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香港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4-0005-06
一、香港楚辞学研究概况
2003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学创校四十周年庆典讲座中，饶宗颐以校徽的图案——凤凰为讨论对象，将《诗·商颂·玄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相对应，指出玄鸟就是凤凰。独到的慧眼，除相待于深厚的学殖外，自也有赖对新观念认知、对新出土材料的掌握。而二十五年前，正是这位学者提出要建立楚辞学[1]。尽管《楚辞》的研究早自两汉已经开展了，但学术史上提出“楚辞学”的，饶氏则为第一人。清代及以前传统楚辞学的内容，基本上只限于一、二两项。而近世以来，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研究者也学习、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在深度、广度、高度、频度上皆超越了前代。
香港地处南海一隅，古称蛮荒。然自开埠以来，则人文荟萃，学林彦硕，往往来居。《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一直得到了香港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总而观之，香港楚辞学的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多，专书次之。专书方面，早在抗战时期，饶宗颐避居香港，因与钱穆论辩而完成《楚辞地理考》；五十年代迁港，又有《楚辞书录》之作。二书在楚辞地理学、楚辞目录学中，皆有首创之功。其后，黄华表任职珠海书院，有《离骚四释》，于文义之疏通颇有卓见。再者，余雪曼的《离骚正义》、何敬群的《楚辞精注》，亦梓于此时。六十年代，出现了楚辞学论文的结集，上海书局《屈原》、文苑书屋《楚辞集释》等，正当时皆颇具影响。七十年代以后，楚辞学研究更趋多元化，除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等仍采取注释的方式外，又有何广棪的《汉赋与楚文学的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楚辞》的影响，常宗豪的《楚辞——灵巫与九歌》酌用了神活学、民俗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乃楚辞音韵学之专著。蓝海文以诗人的敏锐、学者的细腻撰构了《今本楚辞》。吴宏一师的《诗经与楚辞》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楚辞》的产生、名义、编集与流传、屈原及其他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以流畅从容的文字选译了《离骚》、《少司命》、《天问》、《哀郢》等篇章；附录“研究书目”分为“入门书目”、“基本书目”、“参考书目”三类，诚可谓楚辞学之门津。此外，据悉黄耀堃亦将整理增订其楚辞课之笔记，予以梓行。除个人著作和论文集外，又有研究计划之成果。如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刘殿爵、何志华等策划和主持下，一系列的古籍逐字索引工具书正陆续面世，《楚辞逐字索引》即为其中的一种。
单篇论文方面，有些收进了个人论文集，如钱穆的《中国文化综论》、饶宗颐的《澄心论萃》、郑良树的《辞赋论集》、陈炳良的《神话·礼仪·文学》等；有些载入了大学、院系学报，如《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崇基学院学报》、《浸会学院学报》、《珠海学报》等；更多的是研讨会上所宣读者，如2000年夏，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与中国屈原学会、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联合举办“屈原学国际研讨会”，便得到香港学者们踊跃的支持。