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乞丐问题的社会福利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真假论文,视角论文,不对称论文,乞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4)03-0116-009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下，乞丐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所谓“乞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生活没有着落而专靠向人要饭要钱过活的人”。中国的乞丐群体最早来源于传统社会中由于天灾、流行疾病、战争等而流离失所的流民，这些流民就是“原始型”乞丐[1]。伴随着传统型城市社会的出现，特别是宋元朝以后，大量迁移的流氓逐渐形成一个社会群体，长期从事乞讨的卖艺型、残疾型、无赖型乞丐成为这一社会群体的主体，由此诞生了“职业”乞丐[2]。张云昊指出，由于乞讨性质的不同，乞丐可以分为“原生乞丐”与“职业乞丐”。[3]原生乞丐是指因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导致生存状况恶劣的贫困乞讨者和因疾病而无劳动能力的疾病乞讨者，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真乞丐”。职业乞丐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专门以乞讨为职业手段和生存方式的正常健康社会成员，也就是所谓的“假乞丐”。① 现代的城市职业乞丐呈现出行乞组织化、方式多样化、年龄两极化、结构复杂化以及帮派犯罪化的特征，这些人不愿接受政府救助，也不愿从事正经的工作，对流浪乞讨的生活越来越专业。职业乞丐构成了城市乞丐群体的主体，徐芳和王保庆指出有80%的乞丐基本是职业乞丐。[4]大量的职业乞丐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很多职业乞丐采取虚假的言行和道具来骗取人们的同情心；再如，有的乞丐既乞讨又偷摸拐骗等，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职业乞丐出现集团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化的趋势，不少未成年人、残疾人受控于“幕后黑老大”，被残酷盘剥、虐待，甚至致残[5]②。“职业乞丐”更是占据着那些本应用于救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资金与资源，使整个社会的救助效率大为下降[6]。由于职业乞丐往往是通过欺骗善良的人们获利，长此以往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造成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 以上文献研究表明，职业乞丐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调查材料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保障等角度探讨了职业乞丐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对策，而且大多数学者对职业乞丐持负面态度，认为该群体的存在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损害了社会福利。然而，鲜有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具体探讨和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无论是原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导致他们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乞讨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乞讨收益。原生乞丐缺乏劳动能力，乞讨是其维持生计的唯一方法，故该类型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零；职业乞丐具备一定劳动能力，除乞讨外还能从事其他的工作，该类人群的机会成本就是从事其他工作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如果其乞讨收益高于机会成本，那么该类人群就有激励进行乞讨。 机会成本低于乞讨收益是原生乞丐出现的唯一原因，但职业乞丐的出现还有着另一个主要原因，即施舍者与被施舍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由于施舍者并不知道被施舍者的真实情况，职业乞丐就可以通过伪装成“可怜人”从而欺骗施舍者并从中获利。因此信息不对称就成为了分析“真假乞丐”问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乞讨行为只会造成社会财富的转移，并不会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如果乞讨行为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成本或者外部性，那么行乞行为并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该行为损害了社会福利，那就得不偿失了。因此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各种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具体影响到底是什么？特别是职业乞丐出现后，对社会福利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分析信息不对称下，各种乞丐对社会福利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分析过程是，通过不同信息背景下对施舍者以及不同乞丐行为的分析，得出这些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然后对不同信息背景下的社会福利状况并进行比较。 本文第二部分为模型的假定，第三部分是对不同背景下社会福利的分析，第四部分分析的是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模型假设 假设城市中存在总量为1的居民，依据其仁慈程度α服从[0，θ]之间的均匀分布，其中0表示极度仁慈者，θ表示极度冷酷者。乞丐可怜程度由β表示且β≥0③，如果β=0表示该乞丐看上去丝毫不值得怜悯。如果居民觉得乞丐足够可怜，就会给予乞丐s单位的货币。假设居民的施舍意愿为u(α，β)，如果u(α，β)-s≥0，居民会选择施舍，反之则会选择漠视。自然给定乞丐初始可怜程度，乞丐要使自身可怜程度增加，必须付出一定的伪装成本，假设乞丐边际伪装成本为mc(α)=Aα④，其中A=a，b⑤，表示乞丐每多打动一个居民所需付出的成本。
