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及其意义_世界历史论文

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及其意义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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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地把握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如何超越传统的现代化理解思路?对诸如此类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不得不牵涉到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世界历史,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范畴。学界近来对此有过些许讨论,然而,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例如,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黑格尔的渊源关系究竟如何?马克思的看法在思想史上该如何定位?世界历史内涵该作如何解释?本文从思想史的维度,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粗浅的梳理与回应,并据此提出这一概念尚待开掘的现实意义。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思想的发端,在近代首推维柯。

维柯以“理想的永恒的历史”(the ideal eternal history )概念确立了普遍历史原则和诗性历史纲领。试图把“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或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提升到哲学范畴层次,开始有理念层面的世界历史眼光。而真正完成这一提升工作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显然接续了维柯“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思想传统,并在精神哲学的限域内阐发了世界历史的新意蕴。这样,黑格尔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形成、制作准备了直接而完备的理论前提。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世界历史根基涵摄两个因素:理性与热情。两者的交互杂织,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其中,理性支配世界历史,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实体与本质。

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成就为精神的、绝对的,因而也是客观的。客观理性不仅使世界历史观念和历史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使世界历史纳入一个逻辑过程,一个由对立面返回自身的活动过程。理性不仅是主体的理性,而且,在根本上理性扬升为一种“实体”,宇宙的实体,世界历史的实体。理性或精神本身就潜隐着、包含着世界历史,就像种子自身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本性和果实的滋味色相一样。世界历史属于理性。理性揭蔽自身及显现自身的领域即为世界历史。

理性或精神是“普遍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是一种“潜能”。为了达到它们的现实性,必须依赖一个中介:这就是人的活动,人的实施行为。进一步说,人类的行动又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些需要、热情和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是在这种活动场景中的动力因素”〔1〕。这样, “热情”(需要、利益)成为理性与世界历史沟通的中介或手段。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理性“始终留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与此同时,热情却蒙受损失,遭遇祸殃”〔2〕。这一说法触及历史主体的主观意志与历史客观结果之间的深层意味。按黑格尔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理性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

第二,在“理性支配世界历史”原则的前提下,黑格尔继而挖掘出世界历史概念中蕴含的发展原则与历史理性(必然性、规律性)原则。

黑格尔历史发展原则超越了民族史和地域史的樊篱,跃进到世界历史视域,开始在人类精神的历史理性尺度内反观、厘定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把民族视作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民族。这是黑格尔的高明之处,把人们局限于地域的思想视野扩展到世界历史维度。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以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环节,而且,每一世界历史性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长、繁荣和衰亡三个时期。前后相继的民族之间呈现“扬弃”的发展形态。这里既表征历史发展原则,又表征历史合理性、合规律原则。

这里,尤需澄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发展原则和历史理性原则,作为一种内在的理性自我活动原则,作为一种思辨的纯粹抽象原则,归根结底体现为概念衍化的逻辑本性和“辩证法本性”。换言之,历史理性原则所完成的是世界历史的思辨的历史逻辑,而不是后来马克思所完成的实践意蕴下的现实的历史逻辑。或者说,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

第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从价值尺度着眼,亦即自由的实现,表现为一种内含历史理性的进步。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步。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从精神的自由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

他把世界历史的最高目的规定为自由原则的完全实现,规定为精神达到对自身的自由意识。但是,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世界历史中包含的自由原则还只是一种思想性的自由,概念性的自由。远不是实践品格意义上的自由。

从中我们看出,在黑格尔时代, 世界历史概念显现两层含义:(1)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指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2 )指由维柯始而至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如前所述,黑格尔在思辨、逻辑的领域内解析了世界历史的理性本质、发展原则、必然性原则和自由意识尺度。他把世界历史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越出历史学意义之域。这样,他把以往的民族史和地域史置于世界历史整体来考察,而见出其中的历史理性原则和规律性思想。可以说,这是黑格尔在世界历史方面所做的最为杰出的贡献。

无疑,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独特理解,对马克思的影响是至深且钜的。马克思曾经由衷地感叹: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3〕。 像黑格尔那样,马克思也在哲学理念层面上展开世界历史概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这里裹足停滞。他以一种新的哲学精神或实践原则消除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中的思辨因素、观念逻辑因素。在实践活动原则基础上,确立起现实的历史逻辑,确立起世界历史新原则。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相对于地域狭隘性历史的历史,马克思强调了现实的世界历史,而不是黑格尔所谓的观念的世界历史。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一个事实概念。

