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道德资本研究的争鸣
孟维巍,朱金瑞
[摘 要] 道德资本概念自提出至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几度出现激烈争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道德资本研究也逐步深入和扩展,成为企业实践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学术界争论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系统梳理,有利于进一步厘清道德资本的属性、构成、作用机理、社会价值等,也有利于推动良好学术环境的形成。
[关键词] 道德资本;争鸣;学术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道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经济领域里出现的一系列失德、败德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道德之价值的理性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围绕道德能否成为一种新型的资本形态,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几次大的讨论。对道德资本的概念、道德与资本的关系、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学术探索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厘清道德资本的属性、构成、作用机理、社会价值等,也有利于推动良好学术环境的形成。
一、道德资本的含义及功能
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席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生活压力感和未来的不确定预期明显加强,基于道德的外源性作用,出现了涉及道德资本的个别论述,但未对道德资本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理论体系构建也不完整。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论道德资本》一文首次对道德资本的含义、特点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道德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资本。道德资本从内涵上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从外延上指一切有明文规定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制度条例,又包括一切无明文规定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民风民俗等[1]。在他看来,道德资本有三大特点,即道德资本是无形的,是人力资本的精神层面和实物资本的精神内涵;道德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资本;道德资本形成过程是缓慢且艰巨的[2]。为了实现道德资本的价值,人们应该注重人的道德素质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本管理,产品设计和质量上重视道德属性,将信誉作为企业利润获得的根本条件。此后,王小锡等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道德资本的内涵外延、功能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崭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多方关注并在2000年至2006年间形成了第一次学术争论。此次争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
一是道德与资本的关系。有学者对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表示质疑,提出了道德只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道德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促成资本增值的作用,但是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值,只能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而非道德资本,不能将道德资本看作资本实体[3]。面对质疑,王小锡教授从道德资本的二重性出发进行回应,认为道德资本始终要与有形资本的运作相统一,内蕴于实物形态资本,不可能游离于有形资本之外,并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发挥应有功能,道德资本不仅具有寄生性,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4]。之后,王小锡教授发表了《三论道德资本》《四论道德资本》《五论道德资本》《六论道德资本》等系列论文并出版专著《道德资本论》,详细论证了道德资本的概念涵义、理论依据、基本特征、作用机理、社会意义等,并指出,从广义资本观来看,资本与道德两者在资源配置方面属性相近、本质相通,资本的本性与道德互为存在,道德能够以一种资本资源形态出现,具有非强制性,其本身就是广义资本在社会伦理范畴的集中体现。道德之成为资本,正是因为其构成了对交易各方的有效约束[5]。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道德,在经济活动中是一种“慢变量”,能够防范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强化“利他—约束”的自律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营造良善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道德才具备成为制度资源的属性,完成了向道德资本的“华丽转身”。有学者表示支持并认为,道德资本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无形资本或精神资本,符合资本一般的规定,具有资本结构的一般内容[6]。亦有学者提出道德具有“资本力”,是企业无形资本的核心内容,能够提升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凝聚力、推动经济增长,行为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力量源泉,更是组织内外人际合作的信任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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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道德资本工具性与目的性之间的关系。道德资本究竟是工具性的、目的性的还是价值性的?学界探讨也很热烈。有学者指出,道德资本固然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因为将道德理解为资本会带来道德意义的危机,导致道德功利性工具价值,而非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将会被消解。对此,王小锡教授认为道德目标与资本目标相向而行,道德对于人来说应当是“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统一。道德资本概念是传统道德和资本概念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是经济伦理思想的与时俱进。传统道德观念中,道德的目的性功能被放在首位,工具性功能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在制度经济学中,强调将道德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和获取利润的特殊工具,突出了道德的工具性功能。矫枉亦非过正,道德资本概念并非否认道德的目的性功能,而是要在承认道德目的性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道德的工具性功能研究,毕竟道德之为道德,最终要看道德的工具性功能与效益[8]。也有学者明确指出,道德的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没有目的性功能所提供的目的、责任和约束,道德不能称其为道德;没有工具性功能所提供的现实意义,道德难以显示其现实价值。因此,道德资本范畴的提出在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观上具有独到的方法论意义[9]。其实,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早有评判,西班牙著名学者西松认为道德资本的价值具有本体性和工具性的统一[10]。由此可以看出,道德资本的提出是国内经济伦理学界长期发展和积淀形成的理论创新,不是“文字游戏”,是对传统实物资本理念的超越,是在社会实践发展中自觉形成的原创性成果,是对资本概念的全面性理解和创造性完善。
