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泽被后人的学术工程——写在《费#18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出版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写在论文,后人论文,耶夫论文,全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全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
由陈燊主编、刘文飞和白春仁任副主编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近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全集》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也是国内第一部名副其实的陀氏作品的全集。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全集》无疑会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从1998年开始启动，因工作艰巨以及出版方面的问题等原因，历时十多年。该《全集》700多万字，共22卷，前16卷包含了陀氏的全部长中短篇小说，17、18卷为文论，19、20卷为《作家日记》，21、22卷为书信。该《全集》不仅收录内容全面，而且长达6万字扼要且切合实际的总序、严谨且详尽的注释和题解(如《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题解长达3万字，《白痴》的题解也有1万多字)，也使《全集》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陈燊先生这样谈到筹划该《全集》的初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作品一般都有中译本，但从未出过全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他的论文、文论以及书信，尤其是《作家日记》，都只有过部分或片段的译介。各种译本又一般没有各个作品的详细题解(介绍作者的写作动机、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以及国内外评论界的反响等)和详细的注释(固然，这两者几乎是国内过去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共同缺陷)，不利于我国读者、研究工作者全面而深入地研讨、探索这位思想和创作极其复杂矛盾的大作家，诚为一大憾事。作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我很想填补这一空白”。①
担任《全集》的主编后，陈燊先生深知这项任务“十分严肃而巨大”，约请二位同志共事。他说：“除绝大部分作品正文的校读工作外，各书题解涉及作品和作家思想等许多问题，而注释则涉及大量西方作家、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典故、地名，以及与此有关的译名等大量问题。虽然各作品的译者都已作过努力，但还得逐一修改、统一或增补。任务十分复杂艰巨。我一直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敢懈怠。近五、六年来更是终日伏案，不辞辛劳”，乃至“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②
《全集》的译者大多为国内有丰富翻译经验、知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依照《全集》卷次顺序，就有许磊然、郭家申、臧仲伦、刘逢祺、刘宗次、力冈、张捷、冯昭玙、陆肇明、白春仁、张羽、张有福、朱逸森、郑文樾等众多译者，他们在译文和题解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
陈燊先生在《全集》“总序”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被扭曲了的天才”。③“天才”、“被扭曲”，这两个词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有人说，只有敢于跨越传统碑石，并能够发出自己生动而又独特的声音的人才是天才，那么陀氏无疑可以进入这个行列。但是，这位天才的遭遇极为坎坷，他的思想和创作充满矛盾。他与同时代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可是在后人的评论视野中，托尔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为人们所景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则常常云遮雾障，难见其真实的面目。
没有人能够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华，但是对他的个性和他的创作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陀氏的形象是飘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为正人君子，贬之者却将他视作卑劣之徒。人们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于他的创作，评价者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在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激情批判，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有人则肯定他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怀疑；有人从中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个人意志，有人则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有人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有人则断言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凡此种种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价者不同的政治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独特性和内在矛盾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他出生清贫，长年为巨额债务所困扰；他早年就得了癫痫病，这一精神顽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刑场上受过死刑的威胁，青春年华在西伯利亚的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但晚年他却成了皇储的“精神导师”；他待人真诚、厚道，可又曾嗜赌、偏执和多疑；他渴望爱情与家庭幸福，但恋爱婚姻颇多波折(直到后来有了安娜)；他与进步的俄国文学界和思想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却又对所谓的“虚无主义”耿耿于怀；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着人生的真谛，可又时时碰壁，并终生为信仰而苦恼；他的小说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铸而成，但他又无力达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开地悬在命运的十字架上……正如茨威格所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没有免掉过一种痛苦，也没有遗忘过一种折磨”④；也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陀氏内心的矛盾冲突又是不可避免的，作家“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常常一再地激动他，而且它们看来很像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而言，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并没有削弱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辉。作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他一生执着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热烈地捍卫着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和追求社会的和谐，尽管他的思想中充满着杂音，尽管他探索到的并非都是真理，尽管他在世时更多看到的是丑恶的现实和被扭曲的人性。这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艺术创新意识的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独到的小说艺术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不管人们有多少异议，作家本人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艺术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说过：“虽然现时的俄国人民对我并不理解，但我会被未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⑥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地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剧。如果说托尔斯泰以自己的艺术探索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表现心理的容量，特别是强化了作家对人性深度和人物变态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一领域里舒展自如地施展着自己的艺术才华。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坛的声誉日高。法国作家纪德认为，整个西欧文学中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更深刻的了”。当然，西方评论更注意的是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如加缪干脆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存在主义小说家”。虽然不可否认这里有相当多的谬托师承的成分，但是陀氏的影响确实是广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国，上世纪20年代出现过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别尔嘉耶夫、卢那察尔斯基、巴赫金和格罗斯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对陀氏的“复调”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探讨至今为人称道。1930年代中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国重新获得了与其成就相应的地位。当人们自觉地拂去偏见的浮尘，用审美的目光重新审视他的鸿篇巨制时，陀氏的作品才开始完整地显示出自己的美学风貌，人们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视群峰的身姿。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关系至今已有百年。中文文献中最初出现陀氏名字的是两篇译文，它们分别刊载在1907年1月出版的《民报》第11期(日本东京出版)和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上。前文由渊实(即廖仲恺)翻译，译自烟山专太郎的《虚无党小史》，此文谈到陀氏因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捕的史实。后文由周作人翻译，译自英国人W.B.Trites的《陀思妥夫斯奇小说》一文，周作人为此文所加的“译者按”拉开了中国陀氏评论的序幕。
