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理性主义的阴影——关于美学学科范式误区的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范式论文,札记论文,美学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美学的学科形态即美学之为美学如何可能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考察其学科性质（只有研究什么，美学才是可能的），然而，这还仅仅是其学科形态即美学之为美学如何可能问题的初步解决；要对其学科形态即美学之为美学如何可能作出回应，还有必要对其学科范式（只有怎样研究，美学才是可能的）加以考察。本文的考察，就属于后一方面。
按照爱因斯坦的看法，所谓范式就是提出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美学的学科范式也是如此。美学的嬗变不是套箱式的，而是象库恩说的，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型。因此，美学的历史无疑也包含着新旧美学学科范式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超越旧的美学学科范式并且代之以新的美学学科范式，正是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之一。也因此，清醒的美学范式意识既有助于在整体上继承前人，也有助于在整体上走出前人，更有助于在整体上建构自己。这是美学研究的前提，也是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当代美学所面临的困境，正是来自美学的学科范式，其中的关键是：往往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研究美学问题。至于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然而其中最为内在的原因，应该说，是来自理性主义这一长期在人类美学宫殿中徘徊游荡的幽灵。在我们看来，美学之所以往往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研究美学问题，正是因为它从未走出过令人窒息的理性主义的阴影。
毋须讳言，理性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任何一次洞察都同时又是一次盲视，任何一次成功的“开端”也必然是有效性与有限性共存。理性主义也是如此，尽管它的“洞察”和“有限性”造成了它的贡献，但它的“盲点”和“有限性”也造成了它的困境。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往往把它当成真理而不是当成视角，因此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问题。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的两大精神性质。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人无疑是理性的，而就其动力方面而言，人又无疑是非理性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为学者所争辩不休。〔1〕在西方思想史中， 不论是古代的灵肉关系的考察，还是近代的心身关系的论辩，不论是柏拉图的灵肉关系说，还是亚里斯多德的美德即理性与非理性的同一说，斯多葛派的道德幸福观，伊壁鲁的幸福道德论，笛卡尔的身心交感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观……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正是这一点。而理性主义（包括古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的技术理性主义）则与人类的理性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渊源于古希腊文化的理性传统，其间经过中世纪的宗教主义的补充，以及近代社会的人文精神的阐释，从而最终形成的以片面高扬人的理性性质为特征的思想传统。
理性主义的核心是为现象世界逻辑地预设本体世界。因此它要求从千变万化的现象、经验出发，去把握在它们背后的千古不变的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由此推演，理性主义为自己确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规范。例如，对普遍有效的真理的追求，对不变的知识基础的执著，对固定的理性本体的迷恋，是它的根本特征；主体对客体，思维对存在加以把握的最终根据，是它所关注的交点；主观与客观的严格区别所导致的主客二分的认识框架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它的致思趋向；通过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的反思找到知识确定性和思想客观性的最终根据，从而对人类认识的固定性的理性基础作出最终阐释，是它的思想前提；确定理性的本体（本体论），考察认识主体怎样把握这一本体（认识论），考察达到对于本体的把握的方法与手段（方法论），是它的哲学使命；而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理性完美，则是它的根本内涵。
