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企业家满意度——以广西柳州为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满意度论文,企业家论文,广西柳州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3年所做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中表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身心健康问题不容忽视。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自己身心健康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占10.9％和2.6％，满意程度的平均值为3.55，相当于百分制71.1分，一些与工作有关的慢性疾病在企业经营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企业经营者的情绪健康也值得关注，87.4％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与工作压力相关的一系列生理与心理症状在不少企业经营者的身上出现(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显然，工作环境直接影响到了企业家满意度①。但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却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企业家满意度的确与企业家的工作环境有关。健康是企业家重要的人力资本，而心理健康则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企业家的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是显著相关的(潘慧，2007)，势必关系到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家满意度更高？
近年来，关于主观满意度的研究正在受到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的研究对象都是一般群众，本文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家满意度决定因素的第一篇论文，在包括了通常的满意度决定因素之后，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企业家的工作环境对企业家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中所考虑的外部环境是政府干预的变化，我们证实了政府干预所造成的企业负担越来越重会减少企业家的满意度，但负担越来越轻却不显著影响企业家满意度，这与心理经济学里的“损失规避”理论是一致的。本文同时还发现，除了教育和年龄以外，企业家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等个人特征并不显著影响满意度，这些发现均与研究一般群众的满意度决定因素所得到的发现形成了对比。这说明，对于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满意度的决定有一些特殊性，对其心理健康的关注也必须有不同的侧重点。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经济学文献出发对主观幸福感研究进行了评论，通过与已有研究的对比进一步指出了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是本文所用的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快乐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知道了什么
效用概念是经济学的基础，但效用是难以度量的，因而使很多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了难辨真伪的有关效用函数的假设之上。随着“快乐经济学”的兴起，主观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被认为是效用的代理变量，从而为检验有关效用函数的假定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一方面，Frey和Stutzer(2002)及Kahneman和Krueger(2006)做出了较新的综述论文，对“快乐经济学”研究给经济学理论带来的推动，以及快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那么，经济学家通过对快乐的研究知道了什么？鉴于国内对于快乐经济学的研究还介绍不够，我们简单地对相关研究作一个梳理。
(一)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为什么重要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边沁、斯密等将人类追求幸福的主观动机解释为人类行为的根源，即最大化幸福。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情感的权衡来测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由强度(intensity)、持续时间(duration)、确定程度(certainty or uncertainty)、切近程度(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增殖性(fecundity)、纯度(purity)、扩展范围(extent)7个因素决定，为了能够精确度量特定行为对个人及社会所产生的苦乐趋势，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步骤。边沁的努力激发了人们对幸福进行实证研究的兴趣，但是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的度量而忽视了对质的度量，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随着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马歇尔以后的主流经济学中，主观感受逐渐被可以观测的选择和蕴涵其中的“效用”所代替，并发展成为福利经济学。
旧福利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他们很快就将注意力投向了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诸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方面。效用(utility)取代了幸福(happiness)，成为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后来，序数效用又取代了基数效用。旧福利经济学以基数效用论和效用的人际比较为前提。而新福利经济学理论把效用重新定义为仅是代表序数偏好的符号，认为“个人的选择是客观的，也是可以观测的，在人具有理性的条件下，效用只取决于实在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他在可以选择B的情况下选择了A，那么可以推断对此人而言，A的效用大于B(显示偏好)”。这种关于效用的“现代”观点受到的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把偏好与效用的基数性质抽象掉，对于构建经济学理论而言是可行的。例如，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中，只用序数偏好就能导出需求函数。
