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学与当代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道学与哲学
任何有价值的哲学，都是实际生活的折射，都会留下探索真理的脚印。正是这些脚印，依次连成人类探索真理的轨迹。世界上很难看到哪个国家或民族的这种足迹，能古往今来连成一线的，唯有中国较特殊。中国人探索真理的足迹，总是闪烁着“道”的标记，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亦如此。“道”，确是使古今中国哲学能成其轨的根基。
《文子·道原》说：
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道之统”，是指得以流传不毁的道理之要义。后人所谓的“道统”，本原于此。
道学，简明地说，就是道理之学。
们想事、办事的途径。这途径就是“道理”之义。这种演化，大概反映出商周时代“道术”的产生。“古之所谓道术者”，（《庄子·天下》）大概是指人们生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道理。世间本无路，路是人们走出来的。从人们行走出来的道路，引申为人们行事而总结出来的道理，这是很自然的事。实际上《周易》就是表明这道理的。
《汉书·艺文志》所列的道书中，最早的是《伊尹51篇》，下注曰：“汤相”。商汤王的宰相伊尹是生活在公元前16世纪的人，他大概是最早的道术权威人士。
春秋之后，随着私有财产原始形态及其相应的政治形态的崩溃，中国社会大分化。庄子对此叹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悲夫……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庄子之前的老子却没有“悲夫”的慨叹，面对王有王道，霸有霸道，盗亦有道，而理无定则的局势，认为这是“天下无道”（《老子》46段——下引老语只注明段）着意要寻求真正的天下共同的道理。（“有共之璧”——62段）他认定天下不能离开公理，而公理是不能按个人的意志随便编造的，应该是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他提出“恒道”的概念。“道之物”，（21段）恒道在于事物中。“道者，万物之注也。”（62段）恒道是万物的附着，即是万物的属性。看它不见，但可认识，识而可论说，论说成理，则成道理。这道理已是人的理念，再不是原本的恒道（非恒道），但它决定于恒道。真实地反映恒道，这就是真道理。所以，有恒道为客观依据的是真道理，没有恒道为依据的便是假道理。老子找到了真假道理的判断标准，并由此为起点，论说了许多自认的真道理，形成了道理系统，把古老的中国“道术”，发展成为“道学”。由此亦可见，老子道学中的“道”，有三种意义：恒道、说道、道理。分清这三种意义，“道”，就再也不会令人感到神秘而不可摸捉了。
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固有其自身的恒道，整个世界则有整个世界的恒道。在具体事物的认识中揭示出恒道，概括出反映其本貌的道理，可谓“玄之”（1段），而对于整体世界的认识，就需要更进一层的抽象，这叫做“又玄”。老子开创道学，就是经过这样“玄之又玄”而造就的。
《法苑珠林六十八》引《吴书》曰：“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此可见汉景帝如何大树老子道学的权威。司马炎《论六家要旨》中，说老子道学“究万物之情”；《庄子·天下》则说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说他的道学“可谓至极”——最高境界。这些评价，说明老子道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种关于世界总体的具普适性的道理，就是后人所称的哲学。
老子道学无疑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坚实基础。历代中国的大哲学家，无不研老、阐老。中华文化，正是有了这坚实的哲学基础为灵魂，才历经摧残而不断。外族的侵入，不仅无法摧毁它，反而总是被它改造、容纳、同化，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文化兼容并畜的开放特质。在磨难中兼容，在并畜中发展。这也许是它坚不可摧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代中国哲学的精华，正是在古老的中国哲学基础上，吸取世界优秀的哲学思想，通过时代生活的淘冶，结合而成的。凡是能结合的东西，自有其本质上的可能性为前提的。
求是论
——“道纪”与“求是”
“实事求是”，已成当代中国人公认的思想路线。它源自老子的“道纪”和流行于世的辩证唯物论。
老子的“道纪”即识得道理的纲纪，是认识论的原则。按照“道纪”，识道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沕望”，这是个认识论中极重要的概念。但长期被歪曲为“沕恍”，好在帛书《老子》乙本保留了原貌：
一者，其上不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命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沕望。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14段）
这段话说明：“一”归属于“无物”。所谓“无物”是没有形状的物的一种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想象过程，就是“沕望”。迎前随后都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想，得到其“象”，而成一种“意象”——道理。这过程，总体地说，就是运用已掌握的道理，对“今之有”——面临的实际，进行分析研究，把握其实质，而驾御它，进而认识它的“古始”，即探知其始初是怎么样的，这就可找到道理的头绪，而获得切实反映此“状”的意象。老子认为，这是识得道理的纲纪。
