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
路艳娥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术层面直指其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而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要求和成熟标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意识层面与经济社会层面的精神同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存在的基础；在道德视域中创造一个意义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可能的理论逻辑；在学术价值变迁、时代价值变迁、政治价值变迁中成为“有用”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发展的动力；以“生活”为目标，关注人民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分析，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崇高的哲学追求，并给予人民群众以高尚的伦理情感体验。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德哲学；伦理价值；生活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们习惯用普遍性的话语范式进行理解和阐释。但是，如何通过道德哲学的引导使马克思主义与生活世界处于有机平衡中，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伦理学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在学术层面直指其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以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表现非常突出。显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既不应当是文化链的断裂和文化壁垒的建筑，也不应当是文化自我与民族文化个性的丧失，而应当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和文化承续的过程中，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的伦理性和伦理精神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及其价值合理性的显在形态，具有鲜明的伦理指向。因此，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是马克思大众化的实践要求和成熟标志。
一、精神同构：大众化何以存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就在于其具有科学的批判精神与建设精神。从传统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自己的根源和范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自我意识，就是要解决人类的现实生活困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变成精神层面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直面善与恶，在精神方面实现认识力的提升。“但是，善与恶这些简单思想也同样地直接地异化了；它们都成了现实的，在现实的意识中都表现为对象性的环节。就这个意义说，第一种本质即是国家权力，另一种本质即是财富。”[2]马克思主义在精神层面与“大众”进行同构，一方面要满足国家阶级统治的要求，建立起符合人民要求的社会控制体系；另一方面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生活的伦理品质与价值品质。
（八）主要行业盈利情况。1—8月，钢铁、石油石化、有色、煤炭等行业利润同比增幅较高，均高于收入增长幅度。
马克思主义要与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同行，精神纬度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不管是在实体性的生活中，还是在精神性的体验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实现国家利益与人民生活相互渗透，同时超越经济利益关系，提升个体生活的精神意义。精神同构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庸俗化，而是让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建设中走向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种反思与建设中，不仅把大众化作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进行追问，而且还进一步付诸实践，通过各种途径使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走向“建设”。
“马克思除了和所有社群主义者一样对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概念持怀疑（甚至是敌对）态度以外，他还将人类共同体这一价值作为他的三个首要价值之一。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在道德上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3]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人民群众实现人文精神的互补，并通过互补进行互动，从而实现共同体的生态合理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合理性，需要实现与人民群众在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精神互补互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自足的机体，不仅在于生活方面的自足，还在于人民群众精神结构方面的自足，当然这种自足是开放的自足。
关注营养。营养是衡量创新菜的标准，如果菜品具备的色、香、味达到一定的标准，但营养与卫生方面存在问题，也会阻碍创新菜的研发与使用。所以，在创新中国菜时，需要结合营养搭配的理念，实现膳食均衡，不仅体现出创新菜的特色，还要体现出菜品的营养与原料的合理配制，才能保证创新菜足够环保，为享用者提供健康安全食用的条件[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精神气质同构合理性方面表现为：及时反映生产力发展与变化的最新成果，及时把握当下不断前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及时梳理内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深层的人伦关系，在繁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确立共同的伦理坐标。“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4]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同构聚焦于“精神气质同构”，就找到了道德哲学基本的文化关系。在气质上同构，能够寻找马克思主义“始基”的出发点，把马克思主义由少数精英的继承创新变为“大众化”的继承创新，同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深度。
其次，精神意识的同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5]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具有科学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在精神意识的层面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有待论证的是：在精神意识的纬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构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较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坚定的信仰依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精神意识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同构主要表现为，大众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国文化特有的有机因子，赋予中国人民精神意识的文化功能与文化使命，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硝普钠具有舒张血管的作用,提高血管的供血量,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在治疗心力衰竭中具有显著的作用效果,而且当其浓度超过超用量100倍时才会抑制其他人体器官的功能,因此其用药安全性较高。酚妥拉明具有扩张动静脉血管、降低血管外周阻力的作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率以及心脏排血量,在抗心衰上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在治疗心力衰竭疾病时作用原理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临床应用效果较好。
规范对圆曲线的规定主要针对圆曲线最小半径与圆曲线最小长度。因为公路与城市道路对圆曲线最小长度的规定一致，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可以按规定并考虑老路现有情况、工程造价等因素执行。