图1 居民的施舍意愿 假设乞丐首先行动，乞丐会根据信息背景、伪装成本以及s选定自身的可怜程度β，其目的是最大化自身收益；乞丐的行动结束之后，居民会根据所有的相关信息以及自身的仁慈程度决定是否给予乞丐以施舍，所有可能的施舍行为都是同时发生。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居民的施舍意愿为u(α，β)=β-α。如图1所示，如果乞丐选择的类型为
，那么居民从施舍行为所获得的效用为u(α，
)。假设
为u(α，
)-s=0的唯一解。
表示了乞丐
所能打动的最为冷酷的居民。乞丐想要获得施舍就要使u(α，β)≥s，如果要获得更多的施舍，乞丐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可怜程度使该曲线向右水平移动。但这种移动不是无止境的，当乞丐使u(α，β)曲线向右平移到u(α，θ+s)时，刚好能打动城市中最冷酷的居民，继续提升可怜程度不会使自身收益有任何增加，故定义β∈[s，θ+s]为乞丐的“有效乞讨区间”。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由于乞讨行为本身不会创造社会财富，因此乞丐只应获得与其真实可怜程度相符合的收益，任何为了增加其收益所产生的成本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的机会成本不同。假定原生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零；职业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为m(m＞0)。m也表示了职业乞丐可能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如果职业乞丐选择乞讨，那么其机会成本就是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第二，职业乞丐若要获得人们的同情，必然要对自己进行伪装，其伪装成本也是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第三，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合理收益的损害。原生乞丐的合理收益是指原生乞丐披露其真实类型时获得的乞讨收益，如果职业乞丐出现后导致该收益减少，那么减少的部分也将被视为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因为职业乞丐损害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三、不同信息背景下的社会福利分析 假设
为乞丐i获得的收益，其中i=1表示原生乞丐，i=2表示职业乞丐；DL表示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表示乞丐i的伪装总成本。接下来，我们在不同的信息背景下分析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背景1：对称信息 在信息对称时，由于居民知道乞丐的所有信息，此时只有原生乞丐能获得施舍，职业乞丐由于不会得到任何施舍，因此不会出现。原生乞丐也没有任何激励去对自己的真实类型进行伪装。假设城市中只有一个乞丐⑥，而且其初始类型为
，则满足u(α，
)-s≥0的居民会给予该乞丐施舍，因此可得出乞丐所能打动最为冷酷的居民的类型为
=
-s。因此仁慈程度处于[0，
]的居民都会给乞丐以施舍，该乞丐的收益为：
完全信息下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职业乞丐不会出现，同时原生乞丐也不会为了获得额外的收益而产生伪装成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背景2：信息不对称且城市中只有原生乞丐 假设城市中只存在一个原生乞丐且其真实类型为
，在不完全信息下，由于居民并不知道乞丐的真实类型，只知道该乞丐是原生乞丐，因此那么该乞丐就有激励把自己伪装的更加可怜以获得更多人的施舍。这样的行为会产生伪装成本，乞丐的最优选择必须满足边际伪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本文假设乞丐的边际收益固定为s且原生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函数为
，故该乞丐的最优伪装类型
所能打动的最为冷酷的居民为
。 (1)如果
，如图2(a)所示，乞丐进行伪装后导致居民施舍意愿曲线向右平移，图中阴影部分为乞丐的伪装总成本。该乞丐的收益为：
由于
，故乞丐的真实可怜程度越高，其乞讨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也越小。同时，由于
，对原生乞丐的过多施舍会使其有激励提高自身的可怜程度，造成伪装总成本上升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对原生乞丐的帮助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2)如果
≥θ，此时由于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过低使其能伪装的足够可怜从而打动所有居民。如图2(b)所示，乞丐通过增加其可怜程度使居民的施舍意愿曲线移动至u(α，θ+s)，此时所有的居民都会对该乞丐给予施舍。由于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出现的很少，故省略对此情形的福利分析，而且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不会考虑这种情形。 (3)如果
＜
，此时由于乞丐伪装的边际成本过高或者乞丐真实可怜程度已经很高，如果刻意进行伪装会得不偿失，故乞丐会自动暴露其真实类型。由于该情形的分析与完全信息下相同且发生的概率较少，故省略对此情形的分析。 背景3：信息不对称且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共存 假设城市中同时存在着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其中前者占整个乞丐群体的比例为p，同时假设职业乞丐的真实类型为
≥0。为了与背景1和背景2的结果具有可比性，仍然假设原生乞丐的数量为1，因此职业乞丐的数量为(1-p)/p。 信息不对称时，居民并不知道每个乞丐的真实类型，只是知道两者之间的比例。居民在给予乞丐施舍时，一方面感觉帮助了原生乞丐而获得正的效用u(θ)，另一方面担心被职业乞丐欺骗而产生负效用
⑧。假设
，同时用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表示居民从施舍行为中获得的效用，即
图2 信息不对称且只有原生乞丐时居民施舍意愿的变化
图3 职业型乞丐出现后居民施舍意愿的变化
由于居民的施舍行为并不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只要觉得乞丐足够可怜便会给予施舍，故假设当居民觉得两种乞丐都很可怜时，给予每个乞丐的施舍都为s。
