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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5-0040-05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软实力内在地包含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向新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回顾和总结这一历程，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握发展大局，落实以人为本，推进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做法
（一）稳妥为重与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是和整个20世纪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救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历史长链中环环相扣的关节点，制定正确的意识形态策略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8年12月1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起点，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纠正“左”的错误路线的思想影响，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日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在2000年的高州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进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并恢复了党的七大关于党是“两个先锋队”的提法。近几年，我们党在主流文化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基本要点主要有：第一，提出和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学说的正本清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主体论”的具体体现。第二，提出和确立科学发展观新理念。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不仅充分重视发展不当的问题，更关注发展不足的问题，标本兼治，立足长远。第三，提出和确立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和谐理念既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合理表达，不仅包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也包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充分展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突出亮点，这必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有效推进产生积极影响。
（二）允许争论与明确立场
改革开放30年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争论有过多次，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问题、精神污染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争论，近年来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和指导思想提法方面的争论，等等。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争论和正确的引导，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逐步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认识，从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信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曾经存在“穷革命，富变修”的奇怪思想，把富裕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人们不敢言富，更不敢致富，甚至把一些正当的致富行为和路径都当作资本主义。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共同富裕，彻底否定和抛弃了“穷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观念。
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p.373)在此基础上，我们才逐步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终于彻底抛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
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改革的总体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路径、党的指导思想的稳定性等问题都引起学术界、理论界的讨论。面对这一系列的争论和问题，我们党一方面包容差异，尊重多样，允许学术界、理论界发表意见和看法，另一方面，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注重方向和目标上的正确引导。我们党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提出“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2](p.10)
（三）规范倡导与体系构建
思想道德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道德生活、价值观念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规范倡导与体系构建的过程。
“五爱”。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五爱”作了新的规定：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这既是对建国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科学概括与经验总结，反映了我国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现阶段评价与判断公民道德行为的具体准绳。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德行如何，最终的评价标准就落在“五爱”上。
“公民道德二十字”。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它以人的生存、尊严、全面发展问题为价值尺度，明确提出了新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二十个字的基本道德准则，涵盖了个人与社会、国家及他人的关系，既包括了传统美德、革命道德的内容，又弘扬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特色，易为大家理解和接受。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此作了进一步强调。
“八荣八耻”。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根据新时期我国道德建设的现状，进一步强调一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特别“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3]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了完整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党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提炼和概括的结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
二、意识形态建设的两条主要经验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此后，虽然在具体行文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略有不同的提法，但总的价值取向没有改变，它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
经过30年的探索和思考，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结论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p.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2](pp.11-12)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来自对社会观念和价值的有效反映，不断把形成社会共识的观念和价值吸收到意识形态体系中，避免其僵化，增强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30年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党正是通过不断提出新的概念、理念、理论来充实意识形态内容，提高其反映实践的敏锐度，增强时代感。2000年以来，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明确了其内涵和基本内容。与此同时，通过发现和解答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多种宣传形式，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性；探索充分利用以网络为载体的舆论表达工具，把握新的舆论空间。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力度加强，一些重要媒体和理论杂志的话题讨论更加深入。在管理上讲究方法艺术，不轻易划分派别，不轻易扣“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甚至对比较尖锐的政治性争论、重大理论分歧以及改革进程的反思等，都比较理性地控制在学术层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只有和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为此，我们党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阐明了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的“五条要求”。此前，江泽民还在北戴河和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两次谈话中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四个方面“同样重要”，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目标。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2005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的作用，勉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开展重大问题研讨，适时推出一批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帮助干部群众澄清错误认识，引导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组织编写年度《理论热点面对面》，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有针对性地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从学科和教材建设入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宣传落到实处。全国已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9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346个，同时还在本学科领域建立了25个博士后流动站。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总体规划》(2004-2012)，逐步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4]
三、当前和今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党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内容、基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等一系列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并作出比较科学的概括。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塑造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氛围，寻求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途径，持之以恒地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获得最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老一代人更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所采取的举措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有什么承续关系；在改革开放中社会地位相对下降、获益较少或者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比较关注的是，现在提出的这些价值目标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年青一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比较关注就业、收入、生活等实际问题，对于社会理想的关切程度不多，其中，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影响的少数人根本不关心社会理想及其价值目标。这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认同各种具体的价值目标，但是并不关心这种具体的价值目标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凡此种种，都对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带来新的问题。为此，首先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价值目标的宣传落实工作与一般社会主义学说适当区分。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要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还需假以时日，不宜匆匆忙忙地将这些问题推到公众之中。在具体的宣传工作方面，价值观教育的关键还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落到实处，切实解决诸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权利保障等社会经济问题。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突出了“以人为本”、“公平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并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十一五”期间发展规划的建议，更加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制定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确定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等等重要政策。同时明确了进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要“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并且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制度和体制上的实现提上了议事日程，容易使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二）下大力气促进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良性互动
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需要旺盛健康的精神生产的支持，需要与生产紧密相连的消费群体。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中“消费与生产”的理论来把握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关系，切实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立促进文化整体和谐发展的战略。
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时尚文化”等，主要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而所谓“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合理价值，主要在于通过专业化不断向新领域、深层次、高境界的探索和创新，应视为精神文化生产（原创、创新、提高）形式。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一方面，要让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发展需要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以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让文化生产成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文化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使优秀文化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导向，帮助大众文化不断提升到新境界。这就是说，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实现大众消费型（含次生产和再生产型）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着眼于高层次文化的发展，实现生产型（原创型、创新型、提高型）文化体制的健全完善，造就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积极互动、雅文化引导俗文化不断上升、和谐发展的良性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也表现为人民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大量精神需求的释放和精神消费能力的急剧增长。在这种形势下，精神生产领域的落后和不足成为精神文化发展的主要瓶颈，这是当前最大的“文化不和谐”现象。在精神生产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高雅文化不够高雅，精英文化难出精品，主流文化缺少魅力”等现象，这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从计划体制时期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是基本原因。计划体制下的精神生产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型，即内容高度政治化，精神产品的原创或首创权力高度集中于“上面”，形式着重于从上向下推广、普及、教育和灌输。事实上，这种体制主要是精神再生产或次生产的体制，并不符合全面的精神生产、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的精神生产规律。这是因为，精神生产的本性在于面向生活实践的探索、开拓、升华和创新，是整个社会自主创新的共同事业，局限于单一的宣传教育型体制显然难以充分调动和依靠精神生产队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造就精神生产领域的自主创新机制。宣传教育型的精神生产方式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导向与群众、口号与生活之间彼此脱节的不良后果。长此下去，不仅会使精神生产难以适应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会使精神生产能力趋于萎缩，造成未来文化的落后。
因此，目前亟须推进精神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从制度和体制上促进、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走向新的繁荣，造就“思想库、智囊团”型的精神生产队伍，形成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精神服务的文化体系，为创建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提供富有生命力、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丰富成果；研究怎样从制度和体制上实现并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精品成果与社会需要和大众的文化生活密切结合，使它们相互转化的渠道通畅起来，从而取得可控的良好效果；研究怎样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的有机整合，保护好、发展好体现民族精神的优良文化遗产，使它们成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化优势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因素；等等。总之，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机制，精神生产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应当有更具操作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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