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主义小说”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谈歌、刘醒龙等一批坚持关注、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中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创作出像《大厂》、《分享艰难》等产生了较大反响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的认为掀起一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有的称其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场讨论自始至今已一年有余，与论者除了作家和评论家外，还有一些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报社记者。综合各家之言，讨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认同程度；“现实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前景。
一、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倾向、流派或者说方法，秦晋认为，它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多元的。他说：说它是发展的，就是说它不可能停留在经典现实主义那个时代不动，它要跟着现实一起往前走，这种变化即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速成，又是文学自身演替的结果。说它是开放的，就是说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不应该排斥其他的流派，要不断地吸取新鲜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切人类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道路。讲多元就是要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容纳各种模式。现实主义在我国作为一种主流艺术，应该具有极大包容性，允许有不同的派，在对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反映、理性与直觉的理解、认识上，可以有各自的侧重，从而形成彼此竞争，多元共生的局面。（《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陆建华则强调，要全面理解与正确看待文学关注现实和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有区别，却又有一定的关系。他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是，这并不是说文艺可以从此完全与政治脱尽干系。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毫无疑问，文学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密切关注现实，把反映现实生活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文学真正关注现实时，也就自然与政治发生了联系。（《钟山》1997年第1 期）
王彬彬认为，现实主义不应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关注现实为参照标准。他说，谈到现实主义，人们总强调文学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确实，现实主义要求作家面对时代，以现实为描写对象，但如果仅仅说到这里，那还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现实是多层次的，文学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哪里？这是更值得追问的。并非所有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都堪称现实主义作品，更并非所有这类作品都堪称优秀之作。在重提现实主义时，应该避免简单地以是否关注了现实为标准来衡量作品，还应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是人的处境，人的灵魂。（《钟山》1997年第1期）
朱盛昌说，现实主义不是僵化凝固的概念，应该是流动，开放的，它在同其他流派平等发展、互相竞争中不断吸收它们的积极成果来丰富发展自己。何启治说，必须提倡跟着社会而发展的现实主义，坚守原则而不封闭，关心他人而不排斥自我。胡德培则推出，秦兆阳同志当年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的内在精神， 也就是开放的精神。 （《当代》1997年第1期）
还有的论者认为发展现实主义不能够排斥个人写作。何西来指出，我们可以把新写实主义称为“生存现实主义”。这种体验分为两支：一种是社会生活体验，另一种是个人情感体验。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所谓个人主义，不应当被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韩东说，现实主义的敌人不是现代主义，而是对现实主义的封闭理解。过去只讲外在现实，社会现实和群体现实，忽略了内在心理现实和个体现实，甚至不认为是现实。（《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汪兆骞则认为，现实主义的开放精神不是包容一切，尤其不能包容别的主义。新时期文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多元化，在于打破现实主义的大一统。如果通过所谓包容再打破多元化恢复大一统，是倒退不是进步。（《当代》1997年第1期）
王干则分析了现实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指出现实主义变化很大程度体现在作家角色的变化。他依照作家角色的不同，把现实主义分为大我、小我和无我三种。大我的现实主义特点是作家代表人民，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社会责任感很强。小我的现实主义关心自己的内心。无我的现实主义从新写实开始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当代》1997年第1期）
周介人则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阶段论，认为建国后的现实主义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是第五个阶段，其特点是作家很注意把社会话题转化为自己的话题，不是用很简单的一种合理性和荒谬性的冲突公式来解释生活，而是一个层次的合理性与另一个层次的合理性的冲突，保持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更是深刻与悲壮。（《新华文摘》1997年第3 期）
二、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认同程度
1.有无现实主义回归问题。
一些人认为，现实主义本无家园或者现实主义的创造从未离去，何来回归呢？
陈建功指出，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来也没有丢失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停过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比“前卫”、“先锋”作家少。如果说《麻尼台》等作品是现实主义佳作，那么在此之前的《白鹿原》、《威风凛凛》等现实主义佳篇，是现实主义“走失之前”的作品还是“走失之后”的作品呢？所以说，所谓的“现实主义复归”，不过是这一话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罢了。（《文学评论》1997年第2 期）何西来表示不赞成“现实主义回归”的提法，也不主张提“现实主义冲击波”，好像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什么新鲜玩意。他同时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当前文学创作中加强，并且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是不能不予承认的事实。（同上）
