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恐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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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尊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人类具有保持高水平自尊的动机，并且这种动机潜藏于大量的人类行为之中，这一观点已被自尊领域的研究者们广泛接受[1]。但是，作为一种以自己为对象的价值评判，自尊并不会使人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美丽，不会给个体带来任何直接的、实际的利益[1]。那么，人们为什么会需要并努力维持着自尊？自尊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基本问题，众多心理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Leary和Baumeister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对自尊功能的解释主要有五种理论取向[2]：(1)自尊能够维持人们的幸福感及其他积极情感；(2)自尊能给个体的应对困境能力提供反馈；(3)自尊可以反映个体的社会地位；(4)自尊是与个体自主性和竞争相关联的需要，有助于人们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5)自尊为个体提供有关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拒斥(social exclusion)的重要信息。但Pyszczynski、Greenberg及Solomon等人认为，这些解释自尊的理论没有考虑到自尊产生的动机[3]。Leary和Baumeister也指出“我们不能仅根据自尊与人类情绪有很高的相关，就赋予自尊‘维持积极情感’这样的实际功能。”[2] 因此，在众多自尊理论都没有充分揭示自尊的动机和实质的背景下，Greenberg等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关于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TMT)。近年来，TMT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验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对TMT及其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评述。
2 TMT的理论溯源和基本观点
2.1 TMT的理论溯源
TMT的理论基础来自于Ernest Becker试图用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核心思想：所有人类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适应的还是不适应的，都是对人类生来就要面对的两难处境所做出的反应，即对生的欲望(desire for life)和死的必然(inevitability of death)这一对矛盾的反应[4]。
Becker指出，生命中，人们对生的欲望和对死亡必然性的认识是并列存在的。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避免性，给人类带来了潜在的对失去生命的恐惧；人类意识到自己在广袤的宇宙中转瞬即逝，并不比一棵树、一只鸟更有价值和更为恒久。Becker认为，这种潜在的恐惧是由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带来的，为了解决这种恐惧，人类同样使用自己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创造出了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这是一种人为创造的对现实的抽象符号系统，由同一文化群体中的成员共享，能够赋予“存在”以意义、秩序和永恒；同时因为文化具有超自然性，它可以使人们象征性地超越死亡，比如通过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等，文化世界观也依此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标准，认为坚信这种文化观并遵守价值标准的人可以获得不朽和永恒。这些不朽的东西能够让人类感受到世界是富有意义的(意义感)，并且使人类感到自己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的一分子，比纯粹的自然物质更有价值(价值感)。人类对意义感和价值感的追求，正是Solomon、Pyszczynski等人提出的自尊TMT的理论来源。
2.2 TMT的基本观点
TMT认为自尊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和感受，是那种认为“自己是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分子”的感觉[3]，即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感和价值感的体会。自尊的作用是保护人们免受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自尊获得的途径有二：(1)相信自己所持有的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2)相信自己所遵守的价值标准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4]。从第一个途径人们可以获得意义感，因为文化世界观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反映，只有“正确的”文化世界观才能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从第二个途径中人们可以获得价值感，因为对这种已经内化了的价值标准遵守程度的评价，反映了个体价值和价值标准体系的关系。遵守程度越高，两者之间关系越紧密，个体的价值感也就越高。
