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人文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271（2000）02—0032—04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的两个重要侧面。作为两种文化精髓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更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大力提倡科技文明、追求社会进步与人的自我完善、推行可持续战略的当今，深入探讨两种文化及其建构问题，对于树立真正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中。他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并认为两种文化截然区别，互不相干，互不理解。
如果对文化作基本的分类及分析，应该承认，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的确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方法和观念体系。它们规范和引导着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的活动方式和方向。
什么是科学文化？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指“自然科学”。故而科学文化是指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活动的目的和任务是认识自然、探求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获得关于自然现象的本质性认识；科学活动的方法要求规范、严谨、求实；科学活动的整个过程要求排除主观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虚幻等。因此，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它能教人知、行，蕴涵于其中的客观、求实、理性的精神则能开阔人的心胸，启迪人的心智，扩大人的视野，摒弃人的愚昧无知、教条迷信。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精髓。
相对而言，人文文化则指以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社会领域为指向的文化体系。人文文化的关注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强烈的情感、主观感觉、意志等非理性特征的社会存在物。人文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侧重于人类生存意义、方式与价值的关怀与维护；其文化体系的主体内容是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及体现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价值理性、精神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后者体现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核心。
比较而言，科学文化以物为尺度，推崇工具理性至上，追求真实。人文文化则以人为中心，推崇价值理性，追求美好。人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创造了不同意蕴的文化知识、文化精神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对独立。但是，如果认为两种文化互不相干、互不理解，甚至其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如斯诺的《两种文化》），则有失偏颇。从深层底蕴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通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种融合与互促，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科学与人互渗互促。科学是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创造的文化现象之一，人参与其中，把握其进程，规定其活动的方式与规范。科学的目的即是人的目的，科学满足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开拓人的智能，创造人所需要的物质世界。
科学思维方式必然促进人的思维方式的进步。传统人文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笼统的悟性思维方式，近代科学兴起后，分析、理性与实验的知性思维方式广泛地影响到社会文化各领域，在20世纪科学革命后，综合的辩证思维又逐步取代了知性思维方式。作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文化，必然涉及到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进步。思维方式的进步标志着人类的进步，人必将因此而日益深刻地认识自身与世界，更协调地处理人的、自然的等各种关系。
科学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作用于人文文化的最重要部分。默顿总结的科学活动的五项规范——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合理的怀疑性，实际上正体现了人类对于无私、民主、公正、诚实以及真实等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些精神追求不仅通过科学活动内化为科学家和更多人的品格，而且以其成功和成功之路来影响历史，为人文精神的建构树立榜样。正如萨顿所说，一部科学史就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了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1]这后一句正好揭示了科学活动精神对社会人文文化的影响，揭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的高度统一。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有异，但是如果超越狭义的科学与人文观，便不难发现，科学世界本身便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也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的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二者拓展知识、追求真理，要求客观、公正、诚实、美好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根本的共同目标都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自身完善。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健全的社会文化整体。
二
中国文化传统素以重人文、轻自然为特点，文化内容表现出人文发达而自然科学薄弱的性质。自16世纪“西学东渐”，中国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科学文化。但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之后，近代科技的价值才正式被国人普遍承认与接受。自此，科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学成了最高价值准则。正如胡适在1923年描述的：“这30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改公然地对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 华裔美国学者郭颖颐也指出：中国在激荡的20世纪头50年里引进并推行过形形色色的主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运动，但存在一个基本的旋律，一个根本的、深层的信仰，一个几乎人人共享的价值准则，那就是对科学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极端诚信与极力推崇；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展现了对科学力量的一种特有的理解，对传统的批判以及一种准宗教的形式。[3]上述描述不仅是对20 世纪中期以前科学在中国社会地位的记录，而且无疑也可用来说明下半个世纪尤其是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社会对待科学的基本立场。
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文化对科学的立场和选择极其必要，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自近代以来，科学的实际价值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来。中国人最先看到的是西方依靠科技制造出来并用以侵略中国的“坚船利炮”。坚船利炮的威力导致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开始反思及对西方科技价值的认识。因而出于救国救民、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振兴中华的需要，国人最先把以器物价值呈现出来的科学技术当作一种社会改造工具来试图引进并应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但至少为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开始真正接受科学技术打下了重要基础。
