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课外论文,体育锻炼论文,现状及论文,中国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10-23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12)11-0003-16
1 前言
中国青少年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它不仅长期困扰和阻碍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真正实现，而且，严重损害了年轻一代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据相关文献报道，2010年以前的20年，中国青少年体质呈持续下降趋势，青少年的健康观念、健身氛围较差，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然严重，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依然繁重[5，8，12]。针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的现状，2007年3月，中央领导就增强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做出重要批示，指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同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9](以下简称“7号文件”)。据此，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全国各地以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为载体，以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基础，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广大青少年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
时至今日，“7号文件”已颁布5年有余，阳光体育运动也在年年推进，那么，这些措施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青少年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环境是否得到改善，参与行为是否有积极的变化?还有哪些因素在阻碍着青少年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在“7号文件”发布5年周期之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此外，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选择地域性小样本的研究居多，全国性大样本研究很少，不同地域之间的研究在观测指标和统计方法上也参差不齐，即便在极少的全国大样本研究中，内容主要以总体性描述为主，缺乏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和制因分析，这不仅使得不同成果在同一维度上进行相互参照的价值缺乏，也不利于对我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情况的总体把握。另外，以往的研究总体上将“课外”限于学校空间，对校外空间的“课外”关注不够，事实上，随着现代教育和现代体育的发展，课外体育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校的“围墙”，其外延既包括校内也包括校外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15]。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选择在全国分区域进行大样本调研，并在总体描述全国现状的基础上，开展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同时，将我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行为与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以揭示我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根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组的总体要求，按全国行政区划分别抽取了重庆(西南)、西安(西北)、上海和芜湖(华东)、北京和天津(华北)、武汉(华中)和沈阳(东北)8个城市(6个地区)的中、小学学生为调查对象。为了尽可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各地区抽样时遵循了城乡平衡、学段平衡、学校平衡和性别平衡4条原则，其中，学段平衡是指样本量在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学段中相对平衡；学校平衡是指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一般学校的样本量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先通过分层抽样确定调查学校，然后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在抽取学校中确定具体的调查对象。考虑到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理解力以及毕业年级学生的升学压力，最终选定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
2.2 问卷编制
问卷分两部分进行设计。第一部分是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现状，包括行课期间和非行课期间(周末及节假日)的锻炼现状。具体内容涉及青少年对体育锻炼的主观认识、校内、外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包括参与态度、时间、方式等)、学校及家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学生体育锻炼的自身条件、健身环境及体育消费等方面。第二部分是阻碍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该部分采用“五点”式量表形式制定，主要涉及青少年个人体育锻炼的认识观、家庭经济条件、课业负荷、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各项体育政策及学生个人运动能力、健身知识等方面。问卷初步设计好后，由3名长期从事体育教育研究的高校教授和2名长期从事中、小学体育工作指导的省市级体育教研员对问卷条目进行审阅和修订，删除不合理和意见不一致条目，保留专家均认可的26个条目(第一部分)和21个条目(第二部分)。为了能够使问卷的文字表述能够符合小学三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由两位小学语文教师对问卷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建立小学三年级学生专用的问卷复本。
