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族群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0)03-0001-20
一 引言
二十一世纪人类将逐渐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这种格局的形成必然要以各国以及各族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前提；以语言沟通和语言接触为手段。面临这样的局势，研究族群互动（往来）中的语言接触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语言接触既能反映族群之间文化交往的历史；它也是语言演变的成因之一。探索今后人类语言演变的方向将是一项超前意识的研究课题。语言学界和人类学界都关注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问题。过去的语言学论著谈的多是国外的语言接触情况。近年来，我国学者结合国内语言实际从语言关系，区域性特征，双语研究等角度论及一些语言接触问题。但由于探讨的角度不同，都未能全面，深入地研讨这一问题。而一些直接论及语言影响的论著又多为具体语言的情况，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上的概括。人类学界论述的多是族群互动中的文化接触，很少论及语言的接触情况。笔者于1997年曾以“论语言接触”为题撰文，提交给第3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结合国内语言实际从理论上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该文现已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65华诞》（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本课题在该文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对某些问题有更清晰和详尽的阐述并从族群互动角度分析了社会条件对语言接触现象的制约，语言接触中所发生的不同现象的原因等。
世界上孤立生存的族群十分罕见。再封闭的族群在它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要和其他族群发生关系，相互交往。有交往必然就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这就会发生语言接触。因此语言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既可以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不同方言之间。族群间的互动大致有三种情况：1)邻界接触；2)移民迁入；3)远距离的经济、文化交流。前两种是直接接触；后者是间接接触，多通过书面进行交流，这三种互动情况都会使语言接触发生复杂的现象。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共处的历史悠久的大国。自古至今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和语言接触。这为我们研究语言接触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总结出语言演变的方向。
社会的变迁会促使语言发生演变。历史上社会的分化和统一都曾使语言发生过分化，合并和兼并。在我国，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割据和交通不便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因而过去的语言演变多以分化或异化为主。当今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在不断地打破地域界，族群界乃至国界。生活在电脑信息时代的各族群人民友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语言接触现象也必然频繁发生。可以看出“趋同”将是今后语言演变的主要方式。然而怎样表现出“趋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后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帮助我们认清顺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语言演变方向，也能为制定和执行好语文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不同群体（注：所谓的“群体”是指具有同一语言或方言的人群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接触会出现三种后果：
1.在接触中某个群体的语言使用功能逐渐萎缩，最后为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所替换。
2.相接触的不同群体，其语言在结构上互相渗透、扩散，在相互影响下各自丰富、发展。
3.相接触的不同语言在结构上发生混合或融合，最后由于渗透的深入而产生一种质变的语言。
下面分别探讨这三种语言接触的现象，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后果的因素：
二 语言替换
语言替换是指相接触的语言（或方言）在语言使用功能方面竞争的结果。弱势群体的语言被遗忘或被放弃使用，代之以强势群体的语言。笔者不把语言替换看作一般人认为的语言融合。因为这不是语言结构上融合的结果，而是语言使用功能的衰竭。
2.1产生语言替换的因素
产生语言替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对某个群体来说，某个或某几个因素是主要的，一般来说，相接触的两个群体如果在力量上对比悬殊，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功能就会逐渐衰退，最后被强势群体的语言所取代。如果力量不相上下，则不容易发生语言替换，这里所说的“强势”，主要指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分布集中；语言使用功能强。“弱势”则相反，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居住分散；语言使用功能小，至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并不一定会造成语言替换。如：满族进关后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曾想用满语文取代汉语文作为全国通行的语言文字，但是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比满族先进，人口远远超过满族，清王朝不得不使用汉语文，到了乾隆末年，满语文开始衰落，至清代末期，绝大多数满族不会说满语，改用了汉语。现在只有黑龙江和嫩江流域几个村落的少数老年人还懂一点满语。又如：我国南北朝时期，鲜卑在中国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失败的是鲜卑语。北宋以后，契丹、女真进入中原；党项族占据西北。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将汉族置于其统治之下，但这些语言除了在汉语里留下一些借词外，最后都消失了。
畲族在唐以前生活在闽、粤、赣交界处的山区，以刀耕火种的游耕和狩猎的生产方式繁衍、生息。他们原有自己的语言，但人口不多。从唐末到宋末，由于北方战乱和饥荒诸原因，大批中原汉人陆续来到这一山区。他们人多势众，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被汉族包围的畲族人民从最初的反抗、抵制，到后来向汉族学习，与之通婚，在共同开发这片山区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畲族改用了汉语客家话，遗忘了自己的语言。
居住地区闭塞而内部小聚居的小群体，他们的语言不容易被替换，如居住在广东增城，博罗和惠东一带还有一千多的畲族没有放弃原来的苗－瑶语族的语言。因为他们小聚居地生活在偏僻的深山老林中，与外界交往少。尽管他们的语言也受到客家话的影响，但直至十几年前还未改变其原有语言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这部分畲族随着当地的开发与建设，和客家人接触频繁，他们也逐渐改用了客家话。至于那大部分早已改用客家话的畲族，在宋末明初，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畲族的镇压，畲族人民被迫从闽、粤、赣交界处往闽东、浙南迁移。为了躲避王朝军队，他们几十人成群往深山密林迁徙。到达闽东、浙南定居下来后仍是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星散在闽方言中。迁徒时他们带去了改用的客家话。如今虽然被闽方言包围，但由于他们聚族而居，各个小聚居点又能连成一片，因此内部还长期使用客家话，只是受到闽方言的一些影响。
强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如果脱离本体，在其他群体中成了少数或分散在其他群体中，这些人的原有语言也会丧失，改操当地的语言。例如：云南通海的蒙古族是元朝留在当地的元军后裔。这些元军与当地彝族，白族妇女通婚。他们的后裔已经不会说蒙古语，只会说一种彝语支的语言。
脱离某群体本体的那部分人或者移居他地的某一群体，只要他们保持一定的数量并且聚居，虽然他们被其他群体的语言包围，但他们原有的语言还会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锡伯族的故土在东北嫩江流域。锡伯语和满语有历史渊源关系。清乾隆29年(1764)平定准葛尔及大小和桌木之乱以后，在新疆伊犁建立了将军衙门。为充实兵力将5000多的锡伯官兵及其家属迁到伊犁，在那里屯田、繁衍。由于居住集中，文化和周围族群不相上下，因此语言一直保存至今。至于在东北故土的锡伯语和满语一样被汉语所取代。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骑马坝的傣语被哈尼语包围，由于这一千多傣族聚居在偏僻的山谷盆地中种植水稻，经济自供自给，很少和哈尼族结亲，多是本村寨通婚，因此他们的语言虽然音韵结构在向哈尼语靠拢，但词汇和语法都还是傣语的。