当代经济学开始重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Easterlin(1974)的文章“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人们的快乐”，但在当时鲜有追随者。直到1997年的一次研讨会，主观幸福感的衡量和影响因素才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Ng,1996)。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大量文献置疑能从可观测的行为中推断出效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n就指出，导致贫困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不是消费者不愿意进行某种选择，传统经济学过于关注通过选择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忽视了人们进行选择的能力(Sen,1995,1997)。在一篇名为《回到边沁：对经验效用的探讨》文章中，Kahneman等人(1997)定义了两类效用：经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和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经验效用就是古典的边沁意义上的效用，即快乐和痛苦，它是推动我们应当做什么、实际做什么的根源，这种效用由于传统上无法度量，逐渐被决策和选择中蕴涵的“决策效用”所取代。而决策效用易于观察，但包含的信息有限。Kahneman指出，尽管经验效用被决策效用所取代具有很强的意义，但也导致了很大的缺陷，最重要的缺陷之一是效用最大化假设被视为不用也无法证明的假设，而随着实验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经验效用已经可以通过实验方法加以衡量。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又回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位置。
主观幸福的研究开启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另一途径。首先，主观幸福是比决策效用大得多的概念，它还包含了经验效用，同时，对许多人而言幸福是终极目标，人们想要的许多事物，如工作安全感、地位、权利，特别是收入，并非是想要它们本身，而是为了使自己更快乐。其次，主观幸福的概念允许经济学家直接测度福利和效用，这为验证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人们对效用函数的理解。
(二)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性”是个严重的问题吗
幸福经济学认为，每个人关于幸福有自己的标准，可以通过调查直接询问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往往因为其“主观性”而受到置疑，因为经济学的传统方法是直接观察人们“怎么做”，而不是“怎么想”或者“怎么说”。以显示偏好为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认为，通过发问并不能了解人们的真实意图，只有通过人们在市场中的实际选择行为才能发现他们的真实信息。然而，幸福经济学认为，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下(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显示出来的(可以观测的)行为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它充其量只是人们在所有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做出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提供的个人福利信息是有限的，相反，人们根据环境和与他人的比较，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来评价幸福感，是对自身福利的最好判断。
这种明示偏好的方法也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事实上，已经出现大量对人们的真实意思同口头表达是否一致的实验和经验研究，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评价，他们发现，尽管有些因素的确会影响人们的回答，比如问题的顺序、发问的方式、问题的语气等，但是只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周密的计量分析，误差可以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调查的数据还是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解释力的。
此外，在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调查者事先并没有给出幸福的确切定义，而是将这个定义让渡给了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自己来确定幸福的标准和幸福感。因此这种调查虽然仍具有主观性，但结果却是客观的，并不涉及“幸福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涉及调查者预设的价值判断，所以，不应该认为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只是一种主观的和规范的(normative)研究。
(三)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知道了什么②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大量研究幸福感(满意度)的决定因素，这些实证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人类行为和效用函数的知识。
经济学家认为，较高的收入可以给人们带来较高程度的满足感，然而，实证结果却并非总是这样。经济学家通常在3个层面上研究收入对幸福的影响。(1)特定时点上收入高的人是否比收入低的人幸福？大量关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这一个层面上。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Easterlin(1995,2001)对美国数据的研究，Di Tella,MacCulloch和Oswald(2001)对欧盟数据的研究以及Frey和Stutzer(2000)对瑞典的研究都发现，平均而言，富裕的人们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无论是简单回归还是控制大量其他因素的多元回归，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统计显著(通常高度显著)的。在这个意义上，“钱可以购买幸福”。Graham和Pettinato(2001,2002)发现，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2)动态地在一段时间内来看，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能增加幸福感吗？