应该说,道德资本的讨论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时代必然性体现在道德资本对商业诚信等市场经济价值属性的强调与复归,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同时,这种讨论也有利于学界对交叉学科概念的澄清,促进了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二、资本的道德依据
一是道德资本的属性澄清和学理分析。理论越辩越明。这一时期,学界对道德资本的本质内涵、外延、作用等理论呈现出更多的认可。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简单地将道德资本视为利己或利他的资本形态这本身就是对道德资本最大的“误读”,毕竟资本关系孕育于价值之中,道德之所以为资本是强调道德在资本运动中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在资本投入生产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道德起着引导、协调、监督的作用。而道德在价值合理性限度内具有正向经济价值,是一种有价值的生产性资源,道德与资本本质上具有耦合性,道德价值与资本理性目标具有一致性。道德资本从人的理性回归角度重新理解资本的内涵,其核心应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属性寻求新的价值塑造,从而实现道德与资本的有效整合,缓解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如葛晨虹教授认为,如果没有道德价值的关切,很难有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道德理性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与市场经济运行形成“共振”,不强加外在说教,不盲从市场行为规范,引导经济主体的合理发展。从某种角度讲,道德价值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体现了人们道德的自为状态,道德只有内化为经济主体的自觉意识并进入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发挥精神生产力和价值增值的作用。因此,资本的本性与道德不仅不相抵触,而且是互为存在的。道德资本改变了资本趋利逻辑,避免了资本非理性膨胀,不断推动着资本伦理化和社会人性化的发展。
总之,道德资本不是企业的“赔本买卖”,当它应用到生产领域时,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塑造良性企业环境和伦理氛围,并促使货币和实物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并产生效益,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理论探讨与企业实践结合更为紧密。许多学者从商业伦理和社会实践角度出发,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环境恶化、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企业诚信缺失、道德规范缺位等严重问题,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是“病灶”。有学者认为“资本无道德”,为富可以不仁的商业实践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这正是道德滥觞下无序无德的利润最大化的恶果,产生这种现实的原因无外乎道德信仰虚空,道德的制度化和社会道德舆论建设无力,公权力越位错位,社会偏重利润获取而弱化道德资本归置[19]。面对企业诚信问题频发,为了赚快钱而放弃道德原则,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市场竞争,有人提出企业的道德和信用建设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唯有在充分的竞争中,企业才会对是否讲信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进行均衡考量,通过反复博弈选择合理的道德追求,达成市场主体间的合作,进而尊重对方权利[20]。通过反思政府监管不足和法律规范乏力,有人建议营造良好社会关系,进而以社会舆论来引导企业及企业家理性的自觉,用制度来监督个体行为,用法律约束企业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本身是一种资本,企业经济行为在微观个体利益创造与宏观社会利益追求过程中寻求平衡,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而这一阶段道德资本的讨论更“接地气”,研究视角更多关注企业成长和社会民生。
诸如此类如草蛇灰线的暗喻在《钱注杜诗》的考证中并不鲜见。 沈寿民引方文之语认为:“虞山笺杜诗,盖阁讼之后,中有指斥,特借杜诗发之。”[22]836 表明钱谦益因与温体仁阁讼被黜,而在注杜中有指斥讽喻明末时事之意,但钱氏将明亡清兴易代之悲投射进注杜过程中,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是儒家君子文化与本身悔恨失节、伤怀故国的极端矛盾潜意识交织作用下,不由自主地通过考证杜诗间接反映自己亲身经历的钩沉史事,并试图以此得到心灵慰藉。 再联系其联络反清力量的事实,所以究其根本,钱谦益依然受到君子精神的感染并一定程度外显出来。
一是参与阶层更加广泛。如果说之前对道德资本理论的探讨更多的在伦理学界内部开展,而此时期政界要人、经济学家、社会学者等多领域多学科背景人士纷纷加入,拓展了道德资本研究的学科视野,从更深层次明晰了资本与道德关系问题,为道德资本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打下了良好基础。面对毒牛奶等食品安全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每个企业家都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每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合法经营与道德结合的企业,才是社会需要的企业。”[11]基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我国企业发展状态的分析,2007年初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针对社会流行的“资本无道德”观点进行批评,指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在中国社会不能容忍。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尊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社会形成良好道德舆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约束和激励[12](P13)。成文被多次转载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反对者则坚持“资本无道德企业有责任”,认为资本在本质上不包含道德成分,不能对资本采取“歧视性”态度,强迫资本“承担”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在法律规定之外,企业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应防止企业社会责任异化和扩大化[13]。亦有人提出在资本市场讲道德建设是对牛弹琴,资本本身无所谓道德,既不追求做善事,也不追求做坏事,只追求资本价值增值。即使资本遵循道德运行,也不是资本自身的自觉意志,不能指望资本自身承担社会责任[14]。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道德资本是伦理学家思维的产物,其功利性的特征将使道德低下“高贵的头颅”,沦为资本的附庸。
Historical vicissitude and value of the landscape of Qingdao Luxun Park
