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农民兼业化的形成及其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农民论文,原因论文,兼业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差距，让终日劳作而又处境艰辛的摆脱农民贫困，安居乐业，是各国政府始终不敢忽视而同时又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战后日本的农民通过兼业化的生产方式成功地发展了农业经济，根本改变了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人多地少国家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范。
在经历了特需景气（1951——1953年），神武景气（1954—1957年），岩户景气（1958——1961年）这三个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之后，面对相对落后的农业，雄心勃勃，试图挟工业高速增长的余威再演一幕惊世之作的日本政治家们，又开始踌躇满志地策划一个以美国式的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方式为蓝本的农业改革：通过竞争、兼并，使单独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难以继续维持正常生产而脱离农业，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率、专业化的大农户则乘虚而入、取而代之，并逐渐成为日本农业生产的支柱，从而结束延续千百年历史的分散落后的农业。于是，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和措施，促成改革的实现。可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那些原以为将要被清出历史舞台的小农户，通过实行兼业化的生产方式，适应了时代的变革，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日益发展壮大；相反，那些得到政府扶持的农户却难以为继，逐渐衰落。不过，殊途同归，日本农业通过兼业化的生产方式，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也基本实现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此成就并不象别的国家那样，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就业的不堪重负为代价的。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的农民兼业代的现象呢？
一、战后初期的农地改革确立了日本现代农业的基本格局
1946年，在美国占领下的农地改革，是以日本的非军事化为目的的，也就是通过提高农村中农民的收入，来达到切断日本工业低工资劳动力供应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增加来缓和日本人对外出口和侵略的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占了日本军队大部分的来自贫困乡村的农民，会因为有了生计的保障，降低了从军的热情，从而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军队的征兵能力。这样，农地改革自然就贯穿着明显的平均主义的倾向。政府以每反（约1.49亩）978日元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收买过来，再以每反757日元的价格分给农民。这个价格在当年仅约为每反土地一年产值的7%，若再考虑到当时日本的物价上涨率高达100%这个因素，实际上这种收购价格已是接近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再转而分给农民了。通过土地改革，约190万公顷的水旱耕地转到自耕农的手中，1945年自耕地为279万公顷，佃耕地237万公顷，到1950年自耕地变为468万公顷，而佃耕地仅为48万公顷。（注：[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为缴纳高额实物佃租（“征收农民收获的60-70%的地租税。甚至有的地方实行‘八二地租’，即农民收获的八成作为地租缴给地主。”（注：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第183页。））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小块土地的所有者。
由于农地改革是在战败这一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样与因遭受空袭而残垣四处，失业、物价飞涨的都市相比，农村便显得格外优越，“这里没有蒙受战灾的难民，并且由于黑市异常活跃，价格猛涨，把米、麦子、山竽之类的主食，萝卜、胡萝卜之类的蔬菜运到城市，很快就能以高价卖出，昔日家中仅有一反土地的小农户都是些‘穷光蛋’，而这时，靠这一反土地每年可唾手可得城里职员两年的收入。”（注：[日]户川猪佐武：《战后日本纪实》，1984年版，第35页。）于是，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现象，农村的人口空前增多。战前的农户基本停留在550万户左右，到1950年增加到618万户。在这期间耕地面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平均耕作的规模只能有所缩小。
④（注：[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在表中可以看出，与1941年相比，不满一町的农户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增加了，而一町以上的农户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减少了。零星小块土地的经营耕作方式，构成了战后日本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
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政治家决定另辟蹊径
刚刚成为土地新主人的农民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和当时粮食严重紧缺的局面，使得农业生产先于工业于1949年便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大米的产量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农业生产连年持续增长，‘丰收和历史上最高产量’的报道接连不断。”（注：[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到1955年，日本仅大米产量就达到1238万吨，比40年代末50年代初增加了1/3以上。”（注：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第200页。）不过，农业形势的表面乐观却难以冲淡政治家们心中的忧虑。
