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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话题，是个永恒的话题，说不完的话题。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通过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做出了郑重的结论。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85年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三件大事当中，前两件大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基人的地位，都是名垂千古、当之无愧的。薄一波同志有一句很精辟的话，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
从今天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学习哪些东西呢？概括起来说，也就是三种能力和两种精神。实际上能力和精神是不可分的。要想有超人的能力，就必须要有过人的精神，要有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
一、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
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而在这些时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了然于胸。真正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出现了一时间的迷茫。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历史的惯性，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是要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靠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国民党已经从我们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做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决定。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总体上来说，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那就要出现问题，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在“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就迁到了上海，以周恩来为首的另一部分领导人在此之前转移到了南昌，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重新回到广东搞出一个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这样的一条路是不是可行呢？结果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南昌起义部队冒着酷暑行军，沿途打了许多硬仗，终于到了汕头，结果共产国际答应提供接济的军火船并没有到。大家非常失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说的，中国革命要靠谁？要靠自己。外援要争取，但要靠自己。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是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准备在会后转移到上海去。他对毛泽东非常敬重。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对这个报告是不满意的，而瞿秋白特意为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写了序言，支持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在武汉出版。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一块到上海去，毛泽东回答说：你们去住你们的高楼大厦，我要到农村去，我要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后面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初，也没有自觉地要到农村去创建像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下的命令是要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去前方执行这个命令的。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是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服了大家，下决心最后把起义军剩余的部队集结起来，最后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所以，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但历史不是这样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他能够在事物的运动中意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要走一条新路。大家都在实践之中，而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一种迷惘之后，也同样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一个事情一来，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上了井冈山，开创了根据地，还有一个如何巩固的问题。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也经过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毛泽东把整个红军活动的中心一直放在湖南这一边，他最早是看好湘南这一块区域。经过一段时间，他认识到湘军战斗力强，士兵比较彪悍，红军不容易打赢它，所以不能死抱着向湖南发展不放，而要改向江西方面发展。江西这一边敌军战斗力比较弱，江西军阀也无心同红军恋战，基本上是取守势，想割地自保。这给我们红军很大的活动便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我们的战略就是雷公打豆腐，专挑软的捏。这样，红军才最后找准了一条生存、发展的方向，就是向湖南取守势、向江西取攻势。对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所以，没有实践，就没有预见；没有实践，就没有科学的预见。但不是人人都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出同样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毛泽东他所具有的一种非凡的本领。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同样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似乎是已经远离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怎么能够凭借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面对这个问题，在一个方面党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中日矛盾将取代国内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因此初到陕北，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就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就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样一种心态在当时来说是正常的，它和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失利状况是相吻合的，大家都希望在失利的时候，苏联老大哥能帮助我们。但毛泽东不这样看。毛泽东是主张向东发展，就是要东渡黄河，到山西去。毛泽东指挥打完了直罗镇战役以后，回到瓦窑堡，就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向东发展的完整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提出了一个战略思想，叫做“以发展求生存”。对于红军来说，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但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必须要有更高的眼光，不能就事论事，要以发展求生存。要发展，就要向东发展。他作了分析，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高兴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这个行动一直拖到1936年2月份才开始实施。这就是东征。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国革命的部署也像下围棋一样，有时是正面突破，有时要迂回包抄，有时要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在北平、天津等地搞出一个局面来
了，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高潮，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两件事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以后，红军在西北逐渐搞成了一个局面，这就是同张学良、杨虎城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这样一个西北抗日的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作到逼蒋抗日。“逼蒋抗日”是张学良在肤施会谈中向我们党提出的建议。原来我们的方针一直是做中下层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反蒋抗日”。后来我们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开始搞上层的统一战线，来孤立蒋介石，逼迫蒋介石抗日。结果搞成了。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里面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你光在那里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的能力、驾驭局面的能力，这一点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和罗斯福曾经搞了一个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实际上确定了维系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后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搞东西方冷战的烟幕下，把争夺世界的重点放在广大的中间地带。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要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才有我们的国际地位，才有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外部保障。我们应该感谢的是，苏联老大哥在新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确实给了我们及时的、无私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应该是要感谢它，应该承认它的功劳。凡事有利也有弊。对于我们来说不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存在着苏联的战略利益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矛盾，事实证明两者难以协调。所以，后来的中苏交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必然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有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中苏交恶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实践上，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学习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把握本质的能力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党。然而，大家都在总结经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正确的道理，都包含这两个方面。只有毛泽东能够创立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离得开别人的经验吗？同样离不开。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由实践创造转化为理论创造，既是集体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是一个辩证法。
