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农村封建迷信的盛行——与专家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迷信论文,农村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文明建设话题
本刊记者（叶俊东、周甲禄）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封建迷信活动在城市基本绝迹，农村虽然有，也是地下的，零星的，没形成什么气候。现在，封建迷信又开始盛行了，农村地区显得更为严重。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尽管舆论界一直在抨击，但农村的建庙造神、求仙问卜、算命看风水、筑坟墓等活动很公开，开销很铺张，说大张旗鼓并不过分。一些家族借修族谱渲染宗族势力，一些人利用封建迷信、宗教结成帮会性质的恶势力。突出的问题是，不光老一代的农民对风水、命相、神仙菩萨显灵等深信不疑，烧香拜佛、求神问仙十分虔诚，有些年青农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贵仁（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哲学系教授）必须高度重视封建迷信抬头这种现象，不重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封建迷信在冲击它，以至有些地区马克思主义在后退。封建迷信的发展会引发其他问题，如削弱党的领导，影响共产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有些人借封建迷信搞宗派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对这一现象要作点分析。尤其是舆论界，不要动不动就说“愈演愈烈”。到苏南看看，到张家港看看，能说“愈演愈烈”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对整个农村社会的看法，对我国社会形势总的看法。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中国现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单一的同质的社会向多样化的社会转型。转型期会出现“转型病”，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与发达国家的经历不同的是，在转型的同时，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统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很多“社会病”，像拿农转非指标卖钱、权钱交易、价格双轨制等等。两种转型交织在一起，农村社会却真正是“和平”转过来了，没有发生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羊吃人”的现象。在这么一个大变动的背景下看待封建迷信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下来了。在社会转型期，有些问题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但很多东西避免不了。中国在一场空前的变迁中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大问题。
袁贵仁：当前封建迷信抬头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问题，如果是局部问题就不足为奇。农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地区重些，有的轻些，城市也未必没有。一个东西成了风之后就比较严重了，对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就应该找到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记者：改革开放后，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大量的青年农民走出封闭狭小的村落，投身五彩缤纷的都市，视野拓宽了，致富欲望强烈起来。现代物质文明的刺激与贫困乏味的生活现状的矛盾给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造成心理失衡。当农民再也不必捆死在耕田种地上，致富的途径多种多样时，农民们满怀热情地去实现自己或大或小的发财梦，这当中，有成功者，也有屡屡碰壁的。在相同条件下，为什么有的能成功，有的不成功？不成功的就要找原因了。他们也接受很唯物的“机遇”这个词，但却更多地从“命相”、“运气”这方面来解释“机遇”的内涵。他们探讨“命相”、“运气”时，又往往归结到祖坟是否葬得好，宅基的风水有无问题，是吉还是凶，等等。于是，要解开心中的这些疑团，更多的人就跑到“神仙”那里求答案。
袁贵仁：封建迷信的抬头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关系。我们现在是“走向市场经济”时期，“走向”，或者说是两种体制并轨，人们对市场经济还没形成一个科学的、全面的认识，整个社会也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往往是赚钱、炒股票、坑蒙拐骗，好像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刚刚形成之时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尽管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一看看周围，别人比自己富得更快，富裕程度更高，心理就不平衡了，就想更好地发财，更快地发财。市场经济带来拜金主义，有必然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引导方法得力，政策措施妥当，宣传力度较强，会少一些，但“向钱看”的倾向不可避免，我们只能要求“生财有道”。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竞争不正当，大家觉得有空可钻，有机可乘，就会采取一些办法，像偷逃税、造假、坑蒙拐骗等，但这种机会并不是敞开门的，有的人可能得逞，有的人可能不得逞。不得逞就找原因，为什么有的人偷了10次税都没查到，我偷一次就不行？为什么人家的伪劣产品大卖特卖，我就卖不动？有的人把原因归结于社会风气不好，有的归结于运气，找不到原因就归结于说不清看不见的神秘原因，有不可操纵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在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于是就去找封建迷信，看是不是命里注定不能发财，或者祖坟没葬好，夫妻相克，等等。
如果他考虑的多是为社会奉献，就不用迷信，因为他辛勤地劳动会得到社会的肯定的。
记者：改革开放前，人人都在集体里，公社、大队、小队，非常具体。不管“集体”在发展经济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农民感觉有依靠，大到子女就业、穿衣吃饭，小到夫妻吵架、邻里不和，有了问题就去找大队、公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集体”的概念在农民的心目中日益变得淡漠甚至消失，不少农民觉得好像缺了“主心骨”。
陆学艺：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没到位，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出问题的往往是基层政权瘫痪的地方，农民有事找你找不到。社会不能“真空”，总要有人管，基层组织不去管，宗族势力不就趁机代替了吗？还有些地方的领导班子没选好，村长还不如族长的威信高、能力强，甚至还不如族长公平。据我调查，凡是封建迷信严重、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都是基层政权不得力的地方。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能管起来的地方都比较好。凡是搞集体经济为主的地方，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体现了，社会安定，封建迷信这些事也就少些，像张家港这种地方就是。比较而言，搞个体、私营为主的地方，经济发展了，问题也比较多。因为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政府有经济实力去办学校，办文化站，扶贫，农民靠共产党靠得住，有难处就找党，找政府，不用去抽签，求神，拜菩萨。
袁贵仁：封建迷信这几年抬头与政治观念有所淡化有关系。领导干部作报告强调两手抓，但在基层还是一手硬，一手软。俗话说“一俊遮百丑”，现在有这种情况，只要经济指标上来了，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有的地方为了经济能上去，用一些不正当手段，比如造假药、伪劣产品，还搞地方保护。有的地方把迷信当成赚钱的手段，而不管社会效果如何。这是大家把金钱看成是唯一的指标所造成的。50年代初，对封建迷信、卖淫嫖娼、吸毒的打击是很严厉的，工作很有成效，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成功的，能取得那个成绩与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有关（尽管有些“左”的东西）。