二、道德视域：大众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合理性建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国家道德期待的价值合理性建构。所以，大众化的变革，以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为突破，反证了大众化对于现代中国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大众化一旦走出概念的抽象成为现实，就内在于社会的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大众化存在于“国家道德”之中。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有多种理解，从不同角度进行透视。形而上的理解是从哲学上对大众化本质的理解，功能性的理解侧重于大众化对国家经济社会的作用，但都表现为一种力量，这种理解是国家道德期待的作用力。
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黄国平与其带领的苏印总厂，恰以工匠精神、创新的思想，悉心打磨每一件产品，让每一个从该企业出去的作品都是让客户满意的精品。
其次，时代价值的变迁。时代在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不断地与时代进行“调适”，而且要迎接时代挑战并不断超越。在时代价值的转换方面，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构和超越传统的话语体系，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的一门科学，承载着改变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但是，时代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注时代主题的要求而言，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时代向度上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确立起一系列新的观念，需要有更为广阔的时代视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发展是同一过程。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合宜”的感觉起源于对理论的道德感情，道德视域在直观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确指导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提高，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道德情感之间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说服力的彻底性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彻底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表现出一种道德哲学的追求。
其次，社会道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必然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大众理论的武装，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中地位的反省。无论是深层生态学还是浅层生态学，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的指导地位，要求以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原则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的关系。诚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始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因而，人对社会态度的变化，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适，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显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意识里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即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问题。“不断调适”的完成，就存在于大众化的过程中。从中国古代的“五伦四德”、“知行合一”，到中国现代的“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无不体现精神意识特殊的历史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体系的自动完成，需要在精神意识层面与经济社会层面“不断调适”，以完成中国人民精神生态的建构。
从根本上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起来，反映在社会道德生态中就能够产生对大众化的认同精神。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要回应新情况、新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现代社会就具有最深厚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转换，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建构，必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完成。
首先，精神气质的同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论证表明，马克思不单单在描述、解释社会现象，而且在批判与建设各种社会安排。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中国人民精神气质的结构要件，传统儒家、道家、法家等中华文化中的优秀素养作为中国人民精神气质的意义要件，那么，这两种要件就是潜在与显在、体与用的关系，二者既有描述与解释，又有批判与建设。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用”，在人的伦理生活中得到显性的体现。二者形成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逻辑生态、文化生态，准确地说，是当代中国人迈向现代性的生态，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神生态。由此出发，我们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气质同构确立以下基本理念。第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精神的把握，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文化生态进行分析；第二，必须在“文化理解”的理念下，在“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之间进行透视与把握，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文化特色与民族特色。
最后，个体道德的圆满。个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是参与者的角色，又是受惠者的角色。因此，个体除了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个体生活质量以外，又有责任、有义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从而调节自身与理论的“相适性”，这是个体道德圆满的重要结构。“道德的热情，并不必然导致道德的结果。道德热情如缺乏理智引导，往往导向错误方向，形成一股盲目的破坏力量。所谓理智的引导，是主观上能独立思想，客观上能服膺正确知识的能力，知识的真诚有助于这种能力的培养。”[8]马克思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科学，都需要“与人民在一起”，形成人民能够服膺的理论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等等，都只有通过个体的认知、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大众化”。应该说，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考察时，国家道德、社会道德确实不失崇高，然而一旦在个体实践的背景下进行运作，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个体放到一个有机的生态中进行考察，其价值合理性就具有极大的空间，从而演绎出开放的、富于自我生长、自我更新的道德观。个体道德的圆满，不仅是伦理主体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而且通过个体对于国家道路与制度选择等方面认知水平的提升，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功能。
1）危害症状。桃小幼虫蛀果后，在果面上留有针尖状蛀孔，孔口有白色果胶，数日后干成白色蜡粉。幼虫蛀入果实后纵横串食，最终到达果心，蛀食种子。受害苹果果实生长受阻，果面凹凸不平，俗称“猴头果”。幼虫在果内一边蛀食，一边将粪便排于虫道内，被害果成为“豆沙馅”，失去食用价值。后期幼虫老熟后向外咬出香头大的“脱果孔”，脱离果实。
“然而，还有一种美德，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伤害。”[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把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视为正义的事业，创造了一个充满美德的意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满足并超越自身理论化系统化的要求，在此过程中显示大多数人的追求。如何在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中安顿大多数人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于是，大众化在世俗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