在此基础上，TMT提出，人类需要自尊是因为自尊的自我调节机制所提供的弹性空间，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当自尊强大时，焦虑得到缓解，个体能正常地生活，有效地行动；当自尊弱小或受到挑战时，个体担心可能会“泄漏”内心的恐惧从而引发种种防御行为，并通过各种补偿性的行为提升自我价值感。这就是TMT的第一个基本假设——“焦虑缓解器假设”。同时，TMT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自尊不仅仅是为了摆脱他们所正在经历的焦虑，更是为了逃避那种天生的对死亡必然性的认识所带来的焦虑。即使人们此时此刻并没有思考有关死亡和永恒的问题，对自尊的追寻依然在继续，因为人们早已在潜意识中预见到了其最终的命运——死亡，由此引发了TMT另一个重要假设“死亡突显性”假设。图1说明了TMT的这种观点。
3 TMT的实证研究和扩展
3.1 TMT的基本假设及其研究
TMT是第一个实证取向的自尊理论[3]。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对TMT的两个基本假设——焦虑缓解器假设(The Anxiety-buffer Hypothesis)和死亡突显性假设(The 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5] 进行了验证。焦虑缓解器假设提出，自尊是一种“焦虑缓冲器”(anxiety-buffer)，自尊的强大会使个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并不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而自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更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死亡突显性假设认为，对个体焦虑的根本来源——不可避免的死亡(mortality salience，简称MS)的唤醒，会导致个体文化世界观信念需要的增长，个体会对支持其文化世界观的事物做出更多积极反应，而对与其文化世界观不一致的事物做出消极反应。下面介绍对这两个假设的验证情况。
3.1.1 焦虑缓解器假设的验证
Solomon等人指出自尊与焦虑是反转共变的关系(covaries inversely)，对自尊的威胁会导致焦虑上升[6]。Greenberg等在1992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想验证在受到威胁时，自尊增强是否会降低被试在面对威胁时的焦虑程度和被试在面对电击时的心理唤醒程度。实验者先对被试进行一项智力或人格测验，随机抽取一半被试给予“积极反馈”，另一半则给予“消极反馈”，得到“消极反馈”的一组自尊受到威胁，接下来观看描述死亡的录像带，结果发现与得到“消极反馈”的被试相比，得到“积极反馈”的被试其自我报告的焦虑程度较低，对会产生生理疼痛的刺激(如电击)的心理唤醒程度较低，对“人会死亡”这一事实的歪曲防御也较少[6]。与这种观点类似的是，Sherman等人发现，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会减少一个人在其健康面对严重威胁时的否定防御[7]。Harmon-Jones等人进行的三项研究表明，无论是被试本身具有高自尊倾向，还是通过人为实验控制暂时提升被试的自尊水平，都会降低“与死亡有关的想法”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在对个体的文化世界观产生威胁的事物的反应上，降低作用尤为明显[8]。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补充支持，Simon等人在对抑郁个体的研究中发现，抑郁的个体自尊感较低，他们往往很难找到生活的意义，对死亡及与死亡有关想法的唤醒会做出特别强烈的反应[9]。
3.1.2 死亡突显性假设的验证
在TMT死亡突显性假设验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死亡突显性—世界观防御假设”(Mortality salience-worldview defense hypothesis)，另一部分支持“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Mortality salience-self-esteem hypothesis)[4]。
在TMT研究的早期，支持“死亡突显性——世界观防御假设”的研究者占多数，他们认为，对有关死亡想法的唤醒、暗示会加强个体对文化世界观的防御。其中一个典型的研究就是Harmon-Jone等人对自尊、死亡突显性以及价值观防御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8]。在该实验中，他们要验证的假设是：高自尊水平会降低死亡唤醒对价值观防御的影响。被试被分为两组，分别给予虚假的积极反馈和中性反馈来控制他们的自尊水平，获得积极反馈组的被试自尊水平获得情景性的提高(situationally elevated)；接下来，两组被试分别随机各有一半作为实验组，回答两个有关死亡的开放性问题，以唤醒被试有关死亡的想法，两组中剩下的被试作为控制组，回答一些与死亡无关的问题，比如对电视的看法；然后，将支持美国(与价值观一致)和反对美国(与价值观不一致)的两段短文呈现在每一位被试面前，要求被试对这两段短文作者的智慧、知识、受欢迎程度以及文章观点的正确性、被试对文章观点的同意程度进行九点量表评估，将被试对亲美作家及作品的偏好程度与反美作家及作品的偏好程度的差值作为价值观防御水平的判断标准，差异越大，说明防御水平越高。结果发现，在死亡意识被唤醒的被试中，高自尊被试的价值观防御水平显著低于中等自尊水平的被试。
早期众多的研究[4，10～13] 主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对违反道德规范的人的评价更为苛刻，对坚守道德标准的人则更加喜爱；(2)在吸引力评定上，认为赞成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个体比批评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个体更有吸引力；(3)群体偏好，有意识地回避外群体成员，刻板印象与偏见在此研究中也有涉及；(4)当表现出的行为违反了自己的价值标准时，会产生不适；(5)对自己态度是否得到社会认同的敏感性增强，尤其是当被试为少数群体的成员时；(6)对不同意其信念的个体表现出攻击性。
