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政策作用：理论研究与我国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集群论文,作用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9.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81（2005）01—0120—07
企业集群理论，或曰产业集群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大约起源于20世纪初，但却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集群理论其实并不是全新的学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曾经对这种现象做过精彩的阐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20）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外溢三个要素对产业的地区性聚集作出解释，并成为后人研究企业集群的经典引文。继马歇尔从经济学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作出解释后，阿尔弗雷德·韦伯又从工业区位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cs）概念。可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后，企业集群理论沉寂了数十年，一直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集群理论重回到了主流经济学领域，并迅速成为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学说之一。其里程碑标志在于1990年和1991年两篇重要文献的刊出，第一篇是迈克尔·波特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2）；第二篇是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Journa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1991.3）。企业集群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经济学界迅速繁荣，其主要在于过去二三十年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企业集群，呈现出企业集群急速发展的状况，使得经济学界不得不关注这种现象。
企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一直是企业集群理论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占了多数。概括而言，当代主流理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1）外部经济（主要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2）聚集经济（主要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胡弗和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3）增长极因素（主要理论：科洛夫斯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佩鲁的增长极理论）。4）创新和竞争因素（主要理论：斯科特、斯托伯、哈里森和沃尔的新产业空间理论；波特的新竞争经济学）。5）制度因素（包括企业家精神、社会关系网络、乡土文化等）。6）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历史事件解释）。7）政府作用（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
至于对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作用的研究，这里我们稍用点篇幅加以说明。波特在《论国家的竞争优势》一文中对政府的政策作用与聚集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前苏联的学者提出了政府积极干预的企业集群形成理论；我国学者符正平从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角度论述了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从某些企业集群形成的实践指出政府作用的有限性。总之，目前学术界对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有两种结论：一是政府的“有所为”；二是政府的“有所不为”。但是，对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内在根源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却没有解释和说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中国有规模工业化早期，产业的发展完全没有遵照规模经济的规律，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外部性这样一种自然存在的经济利益，本来可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发展被完全的计划式产业布局所替代，其结果是产业效率的丧失和竞争力的低下（如果当时能利用政府的作用促进企业集群的发展，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不少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和江苏的南部，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出现了产业集群现象。但大多表现为低级的产业集群。从提高产业竞争力角度出发，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出路并不完全在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在于形成更多的企业集群或专业化产业地区，并加快使现在一些较为低级的企业集群过渡发展到组织化程度高的创新性企业集群，这对市场外向度越来越高的中国产业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的企业集群现象大多是采用模式研究的方式，如温洲模式、苏南模式等，这种模式性的研究往往容易陷于一种非经济学领域的政治性争论，而忽视产业与地区之间的关系，缺少对产业地区聚集内在规律的认识。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转轨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与西方学者研究企业集群的背景和对象不同，因此，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又要特别重视对我国企业集群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如果说要研究属于经济学命题的制度问题，现在理论界更应重视研究制度因素在中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尤其要注意探讨我国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作用的客观规律性，这对于我国产业的发展将是非常重要并迫切需要的。作者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和研究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作用的一般规律，并以此对我国企业集群的形成实践加以检验和论证，希望对我国企业集群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一、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政策作用：理论研究