抑有进者，各大专院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中，以楚辞为研究对象者亦不乏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中，更有两篇以香港楚辞学研究为主题——徐诗韵《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屈原研究讨论文章之分析》及陈乐珊《五十年来香港楚辞研究论文资料分析》。再如黄志强的《王夫之〈楚辞通释〉研究》，即为其在新亚研究所文学组的硕士学位论文。复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与楚辞学相关的毕业论文即有十多篇，各篇论文分别涉及文学、文献学、小学、注释学、神话学、历史学诸方面的学理；而就楚辞学而论，则覆盖了词章、义理、考据、专人、专书、专说、文化、学史等不同的范畴。除却专文，部分内容牵涉楚辞学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吴淑钿认为五十年来（案：即1950年-2000年）香港的学术人口流动性颇大，尤其是早期，要为作者确认一个香港人的身份是困难的事。又因学术刊物出版园地有限，不少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发表于外地，造成纪录的隐蔽，要准确统计香港学者的研究资料实不容易[2]。这番话同样适用于香港楚辞学研究。国际楚辞学界对香港楚辞学研究的整体情况和特色不太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尚无人整理编纂一详备的“香港楚辞学著述知见录”。崔富章、潘啸龙主编的《楚辞学通典》、褚斌杰主编的《屈原研究》书末分别附有楚辞学著作及论文目录，但对于香港地区相关论述的着录则时有遗漏。徐诗韵、陈乐珊的研究既以单篇论文为主，本文则着眼于专著，选取五种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述评。
二、黄华表：《离骚四释》
黄华表，字二明，广西藤县人，1898年生（注：案：《楚辞学通典》作1925年，盖将“民前十四年”误作“民国十四年”之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美国留学归来后，长期供职于教育界及政界。五十年代后，先后担任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系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后赴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华冈教授。八十年代初期逝世。《离骚四释》即作者在香港所开楚辞课的讲义。根据王恢《校印后记》，此书写成年代当早于1953年。正文分释文、释词、释韵、释义四目。释文以王逸、洪兴祖为主；释词以朱子《集注》为主；释韵以龙启瑞《古韵通说》为主，陈第、段玉裁、钱大昕诸人为辅；释义以王逸、洪兴祖为主，黄氏之见亦时时附焉。此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据王恢钞本影印出版，首正文；次附录一，收《史记屈原列传》、《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叙》、《王逸离骚经章句叙》、《刘勰辨骚》、《洪兴祖论离骚》、《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序》、《朱熹楚辞集注序》八文；次附录二收论文《关于“屈原离骚”的几个问题》一篇；次王恢《校印后记》，纪录钞书、印书经过；次《壁山阁著作目录》。
郭杰论此书云：“就其体例而言，条分缕析，令人有别开生面之感。”[3]又谓“释义”部分在引述古来权威话说之后，多能提出一得之见，有时甚至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尤其注意结合《离骚》前后文义，相互照应，体会较为深刻，见解虽不新奇，却很厚实，至今仍不乏借鉴启发意义[4]。所言非虚。作者讲授诗古文辞，要多以传统文章家之方法切入，故《离骚四释》的“释义”最见功力，良有以也。在这部分，作者或提出论证、或分析文理，颇有所得。如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作者认为是在屈原遭襄王流放江南之后，于是在“謇吾法夫前修”四句后有详尽的讨论。综合此段，大抵可以归结三点：
一、怀王之时，屈原仍在楚廷，行动自由，当时的环境不可能令他萌生沉水之心。
