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年中论文,试论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4－0066－08
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中国革命胜利到朝鲜战争爆发是中苏走向结盟阶段；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二十大召开是中苏“蜜月”合作阶段；从苏共二十大到赫鲁晓夫访美是中苏发生分歧阶段。从最初结盟时苏联对中国的不完全信任到后来全面友好时期的“蜜月”合作再到最后出现公开分歧，中苏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前峰后谷的特点。诚然，中苏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与分歧是影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把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放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外部因素对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美国就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本文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同行。①
第一阶段：在美苏对抗的同时，通过所谓的“灵活”政策影响中国，阻止中苏结盟
尽管中苏两党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产生过龃龉和分歧，但中国革命胜利前，两党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国际上愈演愈烈的冷战气氛，出于共同的安全和战略需要，中苏结盟成为两党领导人共同追逐的目标。1949年6月，新中国公开宣布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苏联也逐渐放弃了国共内战以来所谓“中立”的对华政策。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结盟水到渠成。
中苏结盟不仅将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将削弱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在无法逆转中国内战结局的情况下，美国力求通过阻止中苏结盟以维持其在东亚的战略优势。1948年6月发生的“铁托事件”给试图阻止中苏结盟的美国一个重要提示，即“铁托和毛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华盛顿应该抓住时机，动摇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信心，促使中共走铁托的道路。”[1]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2]，这样才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1949年1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1号文件正式确定，“美国的当前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共变成苏联的附庸”。[2](p.15) 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25名专家、学者以及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召开了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圆桌会议，其中唯一明确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宾州大学校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E.Stassen）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出现与莫斯科分裂的迹象，并给予他们控制下的人民以个人自由，对新中国的承认将是适当的”。支持承认新中国的公众舆论也认为，“美国只有通过承认新中国才有希望影响它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把使苏联对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反之就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的怀抱”。[3] 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2](p.147)
如何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达到阻止中苏结盟的目的呢？鉴于当时美苏之间激烈的对抗，美国政府认为，“对共产党中国比对苏联所采取的姿态更充满敌意、政策更严厉，是不合适的”，[2](p.146) 美国应该通过有力的影响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为此，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后的“介入”政策逐渐转变为“脱身”政策，旨在利用政治经济手段拉拢中国，以达到“以和促变”的目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逐渐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争取中共对美国的好感。首先，在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并决定一旦《1948年援华法》剩余的几千万美元拨款到期后将放弃援蒋政策。对于国民党一直希望迅速增加军事援助的呼吁和努力，美国也没有给予回应。其次，南京解放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滞留南京，并指示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以此冷却与国民党的关系。再次，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在中国的“脱身”政策大造舆论，拒绝对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第四，扬言从台湾“脱身”。尽管美国军方一致主张应该向国民党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但国务院坚持认为公开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会破坏任何促使中苏分离的策略。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2](p.179) 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谈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御圈”时，台湾被排除在了防御圈之外。
第二，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苏产生摩擦。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共胜利以后将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公开的经济战对中国影响不大，“最明智的策略是和中共发展经济关系，集中力量设法把他们与俄国人分开”。[4] 为此，1949年3月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认为，为了“加强那些可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严重分裂的力量”，“应允许在适当的安全限制下恢复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普通经济关系”。不过，美国“应建立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仔细审查经过严格挑选的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的出口”，作为实施上述政策的先决条件。[2](p.112)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锁，中共外汇量相对有限，事实上中共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量并不大，并不足以改善中共面临的经济困难。