不难看出，在理性主义的背后，是一种人类的“类”意识的觉醒、本质力量的觉醒。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依附于自然的屈辱地位，强调自身与自然的差异与对立，人类不惜采取彻底隔断理性与非理性、心灵与肉体的密切联系的断然措施，这正是理性主义出现的权力基础。结果，人类首先为自然强加上自己的“本质”，断言“每一种殊异都有齐一性，每一种变化都有恒定性”，〔2 〕一方面把纷纭复杂的自然世界在空间上逻辑地预设为一种被解构了对立差异关系的抽象的必然的同一对应关系（作为一种殊异现象中所存在的齐一性，实际上只有通过抽象思维及其逻辑过程才能被揭示并把握）；一方面把千变万化的自然世界在时间上逻辑地预设为一种预成论意义上的必然的因果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发展变化中所存在的恒定性，实际上只有通过抽象思维及其逻辑过程才能被揭示并把握）。其次人类又为自己所强加的“本质”作出了价值判断。所谓“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即人的本质，理性即善，从而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为历史、进步、文明、现代化……等一系列范畴的问世奠定了基础。M·兰德曼剖析进化论时就曾指出， 它是“从单纯地考察形态上的相似进到研究遗传的发展，从‘此后’进到‘因此’”。〔3〕在这里，自然、 历史发展的前后顺序都被赋予一种内在的因果必然联系，从而有了一种评价意蕴。弗雷译在谈到人类的进化时也曾说：“人类的思想在构筑自己最初的粗糙的人生哲学时，在许多表面上的歧异下边，有一种根本的类似性。”〔4〕这样一来， 不同民族之间的特殊差异也都被赋予一种内在的普遍必然联系，从而也有了一种评价意蕴。最后，人类还从历史目的论的角度对理性加以确认，指出理性的力量即人的本质力量，理性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因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是线性地从落后走向进步，人类是线性地从愚昧走向文明，人类的明天肯定优越于今天。结果，绝对肯定理性的全知全能、关注人的主体性，呼唤对于自然的征服，并且刻意强调在对象身上所体现的人“类”的力量，就必然成为理性主义的唯一选择。
也正是因此，人类才发现了自己深刻区别于动物和大自然的魅力所在。于是，就力图在一切事物身上打下理性的烙印。在一切对象身上，都希望发现理性的力量和伟大，似乎不把世界的面目塑造得与人类的理性相近，就不会得到安慰，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家园。整个西方因此而在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中运思，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非真实与真实、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意义的清晰性，价值的终级性、真理的永恒性以及“元叙事”、“元话语”、“堂皇叙事”和“百科全书式的话语世界”的追求，甚至人为地构筑一个规律井然的世界，一切现象都在逻辑之内，都是有原因的，找不到原因的就是违反逻辑的、偶然的。世界因此被确立了一种虚假的稳定感。于是，理性的生活就成为西方人理想的生活，理性的家园就成为西方人理想的家园。
二
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深刻地影响到传统的美与艺术，同时影响到传统的美学。以西方传统的美和艺术为例，在西方，审美活动无疑是被“理性化”了的。它与西方人对于自身的理性预设有关：西方人一直以能超出于自然而自豪，以会思想而自豪，也以有理性而自豪，而审美活动正是这一“自豪”的特殊载体。因此，抬高审美活动就是抬高人本身，强调审美活动的深度就是强调人的深度。结果，审美活动被极大地“神圣化”了。
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美和艺术成为一种堂皇叙事，它以和谐有序的经典形式为基础，这经典形式表现为：井然有序的时间感，无限深度的空间感，过去、现在、将来三位一体的彼此相互关联。道理很简单，假如没有前景与后景的互相映照，存在的显现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深度，任何一个平面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它也以理性活动为基础，所以，康德指出：美感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反思性”的判断力是美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如果那普遍的（法则、原理、规律）给定了，那么把特殊的归纳在它的下面的判断力就是规定着的。但是，假使给定的只是特殊的并要为了它而去寻找那普遍的，那么这判断力就是反省着的。”“美直接使人愉快，但只是在反味着的直观里。”〔5〕显然，在传统美学看来，在感性中对理性的把握就是美感， 因此，人只能在静观中获得美感，只能在人与对象之间插入一种反省判断力，只能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发现美。作为西方传统的美和艺术的核心的“审美无功利”说因此而应运诞生。