二、比对《离骚》和《渔父》的文字，颇有相类之处，可见二者的创作年代比较接近，所呈现屈子的心情面貌也很一致。
三、《离骚》只述及怀王时事，但这并不代表此文即作于怀王时。
作者论断的方法，主要在于时代背景的分析、文辞的颖悟、以及对旧注的细心爬梳。
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也会参照其他古籍、其他论说，以作出断语。如“惟夫党人之偷乐”一章，按道：“言己之所以急于求进，不避祸殃者，为君国耳。太史公所谓‘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是也。四句证今。”从《史记》之陈述来佐证《离骚》原文。又如“昔三后之纯粹”一句，戴震《屈原赋注》中，谓“三后”为楚之先王熊绎、若敖、蚡冒。此说出自汪瑷《楚辞集解》。“释义”按云：“戴说甚新，但恐非屈意。”虽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观其解后文“彼尧舜之耿介”章说“此章与前章，剖析治乱，何其甚明。”可知其论断是根据前后文而推出的。
对于章法的解析、微言的阐发、屈子心理的揣摩，是《离骚四释》的长处。如“惟草木之零落”一章，按云：“原未仕之前，盖已见怀王之失德矣。故一方恐己之不得用，一方亦恐君之遂老，不能用贤以致治也。”这两句一般都解作屈子对己身“老冉冉其将至”的感慨，而作者则认为是对楚王荒湎日夜的担忧，于意亦通，且更见人臣眷眷无穷之情。“前望舒使先驱”一章，按云：“以下三章，每章皆正反其辞。正者，原之所以求见乎君也。反者，君之左右所以蔽原使不得见乎君也……皆承上‘欲少留此灵琐’及‘将上下求索’而言，皆冀君王庶几复我也。”作者结合这三章，发现每章皆前振而后抑，如“雷师告余以未具”、“飘风屯其相离”、“倚阊阖而望予”三句，无不令前文气沮。可知屈子未得觐见上帝，不待司阍阻挠，前雷师、飘风已有征兆。此论体现了作者文章家的敏锐触觉。
至于“释韵”部分，郭杰认为“多引《古韵通说》，亦无甚创见”[5]。实际上，此部分虽本旧说，但作者的个人观点，也可览知。如“求矩矱之所同”与“挚咎繇而能调”二句同在一章，而唐宋以后不能押韵，朱子亦以未详备考。《四释》则在此处眉注道：
按《韩非子·扬榷篇》：“君操其名，臣放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亦以“同”“调”为韵。屈韩约略同时，岂为学舌之误？又岂得屈韩并误？又屈韩异域，又不得谓之方言，甚显然矣。
短短数语，虽未由古音变化、韵部分合等方面来论说，却从《韩非子》中找到了战国后期“同”“调”二字押韵的佐证。作者又根据屈、韩籍贯之不同，进一步指出：对于《楚辞》中不太押韵的字，不能一概简单地归为方言的原因。可谓卓识。
《附录二》所收《关于“屈原离骚”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屈原否定论”作出了周详的批驳。在批判此论的学者当中，黄氏是较早的一位。郭杰在《离骚四释》的解题中详细述评了此文内容，认为此文显示出作者锐敏的学术眼光和超远的见识，论证充分，材料翔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和令人信服的力量。又说：“由于此书出版于台湾，又主要是手钞体影印成书，故大陆一般学者多未接触到它，在后来关于‘屈原是否存在’的论争中，似也未见有人引述及此，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6]
黄氏此书为大学本科课程的基础教材，以踏实慎重的态度绍述前人的观点，而不同于专门研究著作那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风格。即便如此，郭氏谓此书“体会较为深刻，见解虽不新奇，却很厚实”，仍可作为定案。
三、饶宗颐：《楚辞书录》
饶宗颐，号固庵，又号选堂，广东潮安人，1917年生。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饶氏构写《楚辞地理考》时，只是“避居”香港；而编纂《楚辞书录》时，则已因大陆易帜而迁港。此书首刊于1956年，虽为文献学著作，却也寄寓了故国之思[7]。据《自序》所言，作者自幼爱《骚》，目屈子为大儒；故此书之编纂，亦有“昭先贤之心”的动机[8]。全书首曾克端序，次自序，次图版二十五幅，次正文。正文分为书录、别录、外编三部。就《书录·知见书目第一》而论，归纳其特点，盖有以下九端：
