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失望了：论《野鸭》——为纪念易卜生逝世九十周年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鸭论文,十周年论文,诗人论文,易卜生论文,失望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996年，是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九十周年，我们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正在和全世界的同行们一道，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挪威戏剧家而展开活动，我就用这篇拙作来纪念他。
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对于戏剧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众所周知，自古希腊开始，欧洲戏剧一直被分为悲剧和喜剧。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兼戏剧家狄德罗主张创作介乎这两种戏剧之间的“中间样式”的戏剧；然而实现这个主张的人却不是狄德罗，而是易卜生。后来者居上。易卜生创造的社会问题剧就是这样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的“中间样式”的戏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欧洲戏剧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我们怀着崇敬心情纪念这位戏剧家的同时，还应该加倍努力地向他学习。
易卜生的这一成就是来之不易的。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戏剧创作阶段到社会问题剧创作阶段，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试用过各种不同风格的戏剧。1898年，他在挪威争取妇女权利同盟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说，他是诗人，而不是社会哲学家。但是在这些戏剧创作当中，却有两部著名的哲学戏剧：《布朗德》（1865）和《培尔·金特》（1867）。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两部哲学戏剧对于易卜生后来的戏剧有着很大的概括意义。在《布朗德》中，易卜生歌颂了悲剧英雄布朗德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庸俗堕落生活的斗争；在《培尔·金特》中，易卜生揭露了幻想家培尔·金特一心追求金钱与权势的丑恶行为。
在社会问题剧创作阶段，易卜生创作了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3），将资产阶级的种种罪恶生活揭露得体无完肤，从而把他的戏剧创作事业推到了顶峰。继社会问题剧之后，易卜生进入了他的象征主义戏剧创作阶段，《野鸭》（1884）乃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象征主义戏剧，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是走在欧洲象征主义戏剧的前列的。早在《布朗德》和《培尔·金特》里面，就已经存在着象征主义因素，前一剧本中的高山乃是理想的象征，后一剧本中的山妖王国则象征着当时挪威瑞典的现实社会，直希罗陀海滨象征着资产阶级冒险家的乐园。
易卜生是一位战斗的诗人。从《布朗德》到《野鸭》，他同资产阶级的黑暗势力斗争了二十年，态度非常坚定；可惜他对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往往不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着眼，而是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以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问题便可以解决。他和他的朋友乔治·勃兰兑斯讨论革命问题时曾经多次强调表示，他要求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精神革命。其结果，他在长期的斗争中，什么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因此他后来日益感到茫然，感到悲观失望。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从社会问题剧创作阶段进入象征主义戏剧创作阶段的。
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的象征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始终是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一般地说，象征主义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和综合性，其内容往往不具体，需要解释，有的还因模糊不清而难于解释，有的也可作多种解释。易卜生的象征主义大体上也是如此。这都是我们必须注意研究的问题。不难看出，《野鸭》是一部富于现实生活内容的戏剧，被富商威利打伤了的野鸭则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小动物，那么野鸭究竟象征谁呢？剧本的主人公雅尔马、他的妻子基纳、女儿海特维格以及他的父亲老艾克达尔，都是深受威利之害的人，野鸭可以说是所有这些人的象征物。按照剧本主题的要求，野鸭主要是象征雅尔马的。