许多学者(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0; Diener and Oishi,2000; Kenny,1999; Lane,1998; Easterlin,1995)都发现一个有趣的关系：如果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人均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平均幸福感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高收入也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幸福，所有人绝对收入的增长并不能增加每个人的幸福。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由于Easterlin(1974,1995,2001)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除了在德国、意大利等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伴随着平均幸福感的小幅增加，在大部分其他西方国家，幸福感并不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相对收入，人们总是习惯于和其他人比较，人们之间的攀比会降低快乐感。这可以用适应性水平理论(Adaptation Level Theory)来解释(Michalos,1991; Inglehart,1990)，按照该理论，幸福是由预期和实现程度之间的差距决定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预期也会上升，愿望曲线发生了变化，当人们适应了新的收入后，快乐感会逐渐回归。(3)富国的人们比穷国的人们更幸福吗？一些研究证明，平均而言，富国的人们比穷国的人们要幸福(Diener,Marissa Diener and Carol Diener,1995; Inglehart,1990)。但是，这个结论价值有限，因为这种正向效应可能是由其他因素而非仅仅收入引起的，如更高收入的国家意味着更民主，国民平均更健康等。此外，这一结果并不稳健，因为没有控制国别特征如文化等的差异，收入和幸福感因果关系的方向也没有确定。总之，国别之间的幸福感差异可能通过其他因素来解释更好③。
个人特征(包括人种、性别、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家庭、健康、年龄等多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有影响。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Graham和Felton(2005)发现，平均而言，白人比黑人、女性比男性、社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地位低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感到更加幸福。Marmot(2004)发现，健康对于快乐具有积极影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互助、合作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相关行为人的表现。Frey和Stutzer(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失业和幸福感存在负向关系，这是大多数研究的共识。Di Tella,MacCulloch和Oswald(2001)发现，在控制了收入、教育等大量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后，失业者比有工作者的幸福感低很多。Clark和Oswald(1994)总结道，“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超过其他包括离婚等的任何个体因素”。失业除了通过降低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外，在很大程度上，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归因于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Feather，1990)。
通货膨胀对幸福感同样有负面影响。Di Tella等(2001)发现，如果失业率上升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必须下降8.5个百分点才能使人们幸福感维持不变。这说明，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大于通货膨胀。原因可能在于失业影响的是少数人，而通货膨胀影响的是社会中所有人，传统的痛苦指数(misery index)赋予它们相同的权重，也就是说，对于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人同等地对待，这样做就低估了失业者受到的损害。
社会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非常重要。Alesina等(2001)的研究发现，在欧洲，更大的收入差距显著地降低快乐感，但在美国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他们认为，收入差距之所以影响快乐感，主要是因为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社会流动性较低，因此，主要是穷人和“左派”对收入差距表现出更大的不满。
近几年来，开始有学者用中国的数据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Knight和Gunatilaka(2007)通过2002年在全国城镇和农村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感觉非常满意的农村居民的比例是城镇居民此项比例的两倍多。在对感觉不幸福的原因的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原因。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而健康问题和个人面对的生活问题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Song和Appleton(2006)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2002年度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调查数据(即CHIPS， 2002)，通过对中国12个省71个城市中随机抽取的6976个城镇居民的数据发现，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收入的增长比相对收入的差距更显著地影响城镇居民的满意度，此外，社会地位显著地影响城镇居民的满意度。罗楚亮(2006)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预期的实现程度、对未来收入变化趋势的预期及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外的研究，还是运用中国数据所做的研究，目前有关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基本上都只关注了普通群众。相比之下，本文首次将研究对象缩小到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并且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企业家面临的工作环境上。