，但前景未必全为乐观——近来光伏产业面临的阶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种启示与警示。人力资本方面，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的在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问题已非常迫切。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弥合“二元经济”所必经的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表现为升值。新的背景下，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在CPI的上涨因子中高居75%～85%的份额)，交通通讯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货币政策调控，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贾康，2011)。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它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很明显“泡沫化”的前车之鉴。日本经济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和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放任了资产泡沫的发展，并导致泡沫崩溃和陷入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
2.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贾康、苏京春；2012)。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但短中期内“过紧日子”的压力影响却无可回避。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财政政策不重要，在总需求突然下降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短期措施与中长期结构优化、改革深化的衔接与协调，也需要财政政策发挥“区别对待”的特定调节功能。但由于刺激政策、区别对待政策功能与作用空间毕竟具有局限性，容易与政府的不适当强势干预及改革难题形成交织与纠结。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拉美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为了取悦选民，只是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赶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痛失大好发展机会而一蹶不振。当前的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也与此有相似之处。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我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合理把握“度”，积极稳妥地掌控好可持续的渐进过程，财政政策的客观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视的。
(三)成本推动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特征。
虽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将通胀原因仅归结于货币因素，这在竞争完善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无大问题的，因为在较为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会很快形成新的均衡，结构性问题与非货币供应量因素并不突出。但显然这一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相伴而来的可能误导，是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又惟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货币政策从紧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与之相应，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则只顾及考虑放松货币政策)。靠货币政策“单打一”地调节有效需求，在中国是尤显不够的。
最近两轮通胀经验表明，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伴随明显的结构特征(如前所述，我国CPI上涨中的主要影响因子多年内就是“贡献率”高达75%～85%的食品类)。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发育等原因，社会通胀预期的形成既基于以往经验，也根据对政策及未来经济变化的判断，属于“前瞻后顾”型预期，是具有较强惯性的“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的混合体。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投资驱动兼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红利”。但是，中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沈建光，姚余栋，2011)。目前，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并有预计2015年总劳动人口将开始减少，中国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要素跨部门流动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即“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因此，货币政策对这种趋势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需要做出有效反应，引导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四)我国将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
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刘易斯拐点”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因此我们应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控制其在没有加速上升的幅度之内，也就是保持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余栋、谭海鸣，2011)，是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不引发显著和加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有保持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non-accelerating de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余栋、谭海鸣，2011)。
但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面临一种重大可能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时，NAIRG可能随之下降。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等，2011)对中期之内的中国经济增速作了预测。其主要依据是其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假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接近。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左右，初步估计，我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在6%左右。
(五)宏观调控的弹性空间收窄，加大调结构力度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化解潜在“滞胀式”威胁，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上述从中长期可预见的通胀因素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压低。从近年我国的调控实践作一经验观察，我国年度经济增速波动区间的下沿大体需维持在不低于7.5%的量值(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测值为6%)，而上沿则需控制在9%左右(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测值为8%)，其中也就有1.5～2个百分点的弹性空间(从长期估测，则有可能演变为6.5%～8%之间的弹性空间)；与之相应的经济景气水平反映到物价(以CPI为代表)表现上，其波动区间的下沿以不低于1%为好(如低于1%，此指标的灵敏波动中很容易击穿0而引出通缩恐慌)，而上沿则需在4%～6%，其中仅有3～5个百分点的空间。2011-2012年的实际生活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如要脱离上述速度与物价变动区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矛盾凸显”问题便极易带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色彩和社会生活中的“火药味”，政治决策就必然倾向于“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惜代价，也宁肯不顾经济学的“戒律天条”。这种区间制约的严苛特点，是改革开放前面三十余年从未出现的情况，足以使具有“远见卓识”意识的观察者和管理当局警醒。
分析表明，由于我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宏观决策者应当适度降低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并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但这却碰到了上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天花板。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李斌(2011)、伍戈(2011)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速，最终只能带来物价更高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对产出拉动的作用不大。因此，总需求刺激政策并不明智，很可能仅是出现比以往更高的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仍未见起色，甚至还要低于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落至6%)。