内聚力强，民族心理重，受宗教约束深的群体多不愿放弃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态度也会影响他们的语言不易被替换。如：迁徙到海内外各地的客家人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在异国他乡他们极力保持使用客家话，通过乡音彼此认同，相同帮助，凝聚力很强，因此他们虽然处在别的语言包围中（如：四川，广西的客家话被西南官话包围），但大多数还保持客家话的主要特色。又如：海南岛的回辉话也处在海南话的包围中，由于这些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受宗教清规戒律束缚，他们很少与外面世界接触，村内的青年人甚至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因此他们的语言仍属于占语系统。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属于这种类型，犹太教使他们保留下希伯来语，而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保存占卜语言和自己的风俗。
我国的阿昌族却是个思想开放的民族，他们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陇川和潞西三个县，人口只有27708人，其中分布在梁河，陇川的各有一万。不管分布在哪里的阿昌族都乐于和其他民族交往，吸收他人先进的文化，使用他们的语言，因此阿昌族普遍能兼通两、三种语言，有兼通汉语、傣语、景颇语、傈僳语的。据戴庆厦调查（注：详见戴庆夏“梁河阿昌族的语言转用”《云南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陇川、潞西的阿昌族除兼用其他语言外，还稳固地使用本族语言，而梁河的阿昌族却部分地区已完全转用汉语，部分地区正在转用汉语。其原因是：梁河的阿昌族受汉文化影响早，民族杂居，和汉族通婚，经济开发和发展比其他地区快。
此外，语言较为丰富并具有本群体文字的语言也较难被替换，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使用本语材料翻译或创造出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语词，无需使用他人的语言。
2.2对待语言替换的态度
对于母语的流失或濒临消亡有两种态度：一种人认为丧失母语是一种耻辱，大逆不道，要起来捍卫；另一种人则认为使用先进群体的语言更能表现有文化或使用更为通用的语言更有用处；甚至有人认为保留原有弱势群体的语言是落后的表现。
一般来说，任何人对于从小习得的母语都会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母语是家庭成员，宗族，群体内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文化内容，道德规范和认同传统，因而形成了语言忠诚和排他性。这种语言忠诚对于远离本群体，生活在其他群体之中的人来说尤为明显。例如，在海外的华人，只要一听到乡音就会倍感亲切。真所谓“一句乡音动真情”。一但他们在外受到其他群体的不平等相待，语言便是他们加强内聚力，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这种语言态度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虽然不能根据语言的结构是屈折型，粘着型还是分析型而把语言分为先进与落后。但是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承载的信息量有丰富与贫乏之别。因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承载信息量少的语言向丰富，发达的语言学习的自然倾向。而群体间的接触有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种。语言替换实际是自然趋同的结果。它是弱势群体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平等的环境中和开放意识的驱动下，自觉向先进于自己的群体或人口多于自己的群体学习、靠拢的举动。应该说这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举动，难于逆转。而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势造成种种不平等，强行使用某种语言，这只会使弱势群体产生逆反的心理，增强他们抗同化和自我封闭的意识。语言替换反而不易发生或延缓发生。例如：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英联邦诸国虽然强行使用英语，但英语始终只能在这些国家的官方和教育界使用。本土语文仍然在民间通行或和英语并行使用。下面再举港、台的客家话为例来说明产生这两种态度的原因：
台湾和香港的客家话现在都处在流失之中，但对于母语流失的态度各不相同。在台湾现在虽然还有150万人使用客家话，但是逐渐在向闽南话和普通话（国语）转移。第三代多不懂客家话。面对这种情况，在台湾的客家籍人士大声呼吁要保留住客家话。他们游行示威，创办《客家月刊》，民间设立客家话广播电台，出版各种客家话书籍。这些举动已取得一定的效应。台湾的客家人比操闽南话的人後到台湾，土地肥沃之处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已被闽南人占据，客家人只能生活在山区从事农业劳动。操闽南话的人其文化属于海播文化，善于经商，他们在台湾不仅人数比客家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比客家人优越。在开发客家地区时，闽南人要介入，闽、客之间发生过争执，客家人感受到了不平等，不甘处在被歧视之中，于是要通过语言来唤醒乡情，增强内聚力，争取权益和平等地位。
在香港，据香港崇正总会统计：在港的客家人约占在港人口的三分之一（有200万人）。但是使用客家话的人数在逐渐减少，区域在逐渐缩小，向粤语转移。下面列一对比数字：
年代香港总人口使用客语人数占当年人数的百分比
1961 26273601284324.8%
1971 39366301042842.7%
1991 516890982703 1.4%
香港的客家籍人士虽然也希望客家话能保留下去，但是他们承认粤语的强势，并没有像台湾客家人那样采取各种保留客家话的举动。为什么呢？
在香港的客家人情况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也处在海播文化的粤语包围之中，但是客家人也是开发香港的最早居民之一。香港的粮食和蔬菜过去要靠新界的客家人种植供应。香港的建筑业也靠客家石匠兴建。后来移居香港的客家人多从事手工业、商业。在香港的工商界，政界中客家人都有了一席之地，他们没有受歧视或不平等的感觉，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能够进入到粤语领域，在竞争中他们顺其自然地使用了更为通用的粤语。由此可见，“平等”是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转移的前提，它为语言替换提供了外部条件，而思想开放的语言态度则是语言替换的内部因素。
“多样性”在生物的进化论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它使得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得以生存，这是今天人们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的理据。人类创造出多样的文化和语言，和物种一样也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是我国一直执行语言平等政策的理据，因而有人把语言消失看作与物种灭绝一样的可怕。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中也存在自然淘汰的现象，那些不能适应客观环境的物种会不因人类的捕杀而自然死亡，历史上存在过的语言也不都是人为征服而消失的，自然淘汰往往是不因人类的主观意识而转移的。对于那些不能适应客观环境而即将消亡的语言，首先是尽量保护，其次是把这种语言及其文化详尽地记录下来，作为珍贵资料留给后人从中吸取文化精华，这才不会是人类的遗憾。
2.3语言替换的过程
语言替换是一种渐变的过程，不可能一种语言马上就丧失，直接使用另一种语言。功能大的强势语言是逐渐地把弱势语言挤出它的使用领域的，即：使用原有语言的地域，范围，场合越来越缩小；掌握原有语言的人数越来越少。语言替换必须经过语言兼用的双语阶段，它是通过双语人数的逐渐增多来实现的。双语是语言替换的必然过渡。我国少数民族换用汉语的，都经历过从民族语到民、汉双语，再到单一汉语的过程。赵志忠的《从子弟书的语言变化看清代满汉接触》一文（注：载于《语言关系和语言工作》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揭示出满语换为汉语的过程：《子弟书》是一种地道的满族曲艺形式，由贵族子弟开创。大约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兴盛于清代中、后期，一直流行到清末。《子弟书》的语言出现过“满汉合璧”（即满汉对照），“满汉兼”（即满又混合）和汉语三种形式。“满汉合璧”就是用汉语翻译满语。两种语言各按自己的语言特点押韵。这是最初的形式，如：“寻夫曲”是以汉族古老传说“孟姜女哭长城”为素材创作的。摘录几句如下：
abka buten I ici karahai sanggiyan tugi farsi farsi
目断天涯，白云片片。
fe jugun I bolori edun dekdeci fulgiyan abdaha kiyalmaha kiyalmaha
秋风古道，红叶飞飞。
ere gese gunin usacuka arbun muru ai mohon bi?
