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在实践中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6月15日，广州市社科院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我国著名学者杜润生、吴象以及孙长江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本文是杜润生同志在会上做了发言。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值得我们纪念有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实践是一个大学校。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不断学习的20年。继民主革命之后，这些年又取得了一条大经验，就是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条方法，不是教条，我们不可被马克思本本上的某些具体话语和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的具体结论所拘束。
马恩批判旧世界非常彻底、非常成功，得出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但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历史，更没有亲眼看到东方的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要求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具体规划。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这个经历，怎么能产生具体认识？恩格斯只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作过一个简单的预测。他说，像俄国这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革命成功相互补充；否则夺取了政权也是保不住的。换句话说，只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历史的演变出乎马克思、恩格斯的估计。正好是东方的两个大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而西方资本主义成熟的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就是说东方这两个大国没有得到世界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但却有机会夺取政权。这就表明必须是在实践中找出路，不能从本本上找出路。
现在前苏联解体了，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全世界可能而且正在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怀疑。有位同志主张我们与其归咎于反马克思主义分子，莫如先归咎于自己的教条主义。在前苏联本来已经由列宁找到新经济政策的路子，没有坚持下去。十月革命以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余粮征集制，把三个人以上的工厂都收归国有。实行的结果是农民暴动、城市饥饿。后来列宁认为自己办了一件蠢事，他觉悟到不能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在1924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以利团结农民。但是1929年斯大林来了个大转变，实现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断加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其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要保障。斯大林否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前苏联虽然一部分重工业、军事工业上去了，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消费品工业、农业长期落后，形成了一个短缺经济。人们生活长期困难，内部矛盾积聚过多过久，终于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败下阵来。一旦遇到新情况，出现路线误导，就断送了革命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值得重视，就是因为它反对了“两个凡是”。对才辞世的毛泽东尚且不能搞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不能搞教条主义。三中全会以前，提倡“两个凡是”的人主要是为了回避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所以主张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都要坚决执行。有的哲学家就从反对“两个凡是”打开了缺口。孙长江等两位学者在胡耀邦支持了发表《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人们的理论思考，由邓小平集中起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教条主义束缚，随之才有其后允许包产到户，肯定市场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重申初级阶段理论，实行公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决策。
（二）我想举两个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随实践发展的。
一是如何消灭阶级。过去我们都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所以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要不断革命，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回顾过去几十年历史可知，毛主席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改造阶级上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出来，“与人斗其乐无穷”。要在社会上斗，要在公社里斗，要在炕头上斗，要在每个人心里斗，都要斗私批修。
就农村而言，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已经和地主在土改时消灭了，毛主席把阶级斗争外延扩大，把中农分为三类，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把上中农看成是动摇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城市里，大资产阶级消灭了，用没收的办法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和平赎买了。但城市里还要追查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这两种人，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是真正物质占有关系界定的。一个是钱多一点，一个是知识多一点，是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世界观有点问题。
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富农的标准是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的25%以上，这是很难评估的。所以农村错划了一批剥削阶级。他们和地主一起，已经成为被斗倒的死老虎。打死老虎没意思，于是有的地方把矛头指向富裕中农，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闹过退社。城市就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接受社会主义。反右派就是最大的一次斗争。地富反坏右，一个右字，打击了一大片。用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付出很高的成本，改造过来没有呢？不能说没有收获，但好多人本来是内部问题，斗成了外部问题，却是可以避免的失误。此后，又发展到在党内找资产阶级代理人，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是不能不进行的，但不能将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能轻易采用专政手段。允许自由讨论，辨论是非，才能形成共同的选择。