忧虑之一，国际粮食市场的状况发生了转变。原来由于战争、饥荒而一直岌岌可危的国际粮食市场，到1948年，由于风调雨顺和肥料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供应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到1953年更变为供过于求，粮价大跌。而于1958年由于黄金外流导致外汇储备下降的美国要求日本放弃进口管制的保护主义的做法。1958年来日本访问的西德经济部长艾哈德也表示了要日本开放其国内市场的意见，面对欧美国家施加的压力，境外廉价粮食的虎视眈眈，日本政府坐立不安。零星小块土地的耕作方式，必然导致成本的居高不下，若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日本的农业势必会在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而要迎接挑战，只有走规模化经营这一条路子，也就是说走美国式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忧虑之二，由于工业的持续发展，使得劳动力的供应明显不足，“每年要增加100万以上的雇用人员，结果劳动力一向过剩的日本经济，从1960年前后开始，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上变得紧张起来……，从1950年前后开始，在新毕业的学生中招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毕业生的数量，”（注：1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日本总合研究所《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408页。）而这时日本政府还在制定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很显然，如果农业继续保持这种分散经营的局面，农民还死守着自己这十几亩的小块土地，那么，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就将难以解决，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发展计划就会面临泡汤的危险。这样，从工业发展的前景来看，农业也需要走上规模经营的道路，才能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
忧虑之三，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有扩大的趋势。战后初期曾一度拉近了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水准，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到60年代初，其差距又复拉大。而且，这个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由于政府对大米价格实行保护政策的结果。
⑧（注：[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不仅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还会影响着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
于是，政治家们便开始精心筹划着让日本农业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1961年，政府颁布了《农业基本法》，这个基本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宣言，为农业今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其内容有：1、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使生活和收入取得平衡。2、在今后十年使畜产增加二倍，果树增加一倍；农业要有选择地发展，使其适应需求增长的形势。3、要扶持自立农户，使其只依靠农业也能够过上与从事其他产业的人的生活水平相同的生活。为了更切实有效地扶持专业农户，政府又出台了配套措施，制定了《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即由国家补贴利息，向农户提供低利长期贷款，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设备现代化，弥补因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而带来的影响，提高整个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政府的意图十分明确：要扶持专业农户，让他们在政府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下，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逐步完成对中小农户的收购兼并的过程，成为日本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农业生产分散落后的局面，增强日本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兼业的方式成了中小农户生存致富发展的法宝
正当日本的政治家翘首以待一场惊心动魄的兼并大战的时候，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中小农户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软弱，发现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之后，就主动地把土地卖掉，到城市去务工经商，而是顽强地留在乡村，以兼业的生产方式继续着他们的事业。
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户土地的经营规模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扶持专业农户新政策的出台而发生多少变化。
⑨（注：农林水产省统计情报部：《农林水产统计》1980年版第101页。）
在全国各地，耕地面积在一公顷以下的农户，不管是五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都始终占农户总数的80%左右。
⑩（注：农林水产省统计情报部：《农林水产统计》1980年版第121页。）
从以上两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并没有轻易地出让他们手中的小块土地。大鱼吃小鱼这一似乎百验百灵的竞争规律在这里却显出了它的无奈。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出让土地，到城市去务工经商呢？
首先，日本企业的“双重结构”，使农民不敢义无反顾地离开乡村，走进城市。在日本，现代化的企业中，使用着与外国相比也决不落后的先进设备，但是，另一方面，非现代化的中小零碎企业却又大量存在，这些企业在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只能以比大企业更低的工资运行，方可生存。所以，他们的工资往往仅为大企业的一半。
(11)（注：[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进入到六十年代，随着重化工业的兴起，劳动力需求大增，供求关系有所变化，中小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大提高，但比较起来仍为大企业的60%-70%，并且在福利待遇特别是在稳定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大企业由于通过企业内部训练培养熟练工人，并实行终身雇佣制，职工可以在企业内固定下来，但中小企业的职工固定比率比大企业低，规模越小固定比率越低。（注：[日]小宫隆太郎 奥野正宽 铃村兴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05页。）固定比率低，就意味着没有保障，随时都会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此，农民弃农到城市去务工经商并非就是想象中的鲤鱼跳龙门，若无法进入家大业大、有保障的大企业，而只能在中小企业谋生的话，可能还不如在家务农来得稳妥。