1、备旧说。如《楚辞章句》下，录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要、《四库提要》以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提要；《楚辞集注》下录有《四库提要》关于此书体例的论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的渊源的意见，以及周密《齐东野语》对朱子注《骚》本事的记载。这些资料能协助读者尽快掌握该书的内容及研究情况。
2、撮旨意。贺贻孙《骚筏》下，论云：“贻孙以文人习气说《骚》，有时亦可得言外意。惟以不求甚解为不落学究气，则浅薄不学者，多借口矣。”[9]论沉云翔《楚辞集注评林》，则谓“剽窃蒋之翘本”[10]。论陈本礼《屈辞精义》时说：“大旨在发明微言大义。”[11]论屈复《天问校正》时说：“是编随意移置其前后，谓之错简。”[12]对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特色和评价皆一言可蔽。
3、发体例。杨万里《天问天对解》下，先录《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比附贯缀，各为之解。”复案道：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天问》之章，辞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宏杰异，析理精博，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所对别附于问，庶儿览者莹然。”诚斋此编，犹黄氏例也”[13]。可知《天问》《天对》对照之法，非由杨万里首创。（如明代陈仁锡、清代王萌注《骚》，实亦循黄氏例。）论钱澄之《庄屈合诂》道：“先列朱子《集注》，次列己注。标以‘诂曰’二字，实则衍绎朱注之义。”[14]可见钱诂之方法。又王闿运《楚辞释》下，录其自叙谓：“因章句而为笺，叔师义有隐滞，笺以表明。”复补充道：“亦有不依章句者，如郑笺与毛异义，是其例也。”[15]知王闿运注《骚》之例，并未尽言于自叙之中。
4、查亡佚。《书录》往往根据其他书目的著录，考核存亡。如加钱杲之《离骚集传》下云：“《宋史艺文志》、钱曾《读书敏求记》着录。”[16]此外，又参照其他资料加以论证。如夏鼎《楚辞韵宝》，今已不见于世。《书录》引《湖北通志·艺文志》“参政夏时亨为其镂版于蜀”，说明此书曾有刊本[17]。
5、考版本。《书录》对于一些楚辞著作之版本，收录颇为丰富，如王逸《楚辞章句》收录十三种版本，朱子《楚辞集注》收录二十七种版本。对于一些书坊的名称，亦有考据。如毛晋《屈子》下云：“《郘亭知见书目》有《屈子》绿君亭刊本无注。即此。按绿君亭为子晋书室名，子晋早年刻书，绿君亭与汲古阁并用，中年后则专用汲古阁之名。”[18]此外，一些并未单行的著作，《书录》皆详细注明其印刷详情。如王念孙《楚辞杂志》下云：“高邮《王氏著书》本（在《读书杂志余编》中，共二十六则。）”[19]王树楠《离骚注》下云：“在《陶庐丛刻》中。又光绪间文莫室刊本。”[20]对于另梓的序言，亦陈列书名，如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下云：“自序亦载《传经室文集》。”[21]
6、录匦藏。《书录》所收之书，皆详记内地、香港、台湾、日本各地的馆藏状况。某些版本或为书家旧藏，即列出之。如《楚辞集注》有崇祯十一年刊本，《书录》记云：“小田切藏四册，有‘国瑷’、‘怀璧’二印。”[22]
7、记生平。每书的著述者、刊印人皆附简传，以资参考。如《楚辞集注》有吴讷校刊本。记曰：“讷字敏德，常熟人。宣德间，官至右都御史。着《文章辩体》。”[23]苦生平未详，亦标出之，如孟奥撰《楚辞音》，下标“始末未详”四字[24]。前贤有相关考证则备之，如宋处士诸葛氏撰《楚辞音》，记道：“姚振宗疑即琅邪诸葛璩。”[25]
8、述学术。除记生平外，《书录》也有文字论及著者的学术好向。林兆珂《楚辞述注》下云：“兆珂此编外，尚有《檀弓述注》、《选诗约注》等。并科举之学也。”[26]于钱澄之《庄屈合诂》则云：“（钱氏）尝问《易》于黄道周，经学笃实。”[27]丘仰文《楚辞韵解》下云：“陆耀《序》谓：省斋邃于《易》学，由《易》韵通诸《楚词》，以毛检讨（奇龄）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读之，进退出入，无不就范。（见《切问斋集》四）”[28]虽短短数语，著者之学风却庶可认知。
9、辨传承。对于著作中的一些相似、相近的论说，《书录》会指出其传承的关系。如刘永澄《离骚经纂注》下云：“王瀣《离骚辑评》屡引其说。”[29]如李陈玉《楚辞笺注》条云：“钱澄之释《怀沙》为怀长沙，即本其说。”龚景瀚《离骚笺》下，则谓：“其总论《离骚》谓作于怀王未返顷襄未立之时，略同陈第顾成天之说。”[31]