一旦在某个临界点上(如7%～8%)，我国经济增长率居于下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上方，中国的运行和调控将变得极其“两难”和棘手。此即中国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滞胀式”威胁，并且极易引发和加入以综合性社会问题为背景的“中等收入陷阱”(增长过程突然失速)与“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急剧丧失)因素的恶性叠加。所以，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在以可持续的上行因素对冲各种下行因素之后，保持增长率居于上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固，才能化解这种“滞胀式”威胁等的“两难”、“多难”困局；而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势必要求以实质性的改革克服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化解深层矛盾制约。
五、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调控需坚持以改革为依托衔接短期与中长期，更多侧重于从供给端的机制创新入手
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不对称的地方。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正是如此，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顺利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常规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
根据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通胀轻易抬头；另一方面，需在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搭配下，坚持有所区别对待的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这里最为重大的要领是，应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
毋庸讳言，在供给端“有保有压”、“有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方略，也有可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甚至带上“旧体制复归”色彩)，所以极有理由使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结构对策、供给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基础机制的“政策理性”范围之内，避免做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政干预和“越界”调控，特别应强调尽量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贯彻结构优化的追求，避免出现新的产能过剩而生成高质量、有效益、能适应市场需求且可以引领市场潮流的供给。这方面“制度保证条件”的形成，就主要将依靠改革之功效了。
在研究者“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分析考察中，有必要把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公权体系和供给形式中的重要内容——制度供给，更充分地纳入“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一并构成的公权体系，其所必然实施的制度供给，是客观存在、有弹性空间(即有可塑性)和有高下之分的。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供给管理，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之外，最关键的还须着眼于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及实现相关改革决策的较高水准。制度安排层面深刻变革的取向是坚定不移的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下的作为。其实，中国的市场发育和经济赶超正是改革中最难处理的一项基本矛盾：国际竞争的基本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规地、跟随式地经历和等待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育及经济结构优化的自然过程，需要从供给端得到一种比自然、自发的市场配置在某些领域、有限目标下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1+1＞2”式地叠加，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把后发优势与理性的政府主动作为结合在一起，摆脱经济学发展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百家争鸣”仍未摆脱的需求—供给不对称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就要着眼于此，形成凌驾于“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之上的新思想方法来指导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旁边，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和“合作式”地超越市场平均利润率机制自然过程。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遗留诸多问题(绝大多数属于棘手问题、难啃的“硬骨头”问题)，种种问题很难通过制定一、两条政策来解决，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改革的全面、协调推进将是今后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心与关键。为提升全面改革的可操作性，从土地制度、人口流动、公共资源配置、改善民生、优化收入分配等重大现实问题入手，也需要理论的烛照与指导，呼唤着把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融于一炉的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中无论作何种具体的政策组合的选择，客观上都需要以改革为基本依托，中国的改革攻坚和配套推进，需要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理性认知思路来引领。
六、“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13亿人口的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与美国全球供给、海外进口为主，本国生产为辅的市场结构有本质不同)，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看，2012年国庆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高速路车满为患”、“旅游景点人声鼎沸”等现象，以及房价房租不断上涨的趋势、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学费贵等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有着巨大的真实需求，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将长期存在。
由此，我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核心是深入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并升华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层面，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等的供给能力，通过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改善生态达致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使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村”成为“和谐世界”。已有的一种分析认识是强调：仅靠推进“比较优势”战略尚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作为中国之必然选择的“三步走”赶超战略，需要更为全面、丰富、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设计支撑决策(贾康、刘军民，2010)。
我们对中国当前的具体经济政策主张，可概述为：建议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而对备受各方关注的“通胀问题”，则不宜简单直接套用美国主要从需求端入手加以调控的模式，而应当确立“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胀”的基本理念，并积极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及市场供求结构相适应的物价调控模型和机制。
(一)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向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从1840年起，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阶段，时间之长，代价之大，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农业技术的高水平，并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相对欧洲具有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却错过了工业革命机遇，就是明证。现时“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可以强调地说：“制度高于技术”。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调动、引导相关各方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状态。近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已有明显提升，今后还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并带动市场主体共同形成并于2020年后保持占GDP3%左右的研发投入。
(二)大力鼓励创业。
必须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以我国人口规模，企业数量可能比现在多几倍。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三)加快城镇化建设。