那么，弃农务工经商的农民有没有进入大企业的机会呢？回答可以说是否定的。因为日本中小企业所占的比例不仅远远超过美国，也超过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农民进入大型企业的机会。
(13)（注：[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并且，日本大型企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即基本上不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招收工人，也使农民进入大型企业的希望成为泡影。大型企业“职工是直接从学校采用的，让他们从最年轻时开始参加劳动，不是从市场公司招人。”（注：[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而一旦被录用，职工和企业便结成了十分稳固的雇佣关系，一直工作到丧失劳动力方算终结，偶有心高的跳槽者，其多数的结局亦不如意，当求职者婉转地说明他脱离了曾经工作若干年的企业时，就会引起怀疑，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除了地位低、报酬少的企业是不会被录用的。雇佣的流动是被严格限制的，也就是说，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对于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来说，要想进入工资福利都令人满意的大企业，几乎是非份之想。
这样，大多数农民自然也就不会为获得一份与农业相比并不高的收入而放弃土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事一份陌生的工作。所以，尽管面临着专业大农户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小农户大量的弃农务工经商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
其次，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也使得农民捂紧手中的土地，待价而沽。
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不断扩大，土地的供需矛盾在这个狭小的岛国里显得尤其突出，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土地价格的飞涨。
(15)（注：[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东京近郊的农村地价更是从原来的几日元一平方米，发展到1960年高达400多日元一平方米，到1979年更是达到天文数字的30多万日元一平方米，真可谓寸土寸金。持续不断向上攀升的地价，使不少农民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与其把土地当作生产资料，倒不如把土地当作资产来保留更为合算，土地的收益已是无足轻重，土地的不断升值才是追求的根本。所以尽管土地面积不大，谈不上规模经营，农作物的收益更无从谈起，但是农民还是惜土如金，捂紧手中的土地，绝不轻易出手。这样，纵使专业农户有政府的撑腰，政策的支持，还是无计可施，兼并自然难以奏效。
另外，工业的迅速发展，布局的相对平衡合理，为农民的兼业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1975年与1960年相比增加142%，即在15年当中增加了1.4倍。”（注：[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也就是说，如果中小农户没有农业以外的收入，单靠经营这一小块土地，是难以维持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准的。长期徘徊在贫困线的农民虽然很不情愿，但为生活所迫，他们迟早还是要出让手中土地，到城市里去务工经商。日本工业布局的相对平衡合理，使到绝大多数中小农户再也不必为了生计而出让土地、背井离乡了，因为他们几乎在家门口就可以轻易地获得一份农外收入，成为兼业农户了。
日本原来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东京，大阪为中心的太平洋沿海地带，到50年代，特别是确定了以重化工业作为日本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之后，由于意识到能源、原料都必须靠进口，因而和别的国家几乎都把重化工业建在矿产资源产地的内陆地区不同，日本就在这个狭长的岛国沿海兴建了大量的重化工业，如八幡制铁所的堺、川崎制铁所的水岛、住友金属工业的和歌山那样，特别是钢铁工业，沿海钢铁企业的生产量在“全国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日本为84%，美国仅为8.1%”；（注：[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这样，在其他国家常常容易出现的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现象，在这个几乎随处都有天然良港的日本却不明显。于是为重化工业配套服务的大量的中小企业也就比较均匀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这些工资福利都不太令人满意的中小企业，为了降价成本，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当然也都把兼业农民作为其劳动力的主要构成。这样方便兼业农民上下班，比较灵活的工作制度，就成为了日本中小企业的一个基本特色。当然，进入中小企业的农户，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份工作就放弃了土地，为增加生活保障，他们往往都会保留原来的土地，作为家庭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兼业农民的收入迅速提高，生活的富足，固然与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关，但从农民的收入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出，兼业才是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
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方法有很多，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贫困山区农民的迁移等等，但这些方法都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且伴有严重的后遗症，即一旦财政支持减少，便会有返贫现象。而兼业的方式，则着重于增强农民的造血机能，使其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提高其生产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摆脱贫困，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