由此可见，《楚辞书录》使读者得以认识、参详作者的真知灼见。这要归功于正文的完备体例，发挥了传统书目的学术功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元以前楚辞佚籍”部，作者自各种古代书目中录得楚辞古著若干种，条列于此，俾读者考见早期楚辞学的面貌。“拟骚”之部，收录了自《反离骚》以后共五十五篇作品。“图谱”部记载美术作品若干，详列尺寸、绘画方式、内容、题跋、着录等各项资料。“译本”部收有德、英、法、意、日五种语言的翻译作品二十七种。第二部分为《别录》，包括“近人楚辞著述略”和“楚辞论文要目”两端。第三部分《外编》为“楚辞拾补”，共有考证文字五则。“楚辞拾补”辑录了一些重要研究资料，且有一些校刊。
《楚辞书录》的面世，对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所列陆善经的注文即参考自《书录》。比较《书录》与《楚辞书目五种》的体例，不难看到二者的相互影响。饶氏身处香港，对于海外楚辞学著作的各种情况自然了解；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港两地长期的阻隔，很多藏于内地的著作往往不便阅览，加上《书录》于香港出版，难以在内地发行，因此总体而言，《楚辞书录》在整个楚辞学界的影响力，就逊于《楚辞书目五种》了。
四、林莲仙：《楚辞音韵》
林莲仙，祖籍广东潮州，1925年生。先后执教于香港崇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楚辞》、音韵学等课程。林氏自少熟读《楚辞》，并由此引发对楚辞音韵学的兴趣。执教期间，曾发表多篇楚辞学论文。《楚辞音韵》则系其楚辞音韵学专著。此书于1979年出版，然《自序》谓“脱稿迄今已经十多年”[32]，则该书于六十年代中期业已问世。全书首王韶生序、次自序、次中英文提要、次插图、次正文、次参考书录、次作者著作目录表、次拟骚二首。本书以朱子《集注》为根据，就屈原、宋玉（景差）之韵文十题三十六篇作为研究对象，用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为工具，在批判过去《楚辞》学者、古韵学者学说之基础上，扬弃取舍，重订《楚辞》韵谱。进而以《广韵》为梯航，以现代汉语方言为旁证，参以诸家之古音学说及上古拟音，推拟《楚辞》音韵系统及其近似音值。据归纳所得，《楚辞》音当有三十韵部、廿八声类及四调类。三十韵部包括阴声十部、入声十一部、阳声九部；廿八声类依发音部为区别为六大类；至于四调类，则是中国语所特备之平、上、去、入四声。
此书正文共五章。第一章“楚辞音韵学说述评”，对道骞、朱子、陈第、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闻一多、刘师培诸前贤之说逐一论评其得失。第二章“楚辞音韵总论”，首先总论楚辞韵部，分合为三十部，继而论述“合韵”的问题，最后研究声类与调类。第三章“楚辞韵部分论”以其他先秦两汉古籍为佐，逐部比对楚辞韵至《广韵》的流变，并讨论实际音值。第四章为“楚辞韵谱重拟”，存疑韵字附之。第五章“楚辞韵字考异”，据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明冯绍祖刊《楚辞章句》、道骞《离骚音》残卷、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斟补》五书，依篇序校刊韵字之异文，罗列《广韵》音系之反切、摄、呼、等、调、韵、声、音值，复标出楚辞音之韵部。
王力谓：“古韵三十部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不但适用于《诗经》，而且适用于同时代的其他诗歌韵文。《楚辞》时代上比《诗经》晚了至少二三百年，在地域上也相差很远，但是《楚辞》的用韵和《诗经》基本上是一致的。”[33]晚年说：“《楚辞》的韵分为三十部，比《诗经》的韵多出了一个冬部。这是从侵部分化出来的。时代不同了，韵部也不尽相同了。”[34]林氏商榷道：
王先生把《楚辞》韵和《诗经》韵一致看待，似乎不很客观。根据《楚辞》韵谱归纳所得，王先生说《楚辞》韵分三十部的见解与本书的结论相同，但与《诗经》韵部之数却稍有出入。这就是语音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毕同毕异的表现；下而至于汉代，两汉韵部与《诗经》《楚辞》的韵部又有着显著的不同。[35]