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为51.3%，考虑到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还相当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所在。由于城市化意味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市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城市化也意味着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同时可以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和农业集约化经营。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根据人多地少的国情，走“大都市圈”战略，避免“四处点火”的城市布局规模不经济现象。2011年，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已经有13个。2011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带)承载了中国28%的人口，却产生了41%的GDP。应根据国际城市发展演化的规律，综合考虑水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提早规划若干个人口在3000万以上的“大都市圈”，最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的好处，节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促进服务业发展，也最大限度地节约耕地和保障粮食自给自足。
但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市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市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以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而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但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对资产泡沫危险绝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很难事前判断资产泡沫的积累，一个简单实用法则是有价值的。每年平均房价上涨幅度不应超过全国或某地区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预期和城市化人口增长率三项之和，即“清华规则”(姚余栋、付竞卉，2012)。以全国经济增长幅度为7%，通货膨胀预期为2%，城市化率1%计算，全国每年平均房价增长速度不能超过10%。
城镇化如果是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毫无疑问有利于扩大内需。但城镇化更大的意义在于供给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大都市圈”在规模经济上的明显优势。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不断产生并推动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集聚效率进一步提高，于是形成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要使城市化的这一效应得到发挥，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减少创业障碍，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行为，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真正形成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
(四)促进产业优化。
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要在成为创新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和以股权投资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来加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成长步伐，争取弯道超车后来居上。要加快在资源能源、广电、文化、医疗、教育等垄断行业或过度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引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力量，加快形成健康产业、老年护理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新兴产业群，释放出巨大的产业能量和活力。要通过4G建设、高铁主干网建设、城镇化建设和航天军工民用化，带动移动互联网、绿色建筑、高端装备产业和新材料的发展。应推出有利并购重组的政策，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促使产业、行业间资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经济整体质量。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扶植产业的效果已经在逐渐递减。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和压力分别来自收入提高后的需求结构多样化和需求结构升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全球化环境下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等等。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限制，使我们传统的通过政府扶持和优惠为主的产业政策手段，越来越多地受到贸易对手的关注和制约。因此，新时期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措施，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围绕需求结构变动展开创新和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应该更为突出重点地转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品与品牌创新，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并引导教育结构更好地满足结构升级的需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
(五)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
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发展具体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在进口、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养老产业化等环节和领域的减税与税收优惠举措，应成为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并与资源税、房地产税改革等一并纳入财税改革的通盘设计。
(六)大幅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以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而且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主要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国务院最近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的改革，以及广东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开展以“三打两建”为主要内容的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营商环境的努力，是一个有远见的开端，需要进一步深入。
(七)着力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程度。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2008年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状态，其进口需求增速显著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中长期化态势。而我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非贸易额从1992年的105亿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22%；中国与拉美贸易额自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30%，至2011年达到2415亿美元。
面对这一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格局，我们认为，我国必须坚持和实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能够体现比较优势的新型开放战略。以主动在海外设立投资基金方式投资欧美高技术密集地区的高技术企业，用股权整合国际高技术资源，以国际产业整合方式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在努力巩固与欧美国家经贸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点和可用资源投入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动力，围绕“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运用“基础设施换资源”原理，积极探索将中国的资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优势、经济开发区建设经验与亚非拉国家的资源优势、基础设施需求、农业发展需求、工业化进程需求实施有效对接，并以其相关需求带动我国资金、人才、产品和技术“走出去”。
(八)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我们主张，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导致危机的根源)，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实际上，没有投资就没有供给，也就没有消费(除非像欧美部分国家一样靠借债、靠印刷货币、靠进口消费)；投资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的依托和就业的源泉，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超常规的“追赶”阶段，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为重要。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相反这是中国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结构，应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进而不宜人为强力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入后消费时代的美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标，作为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参照指标，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导向，人为造成错失当前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发展机遇。