五四运动后，人们从观念上开始接受科学，并开始推广学习科学、认识科学的价值、应用科学的实际功能。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确给人们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营造了一个与传统文化世界完全不同的奇妙新世界，这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经书古籍的解释与评注，而转向对于奥妙无穷的自然界的探求。尤其在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第一的地位，更使得科学主义信仰成为人们第一的、首要的价值观念。
似乎是这样的情况：20世纪的中国，科学文化发达，科学精神高扬。乍看起来确是如此，然而实际上科学知识的普及并没有带来社会文化中科学理性的真正昌明。
其实，科学主义更多关注的是科学文化的深刻意蕴——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理性。在西方，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及其成功，科学主义尤其是唯科学主义将科学的地位抬至至尊，自然科学占据思维的中心。唯科学主义“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认为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3] 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曾描述近代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到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了思想活动的中心。由于思想生活俗世化了，一门称作‘哲学’的俗世学科的观念开始居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立条件”[4]。 因而近代的各种研究都纷纷按照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原则和方法进行实证性、客观性的研究，运用逻辑演绎和数量分析来把握各种人文现象，历史、文学、艺术等倡导的价值观被忽视、冷落甚至否定，技术决定一切，人被“物化”，铁的必然性、冷酷的理性排除人的意志、感情等一切主观因素，科学家与工程师以一丝不苟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纯客观地从事研究工作，并成为其他所有部门人员所仿效的榜样。科学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
显然，唯科学主义走向了不可取的极端。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的唯科学主义那里，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的理性精神深入人心，他们对科学的尊崇是名副其实的。
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对科学的认识及崇拜更多地是表现为社会功利主义的。时至今日，尽管一再强调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但是，讲科学、爱科学、尊重科学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并没有真正形成。而且，虽然愈来愈多的人们认识到，依靠科技进步，开展企业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但在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外延、轻内涵；重实业投资、轻科技投入；重实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究其原因，是绝大多数人还只是肤浅、狭隘地感觉到科学的功利性价值，而科学的认知功能、科学客观求实的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地深入社会。
科学文化是一个有机综合体，科学文化的真正发达，应当指科学知识的广泛普及、创新机制的有力运转，以及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高扬。
尽管科学文化在历史上取得过显赫的成就，但任何一种社会，无论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获得如何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都仍旧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人类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可以没有科学理性，却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老而博大精深的文明，以儒家礼仪、经史子集、道德文章、宗法观念为骨干，以血缘、情理、入世为三大要素，以人伦关系的求善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伦理道德传统及优秀的民族道德精神，其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可以相感相近、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文化思潮发生了广泛影响。
但是，中国的传统人文文化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文化及其精神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原理与发展指向。它虽然也以造就一个善与美的社会为指向，但它轻视科学，更缺乏科学理性精神，无法使国富民强。同时，在关怀与维护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理想方面，传统的不变的伦理纲常不仅不是对人性的高扬，对创新探索精神的鼓励，反而是对人的发展与完善理想的一种桎梏。而且20世纪的中国，由于科学的“至高无上”，反而显得人文文化尤其是人文精神相对衰微。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文学、伦理等都受到冷遇，人的追求理想追求善、高度重视情理的伦理价值观一再贬值，取而代之的是对物的崇拜、对经济价值的狂热追求。这种状况，对于素称人文发达的中华民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重建中华民族的现代人文文化，已经显得尤为必要。那么，建设一种什么样的人文文化、树立怎样的人文精神，则应从我们社会自身发展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考虑。西方当前强调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针对其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而试图强调人的非理性特征、提高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一种倾向。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中国现代的人文文化建设，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应当基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善求美重情的精神，以真为基础，以善为目标；既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又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进步；既重视物质财富的创造，又关注人的理想情操、精神境界的提升，从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实质上，这就是一种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文化，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两种文化的融合，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5]建设这种融合的文化， 才能建构现代化的文化系统，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目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人与人等关系问题，才谈得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高度融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20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