对比二人之说，不计次序及韵部名称等细微差别外，林氏异于王氏之处有二：一、归冬入东部；二、多一祭部。祭部之独立主要靠数据归纳而来，兹不冗言。至于东冬合部之论，则颇为精采。林氏指出，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皆合东冬为一部，至孔广森方主分立。这于《诗经》音说，固合事实，但却不符合《楚辞》音的系统，这显然是一个方音问题。《楚辞》韵谱中，东阳合用者二例，冬阳合用者四例，东侵合用者四例，东蒸合用者一例；此外，东冬与侵、东冬与谈互押者又一例。冬阳合用反较东阳合用的多一倍，而东有与蒸侵互用之例，冬反无之；即使冬有和侵谈同用的韵例，但均混杂有东部字。由此可见《诗》韵东冬二部的性能在《楚辞》韵中表现的很模棱，也可以说，《楚辞》韵这两部没有分立的可能与必要[36]。
除对韵部分合提出意见外，林氏又讨论到声调的问题。她认为，《楚辞》韵字所反映上古楚音四声之辨甚严。她举了“化”、“爽”、“下”、“予”等字，指出与它们押韵的字，声调上都很整齐划一。了解到《楚辞》四声并存的现象，即可持以进行其他研究。她发现屈、宋作品中，以“予”释为“我”而处于韵脚者共九处，而此九韵例中，与上声字协韵的有八例，所余《远游》一例则与平声协韵。以《诗经》检核，“予”字入韵者共六处，亦均与上声字为韵，并作“我”解。由是而观之，《远游》此段韵例之“予”字，遂与下文韵脚不协。古汉语中，“余”“予”、“吾”“我”分别为平上相对的第一人称代词。因此，此例之“予”字殆为“余”字之误。朱子于此处注云：“予，一作余。”可为佐证。此校勘学之用也[37]。
总览林氏此书，征引该博，立论笃实，不为标奇立异之说，不仅在楚辞音韵学方面有所创获，于词章学、文献学者也有裨益。只是该书系影印手抄本，发行于港台，故知者亦不甚多。如崔富章、潘啸龙主编的《楚辞学通典》，仅备于书目之中，未有解题，甚为可惜。
五、粱简能：《楚辞九歌注笺》
梁炳坤，字简能，号简斋，以字行，广东顺德人，1904年生。战后来港，任香港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其后去职，与陈湛铨等筹办经纬书院及经纬国学研究所。卒于1991年。《楚辞九歌注笺》至梁氏晚年方才出版，而内容则积之有年[38]。此书只解《九歌》十一篇，亦为教材之用。《凡例》谓：“每章先酌取各家解说，标明曰‘注’；而于其末则附陈己见，有所论列，标名曰‘笺’。”[39]训诂义理，以王逸、洪兴祖、朱子之说为本，又引各种古籍以资参详。
作者对于《九歌》的整体认识是：“《九歌》之为楚人乐神之辞，本无可疑；自王逸以来，咸谓《九歌》为屈原所作，亦无可疑；乃近世学人有以为非是者，其凿空好奇，诚不足深论也。沅湘之民，信鬼好祠，因而有祭曲之流传，而屈原窜伏其域，于更定其歌词之间，俯仰天人，浩发己意，不亦情之至常也与？”[40]五四以来，“屈原否定论”甚嚣尘上；至七十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重新提出此论。作者肯定《楚辞》所录《九歌》为屈原所作，并继承王逸、朱子的说法，指出屈原更定《九歌》，一则主祭祀，二则发已意。这是继黄华表后香港学者对于此论的又一回应。
观全书之笺法，大率为骘评各家之说后，旁采他书，作一定案。举例而言，《湘君》“扬灵兮未极”至“隐思君兮陫侧”一章，注文罗致王逸、朱子、钱澄之、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陈本礼之说。笺云：“乏逸注牵入女嬃怀王，无足观矣。而‘女婵媛’，朱子以为‘旁观之人’，马其昶用之。钱澄之以为‘女巫’，陈本礼然之。林云铭、蒋骥、戴震皆以为湘君之侍女也。古者祭神，本有女乐，《诗·召南·采苹》曰：‘于以奠之，宫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汉书·郊祀歌·练时日》：‘众嫭并，卓奇丽；颜如荼，兆逐靡。’……朱注所谓‘旁观之人’者，盖谓供神女乐之类与？”[41]各章笺文，悉从此例。此书篇幅虽然有限，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时有独见。