似这样断魂景况何时了？
到后来出现了“满汉兼”形式，在满语中间夹进汉语创作出来。每一行都既有满语词又有汉语词，如：
那一日，yobo（戏谑）age（阿哥）baita aku de（无事）出门去。
Udu gingen（几斤）螃蟹be udafi（买了）拿到家。那螃蟹patar
Pitir seme（跳挣）往外爬。
到了清代末期就只用汉语创作《子弟书》了。偶尔见到一些满语词是用汉字记满语语音，不用满文，如：
“跑到了蒙古钵前掀帐房”其中的“钵”读boo，满语是“家”的意思。
“机密事，触火儿前来告诉姑娘”其中的“触火儿”读cohome，满语是“特意”的意思。
从语言使用的人口情况来看，在家中一般是老年人（尤其是极少与外界接触的老年妇女）只懂本族语言；中年人通民、汉双语；青少年能听懂但不会说本族语言，有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镇中的青少年）已不懂也不会说本族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本族语言或不使用本族语言的会从青少年上升到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从局部地区到整个民族地区。
语言替换的速度与该群体的人口，居住状况，地理环境，文化水平有关。人口多的，聚居的或闭塞地区的居民，其双语人少，语言替换的速度要慢一些。散居的、人口少的、交通方便的或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其双语人较多，语言替换的速度就会快一些。从语言被替换的场合来看，最先是经济、文化领域，最后才是生活领域。如：哈尼族聚居的绿春县，过去在县城的集市贸易中以哈尼语为主，现在改用了汉语。学校和政府机关中的民族干部之间交谈，过去多使用哈尼语，现在多使用汉语。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兼通汉语的双语人数在迅速增长。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汉族商品和科技、文化的输入，再加上学校教育，尤其是通过传播媒体广播、电影、电视的耳濡目染，就连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很快学会了汉语。这些迅猛增长的双语人必会对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融合产生很大的影响。
2.4语言替换的后果
在语言替换的过程中，弱势语言会对强势语言的结构产生干扰，在替换的语言中留下原有语言的某些痕迹（即底层），从而形成强势语言的一种变体。这种干扰从双语时就已发生。上文已经提到：从某种单语到双语，再到另一种单语，其间双语阶段是语言替换的必然过渡。这时期双语人使用的第二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和第二语言的主体结构接近，但还受到原有语言牵制，干扰的过渡语或中介语（不完全的第二语言习得）。即使在原有语言消亡以后成了另一种单一语言时，原有语言的某些“阴魂”仍然不散，会在另一种语言里留下某些痕迹（底层）。由此可见“底层”是一种互动的结果，它使强势语言在替代弱势语言之后受到弱势语言干扰而形成强势语言的变体。比如，在语音方面，多按原有语言的语音系统来接受或判断另一种语言的音系。两种语言相同的音可以全部接受，但另一种语言有的而原有语言无的音，只按原有语言中相近似的音接受；原有语言有的而另一种语言没有的则完全放弃不用。因此过渡语的语音系统总会比两种语言都简单。例如：维吾尔人说汉语时，用浊塞音b，d，g代替汉语中的清塞音p，t，k。广东人所说的普通话总是带广东腔。已换用汉语的一些彝族，由于他们原来的彝语没有鼻音韵尾，他们所说的汉语也不带鼻音韵尾。“太阳照在广场上”说成“太牙照在瓜查沙”。广西有些地方的壮语没有送气塞音。他们说“便”和“片”；“狗”和“口”同音。有人曾闹出笑话：“这个药早上吃一小便（片），晚上吃一大便（片）”；“今晚我是干（看）门狗（口）”
在畲族人所改用的客家话里，原有语言的一些语音习惯带了进来：
(1)鼻音m，n，
的后面都带相同部位的塞音，相当于mb，nd，
g（苗语西部方言有mp，nt，
k）
(2)舌尖擦音s变读为θ（瑶族的布努话有θ无s）
以上两条语音现象在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中是没有的。在词汇方面原有语言的一些词也会带进另一种语言里替换该语的一些词，如：畲族人民代代口头相传下来的《高皇歌》，唱的是客家话，但其中掺合了一些原有语言的词：
盘古开天到如今 当初出朝真苦愁
世上人何（有）几样心掌（住）在石洞高山头
何（有）人心好照直讲有巢皇帝农（跟）人讲
何（有）人心歹会骗人教人起寮（房）造门楼
其中的“何”读xo“有”之意；“掌”读tsong“住”之意；“农”读nong“跟”之意；“寮”读lau“屋”之意。
在语法方面，原有语言的一些语法习惯也会带进另一种语言中，如：傣语中的“给”字使用很广，其中“施予”这个意项扩展作介词用。有不少及物动词的后面必须加“给”才能和宾语组合。他们说汉语时常常用傣语的习惯套用：“你去说给他”（你去告诉她）；“你打给他”（你打他）；“你唱给他”（你去和他对唱）；“你笑给他”（你去取笑他）。当地汉族也有人说这种格式。南方的汉语方言保留下一些百越语的底层，粤语把“你先去”说成“你去先”；把“客人”说成“人客”；把“公鸡”说成“鸡公”。这些都是百越语言修饰和限制成分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后所留下的遗迹。甘肃南部是历史上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古代氐羌民族东进和南下入川的重要通道，在现今甘谷咀头的汉语中留下了藏缅语的底层，极有可能这是留居在当地的古氐羌人所说的一种汉话或者是汉语受到藏缅语言的影响而留下的痕迹。在咀头汉话的动词中有自动和使动的形式区别；人称代词的单，复数用改变元音来区别。这些都是藏缅语言的语法特征（注：详见何天真、王天佐“甘谷咀头话里的藏缅语底层”《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例如：
由此可见被替换的语言对换用的语言的干扰是形成方言的途径之一。
三 语言影响
在不同群体的接触中，某一群体语言的结构特征或成分会向另一种语言扩散或渗透，这种扩散或渗透既可能使被渗透的语言得到丰富、发展，也有可能由于从表层到深层的渗透而形成一种质变语言或语言融合体。关键看接触双方的力量，语言使用功能的大小，语言的差别程度和语言保守情况。接触双方的力量如果在该地区相差不悬殊（指经济、文化、人口），或者弱的一方居住较为封闭，语言保守势力较强，或者两种语言差别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接触的结果只是吸收对方的一些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谁也不战胜谁，各自分别发展。我们把这种浅层渗透称作语言影响。如果接触双方的力量一强一弱；或者弱的一方比较开放；或者两种语言比较接近，则渗透的时间长久了，深入了就容易形成一种混合语或语言融合体。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语言融合或语言混合。本节先论述语言浅层次的影响。深层次的渗透留待下节“语言混合和融合”讨论：