比如讲，毛泽东带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过程中，经过三湾改编初步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但是适合这支人民军队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作战原则，这时还没建立起来。它的先导和雏形就是著名的“十六字诀”，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十六字诀”又是怎样总结出来的呢？它就是集合了当时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上井冈山。他先到宁冈去作社会调查，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做“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1]229。军队不会打仗还是不行，但是死打硬拼也不行。应该说，在总结经验方面，毛泽东很有心，也很用心。后来，他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1]232。朱毛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来到了井冈山，这是人民军队的精华，极大地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斗争上了一个层次。第二，朱德当年在滇军当旅长的时候，曾经驻守四川泸州，在当地清剿土匪，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到了井冈山如鱼得水。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1]243。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这句话加进去以后，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我们的革命理想。光打游击、只图生存，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候，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敌人来了，红军就是战斗队。敌人走了，红军就成了工作队，深入乡镇做群众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宣传发动工作，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给贫苦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毛泽东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即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任务，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但是土地革命怎么搞，包括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经验。而且在湘南暴动的时候，为了让农民参加革命武装，当时干了一件蠢事，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误以为这样做最革命，这些老百姓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就会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结果没想到，这把火，把我们和群众隔开了，把很好的群众基础给烧掉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你烧了人家的屋子，人家就要革你的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开始懂得，要农民跟党走，就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这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这又是一个问题。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当时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后来，毛泽东总结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2]37这些错误，通过后来制定的几个土地法逐步改正了。所以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件事，也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才逐渐上了轨道的。
除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还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经常强调的“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意识和局部执政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践，是同我们党的建军历程、同我们党的建立根据地的历程同步进行的。当时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就是茶陵县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谭震林。这样，红军的武装斗争，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支人民军队同贫苦农民有很好的基础，联接的纽带是土地革命，再加上在党的领导下体现工农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建立，这就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充满了丰富的内涵。瑞金是共和国的雏形。没有瑞金，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从井冈山的涓涓溪水，发展到瑞金时期那样波澜壮阔的宽广的革命。而井冈山的经验，就是瑞金时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那样一个完备的党政体系的雏形。在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之中，毛泽东这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的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只有采取“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3]98-99，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找到直接的史料来证明，但完全可以相信，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一定是非常的关注。是不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也吸收了方志敏的一些斗争经验，而方志敏是不是也吸收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的研究。
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既包括自己的经验，也包括别人的经验，还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其中之一，是体现在他开会作决策的方法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每次参加中央的会议，包括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般开会时，他不先发表意见，而是先听别人发表意见。即使是主持会议，他也只是宣布一下会议的主题，然后让大家来说，最后他才讲。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讨论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很高的领导和决策水平，都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们发表的意见，讲的很多东西，分析之透彻，提出的对策建议之完备，都是远在平常人之上的。而轮到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的时候，他的分析和判断，又的确是高人一筹。他用几句精辟的话，就能把大家在讨论中的各种好的意见概括起来，并且加以发挥，有理论有实际，有决断有措施，令人心服口服。毛泽东能在中国革命的领袖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的确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反复选择的。
这里举两个事例。一是重庆谈判的决策。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为了决定究竟让不让毛泽东同志去，党中央在8月23日至26日四天之内连续开了三次会。大家的意见不一样，有的主张去，有的不主张去，认为这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战后形势。他几句话就把问题点透了，说：现在是蒋介石想打，美国人、苏联人要和，我们也想和，我们也不想打。究竟是和还是打？现在看来至少在短期内是要和，打不起来。而且，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我还是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什么事情都要想个万一。所以他建议中央通过一个决定，在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4]11，14-16。他还说：万一我回不来，就拜托你们把这件事情做好。短短的几句话，非常通俗，把事情交代得透彻清楚。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个事例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中央关于外交方针的决策。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公开参加国际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回到北京。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在周恩来汇报完了以后，毛泽东讲了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希望和平，我们要抓住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好战分子；第二，现在看来，我们的门要关死是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5]332-335。这两个判断一出，让大家感到豁然开朗。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一次重要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的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在西方阵营积极寻找外交突破口，最后找到了法国。1964年中法建交，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现实的通道。