如前所言，作者继承王、朱之说，认为屈原更定《九歌》有双重目的。但自《九歌》内部查之，又须逐篇辨析内容旨意。《东皇太一》笺云：“此篇语气和平，与以下诸篇不同，当是祀神之章，王逸‘自伤’数语，实属多余。”[42]以此篇无关讽谏，不赞同王逸求之过深。至于《云中君》末章，笺文则自“极劳心之忡忡”一句申发道：“凡此类或自写其忠爱之恻悱，亦有意存焉。”[43]对于某些篇章的大旨，作者不满意各家解释，而自为之说。如《山鬼》一篇，王逸仍以其中的人鬼关系为君臣际会之比拟；林云铭认为“《九歌》之所作，皆与思君无涉”，故《山鬼》亦纯为祭鬼之辞；朱冀甚至以此篇为招隐之作。粱氏则分析“表独立兮山之上”至“岁既晏兮孰华予”一章，认为屈原在此篇中所表达的，是“幽独处乎山中”、侣麋鹿而友山鬼的自伤自怜之意。各家将《山鬼》内文勉强与君臣际会之意相牵合，反不如梁氏之说较为自然。再如《东君》篇，粱氏对于“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的情况颇不以为然，指摘此正为楚人耽于淫祀、延及正祭之证。
在章法和句法的分析上，作者时有细致的见解。如《湘君》“石濑兮浅浅”一章，笺云：“此篇‘石濑’一句，承上‘桂棹’二句，‘飞龙’句，承上‘扬灵未极’句。下二句则承‘心不同’二句。”[44]可谓仔细。又就该章论道：“是一章分承上二章，太史公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非乎？岂唯《离骚》已也？”[45]更将《史记》对《离骚》的论断置于《九歌》之上，以见屈子作品风格的一致性。又《湘夫人》“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句，笺云：“‘鸟萃’二句，即上篇（按：即《湘君》）‘采薛荔’二句之意，总言不得其所也。”[46]从不同的篇章中寻找互证。在词章赏析方面，梁氏之论不时为读者提供感性的认知。如《湘夫人》首章，作者论道：“观其迷离之笔，仿佛知情，有《三百篇》‘西方美人’之思乎！”[47]《九歌》与后世诗作的传承关系，作者也每每点出。如《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句，笺云：“后世诗人不少拟之而成名作者，若魏文帝《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谢灵运《夜宿石门》‘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皆是。”[48]
该书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注释家和文章家的方法，在前贤的基础上拾遗补阙、进退斟酌，以稳健为特色。有学者认为《九歌》可能是古代的戏剧，作者颇不赞同：“直以后世之戏剧，以视古先之祭祀也，恐未必然。夫欧西文学，戏剧高据上流，我国非尔也。”[49]梁氏自命为“食古之士”，叹息“欧风东渐，竟挠文圃”[50]。这无疑显示他对那些挟洋自重、游谈无根者的厌恶。
六、蓝海文：《今本楚辞》
蓝海文，本名蓝田，广东大埔人，1942年生。国际桂冠诗人。曾任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世界中国诗刊社长兼主编、香港诗人协会会长。有诗文集多种，楚辞学著作则有《天问译注》及《今本楚辞》。名曰“今本”，繇作者重新编排了篇目，并因《天问》有错简而进行了顺调。全书所收篇目依次为《离骚》、《九歌》、《橘颂》、《天问》、《九章》、《九辩》、《招魂》、《大招》、《卜居》、《渔父》。《九歌》之中，作者合二《湘》为一篇，以《礼魂》为《国殇》之尾声；又将《橘颂》自《九章》中独立出来，归《远游》入《九章》之中。作者解释道：“本书使《九歌》归于九篇。《橘颂》是一篇独立的励志诗。使《远游》回到《九章》里去。《九章》诸篇既然已写作先后为序，其余各篇便不能不必以写作先后为序了。《离骚》排之在前，因它是屈原的代表作。《卜居》和《渔父》置之于后，因与前面的文体出入较大，是散文诗的缘故。”[51]，附《天问错简》（即历来传本）、《屈原年谱》。本书正文的体例以小序先行，次今译，次原文分段注释。小序对作品进行了精简的介绍，文字中也加入了一己之见。览观作者所撰的小序，除见其一家之言外，也不难发觉他对诸家之说的吸取和整理。
《今本楚辞》的今译部分是全书的一个亮点。作者说：“本书‘今译’，力求忠于原著，且尽量一韵到底。”[52]非止如此，作为一位诗人，作者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对《楚辞》进行了再创造。郭杰誉之为迄今所见到较为成功的楚辞今译[53]。由于诗人的敏感，作者对于文义的拿捏可谓当行本色。如《思美人》“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作者注道：登高、入下是对文，同为双关语，“登高”意谓趋炎附势，“入下”意谓俯首就辱[54]。诚得古人文心。《大招》“朱唇皓齿”至“恣所便只”一段，作者小结道：“以上……都是描述茅束泥糊用以殉葬的‘刍灵’之美。（历代注家竟把这些“美女”视为真实的“后宫佳丽”，其错之大，不言而喻。）”[55]认为只是描写女俑，可谓新颖而合乎情理。