工作环境是影响工作幸福感的重要指标，进而可能会影响主观幸福感。Gimbel,Lehrman和Strosberg(2002)发现，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自评满意度成正相关。企业家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于企业家担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企业家与普通群体的工作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常常要直接面对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及其造成的负担，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将集中于企业负担的变化对企业家满意度的影响。之所以缩小研究对象的范围，除了满意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心理健康对企业家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外，还因为不同群体的快乐感决定因素有可能不同，值得研究者给予关注。对此，我们将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加以讨论。
三、数据和模型
(一)调查数据的基本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2006年在广西柳州市展开的企业调查。柳州下辖六县四区，此次调研主要集中在4个城区和柳江、鹿寨、柳城3个县。在被调研的县区中，4个城区分别发放了250份问卷，3个县的问卷发放情况是：鹿寨县20份，柳江县20份，柳城县10份，各县区总共发放问卷1050份。县与城区发放数量不一样，主要是根据企业数量比例原则。调查结束后，全部共回收1017份问卷，去除空白问卷后剩余问卷共831份。在问卷中我们收集了有关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和一些家庭背景信息，也收集了相应企业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的样本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设置了一个直接针对企业家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您目前生活总体情况满意程度如何？”要求回答者在“不满意，有点不满意，无所谓，有点满意，很满意”5个答案中做出选择。这实际上是一个对于满意度的五级测度，分别被赋予1～5的数值。这一满意度的测量方式与其他主观幸福感调查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④。
(二)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征
图1给出了本文使用样本中企业家主观幸福感分布的总体状况。在作为有效样本的694位⑤企业家中，选择“很满意”和“有点满意”的人数最多，分别为317位和248位，各占有效样本的45.8％和35.7％；另一方面，选择“不满意”的企业家比例最低，仅占样本的3.3％，而78位企业家选择了“有点不满意”，占回答者的11.2％。选择中位值“无所谓”的企业家也比较少，只有28位。如果我们把满意度划为两级——那些“很满意”和“有点满意”的为一级，那些不那么满意的(包括“无所谓”、“有点不满意”和“不满意”)为一级，总体来说，大约4/5的回答者对生活是较满意的。
企业家满意度水平与普通居民相比如何？Song和Appleton(2006)采用了2002年度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调查数据(即CHIPS，2002)，其中1.03％的居民回答“非常满意”，38.89％“比较满意”，42.1％“一般”，11.55％“不满意”，3.31％“很不满意”，另有3.12％没有作答。
可以粗略地看到，非常有趣的是，城镇居民大样本中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与我们样本中企业家选择满意度最低两组的比例几乎一样。“比较满意”的比例非常类似，差别主要在于“非常满意”人群和“一般”人群。企业家中选择“非常满意”的最为普遍，为45.8％，而普通居民仅有1.03％。而城镇普通居民回答“一般”的最为普遍，为42.1％，比例远高于企业家选择“无所谓”的比例4％。如果考虑到企业家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均好于普通居民，企业家中选择“非常满意”的比例远远超过普通居民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关键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描述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基于数据讨论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与企业家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企业负担变化、收入、教育程度、年龄等。
1.企业负担变化
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仍然是企业负担的重要来源。有数据表明，2004年，政府各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收费和罚款收入高达9367亿元。企业负担的1/3，特别是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税外收费和罚款(周天勇，2007)。虽然在“放权让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已经从许多经济活动中退出，但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到现在为止做得也不是很彻底。至今，中国还未能出台一套专门的法律来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履行方式，使得对政府的监督只能依据一些分散的相关法规来进行。政府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地方在于它拥有政治权力，如果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加以规范，它就可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
此外，中国的财政体制中创造出一种供给体制，即经费自筹制度。机构经费自筹制度就是设立某一部门或机构，但是财政没有足够的预算，不给经费，只给收费的政策，整个部门或机构可以通过向行政执法管理的对象收费来供养自己。这类机构包括工商、质检、城管等等。编制经费自筹就是国家权利、行政和司法机构中，一些职员没有列入财政拨款的公务员系列，其工资和办公经费等自筹解决。这类经费自筹编制的职员，大量地存在于公安、交通、卫生等许多部门。由于行政、执法和司法部分职能市场化，公共权利商业化，社会利益部门化，这些部门和单位在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上，往往巧立名目、尽最大可能地去收费和罚款。
除去不合理收费，合理的税费对于大型企业来说问题不是很突出，但对于中小企业却是沉重的负荷。绝大部分的收费，大小企业一视同仁，都是按相同比例收取。同时，目前中国的税负主要由企业来承担，而在美国，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2/3以上。美国企业只收取28％的企业所得税，而中国的企业则要上缴33％的所得税⑥。另外，中国企业还要缴流转环节的税收，如销售或进口货物需要交17％的增值税，这些税种在很多国家都是没有的。