丁帆说，他从来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有过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五四时期刚刚生根，就被引入歧途，更不要说以后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文化的文艺运动中，它每露端倪就被扼杀。因此，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似乎永远是短命的，它根本就无家园，又何谈“回归”呢？（《钟山》1997年第1期）
邵建指出，几篇小说力图反映工厂的改革生活，这是现实，但未必构成什么主义。不能说触及了现实就都是现实主义，否则这个世界便没有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了。对小说，怎么写是作者的自由，毕竟还有些可取之处，问题是评论，而“现实主义回归”正是一些编辑和评论的炒作。撇开批判意识和精神却侈谈什么现实主义，打死我也不信。（《钟山》1997年第1期）
2.“现实主义”作品为什么走红？
不少论者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为什么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赞扬，可以说是对当前文学创作状况的不满和反动。
陆建华认为，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去想一想，就应该承认，这些年来，文学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更别说轰动的效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文学，而确实是文学远离了现实，远离了群众，文学不关心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生活，却又要求人民群众视文学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难矣哉。（《钟山》1997年第1期）
王彬彬也指出，近些年来，所谓“个人化”、“边缘化”的作品不断涌现，其中有不少是蘸着唾液和精液写成的，因此显得贫血而又龌龊。一方面，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人们在生存中感受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另一方面，文学却日益轻飘、肤浅、佻薄。而现实主义的提出，意在为文学创作开一张药方。在一定意义上，这张药方是对症的。（《文艺争鸣》1996年第6期）
刘玉堂指出，这几年的创作我感觉有两个倾向：一是贵族化，二是太个性化。这几年确实有一个作家脱离生活的问题，也有一个评论家脱离生活的问题。肖克凡也认为，过去是作家脱离生活，现在是文学集体都有脱离生活的倾向（包括评论界）。只有文学良心，才能产生现实主义精神。（《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3.大多数论者认为，关注现实、体察民情，是这类小说的基本特色。
陆建华说，我最看重的，是它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努力丰富与发展现实主义的探索精神。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现实主义的芳香表现了作者直面现实，正视现实和敢于将现实矛盾记录下来的勇气。（载《钟山》1997年第1期）
朱向前说，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强烈关注现实的品格，而且目光和笔触直接切近了当下改革的正面战场：大中型企业和基层农村。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填补空白和断层的意义。肖复兴也指出，他们能深入地体现民情，就普通百姓所关注所焦虑作出文学的反映。（《长城》1997年第2期）
关仁山说，有的作品是居高临下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至少是平视或从底下往上，反映现实生活。刘醒龙认为，1995、1996年出现的一些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公民意识的出现。肖克凡指出，目前出现的这些作品，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它是作家丧失责任感造成相对麻木后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闪烁着一种精神。（《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
徐兆淮认为，这些作者的近期作品都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社会关怀精神和公民意识。作品一方面对转型时期人们因经济关系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作了真实描写，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干群之间、群众之间都存在一种“分享艰难”式的气概。（《钟山》1997年第1期）
刘润为则早在去年7月，就发表文章，对这些作家作品表示关注。 但是，他没有用“现实主义回归”之类的提法，而是说这些作家表现出来的创作倾向，预示着一场像唐代古文运动、宋代散文革新运动那样的一场伟大的小说改革运动必将到来。这场小说改革运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创作方法的范围。他在《小说改革的先声》中认为，首先感动我们的是他们对于人类的那颗博大的爱心。他们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同胞都生活得好，都得到应有的幸福和尊严，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人“成其为人”，这无疑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目标。这样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机，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十分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推动社会走向健康、公正、和谐的一份助力。这些作家将自己定位在人民群众一边，以他们的利益得失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为情感取舍的不二圭臬。由于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他们也就不可能抛开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而去凌空蹈虚，顾盼左右而言它。所以，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发展，关注人民群众现实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创作的共同基调。他们在大胆地揭示生活真实的同时，也热烈赞美着人民群众改造现实的伟大实践，以及由这种实践中迸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品格。（《文艺报》1997年7月26日）
