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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本书的启示 创新型人才培养要重视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提出本主题的原由，是笔者阅读了三本记述清华大学培养人才的书后得到的启示。这三本书是：《半个世纪清华情——清华大学1965届校友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1959-2009）》《筚路蓝缕铸就辉煌——何东昌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和《理工结合又红又专——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人才培养纪实》。 第一本书是清华大学1965届毕业生自发地组织起来，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为母校和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办学、育人方面的借鉴而撰写的。这在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并在清华大学工作过22年的刘冰认为，1965届是优秀的一届，总结他们的经验，可以给年轻一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第二本书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由于工程物理系（简称工物系，也即原子能系）办学成绩卓越、人才培养工作令人瞩目，为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总结该系的经验，对高等学校和中国教育都有重要意义。工物系是蒋南翔校长自告奋勇向中央申请创办的，何东昌同志是该系首任系主任，该书主要阐述、总结了何东昌同志的教育思想。 第三本书记录了工物系从开创后走过的光辉历程到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其中尤其浓墨重彩地记载了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所创造的惊人的工作奇迹和出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道路。目前清华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原子能专业设置最全的高校，已形成核能和核技术应用的学科群，并拥有核研究院这样的研究和生产性实体，这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该书是清华校友总会会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走访了一百多位毕业生的基础上写就的。由于有的内容涉及国防工业，当时是保密的，所以该书是内部读物。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常有不少人议论，新中国没有涌现出自己的教育家。其实，新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教育家，而是我们没有重视总结自己教育家的经验和宣传他们的事迹。近若干年来，对教育家的经验总结和宣传已得到重视。这方面的议论少了，而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议论多了起来。在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成立大学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在回答中国能否培养出世界级人才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在我国一些领域已经培养出世界级人才，如预警机之父王小谟等人。这也就是说，我国早已积累有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经验。 二、清华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道路的特点 综合而言，清华大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动力 清华大学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书中的回顾总结是：“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奉献精神，不屈不饶、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协作配合、团结包容的团队精神。”[1]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将清华精神总结为：“爱国奉献、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团队精神和世界眼光。”[2]书中无数生动活泼、感人的事例说明了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已融入清华人的血液中、骨髓里。 1.爱国奉献精神 清华大学筹建原子能系，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爱国奉献精神。1948年6月科学家钱三强秉持“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理念毅然回国，他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15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上，决策者作出了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伟大战略决策，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急国家之急需的强烈的国家意识自告奋勇地申请创办工物系以培养原子能方面的人才，并获得批准，1956年工物系正式成立。 工物系成立后的头十年，正是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十年，这期间，该系为国家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一些核工业基地和国防部门大部分是该系的毕业生。他们以强烈的国家意识，本着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一生的青春和热血贡献给了国家的核事业。1966年毕业生范如玉，毕业后就到了马兰基地（新疆核试验基地），后来成为基地司令员、少将，一生奉献给核事业。他说：“核武器在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决定了核武器试验是一项政治敏感的重大活动。参与试验的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责任。核爆炸杀伤破坏性很大，不得不在荒无人烟的荒漠中进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烈日似火、寒风刺骨，吃的是沙粒饭，喝的是苦水浆，住帐篷，坐卡车，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对科学技术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是不会心甘情愿承担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责任的，也不可能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并工作的。”