2.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问卷由各地区调研点派专人到现场进行发放和回收，采用当面填写、完成后即刻收回的方式进行。共发放和回收问卷31528份。剔除无效问卷2880份(剔除标准包括性别不详、年级不分、学校位置不清及锻炼现状与行为问卷中关键问题不选或未选题项总和超过5项)，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8648份(表1)，有效回收率为90.86％(28648份有效问卷并不是每份问卷所有题项都是填写完整者，只要在做局部问题分析时其数据有效，均看作有效问卷，因此，本研究报告中所得各项图表数据中的样本量有些出入)。
2.4 问卷的效、信度检验
问卷终稿经11位专家(参与问卷修订的专家除外)对效度进行评分，平均得分91.5，因此具有较高效度；为了获得它在各个地区的测试信度，各地区均进行了尝试调查，试填统计结果表明，同一份问卷的两次回答一致性较高，可靠性系数8个地区平均值达0.87。
2.5 数理统计
运用SPSS 16.0对所有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单因素方差分析、列联分析、聚类分析、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均被用于对全部个案及指标变量的探索，所有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0.05。
由于卡方数值的大小与样本容量有关，本研究使用Contingency coefficient列联系数，它是根据卡方公式修改而得，相关系数
(
为卡方值，n为样本容量)。关联系数与关联强度的关系如下：V在0.00～0.10时，关联程度可忽略；V在0.10～0.20时，弱关联；V在0.20～0.40时，中度关联；V在0.40～0.60时，相对强关联；V在0.60～0.80时，强关联；V在0.80～1.00时，非常强关联。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分析
研究从中国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喜爱度、认知度、价值认可度及锻炼欲望(动机)入手，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量表形式进行问卷调查，表2显示，经检验4个条目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每一条目与其他条目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说明每个条目均是总分评分尺度较好的组成部分；删除该条目后的克隆巴赫a系数值与原值(0.737)比较都呈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4个条目内部一致性好，因此，将4个条目求和并根据其内容特点将和值重新命名为“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为了确保分析的精度，本研究再次将“和值”转换成秩次分，秩次转换遵循最低秩授给最小的数，故获得图1～图4中秩次均值愈小，则意味着学生的“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的认同度愈高。
图1显示，8所城市(6个地区)可归为五类：第一类为天津，该市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认同度最高(即锻炼兴趣、价值认可、锻炼目的及锻炼动机均优于其他地区)，第二类为北京、重庆及沈阳(LSD多重比较，P＞0.05)，第三类为上海与西安(P＞0.05)，第四类为武汉，第五类为芜湖；同一城市的郊区城镇与中心城区学校相比，重庆、北京、上海及沈阳郊区城镇与中心城区学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无差异(LSD多重比较，P＞0.05)；天津、西安和芜湖郊区城镇与中心城区学生的“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有显著差异(P＜0.05)，表现为天津及西安郊区城镇学生的“锻炼兴趣与价值取向”认同度优于中心城区学生，而芜湖相反。
图1 本研究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意识及价值取向的学校地理位置差异示意图
Figure 1.Urban-Rural Difference on Exercis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Area
图2显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的认同度总趋势呈倒置现象，表现为文化水平愈高，认同度愈差，即小学生拥有更高的认同度、初中生次之、而高中生最差(LSD多重比较，P＜0.05)，这种反常现象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同年级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小学生中，天津市学生“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高(秩次均值10403.4)，其次是重庆、北京及上海(LSD多重比较，P＞0.05)，武汉、沈阳及西安排第三(LSD多重比较，P＞0.05)，芜湖市最差(秩次均值14883.2)；初中生中，北京及沈阳学生“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高(P＞0.05)，其次是芜湖与天津(P＞0.05)；武汉、上海、西安及重庆列第三(LSD多重比较，P＞0.05)；高中生中，沈阳及天津学生“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高(P＞0.05)，其次是重庆、武汉、北京及西安(LSD多重比较，P＞0.05)，芜湖及上海学生的“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差(P＞0.05)。
图2 本研究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意识及价值取向的年级差异示意图
Figure 2.Grade Difference on Exercis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Area
图3显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的认同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性的认同度普遍高于女性。不同地区的男性青少年中，天津学生的“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高(秩次均值10936.5)，其次是北京、上海、沈阳及重庆(LSD多重比较，P＞0.05)，第三是沈阳、武汉及西安(LSD多重比较，P＞0.05)。不同地区的女性青少年中，天津学生的“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可度最好(秩次均值为14415.5)，其次是重庆、北京、上海及沈阳(多重比较检验，P＞0.05)，第三为武汉及西安(P＞0.05)，芜湖表现最差(秩次均值16798.4)。
图3 本研究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意识及价值取向的性别差异示意图
Figure 3.Gender Difference on Exercis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Area
图4显示，一般学校中，天津市青少年的“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的认同度最高(秩次均值为11897.9)，其次为北京(秩次均值13280.7)，第三是重庆、武汉及沈阳(LSD多重比较，P＞0.05)，第四是芜湖、上海及西安(LSD多重比较，P＞0.05)；传统体育特色学校中，重庆、武汉及沈阳青少年“锻炼兴趣及价值取向”认同度最高(LSD多重比较，P＞0.05)，其次是北京、西安及天津(LSD多重比较，P＞0.05)，第三是芜湖，第四是上海。