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他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成功了总结经验，并不稀奇。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一天军校也没有上过，但却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战略家、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写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常胜将军。毛泽东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我学打仗是怎么学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失败中摸索怎样才能打胜仗。他还说过：我自己指挥的第一仗秋收起义就失败了，这才有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仗。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还决定由他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以后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也就是青冈坡战斗就失利了。当时，毛泽东下决心在土城附近的青冈坡设个埋伏，歼灭尾随红军的川军郭勋祺一部。然而，由于侦察敌情出现了失误，战斗发起以后，起初打得很顺手，但到当天下午敌军增援部队上来后，战斗发生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晚决定同川军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这才有了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役。“四渡赤水”，被刘伯承元帅称作妙笔生花、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而这个妙笔生花的范例，是从败笔开始的。先有败笔，才有妙笔。其中的关键，就是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成功之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作为肩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在思想上时刻做好遭遇挫折、遭遇风险的准备。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有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要有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特别是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把握本质。
三、学习毛泽东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
毛泽东在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方面十分突出。他曾经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第一是出主意，其次是用干部。他还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路线。
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事例。比如说，在困境中支持过他的人，是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人，他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他。毛泽东对邓小平就是这样。他对邓小平一直是刮目相看、爱护有加的。因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吃过“左”倾错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干部路线的苦头，而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他受过。毛泽东一直是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之一来精心培养的。1956年党的八大的时候，他提名邓小平作党的总书记，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还特别提到，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6]112。这个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些关注点在哪里。当然，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不公正的地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他打倒，“文革”后期又错误地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这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做出这个决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承认“文革”整人整错了，就像他后来对邓小平说过的：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另一个是全面内战[7]346。像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国全军都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能够这样承认自己在用人问题上有失误，错用了林彪，整错了人，那也是很不寻常的。在1976年江青等人利用“天安门事件”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批了一句话：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他对邓小平判断错了，但也为后来保留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非常关键。
以上是党内的，还有党外的，像毛泽东对待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先生和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杨昌济在临终前曾经把毛泽东和蔡和森郑重地托付给章士钊，说：国家要兴，必赖二
子！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勤工俭学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缺少经费，章士钊就给了毛泽东一千银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章士钊先生特别关照。“文革”前夕，他的《柳文指要》要出版，康生总在里面作梗，说他是用唯心主义来研究逻辑学和其他的问题。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批示，要中华书局印他的书。这件事几经周折，直到1971年这部书才在中华书局最终出版。这里举出几封关于《柳文指要》出版的信，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和爱护。其一：“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8]404其二：“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8月5日致康生)[8]430这两封信，前后相隔仅半月，一封是给章士钊本人的，另一封是给意见相左的康生的。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做人的工作能够如此苦口婆心，实属不易。
团结干部，爱护干部，就要搞“五湖四海”，就要能容人，有海一样的胸怀。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前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专门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讲了一番话，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诫大家要正确对待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他这样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6]106在这篇讲话里，他还专门拿自己的经历作例子。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陈毅元帅的。延安整风的时候，陈毅于1944年3月来到延安，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饶漱石排挤的冤屈。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也不要提。毛泽东和陈毅是故交，怕他想不通，还在4月9日专门写信开导他，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9]505这里，最值得牢记的就是最后两句话：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应当是毛泽东长期总结的经验之谈。记住这句话，对领导干部来说，可以说会终身受用无穷！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候，脾气很急，很容易发火。一次，他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毛泽覃对他提出抗议，说：“革命队伍不是毛家祠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句话对他震动很大。其实，毛泽东也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并磨炼成为全党拥戴的人民领袖的。
毛泽东对于反对过自己、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也非常注意团结。196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时，还特别讲到：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完全的纯洁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8]85-86。当然，后来在干部路线上，毛主席也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四、学习毛泽东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精神
毛泽东有两句话，影响至深。一句话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另一句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这两句话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看，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关键看你如何把握，如何运用。“过犹不及”，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然而，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来说，这两句话又是太重要了。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现代化，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伟业。这样的伟业，非有敢想敢为、勇于探索的精神不能支撑，非有大气魄、大手笔不能成就。这是时代所使然，使命所使然。