为什么“知古始”就可找到道理的头绪？老子说：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佁……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道身央，是谓袭常。（52段）
这是说，探知“古始”作为“母”，则可认知此事物是怎样产生的，以此可进一步认知其如何发展（子）；认知其发展后，还要回过头来看它的产生，“母”以光照引人知其“子”，知“子”复明其之“母”，这样可知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就是知其道常了。须强调的不是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因袭道常。
对于老子的“道纪”和“袭常”，《庄子·齐物论》发挥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按现代语言来说，“彼”，即那个样子，属现象；“是”，即那个样子中潜藏着的本质、规律性。彼与是乃对一物的两种视角，却不能看作两个东西，是在彼中，彼中有是，不能非彼即是，或非是即彼，只能在彼中求是，而因是。这就在“道纪”、“袭常”的基础上，发展为求“是”、“因是”的道理了。
对此求是、因是的道理，东汉时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便概括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中国历代学者的格言。宋代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的大门上，就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毛泽东在年青时多次到过岳麓书院，对“实事求是”自然有深刻印象的。后来他把“实事求是”写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上。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主流思想。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实事求是被淡化了。因此，邓小平反复呼吁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今，实事求是被当代中国人公认为不仅是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是人的高尚品质。不实事求是者，则被看成是不正确、不诚恳、不真实的表现，这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时代精神。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
和生论
——冲和而生衍
老子遵循他的“道纪”，对万物进行深入探索，穷根究底地寻找它的根本道理。他说：
致虚，极也，守情，表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情。情，是谓复命。复命，常也。（16段）
“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天下万物有盛有衰。从万物的萌生、成长，可见其从无到有；从万物的衰老、复归，可见其从有变无。老子把万物“芸芸”、“复归”的实际情况，概括为“复命”。并认定“复命，常也。”——复命是万物所循的带根本性的规律。我们可称其为万物复命规律。对“复命”作“又玄”——进一步的抽象，便得到了“有无相生”（2段）的结论。
老子着重探索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认为：属“有”的“物”是混和而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段）天地属于“有物”，也都是混成的。万物混成有其必由的自然（固然、本然）过程。这过程，老子称之为“大”。“大”，又“字之曰道”，就是说“大”自身也属于“道”。“大”就是“大”，“道”就是“道”，“大”有“大”的道理。但不能把“大”等同于“道”，否则是无法通解《老子》的。
老子从时间的视角，解说了“大”的道理：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遥”（25段）
“逝”，指运行。这运行，可以是遥远的，又可以返回，是周而复始的运行。所以从时间上说，“大”作为自然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老子又从空间的视角，解说了“大”的道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段）
对于这段话，有很多种解释。我觉得，把它放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来考察，大概可以较准确地理解。
“道生一”的“一”，内容很丰富，既是无的同一，又是有的统一，是无和有的一致，是有无相生的关节点。在14段中，老子把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存在状态，名之曰“微”、“希”、“夷”。此三者“混而为一”，就是无的同一。老子运用“道纪”，进行“沕望”，获得了“一”的意象，把万物的“古始”视之为“一”，这就是“道生一”的意思。道就是道，一就是一。一有一的道理，但万不能把道等同于一，否则是无法解通“道生一”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从微观上说，任何事物，都内含阴阳两性；从宏观上说，整个宇宙万物，都含阴阳两性。有无相生，可认为是阴阳演化。对于一个个具体事物的阴阳感悟以及对于宇宙万物作为一个整体而感悟到阴阳二性，这大概就是“一生二”的意思。
“冲气以为和”的“冲气”，盖指分属阴阳的二种元气的化合，或两种元气中此阴与彼阳的化合。在汉语中，有所谓“气力”，气化而成力；又有所谓“气势”，是指激发之力。阴阳异性，互相吸引而生成力，这种激发之力，使两种不同的“古始”合而相与至“得一”，结合成了新的统一体，这就是“冲气以为和”。这“和”成的新东西，可认为是“三”。就是“二生三”的道理。