在中国，企业常常需要与就业、税务、工商等政府部门打交道，为了使得企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企业还常常投入一些公关费用来搞好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由此造成的企业负担，也无形中给企业家带来了压力。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企业与工商部门平均每月打交道次数为0～1次的有81.05％，平均每月打1.5～5次交道的占17.60％，平均每月打5次以上交道的占1.35％。企业与税务部门平均每月打0～1次交道的占到60.09％，平均每月打1.5～5次交道的占36.96％，平均每月打5次以上交道的占2.95％。调查还发现，企业平均每月接待来访政府工作人员0～1次的占58.55％，平均每月接待1.5～5次的占36.22％，平均每月接待5次以上的占5.23％。在问及企业用于政府的公关费用对企业造成的负担时，8.77％的被调查者认为用于政府的公关费用对企业造成的负担很沉重，13.16％的被调查者认为偏重，但还可以承受，34.06％的被调查者认为一般，26.46％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小，还有17.55％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当问及用于政府的公关费用对企业造成的负担的变化时，21.47％的被调查者认为“负担越来越重”，58.86％的被调查者认为“负担没有变化”，19.67％的被调查者认为“负担越来越轻”。由此可见，由政府干预给企业造成的负担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政府干预给企业造成的负担与企业家的满意度之间有何关系？政府干预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企业各项成本(包括时间和经济成本)的上升，而政府干预给企业带来的利润非常有限，因此，政府干预从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负担。这种负担的变化与企业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0～1测度指回答者选择“很满意”和“有点满意”，则取值为1，否则为0，这时每一特定人群主观幸福感实际值为幸福人群在该人群组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在0～1测度中，认为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的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比认为企业负担不变的企业家低了13.9个百分点；在5级测度中，认为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的企业家幸福感均值为3.736，也明显低于认为企业负担不变的企业家幸福感。相比之下，认为企业负担越来越轻的企业家的幸福感仅略高于认为企业负担不变的企业家。企业负担的变化对企业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将在后文中通过计量模型进行进一步实证研究。
2.收入
在对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收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可以从图3收入等分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得到验证。总体而言，收入水平较高的等分组相应的主观幸福感程度比较高，最高收入组别的平均幸福感为4.480，而最低收入组别平均幸福感仅为3.860。Easterlin(2001)对美国1994年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为0.2，并认为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后，这一相关性会减弱。在我们的数据中，用5级测度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49。
3.教育
教育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表3中可以看出，幸福感随着教育年数增加而递增，例如，教育程度低于或等于初中的企业家平均幸福感只有3.949，而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上的企业家平均主观幸福感达到4.5。采用0～1测度，这一关系更加直观。
4.年龄
年龄不同也使企业家幸福感表现出差异。46～55岁年龄段的企业家平均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而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企业家平均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在0～1测度中，这两个年龄段的差异达到了5.6个百分点。
(四)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中将主观幸福感以5级的方式测度，5表示“非常满意”，1表示“不满意”。这意味着数字从小到大依次表示幸福感增强，但这只是序数意义上的，例如，我们不能说，4和2之间的差距是2和1之间差距的两倍。所以，我们的计量模型采取了用于有序离散被解释变量的Ordered Probit模型，可以由一个满足经典线形模型假定的潜变量模型推出。
如果将(1)式对应于我们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模型，那么下标i表示第i个企业家，y表示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方程左边P(
=s)的表示第i个企业家回答主观幸福感为s的概率。方程右边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变量x[，ni]，我们主要采取了两组，第一组是已有文献中控制的重要变量，包括：(1)企业家的收入；(2)年龄和年龄平方；(3)性别哑变量，以男性为1，女性为0；(4)教育，用受教育年限这一连续变量表示；(5)婚姻状况，如果企业家离异或丧偶，则哑变量为1，否则为0⑦；(6)户籍哑变量，以城镇户籍为1，农村户籍为0⑧。另一组是工作环境变量。我们在以上经典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了政府对企业造成负担的趋势，来重点考察外部环境变化对于企业家幸福感的影响。我们以“负担不变”为基准，分别定义了“负担变得越来越重”和“越来越轻”两个哑变量。之所以考察负担变化而非负担本身，是因为Kahneman的前景理论(1979)发现，相比于结果的绝对数值而言，人们通常对结果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的偏离程度更敏感。这种侧重于变化而非绝对水平的倾向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外界条件的绝对水平而言，人们对外界条件的变化更敏感。
四、实证结果
表6给出了我们对样本用Ordered Probit方法回归所得到的计量结果，由于变量的缺失，实际进入计量分析的样本量为451。但是，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系数β，而是P(y=s｜x)。由于