图4 本研究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意识及价值取向的学校性质差异示意图
Figure 4.School Difference on Exercis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Area
3.2 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行为现状分析
3.2.1 青少年校内课余时间的行为选择分析
从“健康第一”的教育观念来看，学生在校的学习行为应遵循张弛有度的原则，一直以来，课间休息和午休是体现中、小学生在校学习“弛”的时间安排。中、小学生在这些时间内的行为选择对其身心健康有着较大的影响。
3.2.1.1 课间10min及午休时间行为方式特征
表3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课间10min行为方式第一选择为“休息(上厕所或喝水)”，入选比例为61.7％，第二选择为“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入选比例为33.1％。深入分析发现，不同地区间课间10min选择不具备一致性(=2031.36，P=0.000)，也就是说7个选项比例存有较大波动，其中，第一、二选择中，芜湖差异最大(65.0％对22.9％)，重庆(60.5％对41.2％)及天津(52.9％对31.3％)差异相对较小；在其他5项选择中，重庆及西安青少年择选“与同学聊天、打闹”比例较高(21.1％，20.4％)，武汉与天津相对较低(12.0％，13.8％)；沈阳选“参加体育活动”比例最高(24.5％)，上海最低(7.6％)；天津选“与同学或教师讨论问题”比例最高(18.2％)，武汉最低(9.3％)；北京选“看娱乐书籍或听音乐”比例最高(7.6％)，武汉最低(1.2％)；西安选“其他”比例最高(20.4％)，沈阳最低(11.8％)。
不同地区青少年午休活动行为方式选择不一致(=3071.98，P=0.000)。其中，第一、二行为选择可大致归为3类：重庆、北京、上海及天津为一类，4城市青少年第一选择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第二选择是“睡午觉”(对应比例依次分别为57.7％对41.3％、50.5％对35.4％、65.8％对33.3％、54.6％对44.3％)；沈阳与西安青少年则完全相反，第一选择是“睡午觉”，第二选择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对应比例依次分别为30.9％对22.1％、45.0％对36.7％)；芜湖与武汉青少年第一、二选择比例接近，几乎难以区分(对应比例依次分别为39.7％对36.2％、47.7％对45.4％)。在其他5项选择中，上海青少年选“与同学聊天、打闹”比例最高(20.3％)，武汉最低(8.5％)；重庆青少年选“参加体育活动”比例最高(25.0％)，沈阳最低(8.9％)；上海青少年选“与同学或教师讨论问题”比例最高(15.7％)，武汉最低(6.2％)；北京选“看娱乐书籍或听音乐”比例最高(9.6％)，武汉最低(1.3％)；沈阳选“其他”比例最高(28.2％)，武汉最低(12.9％)。
不同年级青少年课间10 min行为选择差异明显(=2167.66，P=0.000)。从比例大小看，第一选择是“休息(上厕所或喝水)”，第二选择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但两个选择入选比例差异明显，高中生差距最大(74.5％对28.5％)，初中生次之，小学生最小(55.6％对36.2％)。在其他5项选择中，高中及初中学生选“与同学聊天、打闹”、“与同学或教师讨论问题”、“看娱乐书籍或听音乐”等方面的比例显著高于小学生(23.1％对13.7％、15.8％对10.8％、5.8％对3.3％)，而小学生选“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初、高中学生(17.5％对5.1％)。不同年级青少年午休时间行为选择差异显著(=2013.26，P=0.000)，第一、二选择可大致归为2类：小学及初中学生基本相同，即第一选择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第二选择是“睡午觉”(对应比例为49.9％对26.9％、50.7％对41.8％)，高二学生则相反，即第一选择是“睡午觉”，第二选择是“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对应比例为58.3％对37.1％)；在其他5项选择中，小学生选“与同学聊天、打闹”、“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初、高中学生，其他3项选择中，三个年级的选择比例无显著差异。
综合来看，重庆、北京、上海及天津等地众多青少年学生午休不睡，代之以“讨论问题”或“运动”或“聊天”或“听音乐”等，但这些都不是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小学生如果在课间及午休抓紧时间做作业或看书，将使他们心理更加疲惫，长此以往，将对其自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4]。
3.2.1.2 校内(体育课除外)体育锻炼时间与课间锻炼组织形式分析
据“7号文件”[10]的指示精神，至少1h的体育锻炼指凡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学校必须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进行1h集体体育锻炼并将其列入教学计划严格执行。表4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每天(体育课除外)锻炼时间方面表现不一致。锻炼时间大于等于1h者只占21.8％(三项之和)，这个比例距教育部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进一步比较发现，北京市青少年“1h锻炼”坚持得相对较好(31.2％)，其次是沈阳(24.1％)，武汉最差(14.5％)；从不同年级青少年“1h锻炼”情况看，小学生表现最好(27.4％)、初中生次之(20.1％)、高中生最差(11.9％)。
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课间锻炼形式(即内容)不具备一致性。课间操主要形式是“广播操”且“全校统一形式进行”占据主流(75.5％)，其次以年级统一形式进行(9.7％)，虽然有少数学校对课间操内容进行了改革，如“全校统一集体舞”(4.3％)、“年级统一集体舞”(1.3％)及不同年级有固定项目(4.1％)等，但比例偏低且内容创新少。进一步比较发现，上海青少年课间锻炼内容相对较为丰富，如“全校统一广播操”、“全校统一集体舞”、“个人自由活动”、“全年级统一广播操”、“全年级统一集体舞”、“年级有固定项目”和“其他类”等入选比例相对较高，其他7个城市课间操内容则过于单一；比较不同年级青少年课间锻炼内容发现，初中及高中学生课间操组织形式更为灵活，而小学生则相对单调。
3.2.2 青少年校外课余时间的行为选择分析
3.2.2.1 放学回家及家庭作业完成后的行为方式选择
对学生而言，完成家庭作业本是其分内之事，但过多的家庭作业必然以牺牲青少年休息时间为代价。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积极性休息手段，也可能因繁重的家庭作业负担受到抑制。表5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放学回家第一选择不一致。不同城市间比较发现：武汉青少年放学回家第一选择是“做作业”(85.3％)，其次是西安(81.2％)，最低的是芜湖(73.4％)；在其他选项中，天津青少年选择“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最高(10.9％)，其次是芜湖(8.5％)，武汉最低是(4.6％)；北京青少年选“上网、打游戏”比例最高(6.4％)，其次是沈阳(6.2％)，最低是天津(3.0％)。不同年级间的比较发现：小学生选“做作业”的比例最高(85.7％)，其次是初中生(76.7％)，高中生最低(61.5％)；在其他选项中，选择“上网、打游戏”、“看电视”及“其他”的以高中生比例最高，初中生次之，小学生最低(对应比例依次为8.7％、5.8％、2.8％；16.1％、7.3％、2.1％；5.8％、1.6％、0.7％)。