第三，以外交承认为杠杆，阻止中苏结盟。面对中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现实，1949年5月，美国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项条件：“a.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能维持公共秩序；b.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c.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2](p.74) 美国政府表示，在未得到中共“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将不考虑外交承认。而这些“国际义务”还包括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共自然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承认政策既违反国际惯例，又缺乏诚意，不过是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许多人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张尽快承认新中国，但美国政府内部主导性的意见仍然是不急于承认，同时强调要继续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第四，利用心理和宣传手段，离间中苏关系。1949年12月底，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一度受到苏联方面的冷遇，艾奇逊“确信斯大林会对中国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楔子，可以插进去离间他们的关系”。[4](p.178) 为此，美国向中国展开了强大的宣传和心理攻势。1950年1月2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通过“美国之音”发表了美国不准备用武力帮助蒋介石“保卫”台湾的讲话。5日，杜鲁门又发表了关于美国无意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12日，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的西太平洋军事防御圈并不包括台湾，相反“苏联正在把中国北方的省份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之成为苏联的属地”。[2](p.186) 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指示美国驻法大使向《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散布流言，谎称苏联向中国提出许多主权要求，中国方面已向苏联出卖主权，将要发表的公报事实上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些流言缺乏充分证据，“抑或是美国故意用来加剧中苏摩擦的一种策略”。[5] 中苏正式结盟以后，艾奇逊指责《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不祥之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将是“杯水车薪”，仍然寄希望于中苏摩擦的发生。[6]
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灵活”政策阻止中苏结盟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实现，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楔子战略”第一阶段“以和促变”目标的失败。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因为美国的“脱身”政策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却表现得过于僵硬。美国口头上允许对华贸易，不排除承认中共的可能性，强调要避免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美情绪，实际上却根本不愿意接受中国内战的结局，不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新中国，不愿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自然无法取信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其次，在实施“楔子战略”的过程中，美国始终不肯把中国看作一个独立的事物。在他们眼里，“中国本身并不重要，把中国从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分裂出来，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手段，这才是重要的”，[7] 因而失败的结果难以避免。再次，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共对得到西方国家承认和与西方进行贸易的兴趣。事实证明，中共并不乐于通过其他大国的承认来对抗苏联的影响，“不愿为商业利益而改变政治原则”。[2](p.129) 美国的政策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屈膝受辱的时间太长了，新中国不会乞求帝国主义的承认”，“在认真考虑和解之前，他们需要华盛顿做出慷慨的姿态”。[4](pp.177,172) 显而易见，这超出了美国政策的限度，因此只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二阶段：继续美苏对抗，通过强硬政策向中国施压，致力于分裂中苏的长远目标
中苏结盟以后，美国继续把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作为在东亚的政策目标之一，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的举动，使美国分裂中苏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美国政府认为，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西方共同的敌视态度以及对日本重新崛起的担心，可能会促使中苏双方短期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为此，美国采取了从长计议的战略步骤。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评估报告就认为，对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会有效地损伤中苏同盟；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包括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会使中共感到震惊，会损害他们的威望，并动摇他们对与苏联结盟获得好处的信心。[8] 朝鲜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从而“使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更强化了”。[4](p.183) 1953年6～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对苏政策和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方向的高官会议认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即使不受莫斯科的支配，但由于它在远东势力均衡方面占有优势，并吸引着亚洲的支持，因此对美国的利益极为不利”。美国在“继续前任所制定的对苏联的围堵政策”的同时，应继续“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这不但会对中共政权造成严重的负担，或许还会有助于中苏之间的严重分裂”。[6](p.90) 1953年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166／1号文件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付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变化”，并“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不管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破坏中苏关系”[9]。1954年台海危机导致了中美对抗的加剧，尽管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向美国公开表明了中方的和解态度，中美之间也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大使级会谈，但由于担心与中国的和解将削弱美国与盟国尤其是远东盟国的关系，靠压力打进“楔子”仍然是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主要手段。
以朝鲜战争爆发为标志，美国在继续与苏联对抗的前提下，实行了对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首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全面禁运的决议。美国商务部自1950年12月3日起对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许可证制度，日本、英国、加拿大等45个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先后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不顾其他西方国家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要求，仍然把对华贸易限制保持在较苏联、东欧国家更为严格的水平上。1954年台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在对华贸易禁运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并主张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更全面、更有效的禁运以防向中国转运物资，对不遵守对华贸易限制的国家加以惩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加以额外控制和限制。