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新哲学观或实践原则来理解,世界历史首先是一个事实概念。这个提法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已经成为经验性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客观现实。它“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4〕。因此, 重要的不是马克思认定世界历史是经验事实这个观点,而在于它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的现实历史的维度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历史。他不是在历史阶段中寻找某种范畴(如理性),不是从这种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由此,马克思原则地改变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内部结构。

其次,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即说,它是以生产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或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的。世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与此同时,它又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隔绝状态。由此可见,大工业这种新颖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而且,交往的这种世界性质,又使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保存、传播并拓展了现有的生产力水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来说明“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说明世界历史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但又不仅仅限于此类经济关系,它也指称各种政治过程、法律过程乃至思想过程的整体。因此,马克思说,这一名称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它在一定时代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自然它也构成世界历史的客观基础与前提。这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就矗立在市民社会的生产和交往这一坚实基石之上。

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又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概而言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在体现其浑厚的历史感,从中揭蔽出历史发展的辩证原则和历史必然性、合理性思想。这是以前的哲学家无可比拟的。因此,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但是,必须指出,黑格尔是借助于逻辑演绎来“辩证地”构造世界历史的发展图式的。这样的历史性(或必然性)是一种观念的历史性,而不是融通于现实的历史性。这样富有规律性的历史“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5〕。某种意义上,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普遍观念的实现史。

马克思真正扭转了黑格尔的观念史立场,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角度,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和规律性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历史性内涵包括下面几个层次。

首先,马克思认为,在机器大工业和国际贸易面前,一切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遵循这样一种客观规律,即从狭隘的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

马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的生产与交往尽管具有世界历史的某种意味,但在根本上还不具备严格的世界历史性。因此,这个阶段的历史只能是受各种不同自然条件(地质、地理、气候诸条件)制约的自然史、地域史。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展,各民族闭关自守的壁垒被打碎,越来越多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世界性交往的潮流。例如中国,“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6〕“野蛮的、闭关自守的、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7〕由此世界逐渐“一体化”。 世界历史在地域史与民族史的基石上徐徐展开。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现实开端正接着黑格尔观念的世界历史行程。

其次,如果说各民族从狭隘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这一规律还只是浅层次地昭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原则,那么,从更深层次来看,世界历史的深层结构则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的辩证运动和这一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辩证。

黑格尔历史理性原则的虚妄性不在于揭示历史事变的内在关联性,而在于把精神、理性当作历史的终极因。他不在现实历史本身中寻找历史发展动力,反而“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这样,世界历史就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

马克思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挖掘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他明确指出,历史发展原则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它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构成一个“交往形式的序列”。这个序列的辩证本质在于: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变更而变更,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必然被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新的交往形式当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则,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原则。它支撑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从而成为世界历史的本质内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又具有新的特征:即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统一。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原来民族内部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开放系统内运作,即具有世界性。这样,一国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而且取决于别国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或者说,取决于这一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逻辑地看,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历史性内涵是外在原则与内在原则的统一。外在原则指的是地域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客观规律,内在原则指的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历史动力规律。内外原则的确立,使马克思彻底扬弃了黑格尔历史发展原则与历史理性原则中的纯粹观念性、思想性因素,从观念逻辑中拯救出世界历史概念。

第三,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又是一个价值性概念。

黑格尔指明:对于精神来说,最高的成就便是:认识自身,不仅达到直观,而且达到关于自身的思想(清晰的概念)。世界精神的辩证运动,使它的自我意识从自然直接性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达到它自己本身即自由。世界历史包含精神的自我解放过程和自由意识的成熟过程。黑格尔世界历史中的自由是理想性的、逻辑性的。马克思谈论世界历史,也结合个人价值、社会理想追求,像黑格尔结合自由原则一样。但是,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思想性自由原则,在更加广阔的现实背景中加以深究。换言之,马克思怀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共产主义价值原则触及这个历史课题。

