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浦东开发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亲自发动指导的、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发端的我国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高潮，是邓小平作为杰出的革命家、战略家挥就的又一光辉篇章，也是邓小平理论威力无比的生动范例。
邓小平对浦东开发开放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是邓小平理论中极具光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浦东开发开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又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全局的理论武器。让我们试举以下几个邓小平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论述来谈谈我们的学习体会，并以此作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思考。
一、抓紧浦东开发就是“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是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 日那篇《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文章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我们要从三层意思上来领会这个论点的深刻内涵：一是“进一步开放”；二是把“旗帜打出去”；三是怎样结合当时的形势来领会邓小平提出这个论点的丰富涵义。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重要政策之一。在执行这一重要政策的10年中，邓小平不仅把这一政策提升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总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作出一捶定音的决策。例如他在1979年4 月作出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1984年5月作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决策等等。 在实行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功和经验后，邓小平又一次率先提出“进一步开放”，这固然表明邓小平在处理1989年“六四风波”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草命坚定性，而且还说明邓小平认为过去10年的开放还做得不够，还要“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见同年5月31日谈话）。 正是为了“进一步开放”，邓小平才选定了上海，倡议了浦东开发，把浦东开发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领头羊”。
把开放作为“旗帜打出去”，是邓小平对开放的作用、意义的深化。我们知道，打什么旗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主张的，也是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把开放作为旗帜打出去，看上去直接的是回击当时西方对我国的所谓“制裁”，从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则是向世界表明了我国在20世纪最后10年到下个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是表明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态度和决心，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正是从战略上来考虑，邓小平选择了上海，打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旗帜，要求浦东开发成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
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如何搞开发，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他作出了“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的决策。对作出这一决策的形势背景分析，集中反映在他1990年3月3日那篇《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重要谈话中。在此之前，他在上海过春节，听取了上海市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已作出了把上海的浦东开发作为“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的选择，并认为这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机遇，必须紧紧抓住。回到北京以后，他非常郑重地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退下来了，但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在上述3月3日谈话中，他给中央负责同志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着重提出了把握机遇和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并认为这是“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大问题，是能不能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关键”。党中央十分重视邓小平的建议，迅速作出了决策，由李鹏亲自来上海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强调指出“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
怎样体现“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呢？党中央在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时作出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久又通过国务院文件赋予浦东十大优惠政策，其中涉及进一步开放的有试办保税区、允许试办外资银行和试办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即逐步对外开放金融业和商业贸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开放，已经超过了经济特区的开放度，的确是“进一步开放”，因而不仅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议论和担心。这时，国内的一些“左”派理论家利用当时国际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挑起的姓“社”姓“资”争论已经悄悄开始，我们有些思想不够解放的同志也对扩大开放忧心忡忡。然而邓小平更关心的是“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他在1990年12月24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明确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搞市场经济必须进一步开放，“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1991年初，他再次来上海过春节，对“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因为“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要克服一个怕字”。邓小平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性在哪里？在于当时一些人“开放不坚决”，老是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而又过了一年，他再次来到南方，通过一系列的谈话系统地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把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向了高潮。在这一轮高潮的影响下，浦东的“进一步开放”有了明显的扩展，党中央、国务院通过授权、给政策，有步骤地扩大了浦东的开放度和外资准入度，尤其是在金融和贸易领域里，如允许外资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允许试办外资保险公司、允许试办合资外贸公司以及开放服务贸易等，都是前所未有的。“进一步开放”也并不限于浦东，党的十五大已明确“扩大开放”是经济特区和浦东共同的任务，在有些方面深圳等地已走在浦东前面。浦东今后怎样才能“进一步开放”，这是必须经常研究的课题。
二、抓紧浦东开发，就是打上海这张“王牌”，走上海这条发展经济的“捷径”。