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波特，2000）。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企业集群。但概括而言，它具有如下特征：1）企业集群都表现为地理位置上的企业的集中；2）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或机构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而相互联系；3）企业集群的企业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4）在具备前三个条件后，一个企业集群就具有了非常强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性，包括知识的溢出效应、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专门化、竞争的激化、信任和合作的加强等，简单地说，就是企业集群能带来“1+1＞2”的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集群或各种各样的开发区，但其中不少企业集群，尤其各种开发区尚不具备企业集群的后三个特征。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群。
首先，企业集群形成的实质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博弈活动，既包括与供应商、消费者的合作和非合作博弈，也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而企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也正是各种博弈的演化结果。简单地看，只有当一个企业在判断自己进入一个“潜在企业集群”后与其他企业博弈结果的支付大于不进入的支付时，它才会进入该“潜在企业集群”；同时，“潜在企业集群”内的随机一企业与这个“潜在进入企业”博弈时不吃亏，它才会接纳这个企业。这个进程不断推进，当“潜在企业集群”的企业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该“潜在企业集群”才会成为真正的企业集群。
其次，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各方的理性表现为“有限理性”。这是因为：1）企业集群形成中企业之间的博弈往往是复杂的多个企业之间的博弈。比如，某个企业在决策时，它不仅要考虑进入企业集群后自己与所有同它有利益关系的其他企业博弈，还要考虑其他企业也进入后双方的博弈。这就要求该企业应对其他企业的行动有个先期的判断，而其他企业又有另一个不同的利益关系网。因此，这其间的博弈过程相当复杂，很难有个准确的判断和认识能力；2）今天，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当某个不确定因素发生时，某个企业的行为就可能“突变”，既可能表现为这个企业突然进入或退出企业集群，也可能表现为这个企业的破产。
第三，由于有限理性的作用，任何一个企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都表现为一个动态学习和调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集群内任何一个企业或潜在进入企业的行为往往是对前期与之存在博弈关系企业行为的最佳模仿。也就是说，由于有限理性，博弈参与者并不能完全正确地判断自己行为的得失，但它知道在前期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其他企业的行为，也知道这种行为的结构，于是模仿前期的最佳行为也就是它的最佳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动态学习和调整战略。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作者认为，企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有限理性下学习速度较慢的大群体反复博弈——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进化博弈。以下我们将给出这种博弈模型，以探讨企业集群形成的演化路径，从而得出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的一般规律性。
（一）企业集群形成的进化博弈模型
假设某个企业群体由n个企业组成，该群体的企业是构成某目标（潜在）企业集群的潜在企业，其中每个企业与其他企业存在着互利的利益关系。这里所谓的互利关系，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存在着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为讨论方便，我们假定每个企业都是相同的盈利单位。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每个企业面临的战略选择，即战略空间为：S=｛E[，Y]，E[，N]｝，其中，E[，Y]表示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E[，N]表示不进入某企业集群。由此构造一个随机配对的博弈模型。注意，这里的随机配对的含义就是，企业群体中任何两两企业之间的随机博弈，而究竟是哪两个具体的企业在博弈中无关紧要。其博弈支付矩阵如图1：
博弈方2
E[，Y]E[，N]
E[，Y]R+C，R+C
R[，1]，R
E[，N]R，R[，1]
R，R
图1 企业集群形成的进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图1中各项支付的含义为：1）博弈双方都选择不进入策略的效用各自为R；2）设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与进入成本的净效用为C，则双方都进入时的效用各自为R+C；3）一方选择进入，而另一方不进入时，外部规模经济无法实现，但双方的互利关系仍然存在，因此，不进入一方仍保留其原有效用为R，进入一方的效用则会发生变化为R[，1]；4）这里假设一般有C＞0，R[，1]＜R（其原因在后面予一说明）。
根据上面的假设条件，我们运用进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来求解该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ESS）。设该企业群体中采用进入策略E[，Y]的比例为x，那么采用不进入策略E[，N]的比例则为1-x。所以，采用这两种策略，博弈方的期望得益和群体平均期望得益分别为：
由此得出，该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由于学习和调整的作用，博弈群体采用某一策略的比例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量，而复制动态方程的大小和正负则反映了博弈学习、调整的速度和方向。其中影响速度的因素与学习对象的数量大小有关，即取决于x和（u[，y]
的大小；学习的方向则取决与（u[，y]-）的正负。当F（x）=dx/dt=0时，表明学习的速度为0，即此时该博弈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博弈群体中的策略比例x相对不变。
因此，由F（x）=dx/dt=0，可得到该博弈的三个稳定状态分别为：x[，1]=0；x[，2]=1或x[，3]=
。
但这三个稳定状态并不都是进化稳定策略（ESS）。进化博弈中的进化稳定策略是指一个稳定状态必须具有抗扰动的功能。也就是说，作为进化稳定策略的点x[*]，除了本身必须是稳定均衡状态以外，还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那就是如果x偏离了x[*]，复制动态仍然会使x回复到x[*]。其
结合前面的假设条件R＞R[，1]和C＞0，则可得该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ESS）只有x[*]=0和x[*]=1两点，而x=不是ESS。用进化博弈的复制动态的相位图表示如图2。