其次，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排斥新中国参加对日媾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政治孤立。如果说，朝鲜战争爆发前，在关于承认新中国和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美国的立场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话，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立场则变得极端强硬。1951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会谈时表示：“美国决不能让中共进入联合国。”[10] 艾奇逊也表示，即使美军被打败，退出朝鲜半岛，美国也不允许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不承认新中国。[11] 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不但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要求其他国家也反对此事，并操纵联合国多次通过“搁置”、“延期”讨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即使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以后，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制订的政策限制之一是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朝鲜战争期间，为了把新中国排斥在对日媾和的大门之外，美国不顾苏联等国的反对，策划了对日单独媾和，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对日和约，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战时盟国有关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协定，而且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对日和约无视中国已经收回台湾和澎湖的客观事实，没有就它们的归属作明确规定，从而为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
再次，重新插手台湾事务，阻挠中国的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前，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台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从未公开否认过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朝鲜战争爆发后，6月27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对台湾的援助，从1950年6月至1954年6月，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高达14亿美元。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台湾被纳入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体系。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目的在于要保证台湾处于一个亲美政权的手中，以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线，增强对中国内地的威慑作用，并借此迫使中共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加大对中苏关系的压力，便于分裂中苏目标的实现。
最后，建立亚太军事体系，对中国实行军事威逼。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除了在朝鲜与中朝军队直接对抗外，还建立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包围圈。1951年8月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不仅要求菲律宾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而且将随时由美国指派在太平洋任何地区履行自己的义务。9月1日，美国签订的《美、澳、新安全条约》，确立了美国对澳、新两个国家的“保护国”地位，从而使之成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大后方。9月8日的《美日安全条约》与次年2月28日的《日美行政协定》，确认了美军在日本的合法地位，日本事实上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5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建立以及1955年11月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完成。这一体系的建立表明“美国正在独家策划用整个亚洲来遏制中国”[12]。
上述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引起中苏同盟的震荡，相反中苏同盟却变得更加巩固。在美国制造的高压面前，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和行动大大增强了苏联对中国的信任，苏联在向志愿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1954年4月，中苏一起参加了日内瓦会议。9月，赫鲁晓夫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苏联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而且还放弃了两个势力范围的要求，并向中国转交了四个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达成了从旅顺撤军的协议，中苏关系进入了空前友好的“蜜月”时期。
美国试图通过压力政策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相反却使中苏同盟更加巩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出兵朝鲜巩固了业已形成的中苏同盟。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和行动消除了斯大林的怀疑，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战争期间，苏联除积极支援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之外，对中国国内经济建设的援助也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斯大林去世以后，考虑到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威望，出于稳定国内政局的需要，苏联新领导人在巩固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纠正了前一阶段双边关系中的一些不平等行为，从而为中苏之间的平等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美国低估了中国承受外部压力的信心和决心。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高压政策一定会增加中国面临的困难，可以迫使中国疏远苏联，掉过头来亲近美国。这种自以为是的政策理念忽视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尤其是忽视了中华民族高涨的民族热情，片面地认为通过高压政策就可以迫使中国调整政策甚至做出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并没有压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反美情绪和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仅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且顺利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这一阶段美国实施的压力政策存在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矛盾。寄希望于中苏在美国的高压下分道扬镳一直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设想，不符合当时中苏关系的实际。在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靠施加压力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显然不符合常理。虽然，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人呼吁“诱导”政策会比“压力”政策更有助于中苏关系的分裂，例如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促进中苏分歧，但“诱导”政策始终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第三阶段：软化苏联，强压中国，推动中苏关系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突然间面临新的机会。1955年6月，美国一批政府内外的冷战专家云集弗吉尼亚州的魁提克（Quantico）就如何分裂中苏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的报告认为，“削弱中苏联盟最现实的办法是通过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如果中苏关系破裂，不会是由于中国人讨厌俄国人，而是俄国人讨厌中国人”。[1](pp.93,94) 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向参加会议的朱可夫表示，“假如莫斯科想缓和与华盛顿的关系，就应该做些有关中共的事。”[6](p.15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被杜勒斯认为是“苏联‘永久转向’的信号”[6](p.158)。整个1956年春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所谓的苏联“新面貌”大加赞扬。