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格局论文,特征论文,多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11]10-110829-0428
理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基础，依据国家单位或国别组的分类，识别各国或各组别经济实力消长和经济影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另一种思路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的认识，考察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以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前一种方法一般侧重于对各国经济总量和增长趋势的分析判断，基本延续了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后一种方法则侧重于对全球商品、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与功能性关系的分析判断，更关注由谁主导和如何主导的问题。本文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为研究对象，试图结合上述两种分析方法，考察世界经济多极格局的内涵及特征。
一、相关文献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和权威机构围绕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影响和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已展开众多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发布了以国别组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的分析报告，指出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前后的力量消长预示着全球财富将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转移①，5年内亚洲(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济水平将比目前提高50%，占全球产值的1/3，G7国家的GDP总额将被亚洲国家的GDP总额超过②。世界银行则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指出，一个真正多极化的世界开始形成，这将根本性地扭转战后以来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及核心伙伴与发展中国家间，由美国提供维持体系的责任、开放的市场、签发最广泛使用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经济秩序③。
针对危机后美国地位的变化，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实力明显衰落，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支配地位正逐渐消失。哈佛大学教授Jeffrey Frankel指出，美元不断贬值正进一步削弱美元霸主地位，如继续下去，欧元可能取而代之，成为首要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将把人民币打造成亚洲的主导货币，上述两种场景中出现任何一种，其影响都是巨大的，美元也许不再是美国实力的源泉，反而成为它衰落的原因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的经济、科技和金融实力不会明显衰落，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f认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惰性，目前美元还没有明显的继任者⑤。美国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指出，从多项指标看，美国综合实力比20世纪80年代更强大，尽管美国面临国际竞争，但仍处于以创新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
在国内，对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研究不仅集中在对危机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变化与否的讨论中，更多联系到新兴经济体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化。陈宝森认为，未来10～20年，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GDP差距会缩小，但其超级大国地位还不会有根本性变化，美国跨国公司竞争力不会削弱⑥。刘继森、范佩雯则判断，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中心地位下降、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正逐渐下降⑦。邹加怡着重分析了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的四大变化⑧。朱民总结了危机后国际金融格局的十大变化⑨。宋玉华对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结构和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⑩。
上述研究从多个视角揭示了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经济的变化动态，为系统分析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维度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和参考。
二、多极格局的五个维度及其特征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50年代率先提出了以“增长极”为标志和以“不平等动力学”为基础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的理论——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11)增长极理论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作用的分析之中，揭示了世界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力场或极对其他地区所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范围和过程。
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增长领域，更广泛地表现为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各领域多中心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取代，而是新的中心、新的动力和新的增长极的不断出现。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初，但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加速推动了世界经济向多极化的转变，使得当代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的中心和动力更为多元化、地域分布更为广泛。
1.经济增长维度：增长趋势和溢出效应
一国经济的总产值显示了特定区位上的要素水平、经济结构和体制取向的综合能力。因而，国内生产总值的现有状况和增长趋势是判断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力的最基本维度。传统上，一般以经济总产值水平为标准，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从现有的状况看，总体上传统发达国家仍占据世界总产值的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超大规模的经济总量仍无他国可比拟。2010年美国GDP达146 602亿美元，约是第二位中国58 790亿美元的3倍；G7国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为53.1%，也比金砖国家15.6%的世界占比高出3倍多(12)。但从增长趋势及其溢出效应两个变动因素出发，则可以观察到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格局。
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表现(见表1)，令新兴经济体崛起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资金紧缩、需求下降和投资乏力的状况下，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显示了其内生增长能力，不仅开发了它们的内部需求能力，同时也支持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目前，发达国家公共债务与GDP比例从2007年的77%上升到2010年的104%，预计202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126%(13)。而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2010)发现，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0%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允许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超过90%的各国在其年度增长率上经历的中位跌幅(median drop)约为1个百分点，而平均跌幅(mean drop)为4个百分点(14)。如此看来，由于高债务负担而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降速还将持续，不仅会进一步削弱美、欧、日等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将持续提升新兴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就其增长的溢出效应看，世界银行的分析数据也支撑了新兴大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已有作用。表2是世界银行用包含贸易、金融和技术加权增长水平的多维度极化指数测算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从两组指数排名看，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均已跻身前10位，中国(包含香港和澳门)的极化指数更是最高，显示了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多重贡献。