图2 企业集群形成的进化博弈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图2模拟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演化路径。即某个企业群体中采用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策略的比例超过时，则其他企业经过学习、调整和模仿，最终都会采用进入策略，从而某目标企业集群最终形成；当某个企业群体中采用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策略的比例低于时，则该目标企业集群将不会形成。
（二）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作用的理论分析
根据上面的企业集群形成的演化路径，下面我们给出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作用的理论概括。
1.政府政策作用之一：政府的不作为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假设R[，1]＜R，即当博弈的一方选择不进入时，另一方选择进入目标企业集群的效用小于不进入时的效用。如果我们改变此假设，令R[，1]＞R，则易知
[0,1]区间（C＞0）。所以x[，3]不再是稳定状态，只有x[，1]=0和x[，2]=1是博弈的稳定状态。又
F′（x=0）=R[，1]-R＞0，∴只有x[*]=1唯一点是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此时x[*]=1的含义就是当R[，1]＞R时，某个企业群体中只要有一家选择进入策略，则最终该企业群体中的所有企业都会选择进入策略，从而该企业群体最终会自发生成企业集群。这里的条件R[，1]＞R，且C＞0（不妨我们叫做企业集群自发生成性条件），意味着不论别的企业如何行动（进入或不进入），只要进入能获得正的净收益，则自己一定选择进入策略。此时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已有政策条件下的不作为。即既不干预也不促进，因为市场的趋利性将自动完成企业集群的建立和发展。而何时才满足R[，1]＞R，且C＞0的条件，一般地就是某个地区具有特定的资源优势，比如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成本低廉等等。
2.政府政策作用之二：积极干预到不干预
现实中R[，1]＞R的条件并不总是成立，即企业集群并不都具有自发生成性。当R[，1]＜R且C＞0时，即企业单独选择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策略并不能保证其效用的净增加，只有当双方都选择进入时，才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其净效用为正。此时企业集群在开始时并不能自动生成，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后才具有自发生成性，因此，政府的作用表现为积极干预到不干预。在图2反映出，当x处于[0，]区间时，企业群体中的企业在开始时选择进入策略的比例较小，意味着企业集群尚未初步建立。此时，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干预政策，企业间学习、调整的力量会促使x向0的方向演进，企业集群将最终无法形成。这种情况称之为企业集群建立的“市场失灵”。而政府积极干预的总体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小，的变小，意味着x变小，从而使得企业集群更为容易形成。不难看出，减小就意味着（R-R[，1]）相对变小，（R+C-R[，1]）相对变大。这就是说，政府在企业集群尚未初步建立时，应设法提高进入目标企业集群的效用。具体方法和政策很多，比如向选择进入目标企业集群的企业实行政策倾斜，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以及企业集群发展战略等。但是当x超过，落入[，1]区间内，此时，由图2可知，企业间由于学习、调整的力量会促使所有企业最终都进入目标企业集群，这时企业集群会自动生成。为此，政府此时应逐步取消各项倾斜政策，政府的作用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因为此时不能也没必要再以牺牲政府财政为代价而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3.政府政策作用之三：注重引进关联性强的企业
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假设C＞0，C指两个企业都选择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时，因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而带来的净效用。如果C＜0，表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为负，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两个企业之间具有外部规模不经济性。此时因C＜0，从而使得＞1，这样有[0，1]，所以x[，3]=不再是稳定状态，只有x[，1]=0和x[，2]=1是博弈的稳定状态。同时因C＜0，使得F′（x＝1）=-C＞0，所以只有x[*]=0是该博弈唯一的进化稳定策略（ESS）。这就表明此时由于企业间学习、调整的力量最终使得没有一个企业选择进入某目标企业集群，因此，企业集群将不会形成。同时，即使C＞0，但当C很小时，将较大，从而x落入[0，]区间的概率较大，根据前面分析可知，这将不利于企业集群的形成。反之，C较大，将较小，从而x落入[0，]区间的概率较小，这将有利于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形成初，政府应特别注重引进和培养关联性强的企业，这将非常有利于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因为关联性强的企业之间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强，即C值不仅大于0，而且其关联性越强，C值越大。
4.政府政策作用之四：重视中小型企业的新建
由3可知，在企业集群形成初期，政府应注重引进关联性强的企业。于是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知名大企业的引进问题，这在我国开发区的建设中尤为突出。应该说知名大企业的加入对企业集群的形成是有好处的，但是知名大企业的引进同样也会给企业集群的形成带来风险。这是因为，大企业往往已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网，如果它们撤离的话，其机会成本很大，也即R[，1]会变小，从而变大（因为对R[，1]是减函数）；再者，许多大企业（集团）往往自成体系，专业化分工大多在企业内部完成，所以它们的外部经济性相对其规模是较小的，即C较小，从而变大，于是提高了企业集群形成的门槛，将不利于企业集群的形成。但是，对于中小型的新建企业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它们兴衰的机会成本小，外部经济性强，非常有利于企业集群的形成。但中小型企业创建开始往往是很艰难的，因此，在企业集群形成之初，政府应重视扶持中小型企业的新建。这一点尤其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
二、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府政策作用：我国的实证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了企业集群现象，尤其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省涌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企业集群。此外，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以及福建、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出现了企业集群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集群尚处在形成之初和正在形成之中，其形成的背景与发达国家不同，且较为复杂。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策作用表现各异。下面我们将对我国几个比较典型的企业集群形成中政府的政策作用进行分析和概括，并用上面企业集群形成中政府政策作用的理论结论进行检验和论证，从而揭示我国企业集群形成中政府政策作用的效果。为我国政府促进企业集群形成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依据。