3.1语言影响的双向性
在两个群体的接触过程中，双方的语言结构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吸收对方的语言成分。不过语言影响有大有少，渗透有深有浅。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大，渗透深。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影响微弱，但不能说没有影响。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大而受民族语言的影响就小，但还是有影响。自古至今，汉语是在吸收了南北方诸少数民族的语言成分而发展起来的。现今的汉语普通话中就借用了维吾尔语的“冬不拉”；藏语的“哈达”；蒙古语的“那达慕”；傣语的“摩雅”。和少数民族杂居的汉族，他们吸收少数民族的语言成分会更多。例如，青海汉语吸收了藏语的“曲拉”（奶渣）；蒙古语的“牙伍”（走）；“毛勒”（马）。句法也受到蒙古等语言的影响：比较句的词序和蒙古、土族、撒拉等语言完全一致，说成“你的个子把他的不到”（他的个子比你高）；“我你哈高着”（我比你高）；“党的恩情山哈高着哩”（党的恩情比山高）（注：详见贾晞儒的“从青海汉语的几个方言词看语言间的接触影响”，载于《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
3.2语言借用和表层影响
“借用”这个词容易被误解，语言借用听起来好像是从输出语言中借用一些语素，到一定时间便要归还，实际上只是吸收或引进并不归还。语言发生接触后，某种语言使用或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实际上就是受到影响，而对输出或贷方语言来说，它是在向借入语言扩散，渗透，施加影响。有人把战败语言对战胜语言的干扰也看作是一种渗透，因为“借用”和“底层”都是一个体系渗入到另一个体系的成分。但“底层”成分是战败语言带进战胜语言中的，多是难于改变的语言习惯，属于深层成分。然而这些“底层”成分并未影响战胜语言的主体结构，“借用”成分的渗入是从浅层开始的，因此表层成分居多，深层成分很少。
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一种语言会受到多种语言的影响。例如，维吾尔语曾受到古代龟兹语（属印欧语系），阿拉伯语、梵文、汉语等影响。景颇语除受到汉语影响外，还受到傣语和国外缅语的影响。此外，有些语言受到某种语言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起桥梁的作用。例如，解放前佤族多向傣语借用词语，这些借入的词语其中有一些是傣语借自古汉语的。如：
过去达斡尔语是通过满语受到汉语影响的。达斡尔向满语借用语词，其中有些是满语借自汉语（注：引自丁石庆的“达斡尔语早期汉语借词的特点”《汉语与少数民族语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1990。）。
语言影响是有层次的，结构上的渗透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下面具体论述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表层影响：
1 语音影响 语音影响是通过词的吸收以及双语程度加深来实现的。当借用某个词时，起先总是拒绝外来的，本族语中没有的语音，只有在借词大量增多，兼用第二语言的人数也增多并且操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加深以后语音才会受影响。语音的表层影响主要表现为个别音位的吸收或减少原有的个别音位，或者合并原有的音位。例如，西双版纳傣语中没有t
，t
h，
，
这四个音位。但是云南武定县所所卡寨的傣语因受汉语影响在语音系统中增加了这四个音位（本族固有词也出现这四个音位）。古傣语中e和ε；o和
是对立的。德宏傣语因受当地汉语的影响，已将e和ε；o和
合并。
2 词汇影响 词的吸收是由于需要而借入的。通常多是吸收对方有而本语没有的词，不过接触频繁，长久以后也有放弃本语词，使用对方词的。如：侗泰语族语言原有一套自己的数词，由于和汉族经济交往频繁，放弃了本族的数词，采用汉语的一套数词，只保留下自己的一、二十、百、千几个数词。黎族因为很早就迁徙到海南岛，和汉族交往较疏远，至今还使用一套自己的数词。如果替换本语中的基本词数量不多，则这种影响属于表层影响。
较为保守的语言（或方言），或者词汇丰富的语言在吸收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时，习惯采用意译法或者新创。较为开放的语言（或方言）或者词汇贫乏的语言多直接借音。比如：西双版纳的傣语比较保守，词语比其他方言丰富，许多从汉语吸收进来的新事物，新概念多采用意译法，而德宏傣语方言受到汉语的影响较深，直接借汉语语音的词比较多。如：
佤语借用了一套傣语的数词和固有词并用。在组合数词词组时，两者有一定的分工。十位数的数词词组从十一到二十九用固有词组成；从三十到九十九用借傣语的数词组成；百位数用固有词组成；千位和万位用借傣语的数词组成。（注：详见周植志，颜其香《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惠东畲语也吸收了一套汉语的数词。个位数使用本族词；十位数以上用借汉语的数词；计月，日也用借汉语的数词。（注：详见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借词的语音具有时代层次性。根据它的语音形式可以分析出是什么时代借入的，这些语音形式能够反映族群接触和迁徙的历史。比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中都有古汉语借词和新汉语借词，两者在语音形式上有明显的区别。傣语中的古汉语借词和傣语词的语音形式完全一致，保留下古汉语的一些语音形式，而新借词的调类和傣语的不吻合，是根据当地汉语的调值找傣语中相近的调值借入的。如：阴平调入傣语的第6调（阳去）“收”33∶33；阳平调入傣语的第4调（阳上）“播”22∶11；上声调入傣语的第2调（阳平）“广”53∶51；去声入傣语的第5调（阴去）“电”24∶35。古汉语借词多是傣族先民于上古时期还在岭南的时候向汉语吸收的，后来傣族迁徙到了云南，和汉人接触疏远，直到明、清以后大批汉人也来到云南，傣语才通过西南官话又吸收了一些汉语词。
3.语法影响 语法是比较稳固的，不易受到影响。语法结构的渗透要比词汇，语音少得多。词汇仅仅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一种语言借入再多的外来词而没有根本改变其语法，则这种语言的原有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日本语和朝鲜语都借用了许多汉语词。但日本语还是日本语；朝鲜语还是朝鲜语。如果一种语言的主要语法特征受到渗透，则用这种渗透后的语法规则把词汇组装起来的语言将是一种在起质变的语言。个别语序或语法范畴受到影响则只是表层影响。例如：客家话把“土地”说成“地土”；把“喜欢（爱好）”说成“欢喜”；把“母鸡”说成“鸡麻”；把“客人”说成“人客”。这些都是受到百越语言把修饰成份或限制成份放在中心词后面的影响。但只是少数词这么说，其余仍遵循汉语的语序。