可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中的一、二、三，不是指什么具体的东西（如有人说的天、地、人），而是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产生、发展的一般过程，也就是空间视角中的“大”——普遍的自然程式。
如果把14段中“混而为一”的“一”，认作同一；把和成新的统一体，即“得一”（40段）中的“一”认作统一，那么从同一到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宋代精通老学的周敦颐大概是由此提出“无极而太极”的。
从万物衍生的一般过程，而得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结论，可见老子把冲和看得多么重要。
老子很重视“冲”的意义。“道冲，而用之有不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4段）这是说，所谓“冲”这个道理，其作用是无穷的。深奥得很呵，它像是万物的宗亲。“冲”是万物生成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总是存在于物之中。万物都是由不同的“古始”这物冲而和之而生成衍化的。既是冲而为和，所以老子同样重视“和”的意义。他认为生命力最旺盛的表现是“和之至也”，是高度和谐的缘故，并说“和曰常”（55段），和是一条规律，而且是体现万物本性的规律，这可称为阴阳冲和规律。
阴与阳，是经过“又玄”的高度抽象的概念，非指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具体的“有物”都有阴阳的表现，万物则有万物的阴阳表现，老子曾以“母”与“父”比喻万物的阴阳。如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52段）又如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21段）“众父”就是万物之父，或说“万物之宗”。“母”作为天下之始，指万物的根本，类似今人所称“本体”。“父”则是万物的根由，指万物和生的自然秩序，类似今人所称的“规律”。“天下母”与“众父”都属“玄牝之门”，都是玄妙母体之类。《老子》第6段说：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类），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兮，其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生长也。谷神，指生长的神奇机制。天下万物正是类似父母结合生儿育女的神机，在阴阳冲和中生衍不息的。世界的无限生机，皆在“大”的阴阳冲和本性之中。中国人尊称自己的父母为“大人”，正是出自这个道理。
有无相生，固有其不得违反的自然程式，而人们在这自然面前，却不是无能为力的。掌握了有无相生的原理，运用阴阳冲和规律，而不冒昧从事（不敢为），则可促其“相生”。这叫“益生”。（55段）故老子又提出“当其无有”（11段）的命题。当其无有，即恰当地处置无和有，进行创造性活动，则“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违）。”（64段）换句话说，就是“无为而无不为”。（48段）例如，“凿户牖以为室”，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等等，都是当其无有而“能辅万物之自然”的创造性活动，都可“益生”。“益生曰祥”，助益生机会给人们带来吉祥。
“保合大和，乃利贞。”（《易·乾卦彖辞》）此可见战国时人已运用老子和生论解释《易》了。这种和生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点，它造就了中华文化的本性，造就了以和为贵、扶正祛邪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中，提出了一条著名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这也是立足于和，排除破坏和谐的因素，不断创造新的和谐。此理论无疑是继承、阐扬和生论的产物，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所认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时代精神。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理论被淡化了，闹成了中国十年大动乱。因此邓小平振臂呼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它像一声春雷，惊醒了动乱迷惘中的中国人，而走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道，果然大显奇功。历史又一次证明了和生论的真理性。
发展了的和生论不仅照耀着中国巨轮的航程，而且为解决人类文明危机提供了重要启迪。按和生论的观点，现实世界无非是冲和中生衍的自然过程，因此和的破坏，意味着世界的衰变。只有和谐，才有生机。故生态平衡、协调发展，已成当代人间的极度强音。莫再妄图“征服自然”，而要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中，合理交换，保持平衡，在和谐中共同生衍。莫再妄图征服他国，而要置己国于人类，坚持平等，互相尊重，在和平共处中协调发展。
玄同论
——“法道”而“司介”
老子把宇宙间冲和生衍的自然过程，分作四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25段）
“王”，原指自然归往，人类自然归往成群，今称社会。老子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在宇宙间和天、地一样，都固有其自身本然的发展程式。对于城中之“四大”——四种自然发展程式之关系，老子则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段）
人、地、天，都受制于道，而作为主观理念的道理，则受制于自然，即自身本来的“恒道”。“道之物”——恒道在于事物中（21段），因此，这实际上是说，万物都受制于作为万物发展本性的冲和生衍之道，人、地、天，以及道理，概莫能外。