为了更好地解释模型，在做完Ordered Probit回归后，我们计算出给定某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概率⑨。这对于从数值上来说明特定解释变量的重要性是非常有用的。在做这种预测时，其他解释变量取均值。
结合表6和表7，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
(1)如果政府对企业造成的负担越来越重，企业家可能更不满意。在表7中，那些认为政府干预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的企业家预计有15.8％的可能性不满意或有点不满意，而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负担没有变化的企业家不满意或有点不满意的可能性是9.8％，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负担变得越来越轻的企业家则预计仅有7.6％的可能性不满意或有点不满意。有趣的是，在表6中，负担变得越来越重这一变量是显著的，负担变得越来越轻这一变量却不显著。这一发现可以用损失厌恶来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ahneman的前景理论(1979)认为，人们对损失的痛恨程度往往大于同样的收益所能带来的喜悦程度。换言之，一笔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等值的收益带来的快乐，这种损失和收益对人心理的不对称影响就是所谓的“损失规避”。Tversky和Kahneman(1992)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常需要两倍于损失的收益才能弥补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有趣的是，在表6中，尽管“负担越来越轻”这一变量并不显著，但它的系数却大约就为“负担越来越重”的系数的1/2。
(2)收入高的企业家更可能幸福，这与经典文献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模型中最为显著的自变量。如果其他解释变量取均值，收入翻倍的话，预计能将企业家幸福(包括“有点满意”和“满意”)的概率从86.5％提高到88.4％。
(3)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更可能幸福，这与其他文献的发现也是一致的。良好的教育能使人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对正确幸福观的形成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让人们理解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如何有效处理工作和闲暇、生活的关系。在表7中，其他变量取均值，预计受过16年教育的企业家幸福(包括“有点满意”和“满意”)的概率是88.3％，而受过6年教育的企业家幸福的概率是80.1％。
(4)计量结果显示，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和年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年龄和年龄平方都显著并且符号相反，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的概率会增加，但是当到达一定年龄以后幸福的概率会下降。本文之前有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趋势，然而，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Diener,Suh等人(1999)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有升高的趋势，或者至少会保持稳定。Blanch flower和Oswald(2000)指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他们对英国和美国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得出，年轻人和老年人似乎比中年人更快乐，主观幸福感和年龄之间是U型关系，转折点在40岁。与这些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发现年龄与企业家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然而，年龄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人口学变量，它可能还包括了较多的人们成长和价值观形成时期的重要信息，而且我们的样本针对的是企业家群体。有研究者将企业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个阶段，年轻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大多处在企业的初创期，这个阶段的企业会面临许多问题，如企业人员少，规模小，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资金，市场占有率小，市场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等，同时这个年龄段的企业家大多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当理想和现实差距过大时会出现严重的失落感，因此年轻企业家满意度较低。中年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大多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长期表现为产品逐渐得到市场认可，销售规模快速增加，企业可依赖其创新产品或技术在市场上立足生存，基本自食其力，当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销售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企业利润比较稳定，初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时，企业就进入了成熟期，当企业处在这两个阶段时，面临的问题最少，企业家的满意度最高。我们的访谈发现，在过了中年期以后，企业家开始面对各种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接班人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都是降低其满意度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中年企业家事业处于巅峰，财富、声誉等各方面达到了人生的黄金期，所以更容易感到满足。
(5)企业家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户籍性质都不显著。离异或丧偶的确更可能不幸福(系数是负的)，但它是不显著的。此外，户籍性质对于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不重要⑩。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人们通常会先验地认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应当低于城镇居民。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城镇户口“铁饭碗”逐渐打破，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居民的特权已经不是影响普通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汝信等(2006)对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得出“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的论断。Knight,Gunatilaka(2007)与罗楚亮的研究都发现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与这些研究相比，在企业家的幸福感决定因素中，户籍因素并不重要，这或许是因为户籍因素对企业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影响并不大。