汉语在“五四”运动以来，通过翻译增加了一些“欧式句子”。句子中有很长的修饰语。这在古代作品中是没有的。傣语在翻译汉文的政治，时事文件中也增加了长句。如：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语言影响一般以口语接触为基础。在少数情况下通过书面语或者文字也会对口语产生影响。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笃信小乘佛教。由于佛教的传播，傣族引进了印度古老的文字——巴利文，作为自己的文字。通过翻译佛经和频繁的宗教活动，傣语的语音中发展了一些复辅音sn，sl，sm，phj，phr等。词汇中吸收了相当一批巴利语、梵语词。有些已具有了构词的能力：xwa:m[2]（思想，意识）xwa:m[2]ka[1]la[2]（社会性）；xwa:m[2]xun[1]na[1]（仁爱）；xwa:m[2]k
t[8]（思想）；ka:n[1]（事，事业，工作）ka:n[1]kam[2]（案件）；ka:n[1]ka[4]xa:i[1]（商业）；ka:n[1]pa[5]mai[4]（林业）；lot[8]（汽车）lot[8] nip[8]（坦克）；lot[8]p
m[2]（挂车）；
四 语言混合和融合
4.1 语言混合和混合语
广义上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成份和结构混杂在一个语言里都视为混合。这种意义上的混合有几种情况：
(1)以一种语言为基础，吸收其他语言的成份和本语成份混合。这种混合多用在与本族人的交际之中。上文论述的语言借用，表层影响属于这种混合。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干扰，在强势语言中留下弱势语言的痕迹也属于这种类型的混合，只不过它以战胜语言为基础和战败语言的少量成份相混合。这两种情况的混合都没有改变原有语言的主要结构和基本特征，因此不能看作是真正的混合语。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在它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会吸收其他语言的一些成份来丰富自己。
(2)在语言接触中，由于影响的双向性使得双方的语言中都有了对方的一些语言成份。这些相互吸收的成份很容易成为大家共识的东西。也就是说，接触双方在通晓了对方一些词语和结构的情况下，彼此交际时尽量使用对方的语言成份从而达到共识。往往是甲以掌握不好的乙语，乙以掌握不好的甲语相互交流。两者所说的话都既有甲语成份，也有乙语成份。这就是一种双语混杂的讲话方式，也是一种不完善的中介语，被称作半语讲话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混杂语。在新疆的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就使用这种混杂语言。一般来说，吸收对方的语言成份多是本语中所没有的，而吸收进来以后是用在与本族群的交际中。但是在和其他族群交往时，本语言的一些成份常常不使用，而是尽量使用已掌握的对方的语言成份，使其听懂。比如：汉语中有“玉米粥”；“洋葱”；“蔓青”；“麻烦”；“坟墓”等词。新疆的汉族在和维吾尔族交谈时并不是用汉语词，直接使用已掌握的维语词：
“喝点儿吾玛什（玉米粥）吗？”；
“吾玛什（玉米粥）放不放马古（蔓青）？”；
“买皮牙子（洋葱）吗？”；
“这事恰塔克（麻烦，故障）了。”；
“我快要去马扎（坟墓）了”（我快要死了）（注：引自喻捷的“突厥语对新疆汉语的影响”《中国民族语言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新疆的维吾尔族则使用他们掌握不好的汉语和汉族交谈。他们用“主—宾—谓”格式说汉语的“主—谓—宾”句式。如：
“好好摸索一下经验”说成“好好的经验摸索一下”；
“有羊羔肉就吃羊羔肉”说成“羊羔肉有嘛，羊羔肉吃”
维语的句子只允许出现一个动词，对汉语的兼语式，连动句子都按维语改装：
“我看到那儿有两个同学”说成“我看了嘛，来了两个同学有”；
“昨天我到一个地方去作客”说成“昨天我到一个请客的地方去了”（注：引自徐思益的“纵论语言接触和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使用汉语情况的调查”《语言的接触和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汉族在新疆的人数比突厥民族少。他们要在那里生存，必须学习维吾尔语，而突厥民族要和经济，文化都先进于自己的汉族交往，也需要学习汉语。由于维，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彼此差别比较大，一下子不容易学好。他们彼此交际时是各自以母语的语音，语法为基础，夹杂进对方的一些词汇成分的。在频繁的交际中他们共同改造了一些汉语词或维语词。有的词义被引申；或按维语形式重叠；或按汉语形式重叠或者加词缀。这些共同改造的词都容易被双方理解，能够充当维、汉共同的信息媒体，具有了生命力。例如：按汉语形式重叠或加后缀的：
“煤，突拉突拉，对不对？”（煤，多多地，对不对？）。“突拉”是维语词thola“多”之意，按汉语形式重叠成“突拉突啦”（多多地）。
“有些人以权谋私，捞牌档子”（有些人以权谋私，捞取利益）。“牌档”是维语词phada“利益”之意，按汉语加后缀“子”。这种用法还有很多。按维语形式重叠的：
“又是企业法，又是破产法，艾来拜来都出来了”。“拜来”是维语词“絮叨，喋喋不休”之意；“艾来”是按维语形式前加的附加成分。“艾来拜来”表示“很多”。
“糊里马堂搞了一下”（糊里糊涂做了一下）。“糊里马堂”是由汉语“糊里糊涂”的前半部分和维语的malimatha
（乱糟糟）的后半部分组合而成，表示“胡乱地”（注：引自蔡崇尧的“维吾尔族说汉驭手汉语方言影响的情况”《语言的接触和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以上列举的维、汉词都被两族人民共同使用。
上述这种混杂的语言只是接触双方为满足临时性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多在贸易交流中出现，还未成为某一群体的母语，因此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混合语，只是一种混合语的萌芽，姑且称之为“混杂语”。这种语言的词语和语法都尚不固定，视说话人通晓对方语言的程度而定。最初可能说话人还需加上手势比划，在语境的帮助下达到彼此理解，或者借助于迂回曲折的说法指称事物。如把“母鸡”说成“鸡蛋的妈妈”；非洲有的语言把“胡子说成了“脸上的草”(grass belong face)；“口渴”说成“肚里直发烧”(him belly alla time burn)。一旦交际内容扩大或加深，这种混杂语就不够使用，交际就会发生障碍。人们把这种以母语为基础夹杂进未掌握好的外语成分和外族人交流的语言称作“洋泾浜语”。“洋泾浜”原是旧上海分隔华界和租界的一条小河（今延安东路一带）。那一带是外商，华商以及人力车夫聚集的地方。华人和外商打交道时常使用夹杂着上海话的蹩脚英语，被称作“洋泾浜英语”。例如：“好久不见”说成：