记者：农村封建迷信盛行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比如说，占卜、风水、算命、看相、测字、圆梦等图书一应俱全，无疑给文化不多的巫婆神汉提供了一个让别人信服的“科学”、“理论依据”；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党员掺乎其中，像大办丧事、视风水先生为座上客、名字上庙宇的“功德榜”等，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旅游景点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把“阴间景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似乎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陆学艺：哪个地方的干部参加了，甚至带头，哪个地方的封建迷信就普遍。
袁贵仁：文化界有失误。一个老太太有迷信思想无关大局，她在家烧香拜佛是她个人的事。但社会上出了那么多宣传封建迷信的书，影视、旅游景点都在宣传，这就成问题了。有些书在旧中国都是受限制的，现在都出版了，无非是为了赚钱。我们一直提的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好的，有很多糟粕。优秀的传统通过潜移默化形成，勤劳、朴实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农村现在大力张扬的却是修家谱、建祠堂、盖庙等中国传统中不好的东西。
记者：封建迷信盛行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的表征之一，相伴随的还有赌博之风蔓延、流氓恶势力增多、社会风气低下等。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农村在社会转型期，道德观和价值观模糊、法律意识和科学知识淡薄。改革开放前，由于强调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充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比较强硬，而普及法律意识和科学知识一直是个弱项。这些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过去强硬的思想教育软下来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法律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农村依然还是一块“处女地”，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跟上去。
袁贵仁：农村的封建迷信为什么比城市严重？还与文化素质有关系，文盲、科盲、法盲就容易迷信。文化素质高，他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那些东西是瞎扯，当然就不相信。从目前来说，农村扫除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地方没实现，地方统计上说实现了，实际上得打问号。如果文化素质高，这些东西虽说不能完全禁止，至少要少一些。还有心理素质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比较脆弱，经不起挫折，一挫折就相信命运，甚至经不起成功，没发财、破产的迷信，发了财也迷信，这就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陆学艺：从总的发展来说，现在产生的这些现象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慢慢得到解决。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观念是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构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要比经济建设还难，甚至要经过几代人，得有一个过程。
袁贵仁：农村封建迷信问题很严重，但未必可怕。现在正处于体制转换、新旧交替、中外接触时期，也是各种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交流冲撞时期，只要我们现在重视这件事，引导得好，并不是解决不了。认为没治了，悲观不行；想速胜也不行，因为它产生的原因很复杂，认为只要抓一下，扫一次，封建迷信就解决了，不可能。
记者：在实际工作中，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地区其实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目前，主要的任务是要把这股风先控制住，不能再任其蔓延。然后，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在农村确立新形势下的信仰教育和世界观教育，加大提高法律意识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力度，还得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给农民。短期治理和长期工作同时进行。
袁贵仁：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富裕是基础，发展经济这个根本不能动摇，但这个“经济”应该是文明的、法制的、道德的。应当相信，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体制的健全，封建迷信会逐步减少。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以后，老百姓就会看到，真正要发财致富，就要为社会服务，为他人服务，而不是靠神仙菩萨保佑去投机取巧，他就会觉得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求神拜佛没有用。同时，要把部门、地方领导发展经济的观念引导到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才是一个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道路，而不是搞歪门邪道。
第二，中心任务是提高公民的素质。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
第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净化社会空气，在农村开展健康的、有益的、文明的活动。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形成不是来自书本、来自说教，而是来自社会环境。解决迷信的一个直接措施就要在社区、乡镇开展文化建设，包括精神文明的宣传、爱国主义教育、遵纪守法教育等。现在给农村送戏、送电影、送书是比较好的措施，至少可以争取农民、吸引农民，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是别的东西在争取他们、吸引他们。有些地方搞村规民约、文明家庭，对个人文明提出了要求，让每个人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很有成效。
第四，要从干部做起。过去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有人说“急迫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话有道理。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不好，首先是领导干部做得不好。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是相信马列主义的，是无神论者，那么，对封建迷信等现象至少不会熟视无睹，更不会参与。干部提高识别能力，提高水平，提高素质，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如果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健全的，干部是坚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否则，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第五，舆论导向问题。要继续开展无神论教育、科普宣传。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很多人连起码的科学常识都不懂。还要打击非法出版物、宣传封建迷信的书籍和影视，只罚点款不行，得让他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