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放学回家完成家庭作业后的行为选择不一致。武汉青少年选择“完成家作后很晚了”比例最高(25.0％)，芜湖最低(16.3％)；“做课外辅导练习”(17.7％)、“预习第二天的功课”(18.7％)及“看课外读物”(19.4％)3项选择比例相对接近，进一步比较发现芜湖青少年选“做课外辅导练习”的比例最高(23.9％)，重庆最低(13.5％)；天津学生选“预习第二天的功课”比例最高(24.8％)，重庆最低(13.8％)；上海学生选“看课外读物”比例最高(26.6％)，天津最低(16.1％)。此外，北京青少年选“帮忙干家务”(11.0％)、“上网、看电视”(21.0％)及“锻炼身体”(16.7％)等3项比例最高，武汉及上海相对较低。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做课外辅导题”及“帮忙干家务”选择上不存在差异，但在其他选项上差异明显，表现为小学生选“预习第二天的功课”、“课外读物”及“锻炼身体”3项比例最高(21.3％、21.8％、15.6％)，初中次之(18.8％、17.7％、10.2％)，在“上网、看电视”及“完成作业很晚了”选择上则相反，高中生最高(17.7％、39.6％)，初中生次之(16.1％、25.7％)，小学生最低(12.0％、9.4％)。
3.2.2.2 青少年行课期(周1～周5)校外活动时间分配特征
表6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行课期课外体育锻炼时间不一致，学生选择“不参加”、“0.5 h以内”、“0.5～1h”及“1h以上”的比例依次为15.9％、35.0％、27.4％、21.8％；不同城市(地区)间比较发现，北京表现较好，能保证0.5 h以上的锻炼者占63.8％，其次是天津(55.6％)，芜湖最差(38.3％)；不同年级青少年行课期课外体育锻炼时间能确保0.5 h以上者，小学生最好(54.5％)、初中生次之(50.1％)、高中生最差(37.2％)。
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行课期课外学习时间分配不一致，学生选择“≤2h”、“2～3h”、“3～4h”及“4h以上”的比例依次为48.0％、22.1％、15.3％、14.6％。进一步比较发现，重庆表现最好，学生学习时间“≤2h”者比例最高(59.4％)、其次是沈阳(58.6％)、上海最差(39.8％)，不同年级青少年课外学习时间分配方面，初中生最劳累、高中次之，小学生相对最轻松，选择“≤2h”比例依次为37.5％、42.9％、55.9％。
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晚上睡觉时间分配不一致，学生选择“6h以下”、“6～7h”、“7～8h”、“8～9h”及“9h以上”的比例依次为8.8％、15.7％、19.9％、26.5％、29.1％。不同城市(地区)间比较发现，“每天能保证8h以上”睡眠的北京最高(60.6％)、芜湖次之(59.0％)、西安最差(52.5％)；不同年级比较发现，“每天能保证8h以上”睡眠的小学生最好(77.5％)、初中生次之(50.7％)，高中生较差(15.7％)。
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建议[1]，青少年每天最佳睡眠时间是9h45min，我国教育部规定小学生每天睡眠10 h，初中学生9h，高中学生8h。近年来，在我国教育部门的严厉督导下，全国有不少中、小学校采取了各种减负措施，取得一些进步，然而本次调查发现，若以“≥8 h”为估测值，那么目前我国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小学、初中及高中学生达标率只有77.5％、50.7％和15.7％，远远小于教育部规定值，从本研究结果看，教育部门出台的减负举措在目前全国各地区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
3.2.2.3 青少年周末时间(周6～周日或节假日)活动行为特征
周末或节假期是青少年经过一周或一段长时间的紧张学习难得的放松时间。对于父母来说，周末是陪伴自己孩子的最佳时机，孩子的健康成长比具备某项特长更加重要。所以，家长应该把握和珍惜宝贵的周末及节假日，并给彼此幸福和快乐。
表7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周末及节假日学习时间分配不一致，周末及节假日很多学生并未得到充分的休息与放松，学习时间“≥4h”者比例达24.9％；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武汉青少年学习时间最长，超4h者达31.3％，重庆的学生最轻松(20.5％)；不同年级青少年周末及节假日学习时间亦不一致，表现为小学生相对轻松，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长(学习时间≥4 h的比例依次为21.3％、28.0％、29.2％)。
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周末及节假日体育锻炼时间分配差异明显，“从不锻炼”、“30 min以内”、“0.5～1 h”、“1～1.5 h”、“1.5～2h”及“2h以上”等6项比例依次为13.2％、34.0％、18.2％、14.6％、6.8％、13.1％；进一步比较发现，在锻炼时间分配上，周末及节假日完全不锻炼者，武汉比例最高(18.9％)，北京比例最低(9.8％)；不同年级青少年“周末及节假日”体育锻炼时间比较发现，小学生做得最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较差，3个年级中“完全不锻炼者”小学、初中、高中比例依次为9.7％、14.1％、19.7％。
3.3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社会支持度分析
3.3.1 体育教师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支持
课外体育锻炼可以认为是把平时学到的科学健身原理及方法(主要来源于体育课)落实到自己的健身运动实践中去，而健身意识及兴趣的培养、健身知识及方法的掌握离不开体育教师的谆谆教诲，体育课中教师所传授的锻炼理论与方法则直接影响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效果与安全性。
表8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所获取的锻炼方法的适用性存有较大差异，只有36.3％的学生认为目前我国体育课中教师传授的理论与方法“很有用”，而选择“不太有用或根本无用”的学生达8.0％，这充分反映了目前我国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存有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天津反映出的情况最好，47.0％学生认为体育课教师传授的健身方法很有效，芜湖、武汉及西安比较差(比例依次为29.1％、29.5％、29.6％)；不同年级青少年体育课所获取的方法实用性的比较发现，小学生所获取的方法适用性好于初中生，初中生好于高中生(选“很有用”的比例依次为49.0％、29.7％、16.6％)。