我们讲阶级分析，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阶级怎么产生？产生阶级的社会根源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力发展不足。什么时候有贫困存在，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资源垄断。有了资源垄断，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剥削。从政治上镇压，思想上斗争，经济上剥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是必要的过程，不能否定。但是不能仅靠这几个方面。因为最终消灭阶级分化根源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条更应给予足够重视。要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起来。
从发展生产力要求出发，对于现在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必须区别对待，凡是具备经济扩张能力尚能容纳新的生产力继续增长的所有制形式，就不宜简单地加以消灭，而应有条件地予以利用。我们可以收走农民的土地，全面实行公有制。但是如果农村还是自然经济，自给比重极大，总体上说是推行按劳分配，然而因为产品短缺，终究难免产生平均主义的分配。平均主义分配包括分配贫困。与此同时，在实际发展中就必然会由等级制的分配代替按阶级分配，也就会产生特权阶层。中国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在前苏联已见到这种变化。前苏联解体还不到两年就出现阶级分化公开化。现在俄罗斯有若干个大资本集团，这些新贵们都不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分子，大多是原有权势的官员，也有一部分黑社会分子。原因就是苏联虽然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但是长期没有解决生产力充分发展问题，没有为彻底消灭阶级准备好条件。
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因为我们坚信将来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取代阶级社会。但是到达那个社会，还要有很长的过渡时期。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大众富裕了，社会真正富裕起来了，阶级对立的程度才有条件趋于缓和。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两极分化最严重。但是到了后期，社会富裕了，又经过一场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取得了集体谈判地位，有了罢工的权力。这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为了避免社会冲突两败俱伤，开始实行福利制度，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雇童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征收遗产税和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制定反垄断法等。发展到今天，商品货币化，资本证券化，有了资本市场，实行股份制公司，出现产权社会化，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扬弃。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劳动者有了知识，可转化为人力资本，有助于中产阶级数量的扩充。尽管资产阶级还是占有统治地位，各阶层的社会地位财产分配悬殊还很大，但是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局面，也没有象列宁预言的资本主义进入垂死阶段。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修复自身某些社会缺陷和经济扩张的能力。当然，绝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当权的条件下，从根本上解决阶级对立并停止分化。但中产阶级人数增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收入来源有了变化。尽管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基本走向。世事长宜放眼量，“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不能忽略一切时期的具体变化，并依据这种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肯定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要服从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目标。
二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可以建立社会分配中心，直接地实行按劳分配，进而到按需分配，废除市场商品交换。这种传统观点需要有所革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而且会引来经济僵化，以致落后于资本主义。此时，废除市场体制最终会发展到经济上的国家集权主义，阻碍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每句话当成教条。更何况，本来马克思设想的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而没有说落后的国家该怎么办。
过去所以要废除市场，主要理由是实现了公有制，因而不需要商品交换了。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今天利用价值规律是为了明天消灭价值规律。在毛主席肯定今天还需要利用价值规律这个认识之前，列宁在逝世前夕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斯大林到晚年承认由于两种公有制并存，所以商品经济还存在。当时他已经发现在现阶段价值规律不能消灭，只能限制它的作用范围。
中国实行人民公社曾吃饭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成千上万人。虽然支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在那个时代始终批判一切形式的市场经济理论，批判“三自一包”，批判邓子恢的“四大自由”，批判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观，连陈云倡导的大计划、小自由也被认为是右倾。“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养鸡养鸭多一点都是资本主义，从而引来严重的后果。只在此时，才重新肯定今天不能不尊重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但总体上还是推行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它不是任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自生自发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商品交换发展程度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不仅能适应社会分工，通过商品交换，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还提供具有激励竞争的机制。鼓励竞争，也就是激励人们追求超过平均利润的收益，从而也就鼓励了科技与经济管理等多方面的社会进步。有了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经济的多元化，就得承认多种经济并存，经济多元化。市场不能没有竞争。在竞争中，人们的投入和产出结果是由市场给出评价的。什么时候才可以直接按劳动参数分配来取代按价值规律的平等交换呢？我认为这个时期还很遥远，尚无可预测。可是现在也不宜随便预测说，市场经济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未来是知识社会。这个判断的含义之一，就是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投入。在这样的社会，实物消耗成本会大幅度降下来，知识成本比重会大幅度提升起来，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可持续发展，必须避免物质资源过度消耗形成浪费。而知识资源是无穷尽的。应该给知识足够的评价和回报，刺激知识创新，赖以降低它的稀缺性。知识的待遇提高了，教育投资多了，上学进修的人才会多起来。那时，脑体劳动差别缩小了，知识财产成为社会积累中的主要因素，垄断知识的条件渐渐消灭了，就逐步进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品丰富、环境安全、人与人之间平等共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