1.浙江企业集群形成的政府不作为政策
在浙江，企业集群十分普遍。现在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集群成长”模式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并成为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流模式之一。在浙江，可以发现不少地区的单个企业规模并不大，有很多甚至是家庭作坊式企业，但由于大量小企业的空间集聚，使该地区形成的行业规模却很大。如全国著名的、生产基地型的绍兴轻纺工业聚集区，该区的化纤和轻纺工业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总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又如产销联结型的海宁皮制品和嵊州领带产销基地等，现在海宁的皮装年销售额达200多亿元，嵊州的领带年产2.5亿条；还有商品集散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这里聚集了上万种各类小商品，成交额达数百亿元，产品覆盖全国。除了这些特大型企业集群外，在浙江，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数个各具特色的大中型企业集群，并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力量。据统计①，近年来浙江特色产值超亿元的企业集群已有306处，涉及生产企业高达13万家，每个集群的平均规模达8.7亿元，其经济总量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
从形成的原因看，浙江的企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1）民间传统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历史；2）古典心态和东方式的人文环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宁作鸡头不作凤尾”的传统心态；3）改革开放、培育市场的制度条件。比如，被冠之为“义乌模式”以及“温州模式”的企业集群形成得益于“小商品，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4）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生存选择等。由此可见，浙江的企业集群属于由市场的驱利性导致的“原生型”，即企业集群的形成较好地结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历史文化因素，其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与演化的历史过程，政府在此过程中更多表现为放纵和不作为。正因为如此，浙江的企业集群，特别是小企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的同质性引发低水平过度竞争，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低，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市场风险问题较为突出。从其今后的发展看，加强政府对集群的扶持引导作用，加强集群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领袖型”企业家的培养，注重外来资本、外部市场的利用，将是今后政府在企业集群的发展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2.我国工业园区建立的政府积极干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工业园区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苏州的工业园区建设就是一个成功范例。目前，全市镇村两级拥有各类乡镇企业园区近200个，40％的乡镇企业集聚其中，它们创造的产值占全市工业经济产值的60％。中国一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苏州标志性形象工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同时，也带动了苏州经济高速增长。此外，北京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汉的“光谷”高技术园区以及很多大中城市的各类工业园区，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的各种工业园区具有明显的企业集群特征，初步表现为大量企业的积聚，相关机构的延伸，交易费用的节约，聚集效应的显现，竞争与合作的形成等。比如，中关村的产生、发展可以用麦克尔·波特的一个概念来形容——“簇群效应”（详见参考文献14）。
众所周知，我国各地区各种类型工业园区的形成主要就是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政府的积极干预大致包括：1）政府的政策优惠与倾斜。如财政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的优惠，投融资政策的扶持等。2）为市场的平稳和有活力地运行创造有利的框架条件。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竞争政策的制定，信息的提供与引导等。3）勾画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前景，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不断升级的氛围。4）政府有意成为一个有需求、起推动作用的客户。5）政府促使和确保公共机构（大学、研究所、中介机构等）与产业界的广泛联系。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和扶持，我国的工业园区得以迅速、广泛地在各地区建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各类工业园区尚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工业园区的聚集经济性不强，创新能力不强，集群的效率不高等。这就给我们的政府提出另一个问题：对于已经形成的企业集群，政府的政策作用又如何。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3.广东企业集群形成的政府引进性政策
在广东，企业集群集中的行业有玩具、食品、服装、电子、家电以及陶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企业集群之一。与其他地方的企业集群相比，广东的企业集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引进型”的企业集群。它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广东的地缘优势、低成本优势、特别是政府政策优势吸引关联性强的外来企业直接投资而逐渐形成的。