[3]他感谢母校给了他必需的全部教育，使他具备了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思想和技术基础。1962年毕业生刘恭梁参与了氢弹、中子弹、地下核试验，后任九院九所副总工程师。他回忆说，谁进了这个圈子，谁就得隐姓埋名。正是这种爱国情怀，无数的清华学子在边疆写春秋数十载，把奉献看作“是一种幸福”。李恒德院士曾这样总结工物系的人才培养业绩：“工物系在创业中培养人才很有特色……工物系的确是人才的摇篮，特别是核人才的摇篮，在我的心目中她更是艰苦创业者的摇篮，是自力更生主动求战者的摇篮，是心怀祖国有壮志者的摇篮，是一大堆平凡者、无名者和辛勤耕耘者的摇篮。”[4]曾任系主任和副校长的康克军教授说，这些都因为，“工物系永远在考虑国家重大需求，这是工物系在骨子里流淌的血液”[5]。 清华的爱国奉献精神一直传承至今。1978年入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志愿到西部核试验基地，后任基地司令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将、中科院院士刘国治在2009年学校研究生毕业典礼讲话中说：“新疆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这是一个既令人向往又让人畏惧的地方。令人向往，是因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核爆炸蘑菇云升起的地方，是一个能够把个人价值与国家民族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让人畏惧，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地处荒凉的罗布泊腹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更重要的是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责任。我们干的是只能干不能说的事，我们的格言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个人的成功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一定要与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就是我们取得成功和实现自身价值最好的舞台。”[6] 爱国奉献精神既激励一代代年轻人成为中国人民的脊梁，也让国家的核事业成为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骄傲。 2.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精神 在清华大学，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精神是与爱国奉献精神相连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动力，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追求。清华大学的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精神充分体现在工物系创办前后的每个环节中。 创办初期，由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的结果，清华大学成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失去了历史形成的理科传统优势，理科基础薄弱。原子能学科是以近代物理——核物理为理论基础的，怎能没有理科？学校就采取重要举措，建立起理论物理学科；后来又创办了固体物理等4个研究班，使清华大学的理科学科群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了。至于核技术，更是一纸空白，完全从零开始。学校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建起了实验核物理、核电子学、加速器等非常完整的9个核学科专业。 更值得一提的是，建系后不久就创新了两项重要技术，建成两座反应堆，为国家原子弹和氢弹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的两项技术有：一是与工化系成功研究出以溶剂萃取法提取钚的先进工艺流程，淘汰了苏联提供的落后的沉淀法。国内外能用作原子弹核燃料的有铀-235和钚-239。就核爆炸力度看，钚弹高于铀弹。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提取钚的方法是溶剂萃取法，而苏联提供的是沉淀法，其效率很低。从1959年起，清华大学有关教研室的全体师生艰苦攻关，于1964年基本掌握了萃取法技术并被国家采用，使我国的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赶上了国际水平。1968年我国爆炸的氢弹，引爆用的原子弹就是钚弹。二是工物系研究出离心法同位素分离，淘汰了苏联使用的传统的扩散法。此项技术当时是核心机密，研究从1958年开始，1965年第一代离心机诞生。 建成的两座反应堆是：从1958年筹备、1960年动工，到1964建成的屏蔽实验反应堆和零功率反应堆。当时，建反应堆的师生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故有“23岁半设计原子反应堆”的美传。屏蔽反应堆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行的第一座反应堆，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核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是充分体现清华大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力更生、敢为人先和严谨求实、勇于求新、追求卓越精神的最为典型的几个案例。 3.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和世界眼光 由于创办工物系时，学校一无所有，便发挥全校一盘棋的作用，大家团结合力共建。从学校领导班子到教师队伍都从学校各方面选调组成。当时工物系的核心领导平均年龄为28.3岁。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从机械系等若干个系和教研组选调了一大批优秀骨干教师负责各专业教研室和实验室的组建工作。甚至还按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优秀学生，提前毕业任教。王大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全国先进工作者）和梁尤能（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全国先进工作者）等都是这批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的优秀学生。连工物系的学生也有从别的系在读生中抽调的。这种团结协作的优良风气铸就了清华人的团队精神。他们毕业后参加了许多建设核事业的大工程，这些大工程必须大团队作战；在大团队实干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团队精神的优势，并锻炼出不少将才。 至于世界眼光，当时蒋南翔校长富有远见地提倡，除了结合国情学习苏联以外，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经验，包括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等。为了发展核技术，当时师生查阅了不少英文资料。上述原子能系的创办、溶剂萃取法和离心法的研制成功等事例，无不充分反映出清华大学所具有的追求国际先进的世界眼光。 