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支持“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对有关死亡想法的唤醒、暗示会增强个体自尊以及个体对自尊的追求。根据这一假设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当对有关死亡想法唤醒时[4，14～16]：(1)对自我当中支持自尊的有关方面的认同增强，对自我中某些威胁自尊的方面，不认同的程度加强；(2)对自己与他人相似或是不同的敏感性加强；(3)若所属群体的积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增加，若所属群体的消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降低；(4)若某一危险、刺激事件被认为是一种自尊来源时，个体的冒险精神增强。
Goldenberg等人在发现死亡突显性对个体的躯体认同(body identification)和体格性征(physical sex)的喜爱程度有影响作用。与控制组相比，死亡突显性的唤醒，使得高自尊的被试具有更高的躯体认同感和自我外表喜爱程度[14]。2000年，Kasser等人发现，让死亡意识被唤醒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预测其今后15年的经济状况(刺激事件)，实验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相比，他们对自己今后15年中的经济状况更为乐观，并且更乐于在娱乐项目上进行消费；在假想的商业竞争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更具有竞争力。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21]。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对自尊和世界观信念的不懈追求，是个体对具有“死亡”意义的事物、想法所做出的反应，该反应的主要作用就是抑制自己对死亡的意识；若个体死后仍能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就可以去除死亡的威胁，继而降低追求自尊的驱力。Dechesne和Pyszczynski等进行的一项研究检验了这一假设[17]：第一步，他们让第一组被试看一段有关濒死经验的材料，提供人死后生命不息的证据，增强被试对人死后有灵魂的信念；而第二组被试看的文章说“所谓‘濒死经验’不过是大脑缺氧时的表现而已”；控制组读与濒死经验无关的一些文章。第二步，将所有被试随机分两组置于死亡唤醒的环境(看与死亡有关的录像)或正常环境中，对其进行人格测试，对测试结果均给虚假的“积极反馈”。第三步，要求被试对“积极反馈”的正确度给予等级评定，因为先前Dechesne等已证明死亡威胁会提高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价，换句话说，死亡威胁会提高个体对自尊的需要，所以使用被试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价来作为证明“死亡威胁的去除会降低追求自尊驱力”的外部指标：死亡威胁越小，个体追求自尊的驱力就越低，对“积极反馈”的需要也就越低，对其正确度的评价也随之下降。研究结果发现，在死亡唤醒环境下，第二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在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级上明显高于第一组被试，差异显著，因为濒死经验增强了第一组被试对死后存在灵魂的信念，使他们相信个体死后仍能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去除了死亡的威胁，降低追求自尊的驱力，对“积极反馈”正确度评价较低，恰好证明了第一组被试需要用“积极反馈”来支持自尊的动机下降；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低宗教信仰和对死后存在灵魂高度的观点怀疑的被试，对“积极反馈”的正确度评价遥遥领先于其他被试，反映了这类被试具有更高的自尊追求动机。
3.2 TMT与团体归属
TMT认为，群体归属感是降低死亡突显性的有效手段。Schimel等人进行了一项死亡突显性对内群体偏好影响的研究，实验组观看有关死亡的材料，控制组观看普通材料，然后呈现刺激：内群体中的道德违背者和外群体的道德违背者，要求被试回答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原谅这两个人，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更愿意原谅内群体的道德违背者，与控制组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18]。Wisman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归属感是一种对死亡焦虑有效的心理防御。当被试有关死亡的想法被唤醒时，与他人亲近的需要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会与和自己价值观、世界观不同的人亲近，这反映了个体在死亡唤醒时，与获得价值观一致认同相比，获得归属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心理防御手段[19]。Dechesne等人(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20]，随着死亡突显性的唤醒，荷兰被试会更加喜欢他们的球队，并且对即将举行的一场与德国之间比赛结果有更为乐观的预测；在另一类似的研究中他们还发现，随着死亡突显性的唤醒，美国大学生对本校足球队的接纳程度上升，但是，若该队刚刚输掉了一场重要比赛，死亡突显性唤醒组的被试要比控制组的被试更容易失去对该队的认同从而转向其他的队伍，比如篮球队。Arndt等在2003年的研究中也发现，当内团体被否定时，死亡突显性会增强个体对内团体的不认同，内群体的某些缺点会影响个体的自尊，若个体属于具有较多消极刻板印象的群体，则其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及维持自尊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22]。