long time no see。“来”是“康姆”；“去”是“谷”；“是”是“也司”；“一元”是“温大拉”；“太多”是“吐麦区”。
后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这种混杂语都叫做“洋泾浜语”或“皮钦语”（这是根据上海人发英语business的讹音）。也有人摹仿外国人所说的汉语。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中常出现中国人对日本军官说“八路的，大大的有”；“我的，农民的干活”。在新疆，也有汉族有意仿效维吾尔，哈萨克族所说的汉话和他们交谈，以此融洽气氛，增加理解。
藏族中的藏、汉双语人在彼此交谈时也习惯在说藏语时穿插进汉语词，形成一种“杂语”。这样的“杂语”是以藏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为基础和汉语一些成份相混合的。如：
（注：引自邓卫群，叶雪贞的“西藏的藏汉双语现象”《民族语文论丛》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所发行1984。）
汉族人在懂点英语的人之间也常将一些英语词夹进汉语中。如：
这事ok了吗？；他去参加party了；再见，bye，bye；今天有一个show；
去打taxi吧；你baby真可爱；你真好，I love you。
在双语人中使用这种混杂成分，认为更能确切表达意思。
当洋泾浜语的词汇得到扩展，混合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得到固定并成为某一群体的母语，洋泾浜语才成了真正的混合语。国外把它称作“克里奥语”。国内的“克里奥语”详见下文“五几种质变语言的剖析”。这里介绍一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混合语：托克·庇森语（注：引自简·爱切生（英，Jean.Aitchison），徐家祯译《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语文出版社1997。）。这是当地土著语言和未说好的英语相混合而成。
托克·庇森语 英语
mi go I go 我去
mi lukim yu
I see you我看见你
papa bilong mimy father我的父亲
haus bilong mipelaour house我们的房子
这种语言也混杂有土著的词语：kai kai（肉类，波利尼西亚语源）；susu（牛奶，马来语）；mipela（我们，土著说法，即：我与不在场的人）。一开始这种“洋泾浜语”只是在与外来的操英语的陌生人进行交流时的一种辅助语言。后来由于人口流动情况增加，城镇的重要性越来越提高，这种语言就成了不同种族人通婚以后生的孩子所学习的第一语言。估计已有一万人将它作为第一语言。从语言结构方面来看，把托克·庇森语当作第二语言或辅助语言时，说话速度慢，当作第一语言之后，说话的速度显著加快，词汇缩短，尾音会省略。老一代人发出bilong时，以托克·庇森语为母语的人说成"blo"。"mi save go long lotu"说成"mi sa go lo lotu"。在词语方面，大量拖沓的词组被较短的新词代替。特别从英语中引进科技、政治、医学方面的术语。托克·庇森语就是这样从“洋泾浜语”演变成了羽毛丰满的并被人当作母语的混合语言——克里奥语。
(3)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结构的深层渗透也会产生一种既非甲，也非乙的混合语或语言融合体。前面所述的第(1)种混合情况是甲语吸收乙语成分使甲语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丰富发展。这第(3)种混合情况则是乙语的结构渗入到甲语的深层使甲语失去原有的主要特征，经过质变后形成另一种独立体系。语言混合或融合是因深层被渗透造成结构的蜕变。语言渗透有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中止或减弱。处在这个阶段的混合语就很难将它进行系属归类。因为系属归类的目的是探索历史来源，但混合语已混进其他语言的主要特征代替原有的特征，这就很难全面恢复历史面貌。所保留的原始成分只能说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和某些语言有过发生学上的关系，但后来的发展脱离了原始语群的变化轨迹。两种语言的成分在该语言中只是有先有后，但其分量或特征在语言中几乎是均等的，很难根据一面的特征将其定位。不能凭仅存的少量原始语成分将它归入原始语系。另一方面，它又还没有完全被其他语言所改造，也难于归入到渗透的语言所属的语系中。如果渗透继续深入和加强，使得甲语的成分越来越少，最终会成为甲语乙化（一种乙语的变体），到这时才可能将它归入乙语。例如：浙江泰顺，苍南一带的“蛮话”原是闽东方言，如今成了闽吴的混合方言，现在在不断地吴语化。
4.2语言融合和深层渗透
语言融合是指语言结构的“化合”，是由一种语言在结构上向另一种语言扩散、渗透，由表层到深层，使该语言从量变到质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系统的过程。语言影响和语言融合也有差别。前者只是量上的表层变化，后者是质上的深层变化。下面分别论述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深层影响：
语音 语音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为音韵结构和音变规律的趋同。音韵结构和音变规律一般是不容易受到影响的，只有渗透深入了才有可能发生变化。在一个地区内，即使是属于不同系属或不同类型的语言，由于接触频繁，往往会形成一些地区性的区别特征。如果是音韵结构或音变规律的趋同，这就是一种深层的影响。例如：侗—泰语族语言的原始底层和南岛语有关。南岛语现在还是多音节的粘着型语言。侗—泰语言因受到汉语的影响，早已变为单音节的分析语。一些和南岛语有关系的词都变成了单音节：
水田来 眼睛 死 生的
印尼 b
na（低洼地） maYimata matayhidup
傣 na[2] ma[2]ta[1]ta:i[1] dip[7]
羌语南部方言以及海南岛的属于占语的回辉话，因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语音结构简化，产生了声调，而羌语北部方言以及越南的占语因受到汉语的影响较小，语音结构仍然复杂，至今还没有声调。
傣语一般有-m，-n，-
，-p，-t，-k六个辅音尾，云南绿春县骑马坝的傣语因受到哈尼语的影响，只保留下-
尾，其余都已脱落。音韵结构在向彝语支语言单元音韵趋同。
一般来说，各语言是按自身的语音变化规律发生变化的，但是受到其他语言的深刻影响，音变规律也会趋同。如：闽东方言普遍存在声母类化现象，闽南方言没有这个特征，但闽侯县的西台下南话完全接受了闽东方言的声母类化规律（注：引自李如龙的“闽侯县西台村的下南话”《福建双方言研究》汉学出版社1995。）。如：