《野鸭》的主题是揭示生活理想与庸俗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雅尔马是个庸俗之徒，培尔·金特的后代，威利的儿子格瑞格斯是个理想主义者，布朗德式的人物。作为社会改革家，格瑞格斯力图将雅尔马从庸俗生活的泥潭中挽救出来，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种矛盾冲突，主要是格瑞格斯与雅尔马之间的矛盾冲突，结果不仅挽救不了雅尔马，反而导致海特维格的死亡，这不能不使格瑞格斯感到消极失望，不知如何是好。格瑞格斯的这种情绪，也是易卜生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人民公敌》中就已经有所反映。
这是一个五幕剧，其中第一幕反映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生活；后四幕反映的则是一个市民家庭的现实生活。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排斥的世界，易卜生着重描写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第一幕在全剧中只占有插曲地位。这种结构形式在社会问题剧中是见不到的。威利颇似《社会支柱》中的博尼克；但是威利的罪恶行为还不像这个资本家的罪恶行为那样得到充分暴露。在第一幕里面，威利正在为格瑞格斯回家举行酒会，招待几位爵爷，看上去这些客人还不及主人那么神气，这反映了巴黎公社后挪威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也表明为什么过去威利和老艾克达尔合伙经营非法生意失败后老艾克达尔被投入监狱并落到身败名裂和一贫如洗的下场而威利却能继续经商并发财致富的根本原因。在第一幕里面，威利的戏不多，以后只露过一次面就从舞台上消失了。他过去的一些罪恶行为基本上是通过他和格瑞格斯的争论叙述出来的，古希腊戏剧家创造的倒叙法在这里又被易卜生加以巧妙地运用了。
有的评论家指出，易卜生的象征主义具有象征主义最完美的品格和最丰富的内涵，完全符合剧中人物和生活环境的要求。这些特点首先就表现在雅尔马身上。他就像那只野鸭，受了伤，飞不起来，时间一长，就完全忘掉了海阔天空的翱翔，只能休息在污泥浊水的角落里，过着暗淡无光的可悲生活。在威利举行的宴会上，雅尔马也被邀请来了；他不是威利的客人，而是格瑞格斯的客人。在威利的心目中，雅尔马是个不吉利的人，令人厌恶；在那些爵爷们眼里，他也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就在这些人面前，易卜生便开始揭露他的可耻面目了。正当贵人们带着轻蔑口吻和他交谈时，老艾克达尔很不凑巧地从他们当中走过，于是一个爵爷问雅尔马是否认识这个老人，原来口口声声自夸他如何孝敬父亲的庸人，竟回答说他不认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羞于认自己的生身父亲更可耻的事情呢？评论家们都说易卜生是一位温和的讽刺家；难道像这样揭露一个人的恶劣品质还能说挖苦得不够厉害吗？在往后的种种描绘中，易卜生还将更多地利用雅尔马自己的具体行为揭露他的堕落灵魂呢？
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格瑞格斯却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心要将他从庸俗堕落的生活泥潭中挽救出来。格瑞格斯不是剧本的主要人物；他挽救雅尔马的行动却推动着剧情向前发展，直到全剧告终。他们一个要进行挽救，一个不接受挽救，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从第二幕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一幕里面，有基纳和海特维格记日用帐的情节，那些黄油、熏腊肠、火腿和啤酒等，都是雅尔马喜欢吃喝的东西。像这样对于日常生活的精细描绘，是自然主义的艺术特色。在这一家人当中，基纳是最讲究实际的人，她不仅从思想上迎合丈夫的需要，更能尽量满足他的物质要求，使他终于一步也不能离开她一手为他辛辛苦苦地营造的安乐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格瑞格斯来到他们的家，要求雅尔马改变他的生活现状，重新作人。雅尔马本是个自我满足的庸人，也没有接受不同意见的思想准备，因此完全听不进格瑞格斯的一切忠告，并反过来提醒这位忠告者，他的生活使命就是荣宗耀祖，安慰他的父亲，陪他在家里的阁楼上装饰的树林里进行狩猎活动，枪杀那些鸡兔一类的小动物以自娱，同时经营他的照像业务，在照像术上完成他的创造发明。格瑞格斯批评他将像那只被打伤了的野鸭，已经沉入水底不能出来；他却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他绝对不是那种没有出息的人。
格瑞格斯挽救雅尔马的行动不仅被他拒绝，同时也遭到威利和瑞凌大夫的反对。当然，这两人反对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威利是担心格瑞格斯将他过去欺骗陷害雅尔马一家人的罪恶勾当暴露出来；瑞凌大夫则担心格瑞格斯的行动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不幸后果。在瑞凌大夫看来，雅尔马已经是个病入膏盲的庸俗之人，与其对他进行无益的挽救活动，到不如让他自欺欺人地虚度一生为好。瑞凌大夫从不批评雅尔马的谎言和幻想，反而随时随地培养他的幻想和撒谎的本领。他们在第三幕有以下的一段对话：……
瑞凌 一个人戴上假头发也能在社会上混。艾克达尔，归根结底，你是个有
福气的人。你有崇高的使命需要努力——
雅尔马 我是努力啊。
瑞凌 你还有这么一位好太太，趿拉着毡鞋，静悄悄地走来走去，身子晃晃
悠悠，把你的日子安排得那么舒适熨贴。
雅尔马 一点都不错，基纳，（向她点点头）你是我生命路途上的一个好伴侣。……
瑞凌 艾克达尔，你还有海特维格这么个好孩子！
雅尔马 （伤感）是啊，这孩子！这孩子比什么都珍贵！海特维格，过来（摸摸她的头发）明天是什么日子？
……
雅尔马 我一想起明天的事不成个局面，只是阁楼里有一场小热闹，心里就难受。
瑞凌 海特维格，别忙，你等到那个惊人的发明出现以后就好了！
雅尔马 真是！到那时候你瞧吧！海特维格，我一定要把你将来的日子安排得稳稳当当。我要让你一辈子过舒服日子。……（潘家洵译，以下译文同）
