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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以前，鲁迅在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震撼了中国大地。鲁迅是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八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封建礼教已经被推翻，孩子本可以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时代，却又要呐喊“救救孩子”。今天的“救救孩子”不是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把他们从“考试地狱”中解救出来，从沉重的学业负担压力下解救出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幸福地度日，而是要让他们在眼前就能过幸福的童年。
在今年3月的学会工作会议期间，李吉林副会长含着眼泪说：“现在的孩子是，小学生没有时间玩儿，中学生没有时间睡觉，长此下去怎么办？”上个月开座谈会，许多同志都反映，现在考试竞争越演越烈，择校之风越刮越盛，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大家都感到忧心忡忡。广大教师和家长也都不满意现在这种教育状况，但又觉得无法改变它，而且还要追求它。这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悖论，似乎是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为什么难以解开？是因为这个结不是教育部门自己打上的，而是社会的种种矛盾汇集于此的结果，总体上讲是社会的激烈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从教育内部来讲，也存在着供需之间的矛盾：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缺乏与家长需求形成了矛盾，再加上现在城市中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望子成龙心切，于是造成了教育的竞争，种种矛盾最后集中到孩子身上，让孩子怎么承受得了！具体分析一下，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有一部分家长视自己的孩子为天才，总觉得如果不能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就会埋没他的才能。因此，从小就要给他找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父母对孩子的热爱、期望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俗话所说：“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香。”事实上，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资质和潜能都有差异。所谓人具有多元智能，而每个人的智能和发展方向、水平是不一样的。顺应孩子的自然天性，他的特长和优势就能充分地发展。反之，他的优势和特长就会被压抑。但由于孩子的优势和特长不易捉摸，于是有些父母统而括之，要求孩子面面发展，或者强迫孩子去上“奥校”、“艺校”。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孩子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反而有些能力受到抑制，而且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思想品德得不到提高。
二是就业的压力。为了孩子将来找到工作，找到好工作，现在就要让孩子苦读书，以便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用人单位的学历主义，又助长了这个压力。原以为高校“扩招”可以缓解升学的压力，没想到“扩招”引起的就业压力反而转移到升学上。家长心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上学起早贪黑，但“为了让孩子长大后不受苦，现在还是让他先吃点苦吧”。这也是理性与情感的悖论。
三是高考指挥棒的导向。老师们说，有高考，必定会有应考教育。有一批把关的老师天天在揣摩高考的题目，让学生解题，把学生变成解题的机器。为了通过高考这一关，老师和家长都向学生施加压力。大家都清楚，一次考试定终身是不合情理的，考试也考不出学生的能力来，但又都一致认为，高考不能取消，否则会产生更不公平的现象。这也是一种理性与情感的悖论。
四是教育发展不平衡。好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太大。许多家长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薄弱学校，怕孩子学坏，缺乏安全感。这些年各地都在改造薄弱学校，但大多只是改善了硬件，“软件”没有相应的改进，特别是师资队伍没有得到改善。为此，家长仍然不放心。再加上升学的压力，择校之风愈演愈烈。就缩小差距来说，重点学校并不乐意，认为自己是培养英才的，大众教育时代不排斥精英，不能把教育拉平。其中也还有另一层内容，即这些学校靠收取择校费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也是理性与情感的悖论。
五是我国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受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重学历轻能力，读书做官的思想十分严重。我国职业教育不被重视，家长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有些用人单位也不要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缺乏分流，造成千军万马都奔独木桥。读书做官的思想在东方国家和地区很流行。例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很高，但是升学的压力依然很重。这就是东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中国的家长把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上什么大学，认为是有关自己面子的问题，因而又多了一重心理压力。
这些问题不是教育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可以改进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差距。教育的绝对公平是难以做到的，但相对公平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可以调得力的校长到薄弱学校任职，也可以从重点学校选派一些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去任教。为了不降低这些教师的收入，可以保留工资待遇，让其到薄弱学校工作3年；也可以由名校兼并薄弱学校， 以此来改变薄弱学校的形象。为什么名校办民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这些民校或叫分校是由名校领导的，同时有一部分退休教师在那里教书，家长信得过。
第二，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自身的素质不高，怎么能进行素质教育。为什么重点学校学生的负担反而不太重，固然有生源好、基础好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教师的业务能力强，善于教育，善于引导。教师培训除了学历教育、系统进修外，结合教学实际进修见效最快。上海徐汇区教育局采取由教研室的教师组成小组，到学校听课，帮助老师诊断自己的教学，反思自己的教学。这种进修方式对老师的帮助很大。许多地方采取教师发展学校进修的办法，效果也很好。
第三，改革教育评价制度。高考制度必须改革，要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制度。高考可以每年多举行几次，实行分散考和积分制。总之，要给学生较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办法需要认真研讨，反复论证，选点试验，逐步推广。有些人认为我国是人口大国，考生数千万，多次考试很难组织。但是，如果把高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人口不就缩小了吗？其实，各地每年都要进行多次模拟考试，组织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
也有人主张取消高考，让高等学校实行宽进严出的办法。但是，人人都想上名牌大学怎么办？还是免不了要进行一场搏斗。这又与我们旧的观念有关。
地方的领导要改变评价学校的标准，绝对不允许用升学指标来评价学校和老师。去年发生“南京高考之痛”，今年又出现山西某县委书记因高考滑坡向市民道歉的事，这些都说明地方官员至今仍然把高考升学率作为教育评价的指标，作为自己的政绩。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素质教育难以推行。
第四，一定要取消入学的附加条件，取消各种加分。目前入学加分的条件五花八门，如“奥赛”成绩、艺术特长、“三好学生”，等等。只有取消各种加分，才能减轻学生的压力和负担。我为什么去年提出要废除“三好学生”的评选，就是因为选先进是成人的一套做法，不符合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有的人不理解，以为我不赞成树立榜样。实际上，树立榜样、激励学生有多种方法，不能从小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更何况，现在评“三好”中的弊端很多。总之，要给学生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有玩的时间，在玩中学习。基础教育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最重要，兴趣加勤奋就是成才之道。
第五，需要完善教育立法。首先，要保证教育投入，缩小教育差距；其次，要建立教师准公务员制度。保证教师的合理流动，但不能用市场规律来流动。教育是准公共事业，教师应是准公务员，因此要用公权来约束教师的行为，合理地调动教师。不能像现在这样：要么教师成为学校所有，不能流动；要么就是随行就市，向发达地区、工资高的学校流动，给薄弱学校、落后地区造成更大的困难。
第六，进行教育结构改革，大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加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待遇。苏联解体前我到苏联访问，他们技校毕业生的起点工资比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要高。只有这样做，才能吸引青年报考技校。
第七，加强正确教育理念的宣传。现在不论家长还是教师都觉得这样下去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但又觉得无可奈何。为此，要宣传教育新理念，让广大家长认识到改变观念的重要性、有效性。媒体不应该再炒作高考状元之类的话题，要多宣传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给学生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学校、教师要有“吃第一只螃蟹”的精神，勇于改革，通过改革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高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