由于
，因此两种乞丐的收益随着原生乞丐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反之则下降。动态来看，原生乞丐的比例较高意味着行乞会获得较高收益，会吸引更多职业乞丐加入该行业，导致原生乞丐的比例下降，进而使所有乞丐的收益下降；如果收益降至使职业乞丐无利可图的水平，那么两种乞丐之间的比例就会收敛至某个均衡点，在此均衡点上，两者之间的比例会一直保持不变。由于职业乞丐出现的原因是其乞讨的机会成本不高于乞讨的收益，如果两者相等，那么职业乞丐的比例就不会继续增加，由此可得以下命题1： 命题1：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原生乞丐的比例满足
，那么两种乞丐之间的比例达到了均衡，此时，职业乞丐的乞讨收益与其机会成本相等。 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来自三个方面：乞丐的伪装成本、职业乞丐的机会成本以及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合理收益的损害。然而，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福利合理收益的损害显得非常微妙。如果
，则职业乞丐并没有损害原生乞丐的合理收益，此时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为两种乞丐的伪装成本以及职业乞丐的机会成本。反之，如果
，职业乞丐出现后导致原生乞丐的合理收益下降，此时对社会福利的分析就必须考虑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合理收益的损害。因此，背景3下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如式(6)所示：
由于
，结合式(1)(4)(6)可得
，无论是原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其边际伪装成本的提高都会降低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因为乞丐的边际收益是固定的，边际伪装成本的提高意味着该乞丐只能打动更少的居民，导致使其总伪装成本下降，从而减少了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四、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由命题1可知，随着职业乞丐的不断涌入，两种乞丐的比例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我们以这种均衡状态为基础，对背景2与背景3的结果进行比较。首先分析职业乞丐对原生乞丐收益的影响，通过式(2)与式(4)可得下式(7)：
命题2：信息不对称时，职业乞丐出现后使施舍者的施舍意愿下降，导致原生乞丐的收益下降。 接下来分析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均衡状态下，职业乞丐的乞讨收益等于其机会成本，结合式(3)和式(6)可得不同背景下社会福利无谓损失之间的差距，如下式(8)所示：
由于式(8)中参数较多，为了较为直观的观察到结果，将θ标准化为1并对该式进行数值算例，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当a较小且b较大时，例如a=0.01且b=0.05，此时有
≤0，职业乞丐出现后反而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该结果与普遍的认识相悖。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原因如下： (1)原生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较小且职业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较大。只存在原生乞丐时，由于
，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与该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负相关，因为较低的边际伪装成本意味着乞丐的伪装总成本较高，对社会福利的损害也较大；同样，职业乞丐出现后，由于
，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与该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负相关。如果a很小而且b较大，可能使
较大且
较小。 (2)原生乞丐初始可怜程度较小。由于
，因此
与
正相关。原因是原生乞丐初始可怜程度较小时，其伪装总成本较高，职业乞丐的出现降低了原生乞丐的伪装总成本的同时对其合理收益的损害也较小。 以上条件可能会使职业乞丐对社会福利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减少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虽然该群体减少了原生乞丐的收益，但同时也降低了原生乞丐可能造成的社会福利无谓损失。⑩由此可得以下命题3： 命题3：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原生乞丐的初始可怜程度较小和边际伪装成本都较小，同时职业乞丐的边际伪装成本相对较大，后者的出现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反之，如果原生乞丐的初始可怜程度较小和边际伪装成本都较大，职业乞丐的出现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分析了各种信息条件下不同乞丐的乞讨行为，进而分析了这些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对称时，乞讨行为只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并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任何影响；信息不对称时，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可怜程度以博取更多的同情，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这样的行为会损害社会福利。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并存时，虽然后者会降低人们的施舍意愿，使原生乞丐的收益减少，但是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不一定是负面的。因此，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职业乞丐所造成的后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该群体在欺骗人们的同时也让人们对欺骗行为有所警觉，从而减少了其他欺骗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 由于职业乞丐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治理。