词汇 语言中的基本词表示的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这类词的生命力最强，也是能产的成分。它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下来的词汇基础，最为稳固，不易受到影响。如果基本词也受到渗透，这就是深层影响，表明这种语言在发生质变。词汇的深层渗透很难和两者有亲属关系的同源词区分开来，因为老借词的语音已完全融合到民族语中，需要下番功夫订立一些原则才能识别开来，笔者对区分汉、傣之间的老借词和同源词曾设立了一些原则（详见“汉、傣同源词辨”载于《语言研究与应用》北京市语言学会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如：藏缅、侗泰、苗瑶三个语族都和汉语对应的是同源词；在基本词中某类词的体系里，多数和汉语对应的是老借词（如数词系统中大多借自汉语），少数和汉语对应的是同源词（如身体部位的词：首、肩、肺、腿、屎、尿等和汉语对应，语音形式多比较古老），借词如果具有了构词能力，也是很深入的渗透。这些能产成分所产生的新词和固有词混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新的词汇格局。
语法 语法的深层渗透是指语法的主要特征被改变。语法的借用和融合都是较难产生的现象，需要在比较稳定的双语社区内经过长期的语言接触之后才会发生。汉藏语言的形态贫乏，主要用词序和虚词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少数民族的语言如果在词序和虚词这两方面和汉语趋同，就是深层的语法影响。比如：藏缅语的语法特征是：使用“主－宾－谓”的语序；动词在句末；量词没有或很少。有的藏缅语言依靠助词可以把谓语提前；量词也在逐渐产生，这就是深层的影响。藏缅、侗泰、苗瑶三个语族的修饰语和限制语都放在被修饰或被限制词的后面，现在这种语序在不断被冲破。傣语是保留这种语序最完整的语言，藏语也还保留形容词，数词，代词作定语时放在中心词后面的语序。如：花黄（黄花）；人三那（那三人）；椅别的（别的椅子）。属于领有的和限制的就需要加结构助词把它提在中心词之前。如：牦牛（助）皮；你（助）书；妈妈（助）衣服。彝语和纳西语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而有些苗瑶语言则渗透得更深入。请看下表：
综观上述情况，修饰性的修饰语放在中心词后面的位置较牢固。限制性和领属性的容易被改变，如果修饰性的也改变了，就是很深的影响。
虚词的渗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用汉语虚词的语音，表达和汉语一样的语法意义；另一种是用本语材料表达和汉语一样的语法意义，即语法范畴相同，语音形式不同。这种语法意义也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应该也属于深层渗透。
五 几个质变语言的剖析
从固有体系到形成新的格局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需要经过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深入渗透才能逐渐改变其原有特质。仅是某一方面的深入渗透还不是质变的语言。如：上文提到的云南绿春县骑马坝的傣语只是语音结构向哈尼语趋同，词汇和语法都保持傣语的，而广东省惠东县的畲语虽然语法结构受到客家话的深刻影响，也吸收了一些基本词，但是在1000左右的常用词中只借了280个，语音面貌基本上是苗瑶语族的，如有颚化和唇化的声母，这在客家话里是没有的，语言学界对于语言融合能否产生新的语言或第三种语言还有人存怀疑态度。笔者认为关键是怎么理解“新”或“第三种”。所谓“新语言”或“第三种语言”绝非和相融合的原语言毫无关系，而是指它有了独立的系统。表现在两个方面：1)尽管这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是甲，乙两种语言的组合，但这样的组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有机的合成，具有规律性并已形成新的独立体系。2)这种语言已成为某一群体的母语。下面联系具体语言来看看质变语言的情况：
五色话
五色话分布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永乐乡，使用人口约有5000人，说这种话的人自称为e[55]，他们被定为壮族，但不愿和壮族认同。说五色话的人男女老幼都会说当地的一种汉语方言，俗称“土拐话”（广西平话的一种）。所谓“五色话”是他族所称，指的是这种语言混杂有多种语言的成分。本族还是称为e[55]话。e[55]在该语言已无意义，但在侗—泰语族语言是“我”之意：么佬e[2]，莫家e[2]，毛南
e[2]，傣
ε[1]（幼者对长者的自称）。几公里外的罗城县内有么佬族，邻近的村寨有壮族，但往来不多，和汉族则有通婚关系。说五色话的人来源比较复杂。黄姓人有完整的族谱，相传来自楚国的江夏郡。蒙姓是安定堂，据说是三国平南蛮时从湖北大汉口被捆绑着南下的。莫姓有来自贵州说和山东说。此外还有覃、卢、吴、毛、兰等姓。乡内的白马屯有供奉顶板瑶王的风俗，认为瑶王是当地最早的土著首领。
表示汉语的“的”字结构和汉语南方方言一样，使用“个”ko[55]。通观上面介绍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情况，可以肯定五色话是当地操侗—泰语言的土著和南下汉人融合的结果。它还没有完全演变为汉语的一个方言，但又失去了原来侗—泰语言的一些主要特征，是一种起了质变的混合语。这种具有独立性的语言，为自称为e[55]的人所使用。当地的汉族和壮族听到这种话都会感到这是有别于自己的独立语言。
白语
白语是居住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和碧江、丽江、保山、楚雄、富民、元江等地区，人口约百万的白族人民的语言。语言学家对于白语的系属问题聚讼纷纭（注：见赵韬父的《白文考》；徐嘉瑞的《民家语新诂》；李方桂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40；罗常培，傅懋勣的《语言和方言》1937《中国年鉴》；徐琳，赵衍荪的《白语简志》；赵衍荪的《白语的系属问题》载于《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郑张尚芳的“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赵韬父认为白语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徐嘉瑞因为白族被称为“民家”，认为这是：“名家”之误写，是自庄乔而后陆续入滇的中土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本地语言，是汉语和白蛮语混合之产物，当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外的名家语组；李方桂、罗常培和傅懋勣的论文则把白语列入彝语支，徐琳、赵衍荪支持这一说；郑张尚芳最近发表论文，认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恐怕与混合语本身混杂有多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有关，各自根据观察到的语言成分来判断其归属。