首先,世界历史阶段存在异化现象和价值异化原则。

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作了详尽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活动确证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内涵的丰富性、现实性正是通过对象化活动而得到实现的。一句话,对象化活动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辩证统一的。但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对象化活动成为满足个人需要、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对象化活动概念本身演变成异化劳动。这样,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8 〕劳动的异化概念已潜在包容价值异化原则。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分工理论基础上继续延伸这一思想。在私有制情形下,由于社会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自发,主体的劳动对他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主体的共同活动所积聚的社会力量(生产力)就不是他们自身联合起来的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异化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从中可清晰指证出价值异化原则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主导原则。

其次,历史发展充满辩证法,世界历史既存在主体价值异化原则,也存在主体价值解放原则。

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无非是现实主体的活动过程。主体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每个单独的历史主体的异化程度、他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

世界历史阶段,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扩大异化的范围,加重异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每个历史主体迅速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交往发生实际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据此,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才能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样,“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力量。”〔9〕换言之, 历史主体的价值解放原则必须依仗于共产主义运动,从而驱迫价值异化原则。通过普遍地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新的价值原则即共产主义价值原则才能成就社会主导原则。在世界历史活动中树立“完善的个人的发展”理想目标,使个人作为个性的历史主体确立下来。

最后,世界历史构成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概念的逻辑前提,为共产主义价值原则的展开、实现过程提供历史场所和历史基地。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原则获取逻辑同构效果。

马克思指明,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无产阶级才能存在。同样,共产主义事业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价值原则是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没有这个现实的前提,就会立即造成三种严峻的后果:(1 )共产主义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存在;(2 )交往的力量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力量;(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由是观之, 如同无产阶级概念,共产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是可理喻的,才具有现实性。换句话说,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包摄共产主义价值原则的价值性范畴。

总之,黑格尔完成哲学、理念层面的世界历史概念。而马克思完成实践、感性活动层面的世界历史概念。

一方面,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概念所做的哲学提升,肯定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发展原则、自由原则等合理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批驳、消解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中的纯思辨、纯抽象、纯逻辑因素,并使之落实到实践的基石上,落实到现代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上。基于此,马克思重塑世界历史概念,视之为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价值性概念的有机统一体。这样,马克思最终扬弃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包括资本主义),在理论上重新界定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史,亦即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亦即完全形态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是合理性(必然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历史,是实践史,又是自由史。

马克思崭新的世界历史视角,对我们在当代观察和分析非西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革命以来,生产力和分工高度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机整体急骤形成,历史发展迅速冲破各种宗法的、封闭的、血缘的关系,把一切人和事推向世界竞争舞台,整个世界是一个“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全面依赖”的国际市场。这是非西方社会发展新面临的事实,她已经在世界历史之内,只有正视,却无法回避。

所以,一个民族内部结构的变革,并不单纯依决于本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发展,而且依决于外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状况。在此,具备一种世界历史眼光,对非西方落后民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她只能在一个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世界市场内运作,只能在国际性商品、资金、科技、人才大流动的市场内竞争,只能在遵守一些国际交往惯例、条约、规范的前提下竞争。因此,我们既要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外在原则,又要贯通其内在原则;既要遵循历史必然性原则,又要贯彻历史主体选择性原则,在世界性的相互交往中把握本民族历史嬗变之契机,汇入并支撑世界历史洪流。

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有助于匡正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强调,实现现代化同时也就是经济增长。仿佛经济的高速增长,会自动保证社会生活质量、文化品味的同幅度增长。实质上,它忽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内涵。落后民族的经济发展并不能离开世界性的经济运作方式、体制,更不能离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世界性的价值解放原则,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理想原则。她一边正走向工业化,另一边又得注意、克服后工业社会面临的重要危机。

文化决定论认为,迈向工业化过程中,文化,尤其是国学担当起重塑、支承现代化的重任。于是,“文化热”曾一度在国内走俏。例如,新儒家就强调要从儒学中开显外王一面。但是,传统文化到底能给现代化提供何种资源?是决定性的、协调性的?抑或是促进性的、阻碍性的?置此问题于世界历史层面,可见出文化决定论之局限。世界历史既表征了一种价值,又脱离不了实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可给予一种有益的价值资源,但不能把它拔高为决定论。各国文化的汇通融合是一个世界趋势,借鉴、移植别国之文化都是可能的,这无疑会促进本民族的工业化进程。然而,为其提供精神动力、伦理规范和心理结构之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自然不可与物质动力或经济动力同日而语。

注释:

〔1〕〔2〕黑格尔:《历史哲学》,J·Sibree译, 科洛涅尔出版社1900年英文版,第20、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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