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强度；从提升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资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
(九)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我们不主张“贴标签”式地讨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问题，且“进”、“退”也不是仅体现在“领域”的进出、“市场份额”的高低方面。我们主张，要以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为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并以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既不是“越公、越国有越好”(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有过惨痛教训)，也不是“越私、越民营越好”(印度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模式，以及上世纪东欧剧变后私有化形成寡头垄断，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发展，亦重蹈失败覆辄)。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国有企业，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进入资本社会化时代且面临全球化竞争格局的条件下，观察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间，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须引入新的理念、转换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思维。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具有依托或隐含国家信用、能够整合各方资源、规模经济、资本实力强、管理相对规范、社会责任感较强等优势，是政府调控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调控、辐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某些从国家中长期战略看很需要但暂时面临市场缺损或发育不足的领域，其作用更显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关系界定不清或内部管理人员道德风险所诱发的盈利动机不强、不注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续抬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资，运营效率偏低、服务质量较低等问题；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嗅觉敏锐、机制灵活、客户观念强等优点，但其与生俱来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导致主要关注企业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费资源、短期行为、压低劳工安全条件和薪酬、破坏环境、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我们主张，要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各自长处，抑制其各自不足，构建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平等竞争，互为补充、双向良性互动的市场格局。国企国资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可逐步完全退出，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命脉的特定领域其以股权衡量的控制力大致可初步掌握在30%～60%区间。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和融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分野而发展“混合经济”式现代企业的制度形式。原来“国”与“民”在一般概念上的截然不同，从历史大趋势上观察，将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依阶段、领域等的不同而生成的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问题，即归为国有与非国有股权的一体化生存与“共赢”问题。
(十)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都不应越位、缺位，而应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
我们既不主张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同意单一维度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或“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完全由市场自身配置资源”的观点。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即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全部国有，则形不成市场，价格、资源必然扭曲，供给必然不足，效率必然低下，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经济完全由市场自发运行，企业全部是非国有企业，也会出现西方经济学亦承认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也会十分巨大——1929年大萧条的出现是其典型案例；2008年以来出现的由美国次贷、欧债引发的最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也充分证明，并非政府不参与经济运行，经济就可以很健康的发展。
我们主张，政府和市场应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并实现良性互动互补与合作。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生产)主体。中国政府未来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政策，并通过制订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区域和行业发展规划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运行，另一方面还应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来监督市场运行，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通过构建一定数量的强大的国有控股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弥补“市场失灵”，贯彻现代化赶超战略。
我们的上述主张决不意味着看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并不意味着主张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是主张将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资源职能“双到位”，具体模式是：一是由政府设立的“行政部门”承担制定发展规划、审核市场准入等行政职能；二是要由政府组建“监管机构”来履行监管市场职能；三是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或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还应由政府出资在同一领域成立若干“企业实体”参与有外资、民资等主体加入的市场竞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下的发展取向与机制创新，应成为政府、市场主体与非政府“第三部门”(民间志愿者组织)公益机构与更充分地合作而寻求“共赢”的主题(贾康、孙洁，2009)。
经过30年的不断改革开放，我国的冶金、有色、航空、金融、电信等领域已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分离，初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格局，而电力、铁道、公路、卫生、教育等领域仍维持了或大体未打破原有格局，政府三项职能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仍实际维持了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需要通过大力深化改革，实现三者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总之，我们认为，应坚持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统领全局，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着重从供给方入手，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进”是明确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试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来粗线条地、突出重点地表达我们在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思路上所强调的基本政策主张。
十八大报告已经发出明确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实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并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件意义极为重大，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22年后究竟走向什么样的成熟模式，关系中华民族能否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整个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通过深入的讨论和思想碰撞，才能凝聚共识，抓住改革的机遇。作为参与这个碰撞和讨论的形式之一，我们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无愧当代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答卷。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注释：
①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EO Database 2012年10月版本)数据计算而得。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③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④《国际金融报》，2012年12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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