看来瑞凌大夫用谎言对付谎言用幻想对付幻想的办法很凑效；但是这又激起了格瑞格斯的义愤，说他“不喜欢呼吸泥塘的霉气”，于是瑞凌大夫又反唇相讥，批评格瑞格斯患了“很厉害的正直病”。就这样，他们这两位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家和犬儒主义的社会道德家之间便展开了一场争夺庸人的斗争。为了挽救雅尔马，格瑞格斯向他揭露了基纳婚前被威利糟蹋过的问题，要求他们夫妻之间以诚相待，确立起真正的婚姻关系；但是瑞凌大夫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婚姻关系，格瑞格斯揭露基纳的问题首先就会导致海特维格的灾难，决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瑞凌大夫不幸而言中。当雅尔马得知基纳的这件往事，马上就动了感情，恶狠狠地表示不愿意看到海特维格，他一定要离开他的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基纳和海特维格因为他要出走急得彻夜不眠，他却在瑞凌大夫房间里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仍然对雅尔马抱有幻想的格瑞格斯还以为他经过这段生活会有一次精神上的振奋，事实上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瑞凌大夫对格瑞格斯说，雅尔马曾经受过他的两个性情乖戾神经不正常的姑妈的影响，他们都把他看作是很有出息的青年，他的父亲和一些同学也都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至于格瑞格斯，他首先患有一种剧毒的道德狂热症，其次是英雄崇拜的狂热症，最后，他还想在雅尔马身上索取生活理想，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
瑞凌大夫和格瑞格斯对待雅尔马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他们彼此都没有横眉竖眼地大吵大嚷，而是冷静地讨论问题，各抒己见，作出自己的结论。这也是易卜生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特征。
雅尔马对任何人都只会撒谎，毫无真实的感情。海特维格在他威吓之下自杀身死以后，他又好像动了感情，要求瑞凌大夫让她活过来，那怕多活一分钟也好，以便他能够告诉她，他是多么说不出地爱她。这话听起来真感动人，也确实感动了格瑞格斯，他以为海特维格没有白死，雅尔马的悲哀解放了他的性格中的高贵品质。格瑞格斯的完全脱离实际的看法，又一次遭到瑞凌大夫的批评。瑞凌大夫对于雅尔马这种装腔作势的态度嗤之以鼻，并强调指出，到不了一年，小海特维格就只能变成雅尔马演说时的一个漂亮题目，他会沉浸在赞美自己，怜惜自己和感伤的糖水蜜汁之中。这些话终于动摇了格瑞格斯对雅尔马的信念，他不得不对瑞凌大夫说：“假使你的看法对，我的看法不对，那么，人在世界上活着就没有意思了。”关于这个问题，瑞凌大夫又作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只要我们有法子甩掉那批成天向我们穷人催索‘理想的要求’的讨债鬼，日子还是很可能过下去。”这是瑞凌大夫对于格瑞格斯的“理想的要求”的最后否定。
格瑞格斯的理想与布朗德的理想一样，是非常抽象的；但是他们都反对资产阶级的庸俗，堕落生活，要求人们不受这种生活的毒害布朗德追求理想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死也要死在那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决不与山脚下的那些庸俗堕落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们为伍。易卜生特别憎恨撒谎的行为，认为谎言是一大罪恶，而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对此必须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这种情况从《布朗德》开始就有强烈的反映。在四大社会问题剧当中，到处都充满了谎言，有的人能够和它决裂，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也曾让娜拉从谎言中觉悟过来，然后在出走以前对她的丈夫的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展开了一场严肃而冷静的批判斗争，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结局，它曾经有力地冲击过资本主义社会。《野鸭》最后也有一场小小的说理争辩，不过这不是在基纳与雅尔马之间进行，而是发生在格瑞格斯与瑞凌大夫之间。格瑞格斯在追求个人理想和反对谎言的斗争中，本来就缺乏布朗德的那种彻底性和坚定性，现在在事实面前，他又不能不怀疑他的斗争行为的正确性了。这是一个消极的结局。
评论家们指出，《野鸭》的结局说明易卜生在作自我否定。的确，易卜生已不是早年的易卜生了。他的社会改革家格瑞格斯在对待夫妻关系和家庭问题上也有类似林丹太太（《玩偶之家》）的地方。他揭露基纳与雅尔马的婚姻问题，并不想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而是像林丹太太要求于娜拉的那样，要求基纳和雅尔马不要互相基欺骗，而要坦诚相见，推心置腹。在这一方面，林丹太太也是代表易卜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她对于娜拉的思想转变有着积极的影响。雅尔马的思想已经霉烂透顶，格瑞格斯的“理想的要求”对他不可能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只会造成别人的不幸。格瑞格斯对海特维格的自杀负有责任。
