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特征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户籍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所处的三种状态。考察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就业率三个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方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就微观层面来说，研究一个潜在劳动力处于就业、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三种状态之一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降低失业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以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为例，利用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考察不同户籍群体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差异，分析户籍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状态之间的关系，并就相关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获得重大发展，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和载体的一系列城乡分割制度（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的改革步伐却步履缓慢。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户籍分割及歧视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开始关注户籍制度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其中，较多的研究文献考察了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在就业特征、部门进入、职业获得、社保待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及歧视（Knight，et al.，1999；杨云彦、陈金永，2000；杨云彦等，2001；Meng and Zhang，2001；Dong and Bowles，2002；姚先国、赖普清，2004；王美艳，2003，2005；金成武，2009；李骏、顾燕峰，2011），有些文献则考察了外来劳动力与城镇本地劳动力之间的补缺或替代关系（Knight，et al.，1999；王桂新、沈建法，2001）。已有的这些文献虽然研究重点不同，但实际上都关注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就业状态的那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即就业人口，而没有考察不同户籍群体的全部劳动适龄人口及其劳动力市场状态。
在已有的关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研究文献中，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蔡昉（2004）、蔡昉和王美艳（2004a，2004b）发现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了城镇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现象；较多的研究文献利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微观调查数据仔细考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现象，并使用Probit概率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失业（或下岗）的影响因素，如Appleton等（2002）、李实和邓曲恒（2004）、王德文等（2004）；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蔡昉和王美艳（2004b）、蔡昉等（2005）则同时考察了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三种状态。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依然存在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和载体的城乡分割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受此影响，不同户籍特征的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不同的表现。①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研究文献依然相对较少，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城镇本地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和城镇迁移人口三种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进行了描述，但没有进行深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这一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外来户籍人口较多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为例，来考察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分布和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户籍人群的不同市场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与已有的研究相比，首先，本文所使用的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不仅具有大样本、代表性广泛的优点，而且在关于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调查设计上充分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推荐标准，相比已有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数据，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的需要；②其次，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按照户籍特征的差异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适龄人口分为四类：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可以较为详细深入地考察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差异。③
二、户籍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状态
本部分首先利用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进行详细描述。
（一）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定义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潜在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或实际劳动力）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即是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就业人口是指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一小时或以上的劳动，或由于休假、学习或临时停工等原因暂未处于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劳动适龄人口；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周内未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进行劳动，但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是指没有就业且不满足失业者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张车伟，2003；王德文等，200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基本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了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相关设计，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较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定义，并结合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本文将潜在劳动力或劳动适龄人口定义为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就业人口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因在职休假、学习、临时停工、季节性歇业而未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失业人口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未做任何工作、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为自主经营做准备、如有工作机会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者即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或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即为不满足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上述定义，本文所使用的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共包含36218个城镇人口样本，其中劳动适龄人口样本32283人，在劳动适龄人口样本中，就业人口样本17796人，失业人口样本1164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样本13323人，分别占劳动适龄人口的55.1%、3.6%和41.3%。
（二）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各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
表1首先列出了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分布状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5年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58.62%，失业率为6.14%，就业率为55.02%。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2000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为67.7%，失业率为8.2%，就业率为62.1%；蔡昉和王美艳（2004b）估算出2000-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大约处于64.3%～68.5%之间，失业率大约处于5.6%～7.6%之间。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水平与全国相比明显偏低，而失业率水平则与全国水平大致相当。④