前面谈到，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敢于打破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模式的迷信，敢于打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勇于独辟蹊径。对于这里面体现的大无畏精神，我们今天完全是以叹为仰止的崇敬心情来颂扬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他曾经讲过：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前委书记等[6]105。最典型的要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上井冈山。这本来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但在当时“城市中心”的观点看来，则是犯了“逃跑主义”的右倾错误。当时的党中央作了一个决定，将毛泽东开除出政治局。这个决定传达到井冈山，不知哪里出了差错，误以为是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毛泽东原先的职务是党代表，被“开除党籍”以后，只能当师长。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谣传，才恢复了毛泽东的党籍。“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的著名论断，但在当时却有人因此给毛泽东扣了一顶“枪杆子主义”的帽子，理由是马克思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可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有许多时候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这就要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私才能无畏。毛泽东就很喜欢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还经常谈到一条自己的切身体会，那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要有压力的，被人将了一军，不甘心，不服气，反倒把压力变成了探索的动力。例如，毛泽东在瑞金时期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被人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这反倒成为激励毛泽东发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动力。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还有在遵义会议上，有人挖苦毛泽东，就是凭着一本《孙子兵法》指挥打仗。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便认真研读中外军事著作，并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写成了军事战争史上的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有个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任务更加艰苦、更加复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白手起家，搞经济建设、搞工业化，一无基础，二无经验，只有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应当说，这个老师还是基本称职的，给我们各种援助，还派各方面的顾问来传授经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中央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说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当年我们连计划经济为何物都没有见识过。怎么办？就得老老实实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党中央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就是让陈云、李富春，后来还有周恩来总理，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向苏联的计划专家请教怎么搞国民经济计划，听苏共中央政治局介绍苏联搞计划经济的经验。这个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举措，在这我们工业化建设起步的时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惰性，形成了一种迷信，似乎苏联有的我们就得有，于是便出现了全盘照搬、一切模仿的偏向。这就成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障碍。因此，在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敢于突破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出来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道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开始闯自己的道路，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犯了大跃进的错误，后来又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所以薄一波从切身的感受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没有重蹈那些兄弟国家的历史覆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走了自己的道路，真正地独立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五、学习毛泽东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失败、正确对待失误的精神
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基本上都已经涉及到了。但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把这种精神作为一条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容易被人忽略。现在写回忆录，写历史，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都热衷于写“过五关、斩六将”，却不愿意写“走麦城”。其实，“走麦城”在一个人的成熟过程中，往往比“过五关、斩六将”更加刻骨铭心，更加重要。
毛泽东常说，什么叫完整的经验？完整的经验，要包括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方面。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算不上完整的经验。经过“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0]299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挫折、失败和教训？除了理论上的自觉之外，这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从普通人中的佼佼者，成长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是历尽了无数坎坷，经历了许多磨炼的。所以，他从切身体会中悟出一个道理：“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1]455这种磨炼，这种历练，自然是包括遭受挫折、失败、教训。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曾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的一段话，来说明挫折、逆境对于人生事业和人生境界的砥砺作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还很喜欢《孟子·告子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始终认为，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经受些挫折，经历些磨难，忍受些委屈，是其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寻常事。
毛泽东自己的经历，可以说在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之前，也是很坎坷的。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是逢双有利，逢单不利。”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党的一大，他参加了党的创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二大他没有参加上。到了党的三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到了党的四大又落选了。中共三大以后，因为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成绩出众，陈独秀发现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留在中央。当时陈独秀是中央局的委员长，毛泽东是中央局秘书。但后来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陈独秀闹翻了，便离开中央回韶山养病，从此对农民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坎坷，毛泽东一直留在中央工作，很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毛泽东。
前面讲到，毛泽东到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但也因此受到了处分。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老前辈，他们回忆当时从上海等地到中央苏区之前，都知道江西有个毛泽东，而且都知道毛泽东受过好多次处分。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大凡创业者都要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受不了挫折，受不了委屈，就干不成大事。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怎么来的呢？从一个方面讲，也是从挫折中来的。在进军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和军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从道理上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确存在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样一来，即使是正确的意见，大家也感觉难以接受，逐渐产生了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6月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就把他的前委书记职务给选下来了。后来，这件事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说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是中央指定的，你们没有权利把他选下来。随后，红四军前委做出决定，速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这样才有红四军九大和“古田会议”决议。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坚持和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注意改正自身的缺点。可以说，这样的历练，对于毛泽东从执掌一个区域的地方领袖迅速成长为全党的领袖，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善于总结，基本上能够“不贰过”。他自己就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自己就犯过不少错误：“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6]106