人间冲和生衍之道，老子概括为“玄同”，围绕玄同的命题，作了许多论述。《老子》第56段说：
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
要和光、同尘、挫锐、解纷而致玄同。玄同，就是玄妙的协同。天下人都有共同的理想，都以适当的活动方式图天下的共同利益，而同享天下“安平大”。
“和其光”，指合和智慧之光。老子几次以光照来比喻道理指引人们从事的作用，即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如说“用其光，复归其明”——（52段）。合和智慧之光，就是把大家的智慧集中于识道，大家都识得真道理，便能统一认识、统一理想，形成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因此，老子十分强调坚持普及真道理的意义：“道沨，其可左右也。”（34段）道理的持续普及，是起决定作用的呵！他呼吁得道真人要进行艰苦的传道活动：“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72段）他也号召众人修道：“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54段）这段话把“尊道贵德”的精神，落实到修道达德的实践。就是说，“和其光”，还必须“同其尘”。
“同其尘”，是协同行为轨道的意思。尘：踪迹，指人们的行为足迹。统一行动，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就是“同其尘”。围绕“同其尘”的命题，老子作了许多论述。综合起来说，一个人要能与大家一起共同奋斗，则要做到“六自”，“六自”都出现在《老子》书中：“自知”、“自爱”而“自宾”；“自均”、“自正”而“自化”。自知已之本分，自爱已之尊严，乃至自我选择而适得其所（自宾）；通过自我调节（自均）、自我矫正，乃至自我归化于修道达德。不同的个人，智慧有高低，能力有大小，条件有限制，重要的是自知、自爱而依自己的条件，选择适当位置，适得其所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自宾”。在人的生活中，难免出现个人的欲望与社会的客观要求不一致，这就要自我调节（自均），当有出轨行为之时，便要自我矫正，通过自均、自正而能同尘，也就是自化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不是那样“六自”的。所以老子批评“自吹”、“自视”、“自见”、“自伐”、“自矜”、“自贵”。认为这些都是“物惑恶之”，受物欲之迷惑而毁了自己。他谴责这种人简直是亡命之徒（参见22段）。老子认定这类思想驱使下的行为，是破坏社会和谐统一造成人间纠纷之“锐”，因此还要“挫其锐，而解其纷”，才能实现“玄同”。
“物惑恶之”（22段）——物欲之迷惑而毁了人。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自从出现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私有制度后，人类分化了，有的人异化变质了，变成了“鬼”，成为人间灾难的祸端。因此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段）恒，遍也。“恒足”就是普遍的满足，也就是人人都能得到合理的需求。可见，老子抨击“物惑恶之”，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个人利益，只是反对“不知足”的“欲得”——贪欲而掠得。显然，这里有个人之足与“恒足”的矛盾。老子把这矛盾，看作是辩证的统一，因此提出了“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7段）的原则，大家都来作无私的奉献，造成社会的繁荣昌盛，而每个人都在繁荣昌盛之中得到自己的幸福。
老子揭露了人间灾祸之根，并认定产生此祸根之原因，是“天下无道”。（46段）因此指出铲除这祸根的途径，就是“以道立天下。”《老子》第60段说：
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不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此可见，“以道立天下”，可以使“鬼”也归于修道达德而“自化”，重新变作人。老子还论述过，自天下“失道”之后，便乱了套。他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58段）一部分人的享福，建立在他人的灾祸之上，使社会生活失去了正常，本应是管理社会的善人，却变成造蘖人间的妖魔鬼怪。人间的这种迷误，已有很长时间了，已到了非矫正不可的时候。要矫正天下，就需要能担负起“德交归焉”的历史使命的“圣人”。
“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寄（立足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拓天下。”（13段）老子确是把希望寄托在造就一批“为天下”而可以立足于天下，并能开拓新天下，确能“爱民治国”（10段）的圣人。所以他对“圣人”作了许多描述。
“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3段）这是对圣人自身的要求：虚心好学，而至满腹经仑；弱化主观欲志，而骨子里却有坚强信念。“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为天下浑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骇之”（49段）这样的圣人，与百姓生活在一起，心想在一起，他的信念来自浑天下人之心，是百姓的一致要求，当然是坚强的了。“圣人居无为（违）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错而不始也，为而不志也，成功而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2段）这种圣人，举办不违反自然的事业，以身作则而教人，做事不凭主观欲志，成事而不居功骄傲，百姓却永远怀念他的功劳。