也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复杂性有关，当俄国文学重要名家几乎都有作品进入中国以后，陀氏的作品才姗姗来迟。1920年5月26—2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首次刊登了乔辛煐翻译的短篇小说《贼》(即《诚实的小偷》)。“五四”时期还译出了《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大宗教裁判官》(《卡拉马佐夫兄弟》节译)、《罪与罚》(节译)、《穷人》和《主妇》(即《女房东》)等作品。有关的评论也从“五四”时期展开。铁樵的译作《冷眼》附有“记者志”，称陀氏的作品“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多是堕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长”。耿济之在1921年《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用三千字的篇幅介绍了“道司托也夫司基”，称他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当时较有力度的文章还有郑振铎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胡愈之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和鲁迅的《〈穷人〉小引》等。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两本俄国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均辟有专章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章各有所长，沈雁冰的文章广征博引，视野开阔；郑振铎的文章要言不烦，在叙述中时见思想的火花；而鲁迅的文章则用语精到，常发人所未发。
20世纪30—70年代，中国出现过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30—1940年代。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国古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随着译介量的增加，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有关这位作家的评论文章明显增多，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何柄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和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鲁迅在文章中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特点，指出了作家对病态心理的剖析中所蕴含的真实，并表示不能接受陀氏的“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⑦这些评述即使在今天读来还是很有光彩的。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这期间出版的陀氏作品的译本达23种，包括了这位作家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其中有《附魔者》(即《群魔》)的第一种全译本和新译出的《作家日记》等。这20多种译作中旧译多从大陆引入，新译则多从英文本或日文本转译。
中国真正大规模地翻译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始于“文革”之后。1980至1990年代，台湾地区的译介仍在继续，而大陆则开始重新认识陀氏，他的作品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两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这两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重要作品。此外，新出的单行本译本数量也不少。译作基本上都根据俄文原版译出，水准大有提高。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日益为中国学界所重视，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多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如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1986)、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86)等。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但也存在或比较简单或观点上留有旧迹的问题。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国内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专家们拿出了不少有新意的成果，推动了我国陀氏研究热潮的到来。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1980年代被译成中文，巴赫金的理论加深了中国学者对陀氏小说艺术的认识。中国的研究开始向更为精深的领域拓展。1990年代，陀氏研究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如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1997)、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1999)、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1999)、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1999)等著作。何云波的著作从陀氏的文化心理构成、陀氏与宗教、陀氏与城市、陀氏笔下的家庭等范式中的文化隐喻内涵、陀氏与“西方”、陀氏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与陀氏、陀氏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等方面切入，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作者对陀氏的探究和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寻访。
新世纪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一步深化。国内学界介绍了不少俄罗斯和西方的相关成果，理论和传记译著就有十多种，如近年出版的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2008)和索洛维约夫等人的评论集《精神领袖》(2009)等。在全部的俄国作家中，这十年间中国学界最为关注且成果最多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期间出版了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2002)、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2003)、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2006)、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2007)、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2009)等7部专著，其学术含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前两种著作分别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方法有新的突破。彭克巽的著作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晶，材料扎实，论述深刻，对作家小说艺术的分析和陀氏研究史的回顾都颇为精到和全面。田全金的专著从译介、主题和宗教哲学入手展开研究，视野开阔，其中在陀氏创作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尤见功力。有些不是专题论述陀氏的专著，也值得重视，如耿海英的《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2009)将陀氏研究作为其重要部分。这十年间还有相关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近200篇，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当然，国内现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本中仍存在误译等现象，有学者从译介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译本的质量仍有提高的空间。研究成绩很大，但仍存在部分成果内容较空泛，有创见的理性分析偏少等问题。有学者认为，从艺术结构和诗学等方面阐明陀氏的本真状况，从中国文化视角审察陀氏，以及陀氏的创作与宗教哲学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都尚待继续深化和开拓。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将我国陀氏译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陈燊先生所言，《全集》的出版“是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颇有意义的学术工程”，希望它“对我国方兴未艾的陀学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这样的重大作用将会得到显现，它的价值难以估量。祝贺《全集》出版，所有参与翻译和编辑的专家理应得到人们的感谢和敬意。
注释：
①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总序。
②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总序。
③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总序。
④[奥地利]斯特凡·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高中甫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⑤[苏]阿·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论文学》，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09页。
⑥《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