邓小平提出“抓紧浦东开发”，从来就不仅仅着眼于浦东，而是将其看作“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从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显然“抓上海”才是他具正选择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突破口。为此，他希望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他曾多次谈到：“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人懂市场等等。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也是有针对性的。我们理解，其针对性至少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宣布浦东开发后有些人误认为这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经济特区，要象深圳那样搞；另一方面是针对有些人对给予浦东某些特区都未使用过的政策不理解，以为有偏心，盲目攀比。邓小平的决策则是以上海“条件更好”为前提的，而且是把上海视作“王牌”和“捷径”来运用的，是全局战略中的“一个大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的十四大明确制定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和“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这就把浦东开发和上海发展的关系以及和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的关系，十分清晰地描述出来了。上海市委也非常明确地制定了“振兴上海，开放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和“东西联动”的方针。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有效的战略方针，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范例。我们的各项工作，遵循这条方针去做，就取得成功；反之，就会迷误，就违背了邓小平理论。
三、抓浦东开发，必须“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 一直到建成”这段话， 是邓小平于1991年视察上海时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句话，要从三层意思上来理解：一是“抓紧”，这是针对“上海开发晚了”而说的；二是“不要动摇”；三是“一直到建成”。
“不要动摇”显然是针对有动摇而说的。我们理解，主要是指宣布浦东开发后海外有些舆论散布了一些动摇浦东开发、不利于抓紧浦东开发的言论。有的是出于误解、怀疑，也有的带有挑拨、挑衅，特别是把浦东开发和香港回归硬扯在一起，挑拨沪港关系。与此同时，由于浦东开发才刚刚起步，高起点、高标准的浦东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时不易显露形象，加之刚刚结束的治理整顿在人们心目中还看不到经济快速发展的迹象，因而也导致一些人对浦东开发的宏伟计划信心不足。在这样的情势下邓小平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动摇”意味深长，将长期鼓励我们增强信心和勇气，去战胜一切困难。
“一直到建成”的涵义是启发我们去思索，怎样才算“建成”？怎样才能“建成”？即：浦东的开发模式和开发目标。对浦东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新区，江泽民早就明确，要建成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党的十四大更指明：浦东是开发开放的“龙头”，利用这个“龙头”效应，使上海建成“三个中心”，辐射到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至于浦东的开发模式，上海市的第七、第八两次党代会都在决议中根据邓小平理论指明了思路，包括：法规和规划先行的思路，三个产业先行的思路，综合改革率先的思路，东西联动、服务全国的思路，重视内涵发展、实施重点突破的思路，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思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用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的思路，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交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满意的答卷。
四、抓浦东开发，必须“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于更快一点”。
在宣布浦东开发以后，邓小平于1991年和1992年两次来上海过春节，两次都十分殷切地叮嘱要解放思想，放大胆子，加快改革开放的步子。这首先是因为“上海开发晚了”，要抓紧时机做到“后来居上”，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解除顾虑，排除“左”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浦东开发这个“龙头”、“旗帜”的作用。
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针对当时一些思想僵化、死抱着某些过时的教条来吓唬人的“理论家”所散布的言论，从理论上回答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南巡讲话所系统概括的邓小平理论的精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一贯提倡、身先表率的根本精神。然而，也正是在什么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偏差或混乱，干扰正确的决策部署，甚至使正确的决策部署为某些人找到攻击的借口。在8 年来的浦东开发开放实践中，我们一些实际工作者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可以保证，8 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实践，是完全按照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部署操作的，没有在政策范围之外做过任何超越的事，甚至没有打过什么“擦边球”。但是，浦东一些应该可以先行先试的措施，还是因受到干扰而没有及时出台，得不到出台的机会。这种干扰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来自于在“解放思想”幌子下出现的盲目攀比和头脑发热。从1993年开始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到1997年底实现“软着陆”，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高于全国平均速度，这是有目共睹的。原因在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浦东的基本政策，把浦东办成沿江开发的‘龙头’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江泽民语），在于中央和上海市委坚持邓小平昭示的“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原理，并且在实际上赋予上海浦东新的功能性政策，推动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加快。
“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是邓小平针对当前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策略而言的，是相对于发展经济受国内实力不强制约而提出的，对于上海浦东来说，搞外向型经济则是独特的优势所在。开发浦东有很多优势，有些是自然条件给予的，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些是政策赋予的，但各种综合优势中最突出的优势是对外开放的优势。我们体会，这恐怕就是邓小平特意鼓励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的要义所在。试想，如果连上海这样一个具有实力和市场经济传统的地方，在对外开放方面都不敢解放思想、加快步伐，那么，在全国还有什么地方能担当这个重任？联系到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和1989年5月31 日两次讲话中都提到“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再造几个香港”的论述，我们觉得，浦东开发开放的目标、措施，应当着力于营造香港这样的国际自由港的功能，实现邓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的宏愿。这需要多年努力才能实现，但必须有这样程度的“解放思想”，才能在实际步骤上加快步伐。
对此，本人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供大家研讨。这个设想便是，改外高桥保税区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市自由贸易区”，扩大这个区的范围自三岔港起沿长江口南岸直至国际机场，把沿线的所有乡镇包括川沙镇划进自由贸易区，设置隔离带，区内完全实行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营造成上海市管辖的一个“小香港”。这也许更能体现“进一步开放”。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他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三步走”目标的实现就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理论指南和精神力量；他以自己典范地实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实践是最丰富的，永无止境的，我们只有永远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继承遗志，开创未来，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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