此外，对于《楚辞》作品中的一些“悬案”，作者也能在固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断。如《卜居》、《渔父》二篇，有学者认为并非屈原所作。而蓝氏以此二篇都是屈原以第三人称所写的叙事诗[56]。《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二段，王国维根据甲骨考定为殷商先公王亥、王恒事。蓝氏则通过对原文的玩味，构设出这样一个故事：王亥兄弟因善于畜牧而成为有易国君的宾客，旋又先后与有易的王后发生奸情。王恒出于妒意，勾结卫士杀死王亥，其后又继承了商国的王位[57]。虽然个中隐情，史已无征，但作者勉力作出了合理而连贯的串说，这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有裨益的。实际上，蓝氏对《天问》研究最见功力。正如郭杰所指出的，他以神话为背景，以历史为座标，抓住“错简”的突破口，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显示出卓异的见识和深厚的功底。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予人以极大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中的一个突破，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58]。
然而，此书也略有不足之处。举例而言，作者在某些分节之处，或可斟酌。如《招魂》“铿钟摇
，揳梓瑟些”句，朱子将之与“箟蔽象棋，有六博些”以下数句归为一节[59]，盖因“博”、“迫”、“白”、“日”、“瑟”数字皆押入声韵。而蓝氏则将之与“娱酒不废，沉日夜些”等归为一节[60]。就文理而论，“铿钟”两句似非必归于后文而文义方通。再者，本书在注音时往往采用直音的方法，这在内地和台湾也是常见的。内地，台湾的直音选字，一般只考虑国语的发音是否相同；而香港则只考虑粤音是否相同。这种情况导致国语人阅读香港书籍时，直音部分毫无用处；反之亦然。蓝氏为香港人，然此书在台湾出版，直音全依国语。如《招魂》“汩吾南征”，注云：“汩音古。”[61]这在粤语就不同音了。又如“薜荔”二字，直音曰“闭利”[62]。如果选择“骨”字、“避厉”二字，则国、粤音皆能照顾，当更周详。此外，本书为大学用书；作者说：“现在的社会，要学的东西太多，青年学子学楚辞，读本书已经足够。”又说：“古今所有的楚辞注本，都错得不忍卒读……这些注本，都应放在文化博物馆里，永远被保存下来。”[63]对于莘莘学子来说，让他们通过阅读最佳注本来尽快掌握《楚辞》，固然是好事。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兼且印刷上的鲁鱼豕亥，焉能尽除？假使学子以为一书在手，无待他求，这不但有积非胜是的危险，也减少了他们比对众说、独立思辨的机会。
七、结语
香港楚辞学研究资料，虽不可谓汗牛充栋，然亦数量甚多。可喜的是，单篇论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在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手中开展。而本文所介绍五种香港楚辞学专著，内容则可归入注释学、目录学、音韵学三个范畴。三种注释本，又可细分为传统式与现代式两种。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如黄华表、梁简能、饶宗颐等非常着意于传统学术的传承，因此他们的楚辞学著作的风格是在平实稳健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林莲仙的著作以传统音韵学为主。至于蓝海文的楚辞学研究则体现了新一辈的学风：本于文学，复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假设、求证。通过介绍几本具代表性的著作，笔者希望尽一丝棉力，令海内外学界对香港楚辞学研究的历史有一粗略的了解，也盼望更多有志之士投入研究，关心香港楚辞学的过去和现状，并为其将来的发展作出贡献。
收稿日期：200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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