在本文中，我们对幸福感的度量采用的是自评满意度，鉴于企业家心理健康和满意度有着正的相关性，而且心理健康的度量可以基于心理健康量表得到更为客观的指标，因此，我们也尝试了将焦虑和抑郁两种心理健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本文模型的稳健性。比较结果发现，大多数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没有发生变化，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变化。在健康经济学里，自评健康被认为是实际健康指标的很好的代理变量(Van Doorslaer and Jones,2003)。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的确也发现心理健康指标和主观满意度指标是显著高度相关的，如果用心理健康测评指标来作为被解释变量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也主要是部分变量的显著性。这种显著性变化是因为数据样本量较小的问题，还是因为在指标选取上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指标相互替代性较小，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家满意度的决定因素。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政府干预与企业家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如果政府干预造成企业负担越来越重，企业家更可能不满意，但如果企业负担越来越轻却不显著影响企业家满意度。这一发现是与心理经济学中的“损失规避”理论一致的。本文还发现，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增加企业家满意度，年龄与企业家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而企业家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户籍性质都不显著影响企业家满意度。
虽然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是来自于在广西柳州市展开的企业调查，被调查者是广西柳州的企业家，但由于调查的企业经济类型覆盖了国有、集体、私营、联营、有限责任、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规模也覆盖了从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到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因此具有代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担负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任，如何提高企业家的生活幸福感，改善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水平，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我们的研究表明，除了收入、教育和年龄这3个因素之外，企业家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并不显著影响其满意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说明，改善企业和企业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减少政府干预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应该成为提高企业家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此外，通过发展经济，推动企业成长，提高企业家收入也是提高企业家满意度的有效政策。但是，收入的作用不应被夸大，因为研究发现，收入的持续提高并不会带来快乐的持续增长。与收入相比，提高企业家的教育水平似乎更为重要。最后，政府和社会似乎更应该去关心中年以后的企业家，通过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其面临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来提高企业家的满意度。离开了身心健康的企业家，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都将变得更为困难。
作者感谢陈钊、方学梅、许海波、唐正东和广西柳州商会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上的专用术语，用于个体评价已经历的各种影响。通常，在文献里快乐、幸福感、满意度是同义可替换的。
②此部分更详尽的评论参见Frey和Stutzer(2002)。
③又如，欧盟2007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整体而言，欧盟国家的人民相当快乐。86％的受访者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及日常环境表示满意。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抑郁得多，世界卫生组织对14个国家进行研究后公布的另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居世界各国之首。引自新华网的相关报道。
④Eurobarometer Surveys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4级测度，其问题是"On the whole,are you very satisfied,fairly satisfied,not very satisfied,or not at all satisfied with life you lead?".
⑤部分问卷对幸福感这一问题没有作答或是无效回答，被作为无效样本去除了。
⑥这种情况在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后有所改变。
⑦我们曾以已婚为参照组，结果发现未婚、离异、丧偶均不显著。
⑧由于样本中所有企业家都处于就业状态，所以解释变量中没有加入失业。而户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控制变量。
⑨在STATA中可以用Prediet,Prvalue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
⑩我们曾将户籍区分为本地城镇户口、外地城镇户口、本地农村户口和外地农村户口，结果仍然是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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