其实混合语是很难将其归类的。郑张尚芳以他深厚的古汉语功力，在斯瓦迪什的一百核心词中找到了白、汉语对应词100个（即100%），并且还有一些常用词也构成对应。据此他认为白语是汉白语语中的一支独立语言。但我们注意到他的这些对应词有许多是太偏的古汉字。很难说是否为当时汉人常用的基本词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词。有的对应词的词义相差较远。不过他能找到那么多的联系，确实说明汉，白语关系十分密切。但是郑张先生也不得不承认白、汉语的语法有不同之处。他以此作为白语因受彝语的影响而和汉语分离的依据。然而上文已经提到，语法比词汇更难于被渗透。按常规，和汉语同属一个语族的白语其较难被渗透的语法结构应和汉语保持一致，但它却有许多和汉语不同而和彝语支语言对应。而较易渗透的词汇反而保留下古汉词，没有受到彝语支的多大影响。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现象，郑文未曾论及。在现今的白语中，既使用汉语的“主—谓—宾”和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的语序，也使用和彝语支语言相同的语序（注：引自徐，赵的上述论著。）。如：
1.使用助词no[44]可将宾语提前：
你我no[44]别骂（你别骂我）；
你我们no[44]不爱（你不爱我们）
2.表示事物，地点的宾语也在动词前：
我的早饭吃还没（我还没吃早饭）
他北京去或不（他去不去北京）
3.能愿动词在动词之后：
他老虎捉敢（他敢捉老虎）
我们水田能做（我们能种水田）
4.指示代词和数量词组在名词之后，并可省略数词；形容词修饰动词时也在动词之后：
鞋这三双（这三双鞋）； 树那六棵（那六棵树）； 牛条（一条牛）
牛群（一群牛）；做容易（容易做）； 吃好（好吃）
5.人称代词用元音屈折和声调变化来表示领属格：
我
o[21] 你no[21]他mo[21](po[21])
总观上述情况，本人认为白语是当地土著（彝族）和秦汉以后陆续进入到云南的中土汉人长期接触的结果。在接触过程中，明代以前白族人口占绝对优势，从内地进入到白族地区的汉族成员是融合到白族中。这时的语言特征以彝语为主，汉语为次。从明代起，中央王朝派大量汉军到白族地区屯田，再加上许多工匠，商人相续进入，汉族人口大量增长，一部分白族融入到汉族中。这时语言中汉语特征增多，彝语特征减少，直至失去一些主要特征。这样形成的混合结构在较早的历史阶段就已固定下来。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对白语的渗透力不断加强，白语中保留下的彝语成分越来越少。极有可能白语会演变为一种汉化的语言（带有彝语支语言底层的地区性汉语）。
五屯话
据陈乃雄介绍（注：详见陈乃雄的“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1982年第一期；“五屯话音系”《民族语文》1988年第三期；“五屯话的动词形态”《民族语文》1989年第六期。），五屯话是聚居于我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五屯上，下庄等几个村寨人所说的话，人口约有2500人。因和土族曾在一个辖区内而被统称为土族，但他们自认为是藏族。五屯人通五屯话和同仁藏语两种语言。五屯人的来历众说不一：有说是从四川迁来的汉族；也有说是从南京迁来的汉族；还有说是从民和，三川地区迁来的土族。五屯人在此定居不会晚于明万历年间。五屯话的词汇，汉语词占绝对优势。在所记录的三千个词中65%是汉语词；20%是藏语词。藏语词分布在天文、地理、身体部位、日常用品、飞禽走兽、花草虫鸟、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种门类。在语音方面和汉语有差别的是声调特征已不突出，多由重音来区别词义。有些词省略了辅音尾。
五屯话的词有不少附加成分表示各种关系，仅动词就有数十种形态变化。如：名词加dz
表示动词性：xax哈哈—xaxa dz
哈哈笑，fanji翻译—fan ji dz
翻译（动词）
动词加—wa变名词：l
ke劳改—l
ke wa劳改犯
此外还有表示凭借格、共同格、界限格、人称祈使式等附加成分。陈乃雄根据五屯话的语音和当地汉语方言不同而和南京话相同，认为五屯人来源于南京一带比来源于四川更为可信，如：当地汉话尖团音不分；有撮口呼；五屯话和南京话里尖团音泾渭分明；都无撮口呼。最后他得出结论：“把五屯话的词汇、语音、语法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可以认为五屯话是一种长期以来受到藏语或许还有过去与五屯同属一个千户所辖，彼此来往密切，人数多于五屯人而操保安语的土族居民语言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逐渐具有了独特的内部规律的语言”并认为“这是由词根型向黏着型转变的语言”。本人以为，如果五屯话的原有语言是汉语，那么上述种种变化确实属于质的变化，形成了新的语言。但是根据语法的稳固性难于被渗透来看，尤其是多为从黏着型向词根型变化，很少有相反发展的情况来看，有可能五屯话原来的基础语是藏语。藏语的语音特征（同仁藏语也无声调，有复辅音声母）和语法的主要特征继承了下来，词汇在各个门类也有所保留，只是吸收汉语词较多。也有可能五屯话是当地土族所说的一种从南京来的汉人的语言，他们把土语丰富的语法形态带进了五屯话中。因为将汉语词赋予各种形态变化是形态丰富的语言借用汉语时的普遍的现象。如果其基础语确实是藏语，那么五屯话仅仅是一种受到汉语词汇较大影响，又受到蒙古语族语言的一些语法影响的语言，关键必须论证其基础语是汉语还是藏语，弄清五屯人的真正来源。因此，研究语言接触，必须紧密联系相接触群体的交往历史。
干河滩保安语
陈乃雄先生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注：载于《民族语文》1990年第三，四期。）介绍了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从黏着型语言向词根型语言演变的干河滩保安语。该语言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内，这个地区的保安语更偏离蒙古语族的黏着型语言。词汇里有58.11%的汉语借词。由于大量汉语虚词的涌入，使得干河滩的保安语开始逐渐产生质变。这些来自汉语的语法词，或按借入语的词序，或按借出语的语序陈杂于语句中，与固有的语法形式交织在一起，重叠使用；或者前半句是保安语结构，后半句是汉语结构。有时候某些外来的表达方式有暄宾夺主之势。如：“他们大家要吃的话就吃吧”这句话中的“吃”，按保安语的表达习惯应采用允许式的附加成分说成
附加成分的丢失，表明这种语言开始从黏着型质变到词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