不同地区青少年所获取的健身方法的适用性提示我们：目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业务素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距是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研究者认为目前的“国培计划”[7]中针对性加强不同地区的培训力度及资金投入，以确保教育资源在全国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很有必要。此外，不同年级青少年体育课所获取的健身方法的适用性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3.2 学校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的严整性
每年一度的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是学校阳光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它可以检测学生前期体育锻炼的成果，找出锻炼方法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测试结果对青少年的体质状态进行评估，可以使青少年清楚自己体质与健康的状况，有助于自己在未来更好地设定自己的锻炼目标，针对性的选择锻炼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锻炼计划。
表8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所在学校体质测试工作严整性不一致，27.1％及39.9％学生认为学校体质测试工作“很严格”和“比较严格”，只有4.1％的学生认为学校的体质测试不严格，这间接说明目前我国各级学校的青少年体质测试工作进行得比较到位；通过比较各地区间学校体质测试工作的开展情况发现，天津最认真，分别有36.7％及39.0％学生认为测试工作“很严格”及“比较严格”，其次是上海与北京，武汉最差；不同年级青少年体质测试工作表现为，小学生的体质测试工作最严格，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选择“很严格”的比例依次为35.4％、23.8％、13.2％。不同年级存在不同的测试态度，这种现象是极为反常的，其深层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3.3 学校每学期各种体育赛事分析
校内体育赛事本质是体育课的延伸，它可以实践检验学生体育课的学习效果。通过比赛可以促进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增强体质健康，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校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重要支持。
表8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所在学校每学期体育赛事举办情况差异明显，分别有13.6％、26.6％、48.7％学生认为学校上学期体育赛事开展“很频繁”、“较频繁”及“一般”，而选择“基本不组织”及“从不组织”的比例较低(9.2％与1.9％)，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中、小学每学期几乎不组织体育赛事的学校极少；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天津及北京两地学校赛事开展均高达17.8％，西安仅8.1％；不同年级青少年所在学校体育赛事开展情况比较发现，小学生开展比初中生多，初中生比高中生多(“很频繁”和“较频繁”比例之和依次为48.3％、35.4％、28.8％)。
3.3.4 学校体育锻炼器材场地满足度
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是保证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直接关系着中、小学体育工作的开展程度和水平，也决定着青少年的课外体育锻炼行为选择。
表9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学生开展课外体育锻炼时场地器材满足度不一致，学校场地器材“不太能满足需要”和“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两项百分比和值达15.7％，进一步分析各地区学校场地器材满足情况发现，上海条件最好，有39.1％及32.8％学生选择学校场地器材“完全能满足需要”及“比较好地满足需要”，西安相对最差，有19.6％及25.0％学生选择上述两项，差距相当明显；不同年级青少年体育锻炼场地、器材满足率同样差异明显，表现为小学生相对较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选择“完全能满足需要”的比例依次为42.4％、24.6％及14.9％。
为了找出学校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课外体育锻炼需要的真正原因，本研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表9)，目前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原因列前3位的依次是“器材数量不够”(45.7％)、“场地太小、太少”(39.0％)及“能开展的项目太少”(36.8％)；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北京、上海、沈阳及西安“器材数量不够”(比例依次为61.6％、42.8％、53.4％、41.9％)是主要原因，重庆与武汉主要原因则是“能开展的项目太少”(46.8％、49.5％)，芜湖及天津主要原因是“场地太小、太少”(47.5％、47.1％)；不同年级间场地器材满足度差异比较发现，小学生主要集中在“器材数量不够”，初中及高中学生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场地太小、太少”、“器材数量不够”及“能开展的项目太少”。
3.3.5 班主任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支持
班主任作为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对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与支持将直接影响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及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
表10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间班主任对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支持力度差异明显，分别有35.8％及44.5％学生认为班主任对他们课外体育锻炼“很关心”及“比较关心”，选择“很不关心”的仅占2.0％；不同地区间比较发现，天津中、小学班主任支持度最好，有46.8％学生认为班主任对他们课外体育锻炼“很关心”，其次是重庆(39.2％)；不同年级间的比较发现，小学生的班主任表现最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较差，选择“很关心”的比例依次为46.8％、31.5％、17.2％。
3.3.6 文化课教师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支持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兴趣及终身锻炼习惯的养成是个艰难的任务，若仅依靠体育教师及班主任的关心与支持显然是不够的，文化课教师同样肩负着不可忽视的责任与义务。