这些结论与前面所提到的“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研究中发现的“若所属群体的积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增加，若所属群体的消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降低”的结论是一致的，根据TMT的精神分析取向，这种“积极—认同增加，消极—认同降低”模式的心理根源可以追溯到依恋理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认同逐渐取代了父母积极评价，成为个体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个体所属群体就是其“安全基地”(secure base)，当内群体被否定时，“安全基地”受到了威胁，无法再给个体提供安全感，个体对该群体的认同感也就随之下降了。
3.3 防御的双重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TMT的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取向的，它认为自尊是一种防御结构[4]，其功能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深深植根于心底的)死亡恐惧威胁。尽管验证焦虑缓解器假设和死亡突显性假设的各项研究为TMT提供了大量实证证据，但是，无论是最初的TMT模型还是后来的有关研究，都没有对“与死亡有关的想法会给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广泛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认知过程做出解释。于是，Pyszczynski等人提出了对与死亡有关想法进行防御的双重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against Death-Related Thoughts)[5]，进一步说明了死亡突显性通过自尊影响个体思想与行为的过程。
Pyszczynski等人将与死亡有关的想法分成了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这两种类型的想法分别激发了近端防御(proximal defense)和远端防御(distal defense)两种不同的防御过程。近端防御负责处理意识层面的与死亡有关的想法，采用主动抑制或认知扭曲，将意识层面的具有死亡意味的问题推到将来，逃避、拒绝思考这样的问题；远端防御控制着高度接近意识层面的、具有死亡意味的无意识想法，这种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与死亡问题没有任何逻辑上或语义上的联系(如争取提高社会认同程度与死亡表面上没有逻辑联系)，但是从TMT的观点来看，这种防御方式能让个体将自己看作是永恒的现实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从中可以获得超越肉体死亡的永恒，对自尊的追求和对世界观的坚定信念是远端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Greenberg等人的实验证明了远端防御和近端防御的存在。该研究使用被试对死亡的情绪反应水平作为近端防御指标，使用世界观防御水平作为远端防御指标。在实验中，先讨论与死亡有关的话题，唤醒被试有关死亡的想法；然后将被试分为两部分：A部分被试在与死亡有关想法被唤醒后立刻测量近端防御，经过其他任务干扰后再测量潜意识中死亡意识进行防御的远端防御水平；对B部分被试的测量程序则恰恰相反。根据双重防御模型中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的特点，A部分被试在两种防御上的水平均会高于B部分被试，实验结果显示，两部分被试在两种防御水平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证明了双重防御模型最初的假设：当与死亡有关的想法存在于意识之中时，近端防御起作用；而当有关死亡的意识不再存在于注意的中心时，远端防御开始运作[23]。见表1。
表1 近端与远端防御模式比较
防御方式近端防御 远端防御
防御对象意识层面中对自我结构产生威胁的与死亡有关的想法无意识层面中对自我结构产生威胁的对死亡
不可避免特点的内隐认知
防御方式将有关想法移除出意识层面/将死亡问题合理化，推到
世界观防御/自尊支持，使个体成为超越死亡
遥远的未来，拒绝思考 的现实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
性质理性的感性的
特点在人类的死亡特点被唤醒后立即起作用； 先对死亡特点唤醒，然后进行其他任务予以
对潜意识的死亡刺激不起作用干扰分心，此时远端防御起作用；
对潜意识的死亡刺激立刻起作用
近端、远端两种防御方式虽然在防御对象、方式、性质和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同时也是有联系的，近端防御对意识层面“死亡”的抑制、移除，会导致无意识层面“死亡”唤醒度的提高，Pyszczynski等人提出这样一个认知过程，见图2。
根据这一过程，近端防御可以处理处于意识当中的有关死亡的想法，但是这种防御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无法应付人类潜意识中对生命最终必将毁灭的恐惧，尽管它能运用合理化的防御手段，让个体意识到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这只是暂时的逃避。当潜意识中死亡唤醒不断提高到即将进入意识层面时，远端防御开始发挥作用，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会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保护，此时个体对这种保护的需要开始增长，主动维持自尊和世界观信念并保护这些心理结构不受威胁的动机加强，这些加强了的动机会引发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关于死亡的无意识想法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
4 评价与展望