海特维格之死是《野鸭》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事件。古希腊悲剧所反映的情况：前人造孽，后人承受苦难，在易卜生笔下出现了。在这个剧本里面，既没有杀人流血的场面，也不存在神鬼魔怪一类的东西，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双受了伤的野鸭。如果说，象征主义往往和神秘主义有联系，那么野鸭也多少给人带来一点神秘感。有的评论家说，野鸭好像《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和《麦克白斯》中的女巫，其意义和作用从人物行动背后体现出来。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在《野鸭》里面，海特维格是最珍爱野鸭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最像野鸭的。她从那里来？那里真正是她的家？她是易卜生塑造的一个最可怜而可爱的少女形象。她生性敏捷而机警，充满爱心，富于儿童心理和女儿的天性，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很不幸，她生长在像雅尔马这样的家庭，永远也享受不到真正的天伦之乐。她是那样爱雅尔马，那样尊重他，把他看作是上帝，然而最后她还是在他的威吓下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正当易卜生进入象征主义戏剧创作阶段的时候，欧洲的自然主义也处在大发展时期，易卜生也多少接受了它的影响。自然主义所强调表现的生理遗传问题就不只一次地在他的剧本中得到反映。早在《群鬼》里面，阿尔文上尉的儿子欧士华已是生理遗传的受害者，现在海特维格的眼睛又快要瞎了，这是从威利那里遗传下来的毛病。威利让老艾克达尔为他抄写文件以维持生活，帮助雅尔马开设照像馆，经常给他们送礼物来，这都是为了偿还他所欠下的血债，主要是为了照顾海特维格的生活。事实上，这笔血债是永远还不清的，而他最后送给海特维格的生日礼物，还成了雅尔马逼得她自杀的导火线。事情就是这么蹊跷！
威利是个罪孽深重的资本家。易卜生着重揭露和批判的却不是他，而是雅尔马，这说明易卜生特别不能容忍雅尔马的问题。《野鸭》从头到尾都在无情地鞭挞他，嘲弄他，其中也显示了易卜生的幽默和讽刺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易卜生对于雅尔马也作了种种心理和反常心理的描绘，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他的性格特征。在那些爵爷面前，雅尔马自惭形秽，局促不安，深怀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在他的家人面前，他又自命不凡，唯我独尊，表现出狂妄自大的心理。在格瑞格斯揭露了他的婚姻问题以后，他对于基纳的怀疑心理，特别是对于海特维格的仇恨心理等等，都有着突出的表现。这种心理和反常心理的描绘，也是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后来的心理自然主义或心理现实主义都有直接影响。
易卜生对于老艾克达尔和格瑞格斯都作了这类心理描绘。老艾克达尔出狱后，穷途潦倒，没有工作，只能依靠威利的施舍过日子。他深深感到，昔日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想在商业上重振旗鼓是不可能的。至于像过去那样在大森林里进行狩猎活动，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往事不堪回首，老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从想象中再经历一下这种令人兴奋的狩猎活动，以满足一点心理上的要求，他便在家里虚构一座小小的树林，养一群小动物，以供狩猎之用。同样，老人曾经当过中尉军官，现在这个职务没有了，军服再也穿不出去，那么怎么才能显示一下昔日的军人风采和荣耀呢？于是他就不时在家里悄悄地穿上军装，摆摆姿势以自得其乐。这都表现出老艾克达尔的反常心理或幻想，也是一幅幅顾影自怜的讽刺画。
格瑞格斯也是个充满幻想的人。易卜生把他和雅尔马作了对比的描绘，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雅尔马幻想着他是英雄。格瑞格斯不顾一切地前来挽救他，有心理负担的原因。由于威利作恶多端，格瑞格斯感到良心的谴责，他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雅尔马。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对雅尔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真是个英雄。有评论家把这种幻想看作是病态心理。正是因为有这种心理，格瑞格斯才将一个总想不劳而获的庸人看成英雄，而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劳而无功的英雄崇拜者，最后又从幻想陷入痛苦的失望之中。
加强心理和反常心理的描绘，从《野鸭》开始，在易卜生所有的象征主义戏剧，是一种普遍现象。与社会问题剧相比较，《野鸭》的个人心理描绘加强了，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减少了；故事情节复杂了，矛盾冲突削弱了；戏剧艺术性加强了，宣教的成分减少了；消极的因素增加了，积极的因素减少了。这一切说明，易卜生老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抱有消极失望的思想情绪。
从1849年起，易卜生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完成了二十多部戏剧。在最后的一个剧本《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问世时，他已身逾古稀了。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诗人和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始终是和他的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于世界各国的戏剧艺术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剧作迄今仍在世界各国保持着舞台生命，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在这些剧本当中，《野鸭》一直占有显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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