进一步考察不同户籍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可以发现以下显著特征：就劳动参与率来说，外地劳动力高于本市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失业率来说，外地劳动力低于本市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低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应地，外地劳动力就业率高于本市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外地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分别高达83.04%和70.87%，就业率分别高达80.68%和67.98%，普遍高于全国水平；本市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6.59%和51.45%，就业率分别为52.85%和47.49%，普遍低于全国水平；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85%和4.08%，两者都远低于全国水平，本市农业户籍、本市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则分别高达6.61%和7.72%，与全国水平大体相当而略高一些。由此可见，北京市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主要是由于占全部城市劳动力大约四分之三的本市户籍劳动力的较低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造成的，尤其是占全部城市劳动力大约三分之二的本市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较低。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异所致，抑或户籍特征差异及其代表的其他因素差异所致？本文将在以下部分尝试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于个人劳动力自身而言，影响其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主要因素有人力资本禀赋、个人非劳动收入、个人闲暇偏好或闲暇价值评价等（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5）。本文所关心的是，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差异除了人力资本禀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及个体人口特征差异等所导致的“合理因素”之外，是否存在仅仅由于户籍身份差异所导致的“不合理因素”。在当前中国城市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以户籍身份来划分一系列经济社会待遇的城乡分割制度，城市地方政府大多是以户籍身份为识别标志来选择性地提供就业帮扶、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及其他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劳动者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内容多寡和水平高低随其户籍身份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制度现象同样会对潜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状态产生重要影响。⑤
根据前述经济理论，并结合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多元logit模型的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是否有6岁及以下小孩、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和个人户籍特征。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代表了研究对象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好的健康状况预期会提高其就业概率，并降低其退出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的概率。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是研究对象通过家庭内部收入转移获得非劳动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较高的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预期会使得研究对象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⑥家庭是否有6岁及以下小孩会影响到研究对象对闲暇（非劳动时间）价值的评价，预期家庭有6岁及以下小孩会提高研究样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此外，本文还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户籍变量。如前文所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同时引入户籍特征变量和其他变量，就是为了从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诸多因素之中分离出户籍特征的影响，以考察户籍身份的差异是否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状态产生了影响。⑦表2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模型所选取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
四、估计结果
表3列出了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在表3中，取就业为基准状态，所得的系数估计值反映了研究样本相对于就业状态而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时的相对概率或倾向。为了直接验证户籍特征差异是否对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影响，表3中的回归1将户籍特征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选取本市非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同时，为了深入考察不同户籍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不同影响方式，表3中的回归2引入了户籍特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交叉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各解释变量得到了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的估计结果，并具有较高的正确预测百分比。下面分别对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一）户籍变量
首先来看户籍特征变量。回归1表明，以本市非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其他三个户籍特征虚拟变量对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外地农业户籍特征的作用最强，本市农业户籍特征和外地非农业户籍特征的作用次之。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使得劳动适龄人口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而外地农业户籍特征的这一作用最强，本市农业户籍特征和外地非农业户籍特征的作用次之。总之，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回归2中交叉变量的估计结果则进一步说明了不同户籍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不同影响方式。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三种户籍特征基本上更易于促使女性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且外地农业户籍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负面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本市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对年龄增长促进劳动适龄人口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倾向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抑制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外地农业户籍、本市农业户籍和外地非农业户籍。与此类似，其他三种户籍特征对单身特征促进劳动适龄人口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倾向也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其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本市农业户籍。相对于身体健康者，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基本上会降低身体健康状况基本能够保证正常工作生活者处于失业或退出状态的相对概率，但同时也会增加不能正常工作生活者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其作用强度大小相当。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都会促使家中有6岁及以下小孩的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其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本市农业户籍。尽管对于本市非农业户籍者来说，相对于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上各文化程度均会降低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大专及大专以上各较高文化程度还会降低其失业的相对概率，但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都会提高初中及初中以上各文化程度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其作用强度从大到小基本上依次为外地农业户籍、本市农业户籍和外地非农业户籍；同时，本市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会提高大专文化程度者失业的相对概率，降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失业的相对概率，外地农业户籍和外地非农业户籍会降低初中文化程度者失业的相对概率，但外地非农业户籍却提高了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者失业的相对概率。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都更易于促使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状态。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知，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其他三种户籍特征之所以能够对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三种户籍特征会抑制年龄增长、单身等人口学特征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消极作用，并降低了较高文化程度者的失业相对概率。虽然这三种户籍特征也会对潜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产生消极作用，如提高了女性、家中有6岁及以下小孩、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但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是这三种户籍特征仍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表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与本市非农业户籍者相比，其他三种户籍人群所享受的由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的诸多公共服务的水平较低甚或完全没有，由此造成后者在伴之以年龄增长、单身等人口学特征或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时，其劳动力市场表现要优于前者。
（二）其他控制变量
下面根据回归1的估计结果，简要说明各控制变量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