2.国际贸易维度：贸易的来源与贸易的流向
国际贸易是跨国界货物与服务流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核心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瓦解和世界市场的日益统一，而且体现为多边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传统上，国际贸易的80%以上为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其中2/3由跨国公司主导。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两大显著影响和挑战。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增量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贸易份额从18%增长到28%。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更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来源，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强劲上扬，创下了自1950年以来最大的年增幅，全球商品出口上升14.5%，其中发展中国家增幅为17%，发达国家增幅为13%；全球商品进口上升13.5%，其中发展中国家增幅为18%，发达国家增幅为11%(15)。
不仅是商品贸易，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排名中，新兴经济体作用也有所上升。2010年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前十大商业服务贸易出口国行列中分列第4位和第10位；在世界前十大商业服务贸易进口国行列中分列第3位和第7位。
即便是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也有赖于新兴市场成为美国出口增长的源泉。2011年1～5月美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最快，为31.1%，其次为中南美洲(21.1%)，欧洲以19.3%位于增速第三。就对单个国家出口来看，增幅前5名分别为：阿尔及利亚增长86.9%，南非72.3%，芬兰66.2%，俄罗斯54.3%，智利40.6%。美国对金砖五国出口平均增长37.2%。这符合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增加对新兴市场出口的目标。
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和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大，南南市场实质性兴起，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南北联系。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OECD的报告甚至断言，南南贸易将是未来10年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16)。因为金融危机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出现了巨额赤字，美、欧、日陷入高负债困境，预示着以高负债支撑高消费，并为全世界提供市场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全球的需求增量将主要由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增长来提供。
3.国际金融维度：金融集聚与货币地位
国际金融体现了世界性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货币关系的总体状态，它是国际经济从产品市场向资本和服务市场推进的重要媒介。在危机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发达经济体的虚拟经济规模迅速膨胀，从金融市场到金融交易，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金融集聚和网络优势，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集中地。但随着国内经济稳定和新兴企业的崛起，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良性发展。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企业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债券发售和股票上市，1995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企业80%的债券发售规模超过10亿美元，10%的发售规模达20亿美元以上(17)。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如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一些本土资本市场，成为地区金融的重要枢纽。未来，由于新兴经济体消费需求上升，发达国家制造和消费品企业利用当地资本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利用当地资金的规模还将扩大，跨国企业更可在发达和发展中市场实现交叉上市。
在国际货币领域，迄今为止，尽管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尚未获得世界货币地位，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大量贸易或经常项目盈余使得新兴经济体净资产地位和净债权地位上升，全球财富和资产拥有权正转向新兴经济体。2010年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国际储备为7.4万亿美元，约为发达国家2.1万亿美元的3倍，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有赖于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外汇储备盈余国的支持，后者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截至2011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者，其增加或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比例对美元地位具有显著影响。俄罗斯2008-2009年将美元储备从47%下降至41%，而将欧元储备从42%上升到47%，对全球储备资产中的货币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美元仍是第一大国际货币，但其地位的日趋下降已很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6月30日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数据，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末，全球确认的5.3万亿外汇储备中，3.21万亿为美元储备，占比为60.5%，1.4万亿为欧元储备，占26.4%。在这之前，美元资产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从1999年末的71%逐级下降至2007年的64%、2008年末的63%、2010年第一季度末的61.5%。1999年以来，欧元资产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8%上升到27%。2007年86%的国际交易以美元结算，2008年，仅45%的国际证券发售以美元计价。同期，欧元从38%降低至32%(18)。
4.国际投资维度：投资的来源与投资的流向
国际资本自由且大规模的跨国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从贸易向投资深化的重要纽带。传统上，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一直主导着国际投资的基本流向。而且直到本世纪初国际投资的传统格局仍具有3个典型特征：国际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占到70%～80%)；美欧日三足鼎立构成大三角格局，发展中国家则以地理区域和历史上的投资联系为基础，聚集在大三角成员的周围(19)；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是国际投资的接受国或东道国。如今，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新的增长极和生长带，这不仅是指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成倍增加，而且是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投资输出国的行列，尽管它们的投资更多集中在地区集团内，但也包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从而正在逆转传统格局。
