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平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平等论文,目标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专门阐述社会平等问题，但是，他们在对资产阶级平等的分析、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平等的展望中，把社会平等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阐明了社会平等的科学含义，并把社会平等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高社会价值目标。
一
社会平等，就其内容来说，反映了一种真实意义上的权利平等。
权利平等，最早是由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原则。它具体体现为法律对公民的一视同仁。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权利平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等级特权。而权利平等的实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否定了特权，实现了法权关系上的平等，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批判，不是针对权利平等本身，而是揭示出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虚伪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权利平等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的藩篱，使得这种权利平等在实践上表现为形式平等与事实上权利不平等的悖论。马克思曾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揭示出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虚伪性。以劳动力商品为例，由于劳动力的买与卖是在流通领域里进行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买主，一个是卖主，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①]因此，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但是，只要离开简单的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面目就全非了。“剧中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向前，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来鞣。”[②]因此，资产阶级权利平等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形式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只强调政治、法律平等，而只字不提为前者提供保证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因为，人不仅是一种“政治动物”，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经济动物”，不仅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还要求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保证。没有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也就没有政治权利的平等。因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③]资产阶级鼓吹政治平等，却丝毫不提经济权利的平等，使资产阶级政治平等带有很大的虚伪性。
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平等就其内容来说仍然是一种权利平等，但是，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权利平等已克服了原则与实践的矛盾，表现为形式平等与事实上权利平等的真正统一，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统一。
其次，社会平等，就其形式来看，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社会的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是基于一种抽象的、孤独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自然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人是脱离社会关系，摆脱一切现实的人，因此，这种权利平等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抽象的法律上的平等。它不可能是一种内在的、本质上的和现实的平等，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同整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的人所特有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的现实的行为所需要的那种平等。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因而，平等在本质上仍然是指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表现为与整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平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权利平等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为社会全体成员所都能享有的那种平等，而只能表现为一种阶级的平等。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⑤]这种对生产资料（获得生存及发展的必要条件）占有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获得平等的权利，而把另一部分人排斥在这种权利之外。因此，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是以权利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平等权利只能表现为一种阶级平等，而非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的平等，即社会的平等。因此，资产阶级权利平等仍然是一种阶级特权。在谈到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时，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平等权利在实践上归结而且只能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⑥]它不是一种社会关系上的普遍的平等，而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平等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要实现真正的、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社会平等，就必然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所以，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⑦]
再次，社会平等从其表现形式上看，体现了一种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即社会自由。
对平等的考察，离不开对自由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论证社会平等时，总是把平等与自由连在一起。用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来反映和表现社会平等的内涵。所谓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⑧]“而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
资产阶级政治平等在表现形式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在《人权宣言》中表述为：“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⑩]同时又规定，“法律只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11]马克思认为，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平等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在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是资本左右一切人的行为、观念的自由，自由的主体只能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而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则没有自由可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有使自己成为商品的自由，就单个规定的人来说，工人有选择和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具有形式上的广阔自由，但是，工人的选择自由不得不依附于资本的统治，因此，工人的自由本质上仍是不自由或丧失自由。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对工人而言是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所有社会成员享有的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劳动的自由，就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只有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才能实现真实的、广泛的自由即社会自由。这种社会自由反映了一种真正的、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社会平等关系。因此，自由是平等的内容，平等是自由的界限，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离开自由来讲平等，平等只能是一种空洞无物的概念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因此，社会平等在其表现形式上就是社会自由，社会自由反映的本质就是平等的社会关系。
二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对未来社会平等的展望中，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即社会平等，并把社会平等视为最高社会目标。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一开头就指明了导致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指出：现代社会主义的出现，“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2]在这里，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了概括说明，一方面说明了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乃是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特别是对18世纪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进一步、彻底的发展。
那么，这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君主制国家，法律公开确认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被赋予不同的权利或义务。这种不平等与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法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启蒙学者把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提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原则。而平等在他们的学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正是从自由平等的要求出发，启蒙学者提出要建立“理性的王国”，实现“永恒的正义”。但是，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3]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产阶级新制度的指责和批判，与伟大的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原则本身无关，而是与革命在现实中实现的结果相联系。即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徒具虚名的形式以及作为其根源的私有制本身。因为恩格斯在文中还特意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伟大人物，本身是非常革命的。他们是从解放全人类的角度来提出自己的各种社会原则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些启蒙思想家“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14]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这些启蒙学者始终是怀着深深敬意的，并且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对这些伟大人物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正如上面所述，他们从启蒙学者提出的权利平等出发，提出了社会平等的社会原则。他们不仅给社会平等以科学的含义，而且还论证了实现社会平等，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区分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时，马克思指出：“部分的纯政治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说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15]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只是实现了阶级的自由平等权利，要实现全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即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马克思暗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承担这个历史使命，指明了这个使命最终要由无产阶级来担任。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创建国际工人协会是根据以下理由：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通过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16]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无论在其理论上还是在他们从事的革命运动中，都把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作为其最高的社会价值目标。他们继承和彻底发展了伟大的启蒙学者所提出的社会原则，并指明了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
三
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坚持社会平等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平等的社会价值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最伟大的改革家，始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有理论上的继承，又有根据时代要求的创新。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社会主义作了简明的概括，认为，社会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的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邓小平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并给予中国式的概括和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0]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社会价值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平等的一种质朴、简明易懂的中国式的表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社会价值目标，要实现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即社会平等。全体社会成员都可平等地利用社会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从事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等各方面的活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因此，实现社会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要消灭阶级，消除贫富殊悬的两极分化，而且要消灭共同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既拥有物质财富，又有“良好”的教育，因此，资产阶级中的单个人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没有生产资料（获得生存及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工人阶级则被排斥在这种发展之外。因此，要实现社会平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21]只有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平等。所以共同富裕是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内容。没有共同富裕，就谈不上社会平等。
坚持社会平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目标，就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但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价值目标的同时，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既不是搞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社会目标，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社会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超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经济阶段。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22]“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23]，不仅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而且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发展问题，之所以这么突出、紧迫，这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且还在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24]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物质财富大大丰富了，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平等问题。以前，我们只看到私有制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也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一把客观的历史尺度，但并不是衡量一切社会制度进步程度的唯一尺度。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却导致了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压迫。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一种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又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平等与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一个重要区别，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191、200页。
[③][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136页。
[⑥][⑦][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5、146、404、407－408、405页。
[⑤][④][⑤][15][19][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7、12、273、39页。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38、438页。
[⑩][1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8－50页。
[17][20][21][22][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110－111、123、224、244、6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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