性别。女性特征使得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增加。一般来说，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增强了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闲暇偏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
年龄。年龄对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增长到一定阶段，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预期报酬开始降低，从而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同时，强制性的养老退休制度也使得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
婚姻状况。单身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正向影响。这或许是由于单身特征代表了研究样本其他一些难以观察到的个人特征，如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进取心等，从而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不佳。
身体健康状况。与处于就业状态相比，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但能基本保证正常工作生活使得研究样本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都有所增加，也即是使其处于就业状态的倾向降低；而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且不能正常工作生活使得研究样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增加，并在使其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降低了其处于失业状态的相对概率。
受教育程度。与处于就业状态相比，各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均降低了劳动适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与此同时，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各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还降低了失业的相对概率，但初中文化程度却使得失业的相对概率上升，高中文化程度对失业的相对概率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预期报酬都会随之升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和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本文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总之，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促使劳动适龄人口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同时，还降低了其失业倾向，促使其更易于处于就业状态，但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在改善潜在劳动力的市场表现方面作用相对有限。
家庭是否有6岁及以下小孩。家中有6岁及以下小孩对研究样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中有6岁及以下小孩增强了劳动适龄人口的闲暇偏好，使其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对研究样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失业的相对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越高，通过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使得研究对象的非劳动收入水平更高，从而使其更易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增加其退出劳动力市场概率的同时降低了其处于失业状态的概率。
五、小结
本文根据对北京市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地区四种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就劳动参与率来说，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适龄人口呈现逐次升高的趋势，就失业率来看，则呈现出逐次降低的趋势，就就业率来看，则是本地非农业户籍者最低，然后依次是本地农业户籍者和外地非农业户籍者，外地农业户籍者最高。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多元logit模型，研究发现，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亦即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使得劳动适龄人口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而外地农业户籍特征的这一作用最强，本市农业户籍特征和外地非农业户籍特征的作用次之，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根据劳动经济理论，就潜在劳动力个人来说，影响其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主要因素有人力资本禀赋、非劳动收入、个人闲暇偏好等。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对潜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状态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现象对潜在劳动力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劳动力资源没有实现有效配置，产生了效率损失。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主要代表了潜在劳动力所能享受的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城市公共服务领域中依然存在的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制度分割。尽管囿于样本数据所限，本文户籍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可能包含了潜在劳动力拥有本地住房状况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但本文的研究仍然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含义，即为了消除户籍特征对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应当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消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诸多领域中存在的制度歧视，实现不同户籍群体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促进跨城乡、跨地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在2000年的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发现乡城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高，城镇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次之，城镇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低，同时，乡城迁移者的失业率最低，城镇迁移者失业率次之，城镇本地人口失业率最高；王德文等（2004）在观察不同户籍人群的失业率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虽然也基本遵循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但主要由于其对失业者没有添加能够到岗的限制，同时对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时间和方式也没有明确要求，所以对研究就业问题来说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张车伟，2003；王德文等，2004）。
③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王德文等（2004）将城镇劳动力区分为三类：城镇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或乡城迁移者）、城镇迁移者，李骏和顾燕峰（2011）将上海市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劳动力分为四类：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外地城镇移民和外地农村移民，研究了四类不同户籍就业群体在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
④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使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率。蔡昉和王美艳（2004b）使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城乡经济活动人口、农村就业人口、城镇就业人口等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而得），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为零，将城乡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农村就业人口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再将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得到城镇失业人口，从而估算出城镇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同时，蔡昉和王美艳（2004b）也给出了第二种口径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系用国家统计局调查得出的城镇就业人口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获得。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会使得本文与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蔡昉和王美艳（2004b）计算结果的可比性受到影响：第一，考察年限不同；第二，使用数据不同；第三，区域劳动力市场定义不同，本文仅指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不包括镇。尽管如此，笔者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本文的定义所得的计算结果表明，2005年全国城市劳动参与率为66.76%，失业率为5.15%，就业率为63.31%，所以，本文的结论仍然基本成立。
⑤例如，本地户籍的劳动者一旦失业，能够获得失业保险金，并得到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的就业指导、就业培训等服务，本地户籍的劳动者更能有效享受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只有本地低收入居民才能够享受城市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⑥研究样本对住房、金融资产的拥有状况也是影响个人非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样本数据所限，在本文中无法引入相关变量。
⑦值得注意的是，户籍身份的差异除了代表劳动者可以享受的由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诸多方面公共服务的差异之外，可能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差异，如拥有本地住房资产的差异。但囿于样本数据限制，此处无法单独引入本地住房资产作为解释变量，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可能会包含在户籍变量的估计结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