2013年女性与男性的倦怠比例是45% vs.37%，2016年这个比例是55% vs.46%;2017年，女性与男性的倦怠比例是55% vs.45%，2018年这个比例是48% vs.38%。而2016年关于幸福感(happiness)的选项调查结果，无论是工作时还是工作外，男性都比女性更幸福(工作时：33% vs.26%；工作外：60% vs.59%)，2017年这个比例是工作时45% vs.39%；工作外69% vs.67%。
三、价值变迁：大众化何以发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理论更加“接地气”，更加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大众化本身既不能作为纯粹“有用”的体系，更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哲学学者们发现，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价值的变迁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发展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不断地发展，就应当处理好价值变迁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在被尊奉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中，与价值变迁相关的理念主要有：学术价值的变迁、时代价值的变迁、政治价值的变迁。
首先，学术价值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中国问题引发的中国研究、外国研究，外国问题引发的对比研究、历史研究，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精神资源。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究的形上本性，在学术资源方面就可能有一种选择：“实践”。“实践精神是包含意志一般决定的一些命题，这种决定在自身之下有更多的实践规则。如果主体以为这种条件只对他的意志有效，那么这些原理就是主观的，或者是准则；但是，如果主体认识到这种条件是客观的，亦即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那么，这些原理就是客观的，或者就是实践法则。”[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术价值的变迁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学术研究者认为大众化只是研究者自身的职责，研究者有义务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智慧；一种是学术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天然是实践的必由之路，这个过程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有效的。事实上，前者的认识正在转变成后者的认识。
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得到实惠，即理论能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能够实现思想上的升华，这时候，他们就不会认为大众化“只对他的意志有效”。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大众化的研究也不只是他的准则，而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准则。于是，更为可靠的结论便是：大众化能够确证实践理性，同时，实践理性能够表征大众化的发展能力。
首先，国家道德的期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立足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马克思主义“泯然众人矣”，而是以“道”化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往往使人忽略其道德价值，尤其是国家道德的期待。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理论支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就其本质来说是意识形态。”[7]如果我们还声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含道德或规范性成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国家道德的期待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国家道德的核心，更是国家道德的特性，甚至是国家道德的本身。
从时代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历史出发，能够更为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远大前景。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成为一个总体性方案出现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体系性的特征，并拥有严密的逻辑论证。“一百多年来大多数人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并且认为这种理解是无可置疑的。……但只要从这些教条中解放出来，我们面前立即出现一片崭新的天地！会对当今时代，对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命运，获得新的看法。”[10]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一旦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便无法释放他的活力，反而成为规约的意义被消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大众化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受到实践的推动并接受“大众化”的检验，才能真正融通到大众化的发展意境中。
最后，政治价值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创新、发展，如果只是简单重复人尽皆知的政治结论，不仅无助于大众化的进程，而且妨碍人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研究。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政治的紧密相关性，因而道德哲学必须研究政治价值——不仅在现象学意义上，而且在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探究。“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政治价值统摄“情理”，以情理为价值的基础、机制和标准。同时，现代道德哲学试图将大众化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上，并赋予其应有的实践地位，为政治至善与个体至善的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毫无疑问，14 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价值目标。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然要回应人民的切身利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让人民产生对改善生活状况的期待，并通过劳动创造幸福这种方式把这种期待变为现实。
四、生活转向：大众化何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般是在通俗、普及方面寻找路径。从理论旨归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关注人民生活，是以“生活”为内在本性的，其道德本质为生活至善。这种生活至善最初表现为对“生活”困境的担心和隐忧。这虽然是开放时代和开放社会的特征，但由于以“生活”为根基和目标，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向善的生活要求。在“生活”的引导和规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再仅仅是停留于理论的理解，而成为具有实践本性的道德情感，激发行为主体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自我的努力，确立起具有强大力量的道德规范，把他律意识转化为自律意识。
“我们在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中看到过近似的表述。这两种东西哪一种更能现实地促进人类的幸福呢？显然是后者。这是在批判那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伦理主义，如西斯蒙第式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12]概言之，“生活转向”作为道德目的既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的、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也是大众个体的、向内的德性。另外，“生活转向”作为个体德性而具有的强大调节规范作用离不开我国传统的理论大众化环境，它对个体内外真实统一性的要求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机制都蕴含于生活以及整个中国当代哲学框架之中。
良好的问题情境一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促使学生主动的构建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本案例以求的值的问题引入，情境简单、起点不高，但能有效的沟通学生的新旧经验，能够使学生产生兴趣，迅速地把精力集中到对重点问题——“如何求大角的三角函数值”的深入研究。