在西方美学的历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古代的对于美的追问，“美是什么”，还是近代的对于美感的追问，“能否或者怎样认识、反映美”，例如，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美在事物的形式、比例说；以柏克为代表的美在物的丰富的感性特征说；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美在关系说；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美在生活说。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美在和谐说；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美在完满说；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美在理念的感性显现说……等等，都是在理性主义的预设前提下展开的，其共同之处在于：在回答问题时已经重新规定了问题，悄悄引入了某种前提，从而回避了某种更为根本的前提。或者，“世界的本原是X”， 美学家的使命无非是作这道填空题。而它的答案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最终无非是推出一个本质主义、归因主义的虚假本原。或者，“怎样才能认识这个本原的世界”，象前面的设定一个与现象不同的本原一样，这无非还是设定一种认识这个本原的虚假的可能性。“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是其共同的三个特点。
就是这样，经柏拉图肇始，又经鲍姆加登为美学划出独立的领地，再经康德完成整体结构的创造，加上席勒、黑格尔的全力修整，传统美学的一整套理性主义的“堂皇叙事”几乎达到完美的程度。在其中，“二元对立”和“主体性”的存在预设了西方美学的全部魅力。它意味着：只有当人站在环境和历史之外的时候，人才可能去客观审视它；也只有当人学会把自己当成主体，从客体中自我分离的时候，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客观地审视对象。结果，既站在世界之中，又站在世界之外，使世界成为“审”的对象，换言之，审美者成为一个共同的自我，现实成为一个独立的非我，既然它期待着一个共同的自我，因此就必须回到其中，才能获得意义，于是现实必须被人的意志来诗化（美）化。这就是西方意义上的美学考察的内在根据。西方意义上的美学就是这样被理性地预设出来的。而为我们所熟悉的美、美感、审美关系、审美主体、审美客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优美、悲剧、崇高、荒诞、喜剧、再现、表现……也就是这样被虚构出来的。
三
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在本世纪，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遇到了强劲的挑战。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尼采的酒神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作为历史性的非中心化运动，分别从地球、人种、历史、时空、生命、自我等一系列问题上把人及其理性从中心的宝座上拉了下来。1+1=2 为什么就应该而且能够支配人类的命运？这实在是一个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更为深刻的批判——“纯粹非理性批判”。
事实上，理性主义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说是非个体性的。因此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它并不处处强调自己忽视个体，但是它毕竟总是从总体上理解世界，毕竟总是从根本外在于个体的某种普遍、客观的东西中去寻找世界的本质，毕竟总是以绝对的普遍理性作为世界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据。它假设在认识之前就存在着绝对真理，认识的任务就是不断向它趋近，普遍性、确定性、唯一性因此而成为目标。它假设历史规律外在于人类的活动，在活动之前就已经存在，是一种与逻辑的理性分析的内在统一，至于与人类的多样化的活动则只是一种外在的统一。它只承认在认识过程中的认识者的能动作用，却忽视了在认识过程中认识者的“为我”的意义、以及在认识结果中认识者个人的贡献。
而现在，理性主义的终结终于成为现实。从此，传统的逻辑前提——现象后面有本质、表层后面有深层、非真实后面有真实、能指后面有所指——被粉碎了，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成为平面性的文本。世界成为一本根本就不可能完全读懂的书，因为原稿丢失了。不再是事事有依据、一切确定无疑，世界也不再可以被还原成为1+1=2 那样简单明了的公式（在当代人看来，那个世界实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是一个杜撰出来的神话）。传统的世界的稳定感不复存在，一切都再无永恒可言。