表10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间文化课教师对学生体育锻炼的支持度不一致，分别有10.3％及10.8％学生认为体育课被文化课“经常占用”及“较多占用”，选择“从不占用”者比例只占21.6％，这些数据充分显示目前我国中、小学体育课被文化课占用现象严重，务必引起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不同地区间比较发现，芜湖市学生体育课被占用最为严重，该地区的学生选“从不占用”比例最低(10.5％)，选择“经常占用”比例最高(15.5％)，有62.8％的学生认为上学期体育课被占次数达5次以上，体育课被占用最轻的是天津与沈阳；不同年级间比较发现，高中生体育课被占用的情况最少、初中生次之、小学生最多，其中选“经常占用”者比例依次为6.8％、8.0％、13.2％，选“较多占用”者比例依次为7.3％、8.6％、13.6％。对西部地区部分中、小学学生及教师访谈表明，下雨天，许多学校体育课基本被文化课教师占用，主要用于温习或补习文化课，相当多的体育教师一个学期几乎没有上过一节理论课，这个现象普遍存在，须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3.4 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制约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3.4.1 对制约因素的聚类
本研究先对21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只能提取3个公因子，且3个公因子对21个原始变量信息的解释力累进贡献率只达到55.7％。为了保留更多的原始信息，故本研究没有采取因子分析，而是将21个原始变量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后，剔除3个条目，余下18个变量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然后对18个原始变量进行R型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6个类别特点鲜明：第一类由4个条目组成，且内部一致性非常好(Cronbach's Alpha=0.853)，主要涉及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青少年很难有钱去收费体育场(馆)锻炼、购买需要的体育器材、参加各种课外体育辅导班等，因此，把这一类变量取名为家庭经济因素；第二类由3个条目组成(Cronbach's Alpha=0.756)，内容主要涉及体育政策方面，故将之命名为体育政策因素；第三类由3个条目组成(Cronbach's Alpha=0.786)，内容涉及健康与锻炼关系、锻炼方法及锻炼受伤等，故将之取名锻炼认识及方法因素；第四类包含3个条目(Cronbach's Alpha=0.794)，内容主要涉及锻炼习惯培养等方面的，故将之取名习惯养成因素；第五类含3个条目(Cronbach's Alpha=0.764)，内容主要涉及锻炼指导、同伴帮助及锻炼场所等方面，故命名为健身外部条件因素；第六类含2个条目，主要涉及学生体育课被占用及学习任务繁重等，因而取名课业压力因素。
由于制约因素全部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方式设计(即“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能确定、不太符合、很不符合”，据此分别赋值1分、2分、3分、4分、5分)，聚成6大类后各类之间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故分别对构成6个大类的条目进行得分求和后再求平均值，从而获得6个大类的各自得分，得分均值越小，则意味着对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制约性越高。
3.4.2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制约因素的差异性比较
表11显示，不同性别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6个制约因素差异明显，男性青少年习惯养成方面比女性好(t=9.04，P=0.000)，但男性青少年经济压力比女性大(t=11.21，P=0.000)，学校各项体育政策对女性更有利(t=—8.32，P=0.000)，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及方法的把握比女性差(t=—6.67，P=0.000)，承受的课业压力比女性大(t=—5.17，P=0.000)，健身的外部条件(主要指接受健身指导、健身同伴及健身场所)比女性差(t=2.77，P=0.000)。
不同年级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6个制约因素比较发现，初中与小学生间经济压力无差异，但两者的经济压力显著低于高中生；其他5个制约因素中，不同年级青少年彼此间均有显著差异且表现出极好的一致性——即学校各项体育政策对小学生最有利、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不利，课外体育锻炼的认识及锻炼方法的把握方面小学生最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在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方面小学生最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锻炼的外部条件方面小学生最优、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面临课业压力方面小学生最低、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大。
中心城区学校学生在6个制约因素方面明显优于郊区城镇学校学生，表现为中心城区学校学生经济压力小、习惯养成方面相对好、学校各项体育政策相对较合适、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及方法的把握更好、学生承受的课业压力相对轻松、健身的外部条件更好。
体育特色学校与一般学校相比，6个制约因素除了课业压力无差异外(t=-0.478；P=0.605)，在其他5个因素差异明显，表现为体育特色学校学生经济压力小，习惯养成方面相对好，学校各项体育政策相对较合适，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及方法的把握更好，健身的外部条件更好。
不同地区(城市)间青少年6个制约因素特点如下：
1.经济压力。本研究共获得4个均衡子集，其中子集1包括芜湖、武汉、北京、沈阳及西安等5个城市，得分最低(平均分3.7827)，说明经济压力最大，子集2为重庆(3.9132)，子集3为天津(3.9912)，子集4为上海(4.0964)。从得分值看，上海市学生经济压力最小、其次是天津、再次是重庆。北京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其学生承受的经济压力却跟西北地区并列一类(根据均衡子集特征，同一子集内各组样本间无差异)，这一现象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学校体育政策。本研究共获得4个子集，其中子集1包括武汉和沈阳，平均得分最低(3.4639)，说明这两个地区学校的体育政策存有明显不足，很可能制约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热情，应当引起两地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子集2为西安与芜湖(平均分3.5570)，子集3为北京(3.6287)，子集4包括重庆、上海及天津，且得分最高(均值3.7451)，充分说明这3个城市学校的相关体育政策深受学生欢迎，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3.体育锻炼的认识与方法掌握。本研究共获3个子集，其中子集1包括武汉、北京、沈阳及芜湖，平均得分最低(3.8888)，说明这4个城市青少年对课外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度、锻炼方法的掌握及运用等方面均最差，子集2为西安(4.0068)，子集3包括上海、天津及重庆，平均得分最高(4.0812)，即表明这3个城市青少年对课外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识度，同时对锻炼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相对最好。