我们还可以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大跃进”的挫折的。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思想里一直做好了遭受大的挫折和失败的准备的。例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提出要做好应付十七种困难的准备[12]387-392。然而，正因为做好了失利的准备，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革命反倒发展得更顺利些。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渐渐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再加上下面的急躁情绪推波助澜，最终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其结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被破坏，许多地方闹粮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这些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多次检讨自己。例如他在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一文里，检讨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两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因此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10197]。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还不可能彻底认识清楚，但是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他对盲目冒进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当有人在经济好转后再搞高指标时，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13]1362
当然，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误，还是“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出现的失误相比，毛泽东没有能够像以前那样奇迹般地带领我们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走出来。实现这个伟大历史性转折的任务，落在了邓小平等人的肩上。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这同林彪、江青等党内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毛泽东也在部分地纠正一些觉察到的错误，特别是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14]815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带领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正是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邓小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学习毛泽东，正是为了继承毛泽东、超越毛泽东。只有这样，我们党才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的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毛泽东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也是学习毛泽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总结起来也有很多内容。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点：
(一)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毛泽东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自信。与此同时，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谨慎，也特别注重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别人的意见，把自信和相信别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建国之初，毛泽东也格外的谨慎，从谏如流、如履薄冰。但是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辩证的。理论辩证法不外是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在主观上的升华和反应。自从毛泽东过分地相信自己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过分自信以后，就发生另外的问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把握全局、影响全局的领导者，不能没有自信。但是，兼听则明。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要把相信自己和相信别人、民主讨论同果断决策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不自信不行。耳根子太软，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不行，没有判断能力不行。当断不断是要吃大亏的。但如果说自信发展到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程度，发展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那也要跌大跤子。这就是辩证法。
(二)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人的作用是第一的，还是制度的作用是第一的，这实际上也需要辩证的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强调人的中观能动性。他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人不要被制度束缚住了，不要忘了制度也是靠人来制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早在三湾改编以后，他就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两大基本制度。第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和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是士兵委员会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体罚打骂制度。邓小平说，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这些就管了根本，管了长远。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初，毛泽东专门向中央请了长假，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也把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初步确定下来。然而，后来的实践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亲手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我们是在经历了严重曲折之后才走上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管根本的，任何时候都决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制的特权存在。当然，是不是会有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人的手脚的问题呢？肯定会有。但是，制度的改革、制度的修改，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三)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应该说，毛泽东一生是比较尊重科学的，也十分注重学习科学。同时，他也很重视经验。他认为，科学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经验证明前人的知识不对的时候，就应该纠正前人，加以发展和补充。他的这些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如果自己的经验同前人的经验发生了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能否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着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时候，他是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经验同他人经验、经验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就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但到后来他过分自信的时候，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时候，他往往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经验同科学实际上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他讲的话，道理上是对的，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每每导致错误的结果，其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特别是在党内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往往以毛泽东的判断和经验为是非，久而久之，就会误以为党内真的出了问题，于是就把正常的意见分歧误以为是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因此可以说，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的问题，既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能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勇于创新。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后人必然要突破前人，后人必然要超过前人。但是，创新要有科学精神，要有民主精神。因为，创新既离不开个人，更离不开集体。
处理好以上这三个方面关系，离不开辩证法，都不能搞绝对化。绝对化了，就必然走向反面，就会从真理变成谬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同时也犯了常人想象不到的错误。他的错误和他的成功一样，都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正如高尔基所说，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终究是鹰。我们有幸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学习毛泽东，既学习他过人的能力和精神，也记取他留下的教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厚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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