在投资流入方面，危机后急剧萎缩的全球FDI流量于2010年上半年重拾升势，出现小幅但不均衡的回升。2010年全球FDI达到1.244万亿，其中流向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FDI仍处在收缩状态，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亚洲的流入额显著上升，令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总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其在全球FDI流入额中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2%。这不仅反映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亚洲对全球经济复苏及后续增长的引擎作用得到普遍认同，而且投资者明显觉察到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趋势，全球资本向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亚洲地区的流入加速。以往发展中国家主要作为加工制造基地，引入的多为低成本寻求型国际直接投资和效率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目前市场寻求型国际直接投资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在投资流出方面，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亚洲不仅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而且成为重要的国际债权国。1997-2003年新兴经济体企业跨境并购额为1890亿，全球占比仅为4%；2004-2010年，新兴经济体企业跨境并购额增长到1.1万亿，世界占比提升至17%。2003年以来，约5000家新兴经济体企业投资了12 516个海外项目，绿地投资总额达1.72万亿，其中1/3流向发展中国家(20)。
20世纪80年代曾经爆发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当时作为贷款和投资提供者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银行和跨国证券机构。如今以国别计，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在全球44.7万亿美元的债务中，美国占14.29万亿、日本11.37万亿、意大利2.30万亿、法国1.90万亿、德国1.77万亿、英国1.76万亿。这些负债严重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和财政稳定反过来依赖于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支持。2008年9月末，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者，此前中国已经是其他美国公共债务的最大海外持有者。目前中国持有逾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根据传统基金会关于中国近年来对外非债券投资的新数据，除债券外，中国在美投资超过150亿美元。仅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非洲、中东和世界各地的投资近1000亿美元(21)。
5.国际生产维度：生产规模与企业角色
生产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显著标志。跨国公司创造出跨国的地区或全球化市场体系，使得国与国经济的依存不仅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分工，更表现为产品增值各环节的分工，这正是当代世界经济依存性发展的内在核心。传统上跨国企业几乎都来源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跨国公司大发展为发达国家赢得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机会和成就；新兴工业化国家承接了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整体崛起；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集中而融入了全球生产网。
如今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与传统工业化国家平分秋色。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发布的一项研究，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2)。
危机后，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波士顿咨询集团用全球挑战者定义这些新崛起的全球性企业(23)，统计显示，这些挑战者的总部主要位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16个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企业崛起的浪潮已经冲击了全球企业排名。在过去10年内，财富世界500强中新兴经济体企业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从21家增加到75家。2010年，福布斯2000强排名中包含了398家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过去5年内几乎增加了两倍。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时期，新兴企业则一直保持其在过去10年的发展势头。全球挑战者正在积极地不断追求跨国并购交易，境外交易的数量及其平均价值在2009年急剧下降，反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但随后又开始反弹。2010年的交易平均值是2009年的两倍左右，大致相当于2008年的平均值，与全球老牌企业相比，新兴企业追求更大规模的交易。在过去10年内，大约60%的新兴企业跨国交易发生在发达市场，这些交易的平均价值为5.54亿美元，比在发展中市场进行的平均值为3.37亿美元的交易都大。自经济衰退爆发以来，对发达市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在经济衰退开始后的两年内，全球挑战者约71%的跨国交易集中在发达市场，较之于两年前的58%有所增长。
三、多极格局中的三大结构及其含义
世界经济的多极格局不仅打破了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世界经济不同层次和不同组别的分析框架，也打破了对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关系的传统认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核心支柱典型地表现为：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稳定；从“北方”向“南方”流动的资本；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如今，多极化格局从经济权力的分布、要素的流向和价值链的构造多个意义上重塑着新的世界经济结构。
1.权力分散的非对称结构
战后以来，经济权力集中在发达国家，世界经济中发达的“北方”对发展中的“南方”的领导和支配关系相对稳定，G7成为与这一关系相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如今，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强权遭遇严重削弱的背景下，经济权力的分散已日益明显，但仍呈现非对称结构。
其一是经济权力和治理权力的不对称。如上分析，世界经济的增长重心、财富创造能力正日益转向新兴经济体，国际经济权力正向多个中心分散，但世界经济的治理权仍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债权国和投资国的发达国家及其掌控的国际多边机构均以对危机爆发国施加严厉财政约束和资本管控纪律为救助条件。而当债务负担和危机隐患更多源于发达经济体时(如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可能蔓延的美债和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除了积极寻求共渡危机、走出危机之道外，难以对这些债务国施加制约影响。
其二是金融权力和货币权力的不对称。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投资和金融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交易源自新兴市场，但由于缺乏国际货币地位，新兴经济体不仅严重依赖于外汇，且拥有庞大外汇盈余的新兴经济体又苦于无法自主保障其外汇资产的价值。
2.要素流动的反向结构
要素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主要受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跨国公司大举流动所引导的话，危机后，从南南市场的兴起到新兴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对美、欧、日资本及市场构成的世界经济大三角格局形成冲击，而且形成了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反向依赖，并且依赖的内容从以往集中于原材料、土地和低技术劳动力，进一步扩展到资本、市场和技术性劳动力。由此，新兴国家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反向引资。危机后出现了发达国家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招商引资的新景观。包括纽约、伦敦等老牌交易所吸引新兴经济体企业上市，美国各州政府向中国投资者推荐投资项目、吸引华裔风险资本等等。