楚昆认为《学习微笑》、《卖厂》等小说与《大厂》、《分享艰难》不同，它们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当前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有两个十分重要特征，①它不是以人的观念把握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来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强化保守势力同进取改革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礼俗、文化氛围和社会风习对改革的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当前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观念的关系，而是一种利害关系。这些文学作品跳出了从人的观念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从而比以往的改革文学更深刻，更有当下感。②它不是关怀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是关怀最底层的小人物。《大厂》、《分享艰难》等作品，尽管从人的现实关系来反映和把握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但是，它们主要还是关怀着一定范围内的大人物。所以尽管这样的作品对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和人事制度的腐败和批判相当尖锐和深刻，但是仍然未触及到根本问题。而《学习微笑》、《卖厂》等作品则着眼于最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上，对小人物的关怀，触及到了我们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即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的沦丧。同时，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尊严，它是任何力量，任何东西都无法摧毁的。（《山西文学》1997年第4期）
4.一些论者认为，这类作品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不能评价过高。
王彬彬指出，不少作品都对道德批判、道义立场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作品中的人物玩弄权术、跑官要官、贪污受贿等行为，作者并不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倒是无奈、宽容和认可。这种倾向，在写到那些所谓“农民企业家”的时候，表现尤其明显。这类人往往无恶不作，但都对当地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即使他们恶贯满盈，也仍受到种种保护，从而逍遥法外。面对这种情况，作家常常缺乏起码的义愤，甚至连一点困惑都不流露出来。在这些作品里，伦理已彻底被历史击溃，已不再与历史有对垒之力。一种肤浅的进步论在消融着作家的道德情怀、道义立场。这些作品，在写现实时，仍有很大的顾忌。对现实中的丑恶污秽，揭示得有节制有分寸，另一方面，还要有意无意给现实涂抹上一层亮色。有的作品，则表现出一种廉价的乐观。这样，便仍难逃“瞒和骗”之嫌。 因此， 这类作品充其量只能是肤浅的现实主义。 （《钟山》1997年第1期）
陶东风指出，这些小说中有一些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社会、时代或个人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乃至唯一的道德水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他以谈歌的《天下荒年》为例，指出作品对当今道德状况的批判是非理性的，偏颇的，对五十年代道德水准的赞美是虚妄的。最后他说，有志于分析中国问题小说家，应当有一种理性的、多方位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和方法。否则，这样的小说会给人以一种改革开放误入歧途的感觉。（《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
朱向前认为，这类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并没有超越前代作家。存在着“四多四少”，即多深刻的调侃而少崇高的呼唤；多冷静的描写而少激情的投入；多世俗的生活而少理想的光照，多生动的人物而少典型的塑造。（《长城》1997年第2期）
丁帆认为，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这批作家的主题意识中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悲剧意识。（《钟山》1997年第1期）
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前景
大多数论者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代表了今后文学发展的潮流。
朱向前判断，经过90年代商业大潮的洗礼和转轨的动荡后，作家已重新获得了一种平静的明澈，找到了回应现实的勇气和逼近世纪末的紧迫感，渐渐凝聚起一股精气神，准备发起新的冲刺。这可能结束多年文学徘徊与低迷的契机，而现实主义是文学突围的生路。（《长城》1997年第2期）
肖复兴等预测了现实主义创作可能出现的几种动向，被称为“三驾马车”的谈歌，何申、关仁山将会继续走俏，但由他们独领风骚的局面将被打破；一些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将可能转向，也来关注一下现实题材。将会有大量的文学新人涌现，许多已经成名的中老年作家也会参与进来。（《长城》1997年第2期）
陆建华认为，现实主义在总结了以往的教训（简单化，粉饰现实，图解政治）之后，同时将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技法吸收、消化、改进后为我所用，那么，这样的现实主义就不仅会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而且可能比其他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更适合也能更出色地承担起文学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任务。（《钟山》1997年第1期）
刘醒龙认为，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该更多地表现来源于生活，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应该通过写作承担起责任。（《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
关仁山指出，尽管文学读者是多元的，但最主要的读者还是基层老百姓。文学的人民性还是应该提的，人民性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拿出过硬的作品来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是当务之急。（《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刘润为说，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专家杰姆逊在考察了世界文化格局后指出，世界文化的希望在第三世界一方。他衷心希望第三世界以充满理想精神质朴而又勃发的文化走向世界，以拯救已经衰败的西方文化。在这场小说改革运动中涌现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文化之一，它将向世界展示第三世界文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在由这一改革运动造就的小说园地中，淫靡腐败之作将龟缩到黯谈的边缘地带，而在它的中央，则高扬起“理想”、“正气”的旗帜。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反对淫靡腐败的文学运动必定带来人才辈出的局面。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是历史上两次散文改革运动的直接成果。完全可以这样预料，已经涌动的小说改革运动，必定是群英荟萃的沃土，中国的小说创作将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文艺报》1996年7月26日）
对于现实主义是否应该弘扬，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王干认为，表面看来现实主义不如后现代主义热闹，其实她不需要热闹。因为她是食物中的主食，已经成了人们的生存支柱，无需特殊关注，也不会昙花一现。所以，现实主义无需弘扬，只需要梳理。
文乐然则认为，现实主义尽管强大，也需要弘扬，而且要大力弘扬，这对基层业余作者的影响很大。这些年在批评界，别的主义热热闹闹，现实主义冷冷静静，很多人都盲目转向，走了很多弯路。所以现实主义也要张扬，要让人们明白，现实主义也是时尚，而且是永久的时尚。（《当代》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