首先，生活智慧的转向。生活智慧最初定为某种自然的东西，他采用“爱”和“感觉”的形式。因此，生活智慧是具体形态的自由，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们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生活智慧并非生活的精神装饰，而是中国大地上人们生活遵循的内在原理。正是依着这样的原理，社会才有和谐有效的秩序，人们生活才富有尊严。如果说道德是个体的生活智慧，那么道德哲学便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智慧。生活智慧作为一种人伦原理的真义，在人们共同文化信息的作用下，遵循共同认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心理上、文化上产生交感作用，并在大众化中进行伦理行为的互动。当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时，实际上，受众也就不由自主地放弃原有思想中过时的或者不合时宜的想法，认可或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于是，道德哲学的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诉诸的生活智慧，这是一种求真悟智的体验，使得对理论的推崇达到了“自化”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求诸实践真理。生活智慧的合目的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精神动力实现方面的问题。
其次，生活品质的转向。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深受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拿得起”、佛家的“放得下”、道家的“看得透”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因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互通互鉴，这是中国人生活品质的生动体现。世俗中生活品质的互动机制与互动模式，更多地代表中国社会的生活逻辑与伦理生活方式，这是最为朴实的，也是最为现实的生活原理。于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更为深层的生活品质，无论大众化潜在于人们的伦理生活中，还是潜在于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其结果都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科学，本身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即成为具有生活品质的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大众化就是从无数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品质中生长出来的，后来被扩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并且被社会实践证明是必要的和具有真理性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的看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健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环境成为追求生活品质的重要条件。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让人民的生活不受饥饿之苦，不受罪恶之害，是一个理论最基本的使命；从个人来讲，践行已经被证明的真理，是幸福之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从世界观与方法论引申出来的生活品质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推进剂。
调料：发酵粉 10 g，精盐 110 g，花生油 2.5 kg（约耗 1 kg），葱花 50 g，味精少许。
最后，生活力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经济、社会相关联的因子就是生活力，既认识生活和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如果说在以大众化得以实现的精神生态中，生活智慧是建立实体，生活品质是建立道德自我，生活力则是确立安身立命的意志。“所以，作为直接自为的而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区分开来的主观意志是抽象的、局限的、形式的。但是主观性不仅是形式的，而且作为意志的无限的自我规定，它构成一切意志的形式。”[13]生活力的转向被设定为与意志的概念同一。这是道德的基点、应然的基点。
有些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建构持一种不信任态度，认为它不可能持久。但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用生活力的方式改进这种框架，就能够看到理论是如何融入生活体系的。在理论与生活之间有一个环节容易被人们忽视，即什么力量促使行为主体恪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原理？从生活力角度分析切入，就能够实现对“大众化”的精神把握。这种把握的真义在于：从大众化最容易生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入手进行分析和把握，并在历史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突显生活分析的意义。当然，生活力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实践智慧，然后在哲学的意义上把握和诠释大众化就成为道德哲学建构的重要旨归。
总之，道德哲学形态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构成，伦理代表着人的生活目的。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实践主体之间形成了公共本质的同一性，在精神同构、道德视域、价值变迁、生活转向四个方面表现为与自身理论相适应的道德哲学形态。事实上，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的维度透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伦理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伦理的共生互动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品质与后劲。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我们要以自觉的伦理精神来考察这种实体性状态，在更加广阔和更加深邃的伦理空间中进行“神圣的哲学思辨”。当然，道德哲学形态分析也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迈向更加崇高的目标，并给予人民群众以高尚的伦理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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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LU Yan-e
（Department of Law，Jiangsu Police Academy，Nanjing，Jiangsu，210012）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irectly poin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and mature symbol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the spiritual isomorphism at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economy and society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creating a world of meaning from moral perspective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making Marxism popularization possible；becoming a “useful”system in the changes of academic value，the value of the times and political value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Marxism popularization；taking “life”as the goal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s lif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The analysis of 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can mak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have a lofty philosophical pursuit and provide people a noble ethical emoti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Marxism；popularization；moral philosophy；ethical value；life turn
中图分类号： B 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4-0145-07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路艳娥，法学博士，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道德哲学、法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