4.课外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本研究共获2个子集，其中子集1包括武汉、芜湖、沈阳(平均分3.6283)，子集2包括北京、西安、重庆、天津及上海(平均分3.7690)，子集1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等方面比子集2的学生差。
5.课外健身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指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过程中是否有教师指导、是否有同伴相陪、健身的场所是否方便。本研究共获得4个子集，其中子集1包括沈阳、芜湖及西安，平均得分最低(3.2584)，说明3个城市学生面临的外部条件最差，子集2为武汉(3.3421)，子集3为重庆(3.4040)，子集4包括天津、北京及上海，平均分最高(3.4892)，充分充分说明天津、北京及上海具备最好的健身外部条件。
6.课业压力。本研究共获得4个子集，其中子集1为武汉市，得分最低(2.9566)，说明该城市青少年承受课业压力最大，子集2为沈阳与西安(平均分3.0561)，子集3为芜湖(平均分3.1177)，子集4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及上海，平均得分最高(3.2422)，说明重庆、北京、天津及上海青少年课业压力最轻。
8所城市(6个地区)6个制约因素制约力从低到高排序依次为上海(华东)、天津(华北)、重庆(西南)、北京(华北)、西安(西北)、芜湖(华东)、武汉(华中)、沈阳(东北)。
3.5 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分析
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受个人、社会及家庭3个方面诸多因素的干扰与制约，要从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找到制约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关键因素并寻求有效对策，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是最佳选择。该方法有两大优点：其一是因变量类型允许是分类变量，可以通过一组预测变量来预测该分类变量每一种分类所发生的概率，预测变量可以是区间变量，也可以是分类变量；其二是该方法对预测变量的假设条件较少(不一定要满足独立、正态等条件假设)，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数据特征。
3.5.1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建立过程[17，14]
以本研究问卷中的26题(“我在校外参加体育锻炼情况是”)为分类标准，共有5个选项“A、经常参加”、“B、偶尔参加”、“C、不能肯定”、“D、很少参加”及“E、从不参加”。根据McCullagh提出的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3.5.2 对模型验证
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Backward Conditional)建立回归模型，表12显示，影响我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27个影响因素中，只有17个被引入回归方程，有10个影响因素因未达到显著水平而被排除，模型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因此，运用表12中的相应参数去探讨制约我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关键因素是基本合适的。
3.5.3 关联结果分析
表12显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选择模型中排除了性别因素、学校的地缘位置、班主任态度、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课外锻炼是否有专人指导、体育成绩在升学考试中的权重、学校是否有硬性的政策规定、学生个人体质状态、青少年承受的课业压力及上网游戏时间等10个因素(P＞0.05)。这样的结果部分可以接受，从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及常理推测，家庭经济条件差或承受课业压力大的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参与情况会大打折扣，然而本研究所获得的回归模型中却排除了这两个被众多学者普遍认可的变量。据此，研究者推测目前影响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行动的因素中经济压力及课业压力不是最关键因素，进而提醒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探讨真正的原因。
学校特色不同对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产生显著影响，传统体育特色学校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对一般学校的优势比为1.117，反映出体育传统学校所拥有的各项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各地区主管部门应对传统体育特色学校的成功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并加以推广。
不同年级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情况差异非常明显，3个优势比中(本研究以高中二年级学生为基比)，小学三年级/高中二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及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依次为exp(β)=0.894、1.076、1.204，说明初中二年级最好，小学五年级次之，高中二年级排第三，小学三年级最差。
就学校主管部门的支持力度看，学校体质健康测试严整性、学校体育赛事、学校体育场地器材满足度、学校奖励与体育成绩结合的合理性及学校体育单项奖励等方面每提高一个档次，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人次将分别提升至原来水平的1.101、1.053、1.077、1.123、1.196。
就学校教师及健身同伴的支持度看，体育教师知识传授的有用性及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同伴支持度等每提升一个档次、文化课教师对体育课的占用率每下降一个单位值，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人次将分别增加至原来的1.111、1.111、1.131。
就青少年主观行为因素看，课外体育锻炼的兴趣、健身的认识度、锻炼的价值取向、锻炼动机及锻炼习惯养成等5个方面都显著影响其课外体育锻炼参与，对应优势比依次为1.287、1.121、1.077、1.237、1.101。显然，锻炼兴趣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锻炼动机，健身习惯的养成排第三、健身认识度排第四、价值取向排第五。