上述诸方面的清华精神已沉淀凝聚为清华特有的校园文化，成为清华大学的兴校之魂、强校之魂，推动清华大学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有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思想作引领 书中对清华大学所持有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思想多处作了深刻和系统的记述。1965届无线电电子系毕业生陈弘毅（教授、博士生导师，参与主持研制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系统”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入学50周年纪念文章中说：“清华精神对我们走好以后的人生之路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我们59级校友在清华这段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和蒋南翔校长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又红又专’‘政治业务双肩挑’‘因材施教’‘各按步伐共同前进’‘面包与猎枪’（有时表述为‘干粮与猎枪’）‘学用一致/理论实践相结合’‘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文体工团三个代表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等一系列教育思想。我们59级校友正是在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南翔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届。”[7]陈教授这段对清华教育思想的总结概括较为全面且颇具代表性。 在上述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学校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予以具体落实。 （三）有别具一格、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措施作实施途径 1.“又红又专”特殊实施途径 当时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为此，学校除加强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以外，于1953年采取了一项有力的特殊措施一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即选拔一批学习成绩优秀、思想觉悟较高的党、团员，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他们培养成既有较高政治素质又有较高业务水平的干部，既能做业务工作又能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双肩挑”干部。在该制度建立十周年时，蒋南翔曾指出，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重要途径，将来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长甚至副总理。正如南翔同志所料，据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十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有胡锦涛等3位曾在清华当学生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2.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特殊实施途径 对清华大学来说，全面发展就是“又红又专又健”，就是“政治（思想）过硬、业务过硬、身体过硬”。在政治思想过硬方面，提出了要努力登上“三层楼”：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在业务过硬方面，强调考试成绩只是相对的衡量标准，最严格的评定标准则是走上社会后在工作上作出的成绩。在身体过硬方面，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 清华大学所提倡的全面发展绝不是平均发展，而是要求在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个性的重点发展。这就是蒋南翔所说的，不能使学生成为“干面包”，也不能“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清华大学提出了要培养3支“登山队”，除了上述的政治辅导员队以外，还有科学代表队和文体代表队。科学代表队培养的是攀登科学高峰的拔尖人才；文体代表队培养的是文艺体育等方面的尖子。但不论入哪个代表队的学生在思想、学习等方面都必须是优良的。 因材施教培养业务尖子的办法有：成立特殊班级，给予开小灶。例如，理论物理这个专业不直接招生，而是三年级后从各专业抽调优秀学生，一年只抽调五六个人组成一个班，大家称为“大脑袋班”（即脑袋聪明班），给这些学生开小灶，给他们制定特别的教学计划，安排专门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予以特别指导。再如，为班上个人开小灶，被誉为加速器实验物理学家的王聚文（1966届）回忆说，当时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化的教学，“教研室主任为我单独安排教学计划，实验室为我提供锻炼动手的机会，使我提前完成本科学习，进入攻读研究生课程，这一切都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8]。 在文体代表队方面，采取“两套班子”“双重领导”的特殊措施，学生既集中起来由学校统一安排学习和课外活动，同时又不脱离原来的班集体。 通过这样3支代表队的因材施教，带动了全校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王大中院士（1958届）和陈念念院士（1964届）等都曾是清华大学舞蹈队成员、学习尖子。曾获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的吴亭莉（1965届），曾是学校合唱队队员、学习尖子，毕业后成为建筑设计专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胡锦涛同志在校时，不仅是学生政治辅导员，而且是因材施教的尖子学生，还是舞蹈队团支部副书记。 3.理工结合特殊实施途径 现代科技的发展历程表明，往往是先有科学理论上的突破，再有工业、技术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现代技术的创新有赖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所以大学必须重视理科，理工紧密结合，使学生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扎实的工程训练。清华大学理工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理论课程学3年。工物系的物理、数学课程是参照综合大学物理系安排的，这在清华大学是很少见的。很多毕业生反映，工作中的创新，得益于学校基础理论课学习中培养出的思考习惯。现为美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流设计专家修立明说：“创新要从小有好奇心，有思考问题的习惯，我在工作中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清华大学的教育，特别是物理、数学基础课非常重要，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而物理是研究物质运动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两者是培养科学思维的基本功。”