1957年底，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比苏联更具危险性，“似乎中苏同盟的瓦解，不在于北京自己纠正其依赖莫斯科的错误，而在于受到华盛顿激励的莫斯科放弃好战的亚洲伙伴”。[6](p.144)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中苏关系可能正经历不同一般的紧张状态”，“两国在相互接纳方面遇到困难”[13]，应加紧“用硬的一套威胁中共，同时用软的一套拉拢莫斯科”[6](p.188)，从而把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引向分裂。为此，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在不放弃经济冷战政策的前提下，适当松动西欧与苏联的经贸关系。5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各国在完成经济重建任务以后进入了经济增长时期。为了打开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市场，英法等国就东西方贸易问题与美国进行了多次谈判。美国先后四次同意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的禁运货单，促成了西欧与苏联贸易的增长。1955年西欧各国与苏联的贸易总额为8.61亿卢布，1960年则高达16.71亿卢布。受西欧与苏联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美苏经贸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两国的日用品贸易出现了缓慢的增长。
第二，启动与苏联的核武器禁试谈判，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国”成为核俱乐部成员。单独协商核武器禁试问题是苏联1956年以后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的一种灵活性政策，但由于法国、联邦德国等无核国家的反对，美国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1958年在中苏关系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5月9日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西方关于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的建议，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8月21日，日内瓦专家会议结束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公开邀请苏联参加核禁试和建立核查监控体系的谈判。29日，赫鲁晓夫公开接受了邀请。10月31日，美、苏、英三国关于核禁试的谈判在日内瓦开始。日内瓦谈判进展虽不顺利，但谈判的启动显然为苏联1959年6月停止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提供了借口。
第三，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离间中苏关系。赫鲁晓夫上台之初，一心追求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愿意访问美国，但都没有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1958～1959年中苏分歧的扩大和美国国内呼吁缓和美苏关系的舆论，促使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7月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访美的邀请。9月中下旬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虽“没有当场取得具体的收获”[14]，但确实在中苏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9月30日，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他自己也感觉到，在机场迎接他的中国领导人“表面上每个人都极有礼貌”，心里却充满了对苏联和他本人的“愤怒”。[14](p.466) 在10月2日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兜售“戴维营”精神的言论表示了极大的反感，赫鲁晓夫希望中国政府释放5名在华犯罪美国人的主张也遭到了拒绝，围绕中印冲突、台湾问题两国领导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美国政府认为，在赫鲁晓夫访美这一问题上，“中共明显感到不悦的一点是，美国一般是在美苏谈判之前就征求盟友的意见，而赫鲁晓夫只是在谈判之后才这么做”。[13](p.499)
第四，继续加紧对中国的遏制。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美国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尤其是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视中共为其主要而直接的敌人，把对华强硬政策推向了极端。在经济上，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在“禁运”问题上的松动立场，美国继续执行对中国更为严格的“禁运”政策。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国民党，拒绝承认新中国，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3月，杜勒斯在马尼拉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15] 6月28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时重申，“关于中国，我们从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都不对其共产党政权给予任何支持。因此，我们拒绝给予共产党政权以外交承认；我们反对其在联合国拥有席位；我们不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文化交往。这些是我们一贯的做法，也是我们现在的政策。”[16] 1958年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以后，美国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将其对台湾地区的干涉行动美其名曰“履行正当的条约义务”。在军事上，除了继续经营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以外，美国还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在台湾部署中程导弹的协定。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除了向台湾提供一般的军事援助之外，还大肆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虽然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最终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但由此导致的严重对立几乎使中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在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中美关系持续对抗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对苏中两国“软硬分施”的策略，客观上推动了中苏矛盾的激化，部分地实现了“楔子战略”的目标。从1958年春起，中苏分歧由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扩展到国家关系方面，“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是之后一系列事件的起点。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以后，苏联表面上谴责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干涉台湾的政策，但私下里对中国的单方面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导致后来苏联一系列毁约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一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为了给赫鲁晓夫访美制造气氛，苏联不惜以公开中苏分歧来取悦美国。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针对中印边界冲突，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谴责中国的声明，把中苏分歧首次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及其所渲染的“戴维营精神”使中苏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了。
［收稿日期］2008－03－05
注释：
① 关于新中国前十年美国与中苏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翟强：《论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8～1954年）》（《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美］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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