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选择差异鲜明。本研究以芜湖(华东)为基比进行哑变量化后，共获得7个优势比，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天津(华北)/芜湖(华东)(1.669，P＜0.000)、重庆(西南)/芜湖(华东)(1.501，P＜0.000)、北京(华北)/芜湖(华东)(1.428，P＜0.000)、沈阳(东北)/芜湖(华东)(1.320，P＜0.000)、西安(西北)/芜湖(华东)(1.252，P＜0.000)、武汉(华中)/芜湖(华东)(1.319，P＜0.000)及上海(华东)/芜湖(华东)(0.740，P＞0.05)。现以天津(华北)/芜湖(华东)(exp)(β)=1.669)为例进行解释：它意旨在保持其他变量值不变时，当青少年所处城市类别发生改变(从芜湖变成天津)，青少年参与课外体育锻炼人次将增至原来水平的1.669，这充分说明天津(华北)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情况好于芜湖(华东)。据优势比数据可推知8所城市(6个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情况最好是天津(华北)，其次是重庆(西南)，第三北京(华北)，第四是沈阳(东北)，第五西安(西北)，第六是武汉(华中)，最差是上海(华东)与芜湖(华东)。
4 结论
1.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课间10min第一、第二选择基本趋于一致，午休活动时间的2个选择与课间10 min恰好相反；地区间的比较发现，沈阳(东北)、西安(西北)青少年的选择更趋合理，年级间的比较发现，高中生的选择更为合理；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课间锻炼的组织形式差异明显，其中上海(华东)青少年课间操内容、形式相对多样化；不同年级的比较中，小学生课间锻炼拥有更多的内容选择。
2.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每天“1h锻炼”计划、家庭作业耗时、校内课余时间分配、周末及节假日时间分配均不一致。其中，北京(华北)青少年“1h锻炼”计划执行力度及校内课余时间分配比例相对最好，武汉(华中)青少年周末及节假日学习时间最长；不同年级间的比较发现，高中生“1h锻炼”计划执行力度最差，校内课余锻炼、晚上睡觉及周末节假日时间分配很不合理。
3.不同地区、不同年级青少年获取锻炼方法的适用性、体质测试的严整性、学校体育赛事举办频次、学校场地器材的满足度、班主任及文化课教师的支持度等均不一致。其中，天津(华北)青少年健身方法最适用、体质测试工作最严整、赛事举办最频繁、班主任及文化课教师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最支持，上海(华东)拥有最好的健身条件及文化课教师支持力度；不同年级间的比较发现，小学生拥有最好的锻炼方法、最严格的体质测试、最多的赛事参与、最好的健身条件及最有力的班主任支持。
4.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选择的众多影响因素可归结为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认识与方法、习惯养成、外部条件及课业压力6个方面。男性青少年除了在习惯养成方面优于女性外，在其余5个方面均不如女性；不同年级青少年中，除初中与小学生在经济压力方面无差异外，在其他5个制约因素中均表现出极好的一致性——即小学生最有利、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不利；学校位置不同，制约因素差异明显，表现为中心城区学校青少年在6个制约因素方面明显优于郊区城镇学校；此外，除了课业压力无差异外，体育特色学校青少年在其他5个因素方面明显优于一般学校。
5.不同地区间青少年6个制约因素比较中，按子集类型归纳发现，上海(华东)在6个方面优势突出，天津(华北)占5项，重庆(西南)占4项；沈阳(东北)在6个方面均处于最不利的位置，6个方面优势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上海(华东)、天津(华北)、重庆(西南)、北京(华北)、西安(西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沈阳(东北)。
6.传统体育特色比一般学校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优势比明显，不同年级青少年中，初中二年级学生参与优势明显；学校主管部门的支持因素中，影响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因素排前3位的依次是体育单项奖励价值、一年一度体质健康测试的严整性及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的满足度；学校教师及健身同伴的影响作用看，体育教师的知识传授最重要，其次是文化课教师的支持力度，而锻炼的同伴因素影响最弱。
7.课外体育锻炼的兴趣、健身的认识度、锻炼的价值取向、锻炼动机及锻炼习惯养成等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影响优势比依次为1.287、1.121、1.077、1.237、1.101，兴趣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动机。因此，学校体育课教学应加强对青少年锻炼兴趣的培养，激化其健身动机，对青少年终身锻炼习惯的形成至关重要。
8.不同地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参与比较发现，天津(华北)拥有最高的参与优势比、其次是重庆(西南)、北京(华北)第三、沈阳(东北)第四、西安(西北)第五、武汉(华中)第六、芜湖(华东)第七，上海(华东)第八；在6个制约因素中，上海(华东)最具优势，沈阳(东北)最不利(制约程度最强)，上海(华东)青少年的诸多优势未能转化成“课外体育锻炼”参与优势，沈阳(东北)却化不利成有利，其成功经验值得深思与借鉴。
9.目前，我国各地区中、小学当务之急应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认真学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扎实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基于此，学校务必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对活动的管理，同时，为了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工作制度中应把体育活动合理安排纳入课程表，并有专人负责执行、监督，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禁止任何人随意侵占体育活动时间，保证学生每天活动时间落到实处。学校或者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增加授课时间和作业量，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学生的节假日及双休日禁止补课(学校内禁止补课)，但为防止家长重金为孩子请家庭教师或报特长班、兴趣班等变相补课方式，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应制订相关处罚措施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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