因此，现在人们终于可以诘问：人类有什么理由把理性主义供在祭坛的中心？理性主义的特权地位是合法的吗？理性主义的预设前提是经过批判考察的吗？“如果有人问：‘一切原则的原则’从何处获得它的不可动摇的权力？那答案必定是：从已经被假定为哲学之事情的先验主体性那里。”〔6〕“如果我们考虑到， 不管我们可以给（科学）‘认知’下一个多么普遍多么宽泛的定义，它都只不过是心理得以把握存在和解释存在的诸多形式之一”，那么就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除了在一个科学概念体系内起着作用并表述自身这种理智综合形式之外，还存在于其它一些形式之中。”〔7 〕其他思想家也纷纷强调：不存在“秩序的秩序”、“地平线的地平线”、“根据的根据”，一味对事物的复杂性进行简单性的歪曲，必定将复杂的世界还原为僵化的世界。伯纳德·威廉斯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地指出：“哲学是允许复杂的，因为生活本身复杂的，并且对以往哲学家们的最大非议之一，就是指责他们过于简化现实了（尽管那些哲学家本人是神秘莫测的）。”〔8〕尼采则干脆把传统的理性主义者称之为“大蜘蛛”、 “苍白的概念动物”、制造“木乃伊”的人。
关于上述现象，人们有目共睹，事实上并无争论。但是，为什么非理性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什么它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只有附庸的地位呢？原来，相当多的学者往往是从“理性被世界消解”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现象的。在他们看来，不是人类的理性话语出了问题，而是世界出了问题，是世界打败了理性话语，理性话语本身并无责任——顶多是总结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却应该从“理性被人类消解”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现象。真实的情况是：理性主义自身出了问题！人类应着重批判的，不是世界的虚妄，而是理性主义的虚妄！因此，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走出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走出内在的理性异化，走出用理性主义、绝对精神、人道主义编织的伊甸乐园。这就意味着从理性万能走向对于理性的有限性的洞察，转向对于非理性的认可；从理性至善转向对于理性的不完善性的洞察，转向对于理性并非就是人性的代名辞的承认；从乐观的历史目的论走向对于历史的局限性的探索，转向对于一种积极的人类历史的悲剧意识的合理存在的默许。总之，是从传统理性走向现代理性，从理性主义回到了理性本身。〔9〕
其中的关键是：不再将复杂性还原成为简单性，世界真正成为世界。有人说，这样岂不是把世界搞复杂了？确实如此。但这样做那是因为世界本来就不象僵化者的头脑中想的那么简单，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支点使理论和秩序合法化。例如，传统理性本来也只是一种视角，在追求“本质”、“统一”、“实体”（那是什么？）之时，在它的一元论的背后，就已经假定了一种多元论（对于我那是什么？）。然而我追求简单，把它作为唯一的一元，结果铸成大错。难道只有固定不变的才是有价值的？难道只有永恒、完美的东西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难道变化的就不真实，属于过程、瞬间的就是不值一顾之物？一切曾经见惯不惊的观念通通被人们重新加以思考。
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尼采曾为此发出的悲鸣：“上帝死了！”然而，上帝又何死之有？其实它从来就没有活过，这无非是一种传统的“理性”死了，一种关于上帝的话语消解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崩溃了。这场景，曾经令很多学者痛不欲生。断了线的风筝，这似乎并非人类所能忍受的命运，但相对于往日的“理性”，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须知，“理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权力话语，一旦无限夸大，就会成为束缚人的东西。〔10〕而拒绝抽象的理性生活，固然是一种痛苦，但象某些固执于理性主义的前人那样一生生活在虚伪之中，岂不也是一种痛苦？何况，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精神的困境——当然，其中也包括美学的困境。
四
传统美学之所以着意强调“理性”的审美，实际上是在人类社会不发达的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心理维护的手段。阿多尔诺就曾说过：这种对人的人类性、对人类的伟大的歌颂，是一种审美的魔力，纯系历史上巫术时期的残存。或许，在人类无法实际征服对象的时候，只有靠对外否定外在世界、对内否定个体自我这双重否定来维护自身？而人类一旦跨过童年期，这种在抗拒外在必然时所选择的自我保护手段，其积极意义就开始部分地向消极方面转化了。
进而言之，在传统美学中，审美活动的实现是以人格分裂的方式实现的。这种人格分裂的特征是：审美者自觉地牺牲自身的个性意识，把自己纳入某种抽象之中，将一体的世界分裂为二：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并把它理解为一个排斥另一个的关系。这种人格分裂的心理模式，是一种自我压抑的心理结构模式。因为美学家代表的是社会的灵魂，故他的看法应该是权威性的，不容丝毫含糊的，也应该是一种绝对排斥边缘性的中心性的声音，故要不就自外于历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苟且；要不就要压抑自己，站在人类的中心地带斩钉截铁地发言，而这就必然在发言之前就先消解掉自己的特殊性。结果，在传统的审美活动的深层，就难免蕴含了非人性的因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他发现人类获得自由的历史“恰恰是说他被逼得自由”。传统美学所谓的审美活动也是被逼出来的吗？我们确实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过。但这却是无情的事实。西方人确实是“被逼得”走向抽象的观念、本质的观念，走向理性主义的审美活动的。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对此引起足够的注意。