反向收购。在过去10年内，印度Tata集团已经完成了价值超过175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尤其是对老牌工业企业的收购，如Tata钢铁公司收购了英荷钢铁集团Corus、Tata化工公司收购了美国通用化学公司、Tata汽车公司收购了三条汽车和卡车生产线、Tata饮料公司收购了英国的Tetley集团。许多新兴经济体制造商开始在发达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例如，海尔集团在当地建立了研发部门并雇用本土员工，他们还与零售商建立关系来拓展其与客户的联系；墨西哥的Mabe收购了博世(Bosch)的巴西子公司；土耳其企业集团Koc在主要欧洲市场投资建立Beko品牌，并在其他市场收购当地品牌。
反向创新。以往，多数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都放在发达国家，研发重点也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即使在中国设有研发机构，作用也是为全球研发计划提供支持，或针对中国市场情况对已有技术和产品进行调整。如今却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创新重点将放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研发目标将完全针对当地的国情、客户需求、消费水平和市场条件。这一新动向令应用创新的原发地可能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由此带来了新兴市场向发达市场的动态技术转移。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得益于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设有R&D分支，中国第一次成为对欧盟的R&D净出口国(24)。
3.价值链布局的重置结构
一方面是价值链环节的重置。以往发达国家一般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将制造环节移出，危机后却出现了发达国家努力吸引制造性活动回归本土，而新兴经济体则积极地争取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高附加值环节引入的逆向行为。老牌企业从在低成本国家建立初级业务，转向扩大研发、市场营销等其他服务，并关注在新兴市场的组织结构，带动了跨国公司总部向新兴市场转移和集聚的趋势。2005年，在按收入衡量的世界上最大的500家企业当中有189家的总部在美国，约占总数的38%。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约有5%位于纽约市或其附近，而总的说来其他5个美国都市区是《财富》全球的500强另外9%的总部所在地。但到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只有139家位于美国，约占全球总数的28%。其中，4%位于纽约市或其附近，而其他5个美国都市区总体上是另外5%的家乡(25)。
另一方面是价值链治理者的易主，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出行业领导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塔塔集团(Tata)，涉及化工、通信、IT、饮料、汽车和钢铁等领域(Tata集团中6家公司在各自领域内被视为挑战者)。其他一些多元化挑战者有墨西哥的阿尔法集团(Grupo Alfa)、土耳其的科奇财团(Koc Holding)和萨班哲控股公司(Sabanci Holding)，以及巴西的Carmago Correa集团、Odebrecht集团和巴西工业集团(Votorantim)。这些公司正处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一方面Tata和Votorantim是主要的全球竞争者，Votorantim最近并购了Aracuz，创建了Fibria，成为造纸和纸浆行业内的最大竞争者，Votorantim集团的成员公司也是世界五大锌公司以及十大水泥生产商之一。2006年，无线设备行业由西方企业所主导，但相当分散。到2009年，由于行业整合，西方竞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同期，从总收入的角度来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第八跃至第二，成为世界领先的设备供应商。同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从第九升至第五。华为和中兴确实享受了中国快速发展的通信市场所带来的主场优势，但是公司也在快速开拓海外市场。2002年，华为3/4的销售来自于国内，而现在，3/4来自于海外公司，在印度、美国和欧洲已经建立了研发中心。
注释：
①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Shifting Wealth， 2010.
②IMF.Asia Is Moving into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Finance & Development,2010.
③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The New Global Economy.May 2011.
④Frankel,Jeffrey A.The Dollar's New and Old Rivals.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0/11/09/back-to-a-gold-standard/the-dollars-new-and-old-rivals.
⑤Kenneth Rogoff.Where Are Global Currencies Headed in 2011.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goff76/.
⑥陈宝森：“后危机时期的美国经济与中美关系”，《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⑦刘继森、范佩雯：“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动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
⑧邹加怡(2011)：“新兴经济体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开放格局的调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http://www.cf40.org.cn。
⑨朱民(2008)：“国际金融格局的十大变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http://www.cf40.org.cn。
⑩宋玉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1)http://zh.wikipedia.org/wiki.
(12)IMF,2011.
(13)Deutsche Bank Research(2011).Public Debt in 2020:Monitoring Fiscal Risks in Developed Market.
(14)Carman M.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2010).Debt and Growth Revisited.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5395.
(15)WTO.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World Trade Report 2011.
(16)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Shifting Wealth,2010.
(17)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The New Global Economy.May 2011.
(18)OECD.Financial Market Trends,Vol.2011/1.Preliminary Version.
(19)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1993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一体化国际生产》，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0)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The New Global Economy.May 2011.
(21)Derek Scissors.Heritage Foundation,201 1.
(22)Michael Hennigan.China Became the World's Biggest Manufacturer in 2010,US Loses Crown Held since 1895.http://www.finfacts.ie/irishfinancenews/article_1021835.shtml,Mar 14,2011.
(23)BCG：《腾飞中的挑战者：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新兴企业正在重塑全球行业格局》，http://www.bcg.com。
(24)Thomas Meyer.2011: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D:Research Follows Production.http://www.dbresearch.com.
(25)Gary Clyde Hufbauer,Woan Foong Wong.Corporate Tax Reform for a New Century.Policy Brief No.11-2,Institute of Peter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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