高民、张朝红和颜峰建议应该从经济、法制、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生计问题，保护底层人民的合法权益，并帮助其从思想认识上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与价值观。[8]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实施救助管理模式创新，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行乞管理制度”，在公共安全及其他公民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对乞讨的范围与方式做出规制，最终达到社会秩序与乞讨者合理利益之间的平衡[9]。国外对无家可归者的治理方法也值得学习，Campbell和McCarthy对纽约市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服务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指出可以通过对相关社会服务机构提供一项持久的激励计划使其更有积极性去改善无家可归者的状况。[10]Hersberger指出，物质资源的缺乏会导致无家可归者信息资源的缺乏，使其不能及时获得例如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因此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必须予以重视，防止无家可归者由于信息缺乏导致其处境变差。[11] 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由于职业乞丐的收益满足
，职业乞丐的收益与居民的施舍额度成正比。意味着居民越慷慨，职业乞丐的收益越高，由此导致更多人加入这个群体。因此政府应该呼吁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乞丐。信息对称时，公众应该给予乞丐适当的施舍；信息不对称时，对待乞丐的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漠视”，而不应该非理性的“施舍”。虽然这样可能会使原生乞丐的处境变差，但是却可以有效减少职业乞丐的乞讨收益，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及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方式使其处境得到改善。 第二，政府应设法提高职业乞丐乞讨的机会成本。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对那些有可能沦为职业乞丐人群的职业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及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三，政府应设法减少乞丐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管理手段，为乞丐建立档案，增加其信息透明度。另外，西方一些国家实行的“行乞证”管理制度，也值得我们借鉴。 ①柯南道尔在其作品《歪唇男人》中对职业乞丐的心理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哦，这么一来，你们可以想见，当我已懂得，只要我在脸上抹上一点油彩，把帽子放在地上，静静地坐着，一天就能挣两英镑的时候，再要我安心地去做那一星期只能挣这么多钱的辛苦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了。是要自尊心还是要钱，我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是金钱占了上风，我抛弃了记者生活，日复一日地坐在我第一次选定的那条街的拐角，借着我那一副可怕的面容所引起的恻隐之心，铜板儿塞满了我的口袋……”。 ②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所谓的“东莞丐帮”，详情可见http://news.sohu.com/20140318/n396788705.shtml。 ③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们会对乞丐给予帮助是因为人们会从这种利他的行为中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由此我们可以将乞丐视为一种“怜悯”商品的供给者，施舍者通过“消费”这种商品获得一定效用。 ④一般而言，乞丐要提高自身的可怜程度就需要更多的伪装以及忍受更恶劣的外部环境，笔者就曾多次目睹某乞丐赤裸上身在寒风中乞讨，以博取同情。因此对乞丐而言，伪装成本类似某种负效用，具有凸函数性质。从后面的分析可知，如果伪装成本为凹函数，可能导致其边际收益一直大于边际成本，那么乞丐会把可怜程度提升至最大程度从而打动所有的居民，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因此本文并不考虑这种假设。 ⑤a表示原生乞丐的边际成本系数，b表示职业乞丐的边际成本系数，后文中会就此问题做出具体分析。 ⑥虽然现实情况是一个城市中往往存在许多的原生乞丐，而且每个乞丐的初始可怜程度以及边际伪装成本各不相同，但如果详细考察这些因素就会使模型结果显得较为复杂而难以进行比较和分析。为了能直观的显示结果，我们将原生乞丐这一群体抽象为一个具有该群体平均特征的个体。 ⑦由于
。理论上来说a的取值范围非常宽泛。但
相对于s非常大时，a可能非常小，在后面的数值算例中将会考虑此条件。 ⑧一般来说，心肠更加冷酷的人似乎更厌恶遭到欺骗。 ⑨由于
。由于该条件结论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在之后的推导中将默认其成立。但是在数值算例中，我们将考虑此条件。 ⑩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保罗.扎克的关于信任机制的社会博弈实验中找到一些解释。扎克发现大约有2%的受试者对鼓励信任和协作的社会暗示没有反应，也就是说这些人更可能成为反社会者，进一步发展为罪犯或者骗子。扎克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大脑回路的偶发生物学现象，他觉得这背后或许存在某些适应性的进化原因。扎克指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恶棍(骗子)的存在有其必要，因为这有这样，人们才能维持信任与猜忌之间的心理平衡。没有这些作恶的人，人类说不定会进化成无条件信任他人的物种。要是这样，那么些抓住我们轻信本性的生物就能容易侵略我们。[7]
标签：职业乞丐论文; 无谓损失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