老子认为，以矫正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管理者，必须抱定天下和谐统一的宗旨，做天下人的公仆——“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23段）这种圣人，与天子、三卿，（老子斥之为“四马”，四匹害群之马——62段）及侯王贵族（老子斥之为“盗竽”，强盗头子——53段）是完全相反的人。他们含有“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志，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段）“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65段）如果说，“立天子，置三卿”是“善复为妖”，那么，不要贵族要圣人便可妖复为善了。
圣人的本质在“玄德”。所以，矫正天下，妖复为善，关键不在什么身份，而是人要有“玄德”，因此《老子》最后提出以“有德司介”取代“无德司彻”的命题（81章）。
“彻”，是靠刀把子保证强行剥取；介，指意气相合，互助友爱。老子认定天下大乱的根源在“天下无道”而“无德司彻”，正是这强行剥取，造成人间“大怨”。因此，要改造这个世界，只能是废除那“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强行剥取，代之以“损有余而补不足”（79段）的主动奉献。这就是“行于大道”而“有德司介”。
人法天地，但人与天地毕竟有别，人间之“介”须人“司”，这就是管理。管理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不能像贵族那样“司彻”而宰制百姓。
“天地相合，以裕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夫亦将知止。”（32段）创设新的制度，各有名份，人人都以此“制”、“名”为准则，而调节自己的行为，也懂得怎样适可而止。这里已萌发了法制思想。“始制有名”，实是制定法律的最早用语。
老子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确是促进社会繁荣昌盛的思想宝库，故为历史上的“明君”、“清官”所重视。汉唐之初的皇帝就视其为珍宝，让人民得以造就光辉灿烂的文明。汉唐盛世赖老子，这是可确信无疑的。
老子描绘了他那“行于大道”而“有德司介”的玄同社会：“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51段）这是说：婴有生而蕃衍，幼能长而成长，人正直而安适，老得养而归根。人人都可“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68段）真是同享“安平大”了。
战国时人把老子的“大”与“冲和”复合成“大和”，同时也把老子的“大”与“玄同”，复合成“大同”。所以“大同”来自“玄同”。它在历史上的影响是众所诸知的。它在过去是空想的，而在当代人间，不是越来越多人在企求、在实现吆。
余论——现代与传统
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处于低潮之时，却在中国汹涌澎湃。人们无法否认这是邓小平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引着中国人民的实践。这种理论的哲学基础，便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它至少有三条带根本性的准则：一则实事求是；二则协调发展；三则和谐共富。此三者都被认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都是中国道学的精华所在，此足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
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迅速振兴，有人惊奇又感到神秘。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奥秘的话，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肥沃土壤，在这土地上播下适当的种子，其根深叶茂、花繁果硕是自然的。上述的求是论、和生论、玄同论，不正是这样的土壤吗？但过去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人积3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终于认识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新理论体系的出现，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忽视中国传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而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华大地的前进运动。
如果真正实事求是地认真地清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还可发现更多的文化宝藏。让它在时代生活中冶炼，必将使中国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中华民族更加迅速地振兴，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道统”不仅在于“经”、“传”中，更重要的还在由历史积淀而世代相传的心灵中。时代变了道亦变，清除其陋俗有必要，然而，弘扬其精华更重要。太平盛世，重在建设也。
古往今来的“圣贤”，他们都是心相通、步相连的。人类探索真理的轨迹，是历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连接而成的。不入其轨的脚印，至少不是巨人的足迹，而巨人的足迹则是真理烙下的印记，必在人类探索真理的轨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