[9] 第二，重视实践能力培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著名的“干粮和猎枪”主张。蒋南翔强调，学校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相结合，主要是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括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给他们干粮还是给他们猎枪？重要的不是给他们一袋干粮，更应该给他们一杆猎枪。”到了荒山野岭，干粮吃完就没了，但如果有猎枪，遇到野兽，就可以靠猎枪生存。他反复强调，知识只是“干粮”，而能力才是“猎枪”。[10]上述很多事例已足以说明“干粮和猎枪”的主张在工物系教育教学中的实践。二是“真刀真枪毕业设计”。1958届水利系毕业班学生结合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进行毕业设计，这是一个创造，水利系学生自豪地称这是“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三是提倡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工物系建造屏蔽实验反应堆，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原子能方面的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基地。 上述这些特殊的培养途径，在当时是十分前瞻且有实际效果的。通过这些途径，清华大学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创新型人才。 （四）有卓越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作保障 1.卓越的领导班子 书中指出，工物系卓越领导班子的突出表现是：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唯物辩证，科学指导。 汪致远（1966届，参加过多项重大国防科技研究项目，199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部部长）说：“当时在学生中流传一种说法，说苏联专家曾对何东昌说，‘你要出国深造，也会像杨振宁一样’。何东昌回答说，‘我在这里当教务长，一年培养几千人，十年培养几万人，这贡献不是也很大么！’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告诉我们要走国家需要的路，要又红又专、廉洁奉公，做对人民有利的人。”[11] 由于领导班子的爱国情怀、无私奉献，铸就了他们上述诸方面的品质。在其卓越领导下，清华大学工物系在建系后不久，就完成了几个国内首创的项目：全套有关原子能专业的学科、先进的同位素离心分离法、先进的核燃料后处理溶剂萃取法、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反应堆等。 仅以建造原子能反应堆为例，在以吕应中为反应堆工程主要领导人的率领下，一所高校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的反应堆，这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罕见。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建堆又建人；知难而进，寻难而进；既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又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抓住主要矛盾，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变不利为有利；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为尖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部分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既要尊重专家指导，又要充分发动群众智慧；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探索自己的道路。[12]这段经验总结充分反映了领导班子的卓越能力、超群智慧和深邃思想。 2.卓越的教师队伍 由于筹建工物系时，清华大学根本没有原子能方面的师资力量，必须自力更生。学校采取在校内选调优秀教师、引进留美留苏优秀人才、从校外高校和有关部门调入、聘请苏联专家等渠道组建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学识渊博、学养有素、学风严谨、教书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工物系毕业生、秦山联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杨兰和深情地回忆道：“我为祖国的核电事业做出的一点贡献，首先应归功于工物系对我的培养和造就。正是工物系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才使我稚嫩的肩膀变得硬朗，才能经受住风雨的历练。工物系是我起飞的平台，送我展翅高飞；工物系是我起航的港湾，送我扬帆起航。每当我在事业上取得一点成绩时，我总想起工物系老师们慈祥的目光。师恩浩荡，师德厚重。”[13] 很多教师不仅业务精湛，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对祖国的原子能事业充满激情，对培养后代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成长潜移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李恒德院士1955年留美回国，有人为此惋惜。他说：“我就不信，我对祖国的贡献不比我作为一名美籍华人所能做的强！至少我的辛勤、汗水、成就是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可以自豪地说，祖国的今天，尊严、强大、繁荣……也有我的一份，哪怕就是那么一小点。”[14]李院士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 实际上，建设卓越教师队伍是当时整个清华园的重要举措。据1965届建筑系毕业生宋春华（曾任建设部副部长等职）回忆，他入学时，有“清华一百零八将”之说，就是有108位教授，他们都是学生心中的榜样、眼中的偶像，他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了学生一辈子。 不言而喻，卓越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保障了清华精神代代相传，保障了清华教育思想一以贯之，保障了清华各项教育教学措施实施到位，从而保障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健康发展，使创新型人才辈出。 重视借鉴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为了解决好我国目前创新型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的需要；是进一步解决好我国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问题的需要。总之，是强调自主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的伟大时代的需要；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