而就美学的学科范式而言，我们发现，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独白式的研究。处处强调一种美学范式的可通约性，强调一种自我中心的美学，居高临下地要求他人洗耳恭听，是其典型的内在要求。这是一种暴力的、强迫的、中心化的方式。以中心化为例，中心化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角度，古希腊哲学的“人是万物的中心”，就是一种中心化的独白。而康德提出的“人给自然立法”，则是这一独白的大力推演。结果犹如世界以地球为中心，地球以人类为中心，美学也在中心化的独白中建立起一系列的理论模式：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中突出中心、在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中突出绝对、在一元与多元的对立中突出一元、在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中突出本质，在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中突出西方，在当代与古典的对立中突出古典，在美与美感的对立中突出美，在作品与读者的对立中突出作品，在创造与接受的对立中突出创造……在这里，作为中心的一方不受任何条件制约，与绝对、支配、制约同义，它与被支配的边缘一方是不可逆的决定关系。
美学研究中的独白以否认美学研究的局限性为前提。然而，在美学研究中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任何一种美学在研究、提出问题时，都总是而且也只能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框架之内。它只能提出在这一问题框架中所能够提出、能够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逻辑可能性是先入为主地被规定的，这些问题的阐释可能性也是先入为主地被规定的。而且，在一个问题框架内，所有的问题都是互相支持的。在这里，问题框架的存在就是局限性的典型表现。例如西方传统美学在进行美学研究时所不加思考地加以使用的自由、人性、异化、时间、空间、现实、历史、进化、理性、自然、社会、人道主义、美、美感、认识、反映、美学、文学、创作、作品、作家、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美学范畴、美学体系……这类范畴，往往被认为是美学研究的共同语言，但只要稍稍加以谱系学的剖析，就会发现，作为一种话语，它们都建立在一系列并非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也都只能够为西方美学所使用。例如，在讨论美或者美感的时候，就离不开对象与主体的二元对立、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分解，本质与现象的二元预设……对于西方美学来说，这是已经沉入无意识层面的秘密。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成为思维的对象，而只会作为思维的支点。因此西方美学不但不会主动对此加以批判，而且反而会从此出发去批判别人。当然，对于西方美学象对于任何一种美学理论一样，这并非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根本。然而当我们进行美学研究之时假如不加选择地依附于西方美学理论的这一问题框架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当我们在追求美学的答案（那是什么）时，却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西方美学的回答（对于西方美学那是什么）。这样，当我们进行美学研究之时，又如何能够超出西方美学的眼光？如何能够重建当代意义上的美学呢？如果再加上我们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往往只是在一些错误的文化指标中获得的，只是一种“想象性能指”，一种虚幻的“镜象”（实际上是一场以有限冒充无限的游戏。无限的东西不会是给定的，只要是给定的东西就一定是有限的）。进行美学研究时所面临的困境就更加令人不容置疑了。