三、道德资本理论发展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将道德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学界共识。道德资本问题经历了数次争鸣,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道德资本功能庸俗化或有导致道德工具化的危险倾向,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渐趋于理性,道德资本理论已得到较广泛的学界认可。从2010年开始,学术界争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对道德资本理论的全方位分析,道德资本理论评估体系的系统构建和实证研究,道德资本理论在域内外得到传播,并引起了国际同行的认同。
二是讨论问题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对道德资本的探索不再简单讨论资本与道德的关系,更多则是从制度建设、社会责任、伦理文化等角度展开。针对“市场无伦理,经济无道德,制度无人性”的观点,王小锡指出管理和制度“伦理无涉”的时代宣告终结,道德引导行动的合理性成为社会重要制度资源,社会赋予了企业应有的道德责任,经济活动需要“价值回归”,并认为道德资本呈现出道德制度形态、理性关系形态、主体觉悟形态、道德产品形态[15]。有学者进一步论证,资本的道德属性是资本内在本性之一,资本是趋利和趋善的矛盾统一体,是增值属性和道德属性的有机统一。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具备社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对各利益相关方有趋善的诉求,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更多反映了行为主体趋善内涵的缺失[16]。经济学家马光远态度鲜明地认为,应铲除“资本无道德”在中国生存的土壤,“资本无道德”的本质是对现代商业伦理的公然违背和法律规则的漠视。“无道德”的资本通过“寻租”等行为,劣币驱逐良币,打败了资本内涵的道德基因,使得在经济指标考核政绩体制下,“资本无道德”成为企业和政府集体行动的逻辑[17]。还有学者强调,“资本无道德”内容有三方面:制度无道德、监管无道德、官僚无道德,“资本道德”是基于制度与政府力量的形式道德,应该通过制度建设与严格执法的方式让“道德”取代“无道德”成为资本的显性基因,从而形成伦理文化[18]。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影响的加剧,国内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某些经济学家一直强调市场经济与道德是矛盾的,利润最大化和“经济人”的思维导向使一些企业也陷入迷惘,因此,从2007到2009年,围绕“道德与资本能否共存”“资本的功能究竟有哪些”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鸣。道德资本又一次被推上了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各界从道德制度建设、伦理文化基因、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展开了多学科、多阶层的大讨论。此次探讨的问题内涵更加深入,实践指向更为凸显,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二是道德资本的系统性构建和实证性研究。经过理论纠偏和场域探索之后,王小锡教授团队对道德资本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构建和实证性研究。他九次撰文澄清并梳理道德资本概念,系统性建构了道德资本理论体系,同时,又深入全国各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结合国内企业发展的现状及道德环境变化情况,规范了道德资本评估的八大指标,即企业道德理念与道德原则、道德性制度、道德环境、道德忠诚、产品道德涵量、道德性销售、社会道德责任、道德领导与领导道德,提出了受到企业界赞誉的道德资本实践与评估指标体系,为企业培育道德资本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依据,进而探索一条健全合理的企业发展之路。对该问题的研究,周中之教授提出,在实践层面,要超越功利论和道义论的对立,把道德理想性和现实性统一起来;在操作层面,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资本才更接“地气”;在信仰层面,要超越功利思想,引导人们追求高尚[21]。事实上,道德资本具有“正外部性”,不具有排他性,道德资本的影响和受益方应该超越企业自身,这才是作为理性价值的道德在企业发展和资本运行中应起到的作用。总之,道德资本的构成应是一种综合性理念体现,不偏颇某项指标,并将道德精神渗透企业运营发展的全过程,其目的不是限制资本的发展,而是要规范资本的运行秩序,降低资本运行风险和运行成本,增进道德资本存量,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经济是旅游的表象,文化是旅游的本质。从旅游发展史看出,各个时期的旅游活动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及其不同的主题倾向,但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的是文化享受③。
三是道德资本理论的国内热度与国外影响。自2000年道德资本概念首次明确提出至今,王小锡教授团队发表系列论文论证道德资本的内涵外延、运行机理、作用影响、评估体系等,并出版了《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道德资本论》等专著数十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道德资本理论,引发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道德资本论》作为我国经济伦理方面的原创性著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章海山教授认为,该书作为世界独特的经济伦理或伦理经济理念,具有严密的逻辑理路。李建华教授指出,该书集中了王小锡长期以来在道德资本问题研究中的观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面向实践的学术研究路径。王淑芹教授赞誉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客观分析和阐述了经济内蕴的道德禀性。与此同时,中国伦理学会专门成立经济伦理分会,并组织了数十场高规格、国际性的论坛,如2017年4月15日举办的“道德资本与企业经营”研讨会等,对道德资本的内涵与实践、企业道德文化、企业家精神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引进与输出并举,是当代中国伦理学人深化理论、延展思想的必由之路。道德资本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界极具鲜明特点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远播全球。《道德资本研究》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面向全球出版发行,之后又成功翻译日文、泰文、塞尔维亚文等多种文字,引发了相关国家学者热议,在国际伦理学界和企业界引起广泛反响。
总之,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服务社会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近年来,学术界围绕道德资本研究的一次次讨论,体现着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关心,更彰显着学术界的使命担当。道德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型资本,而且是一种投资性资本(王小锡语),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的功能会进一步拓展,作用将进一步扩大。对道德资本的内在逻辑、道德资本的价值、道德资本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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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维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朱金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2017-CXTD-0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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