知识有它自己的价值，它和其他体力劳动不一样，其价值不能按消耗多少时间量来判断。那么知识的价值究竟用什么来表达呢？眼前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其价值。因此，对于各种脑力劳动者、对于科学家、对于企业家、对于教育家、各种专家，都是通过人才市场，规定他们知识的价值量，用工资形式、股权形式或是知识产权、专利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知识在其稀缺时期，首批创新者要补尝投资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产生定期垄断，这使人类共享科技成就遇到困难。这是市场制度不利的一面。将来有没有其他新方法来代替这种垄断现象？还不知道。目前，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减弱对发展知识经济的刺激作用，我们就会继续落后于将来的时代。而市场条件下知识生产得到高度发展，共享机会就会逐渐多起来，这却是可以预见的。
从市场经济的经验看来，我们建设一个新社会不能只靠伟人、先知先觉者、理论家、政治家预先设计一个模式强加于群众。这种设计越具体越有害。因为脱离社会本身实际发展条件，仅仅用抽象的道德标准设计一模式，必然带来空想成分，脱离当前的实际，脱离人民群众，也就必然要用强制手段。如果没有政权就无法强制，有了政权才能强制推行。所以如何正确地运用到手的政权作用，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党组织的职能，将成为我们今后应当慎重对待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在经济领域靠市场经济的自然力，比用政权的强制力要有效得多。因为市场经济可以利用价格信号去指导一切人，使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奋斗，客观上形成社会财富的积累。当然市场经济会产生消极的因素，例如阶级剥削、社会分化和拜金主义。所以提倡精神文明，推广道德教育是必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当提倡，但是不应要求所有人都能办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而不侵犯别人的利益，这可依靠加强思想教育加上法律约束，保证多数人照此遵守执行。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因市场功能总存在不灵和失缺的场合。必须建立法治秩序和种种共同契约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还要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失业者给予社会照顾，建立一些福利保障制度。要多生产一些社会公用产品，如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多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等。做到既讲效率又讲公平，不断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努力。放弃这种努力，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
总之，社会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教条主义必须破除。
（三）回顾是为了前瞻，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我国改革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任务很多且很重，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是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比较滞后的一项。新中国的政权，是用几千万的生命换来的。对于人民政权，如何保卫它、建设它、使用它，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头等大事。在改革经济体制同时，绝不可忽视改革政治体制。党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要在一切战线上发挥其核心作用。党作为团结人民的核心，首先要依靠政权的作用来体现。党改造社会的理想要借助于政权的杠杆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党的领导作用降低到替代政府职能的水平上。政权影响力可大可小，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决定这种差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府成员能否廉洁奉公，行政成本能否适当，工作效率高低，政策法令正确与否，都不能稍有疏忽。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民主制度能否适时而稳固地确立。因为民主具有联系群众的功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缺乏民主制度，不仅会脱离群众，也必然腐化自己。因此，国家不能代替社会，人治不能代替法治，集中不能排斥民主。
有了民主，才能解放个性。全世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都是解放个性革命。经过解放个性的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才能激励广大劳动者创造力，才能使许多政策通过公共选择使之符合客观需要。我们必须足够估计和重视长期以来东方专制主义传统造成的历史影响。中国历代是一个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代表上天。孔夫子宗法礼教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种种宗法制伦理，是束缚个性维护皇权的有效工具。那时候这套伦理也有客观需要。皇帝集权制，行施于东方大国，要依赖这一套整合社会。这方面孔夫子是有功的。只有皇权直接统治，没有地方自治，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一个特点。封建时期的西方国家也有帝制，但没有形成大一统社会，如古希腊、罗马城市是自治的。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统治，建国之始就法定各个州自治权。我们没有这种传统，相反，孔夫子宗法礼教秩序的影响极其深远。历代中国农民起义造反，替天行道，最后还是要当天子，就是实证。
今天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认识专政与法治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需要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冲破旧政权的法律束缚，为人民大众行使民主权利创造前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受法律约束才是进步的，必要的。人民民主政权一旦建立，社会秩序稳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秩序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的来源是人民民主。首先必须建立法制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规范人民的社会交往行为。要建立吸引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程序；要通过必要的分权依靠社会、依靠群众自治，加强国家政权和社会的融合。经济体制方面还权于市场，也就是把经济权力交给人民。
将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形式，这和实现公有制一样，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可以有不同选择。任何事物既有特殊性，又有一般性。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民主制度的经验，有些是适应本国条件的特殊的具体办法，不能照搬照办；有些是一般性的，属于保障民主和法制贯彻执行，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措施，则可以参照引用。如果讲特殊性，我们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缺乏民主传统，改革后的体制就应该更强调民主这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为毛泽东主席多次倡导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环境，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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