而且，传统美学的学科范式也因此而培养起一种可怕的理论惰性，以为理性主义所限定的领域就是世界本身。从此停留在这“两点一线”的可怜疆域，失去了能够感受生动的审美世界的那种鲜活的心灵，仓白而贫乏。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也不存在一种指导审美活动的、超历史的、中立的原则。如果有那也只能是德里达所谓的“白色神话”。莫里斯甚至认为：当一种美学体系一旦以为它能给艺术下定义的时候，它就已经错了。这就是说，首先，尽管考察审美活动时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坚执于此则会形成一种“中心化”的态度，这则是需要坚决反对的。要知道，人类的任何中心化的努力都隐含着极权和暴力，所谓“斤量出，重量失”；“光谱出，颜色失”。它诱惑人们有意疏忽美学的原理、体系只是某种理论假说，某种人文命题，亦既概念间接关系或概念按某种形式构筑的关系，而不是独立于思维的审美活动的运动规律这一基本事实，意在把思维中才存在的审美活动与现实中存在的审美活动混同起来，有意对整体性、普遍性、同一性、必然性和连续性的获得无疑是以牺牲掉个别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为代价和它本身就是以排除和删除局部、个别、差异、偶然为前提的这一根本前提视而不见，最终形成一种“总体性话语的压迫”（福柯）、一种“形而上学与暴力”（德里达），或者一种“主人话语”（拉康），列维纳斯也曾批判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忽视了‘异’”，迷恋于同一、统一的体系，结果在“异”的面前，美学失掉了它的“霸权话语”，沦入了一种“失语状态”，竟然论落到用理论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用理论来判决实践的是否正确的地步，作为边缘的、丰富多彩的审美活动本身却旱已抽身远遁了。可是，实在难以服人的是，竟然有那么多的现实生活被这种美学排斥在必然、规律、崇高、悲剧、同一性、连续性、对称性、封闭性、清晰性之外，试问，这种美学又怎么可以服人呢？约瑟夫·祈雅理说得何其生动：“我们的内在生活既非常丰富又多种多样，尤其很难用那种会使它变成抽象名词，因而使之丧失本质，就象玻璃罩下的死蝴蝶虽然还保持着原来的颜色和形状，但那使其飞舞成为可能的生命和运动却没有了；而在生活里，就象在艺术里一样，飞舞就是一切。”〔11〕
我们的美学难道就不应该说：“飞舞就是一切”？！
注释：
〔1〕理性与非理性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汉语涵义。其一，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非理性是相通的。例如道德的许多要求事实上是没有理性的答案，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预设，这意味着理性必须以非理性为前提。科学也是建立在根本无法证实的假设之上，科学所以一旦被推到极端就成为宗教，道理在此。其二，理性与非理性是相辅的。生命活动中只有以理性或者以非理性为主的活动，没有纯粹理性或者非理性活动。试想，磁铁中的S极与N极又如何可以分开。
〔2〕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38页。
〔3〕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4〕弗雷译，转引自《比较宗教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8页。
〔5〕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202页。
〔6〕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 载《哲学译丛》1992年5期。
〔7〕卡西尔， 转引自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载《读书》1987年7期。
〔8〕伯纳德·威廉斯，转引自麦基编《思想家》，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5页。
〔9〕理性不但存在正值，而且存在负值。“理性就是力量”， 不能成为全称判断。因为理性，人类进步了，因为理性，人类也退步了。历代的思想家有鉴于此，才提出对理性加以限定，例如老子提出“为学日益”、张载提出“闻见之知”、康德更是明确地将理性限制在必然性的领域。而在超出必然性的领域，有老子的“玄德”、张载的“天德良知”、康德的“信仰”、“道德”。确实，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在必然性、理性领域内得到，只有超出理性，才可能得到自由。过去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强调的主客统一，只能是外在的，也只能通过理性来完成。结果实现的自由，就必然是对必然的认识。在近代，康德本来已经从必然性中把自由提升出来，放在超必然性领域，而黑格尔却用辩证法来统一主客，把自由理解为一个辩证发展过程，结果，康德从必然性中拯救出来的自由又被窒息了。在此意义上，实用主义的把认识论称之为一种“可悲的认识论”，分析哲学的转而提倡一种基础认识论，新康德主义的提出“扩大认识论”的口号，“康德问题”（科学划界）与“休谟问题”（归纳问题）的被语言问题取代，“理性自信”、“理性狂妄”、“理性至上”的被英美分析哲学从内部瓦解和被欧陆人文学哲学从外部瓦解，以及狄尔泰提出的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历史理性批判”，卡西尔提出的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都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10〕把反理性主义上升为反对一切理性，自然是错误的。因为其结论是全称的，但用以证明结论的证据却是单方面的。本文反对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理性。
〔11〕约瑟夫·祈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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