TMT自1986年出现以来，已在9个国家共开展了250多项研究，人们对该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验证。TMT被运用于解释多种社会心理现象，包括自私、同情、攻击、依恋、态度转变、归因偏差、抑郁、内群体偏好、自我增强等等，这表明TMT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广泛的应用性。虽然TMT拥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自尊研究领域对TMT还存在一些质疑，这些疑问应该是未来TMT的研究方向。
首先，是对死亡突显性假设的质疑。McGregor等认为，除了与死亡有关的种种想法、暗示会引起个体的诸多反应，其他一些关于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想法也会引起个体的焦虑，如疼痛、考试失败、社会拒斥等等，这些和死亡一样，也会给个体带来一种“不确定感”(uncertainty)，这些也都会导致情绪反应[24]。Crocker和Nuer也提出“是否真的是由死亡导致了人们对自尊的寻求”这样的疑问[25]。面对这些质疑，Pyszczynski等人解释说，一般性的焦虑(如身体上的疼痛)并不会给个体的自尊或世界观带来影响，而且，TMT也并没有排除与死亡没有直接联系的威胁性事物会影响自尊或世界观防御的可能性。但是，死亡突显性作为TMT的核心假设之一，还需要更加完善的验证才能增强其说服力。
其次，TMT没有考虑到个体内在的发展驱力。TMT将个体对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追求看作是一种防御，而自尊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主要倡导者Ryan和Deci则认为，个体追求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发展驱力，真正的自尊应该建立在对竞争、自主及人际关系需求的不断满足基础之上，这种成长、发展驱力同样会给个体带来价值感和意义感[26]。这一质疑反映了TMT的精神分析实质与人本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预见，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者们，对于TMT的理论及其研究会提出越来越多的争议，从而丰富自尊的心理学理论。
第三，TMT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自尊是“焦虑缓冲器”，自尊的强大会使个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自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Crocker和Nuer提出，按照TMT的观点，个体通过遵循社会文化所提倡的价值标准来追寻自尊，但这个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Crocker认为，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个体用来应对这些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方式具有破坏性或自我破坏性，他们会根据自我的需要对事件或反馈做出解释，质疑关于自我的负面信息，当事情成功与否还不确定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做出一些减少成功几率但却能够成为失败借口的事，这样一来，对自尊的追求可能反而会导致焦虑加剧[27]。Baumeister等也在研究中发现，高自尊会令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提高主动性，但它并不能促进高学业成就、高工作表现或领导才能；而低自尊也不会导致暴力、吸烟、酗酒、吸毒及性早熟等[28]。因此，自尊是否是降低焦虑的有效途径，其实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心理学家肯定会继续为自己的发现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四，文化在TMT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作为自尊来源的价值标准和世界观都极大地受到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中，价值标准不同，自尊的寻求方式、程度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未来的TMT研究中，应该收集更多跨文化证据，致力于TMT文化差异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死亡问题的态度上。例如，近来就有研究发现，伊朗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很特别，他们在谈及死亡时常常会说“我真希望今天就能够死去，这样我就能早日见到真主阿拉”；一些老年人甚至会爬到自己的墓穴中做祷告。另外，也有研究表明重视脸面的中国人，自尊的心理结构和功能与西方人并不相同[29]。因此，东方人比较独特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和自尊观念会对TMT的死亡突显性假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开展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是TMT发展必然需要的趋势。
最后，TMT与其他自尊理论的互补与结合。近年来，自尊结构的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内隐自尊、具体自尊及集体自尊研究的逐步兴起[30]，对这些新的自尊概念的研究要求有更完善、更合理的自尊研究理论。所以，TMT应当与其他的自尊研究理论相结合，从自尊的本质与功能角度出发，为各种看似不同的自尊表现形式提供一个广泛而高度整合的研究框架。最近TMT与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结合已经反映出这一趋势。[24，31，32]
致谢：对Pyszczynski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