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外资推动形成的以外向型出口加工为主企业集群的典型代表。以珠三角的东莞市为例，东莞是台资企业较早在内地投资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资电脑相关企业纷纷来此设立加工厂，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大量关联企业和下游企业网络化入驻的形势，并带动了本地一大批生产配套型企业的兴建。其中在IT制造业方面，已成为全国著名的IT产业加工基地。再者，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纺织业来说，广东南海盐步内衣生产企业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带动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颇有名气的黛丽斯胸围集团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将原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盐步丽施胸围厂”改制为港资企业“黛丽斯内衣有限公司”，从事加工纹胸出口业务。几年后，企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并在香港发行股票上市。同时，带动了一大批盐步本地内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使得盐步地区的内衣生产企业集群逐渐形成。
无论是东莞的IT产业集群，还是盐步的内衣生产企业集群，都是由外资企业的引进，并带动本地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这也验证了关联性强企业，尤其是知名大企业的引进对企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政府来说，注重引进关联性强企业是促使企业集群形成的一项很好的政策措施。众所周知，广东外资企业的引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广东政府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
4.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政府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政策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也是发展最快的企业集群。所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大多是中小企业集群。综观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集群也多表现为中小企业集群。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集群如此盛行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容易建立，它们兴衰的机会成本较小；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间关联性较强，外部经济性强；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下面我们以温州的中小企业集群为例来说明我国政府在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策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和全国的宏观环境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温州市政府营造的中观环境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1982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了1200多人参加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市形成了鼓励、支持、发展“两户”的气候，明确了温州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推动了温州企业集群的形成。温州经济的崛起是依靠千万个家庭企业起家的，存在着企业组织结构松散、经营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少数地方产品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现象。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为核心，实施“质量立市、品牌兴业”的二次创业发展战略。制定了质量立市的“385质量系统工程”，要求温州主要产品的质量用3年的时间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用5年的时间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用8年的时间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到2001年，温州已拥有“康奈”、“东艺”、“吉尔达”、“正泰”、“德力西”、“报喜鸟”、“庄吉”7个全国驰名商标，彻底改变了温州产品的市场面貌，为企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州市委、市政府还通过建立相关的产业园区，使得同一产业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为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形成，推动了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及核心竞争力的增强。
因此，从温州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可以清楚看出，我国政府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
企业集群的形成研究一直是企业集群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企业集群实践中最受到关注的问题之一。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更是企业集群理论研究和实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和转型期的国家更为重要。因为促使企业集群的快速形成和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的产业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企业集群的形成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博弈活动，是各种博弈的演化结果。企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有限理性下学习速度较慢的大群体反复博弈——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进化博弈。为此，作者建立了企业集群形成的进化模型，模拟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演化路径，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揭示了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政策作用的一般规律性：1）政府的不作为；2）积极干预到不干预；3）注重引进关联性强的企业；4）重视中小型企业的新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几个典型的企业集群形成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和论证了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不同作用。希望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促进本地区企业集群的形成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有启发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