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东亚模式反映的是东亚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又离不开西化。在东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首先是早期现代化的冲击和其经验与科技的普及，促进了亚洲的转变。但是西方影响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不利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ANIES 在接受外来经验的同时努力保持自己的发展特点。东亚发展模式有力证明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也是后发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所在。
一、现代化与西化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从经济现代化到社会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东亚模式反映的是东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一涉及到现代化问题，就面临与西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又离不开西化。
首先，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它们一般把早发式现代化视为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应该效仿甚至全盘接受的样板。西方传统发展观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要采用西方模式，是因为西方早发式现代化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种主动式现代化，而后发式现代化则是对外部环境逼迫得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在发达国家影响下的被动式现代化。这种观点抹煞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特点，违背了各国只有根据本国实际选择社会制度和现代化模式的客观要求。另外，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变迁，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深刻变革在内的系统工程。传统现代化理论仅注重工业化，把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的标志，认为现代化的特征是工业化、都市化、理性主义、唯技术论和物质至上，是片面的。虽然推动现代化的力量是经济，但是经济现代化不等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从经济、社会到政治的全面发展过程，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市俗化、制度化、民主化，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单一方面的发展，都不是现代化的实现。而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又离不开各国的实际国情。西方传统发展理论按照西方早发式现代化模式所设计的后发式现代化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之所以受挫，最根本原因是脱离了这些国家的实际。
“东亚模式”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始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后发式的现代化。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正在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并为传统发展理论注入新的内容。
其次，现代化又离不开西化。现代西方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球现代化的启动力量是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它文明相当长时间内接受着欧洲文明的规则、秩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一经存在，就势必要开始全球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资本主义的诞生正是全球现代化的启动力量，欧洲文明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以资本的力量为依托的。当今世界上，诞生于西方的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制度已经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困的洪流。从英美等西方国家传播开来的在经济上表现为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观念和自立意识，在世界各国发展中都或多或少得到了接受或受到了影响。借鉴西方早发国家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正是后发式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所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应该处理好一个辩证关系，即既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搞全盘西化，同时又必须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封闭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这里有一个走捷径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想完全避开先发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和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观念，以及某些法律制度、政治运行程序等，才能发挥出后发优势。西方传统的发展观所谓后发国家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式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它认为后发国家应该吸纳早发国家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经验，则是合理的思想。众所周知，不但现代自然科学起源于西方，现代政治、教育、经济、心理学等学说也多源出于欧美并广为世界各地学术界所接受。世界各国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在冲击之余，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现代化事业，这应该成为各国（地区）特别关注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最重要的知识转移课题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二、东亚模式与西化
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是两次大规模的“西化”，即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下的强迫民主化。“四小龙”是受西方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和地区，东南亚的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这些国家与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四小龙”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的框架基本上是西方式的。a.在政治上，韩国、台湾在经济起飞后的政治转型基本是向“西方民主”的转变，采用了普选制、代议制、多党竞争等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结构；b.在经济上，这些国家与地区基本采取的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制度；c.在教育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更是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从下面一些事例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受西方影响的情况。
ANIES〔1〕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和政府经济政策决策人多数都在西方，主要是英美等国留过学。如韩国的高层经济技术官僚全部都在英美的大学学习过。80年代末，韩国发展研究院——至今为止对韩国政府影响最大的思想库，至少有30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像韩国一样，台湾在教育和政治制度上也显示了浓厚的西方影响，尤其是美国影响，同时在其它方面也受到浓厚的日本影响。在台湾，从总统到内阁成员，70%以上在美国受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在美国得到的博士学位。在几乎整个80年代，从台湾来的学生是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外国学生数量最多的。新加坡在各个方面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是一个西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新加坡现在的高层领导几乎都在西方留过学。前总理李光耀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受英语教育。现总理吴作栋更是到担任总理后才学说汉语，以前一直讲英语。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规划界高层人士中，大多数拥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伯克利帮”。这些技术官僚在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上起着重要作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能阅读英语，英美的书籍、杂志、电影和歌曲等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马来西亚学生出国留学，几乎全部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马来西亚的高层领导人本身也说英语，总统马哈蒂尔讲英语比讲马来语还流利，政府官员们一般都送自己的子女到英语教学的学校上学。
在一定意义上，西方被看作是一种科学、经济和宗教的独特综合体系，其中宗教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对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平等、权利意识等的巨大影响。美国休士顿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们曾经就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制定者的思想来源问题作过一项规模庞大的研究，他们搜集了近1.5万部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 花费15年时间仔细研究。结果出人意料，在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中引经据典之处直接引用圣经的话最多，超过引用孟德斯鸠的话4倍， 超过引用洛克的话16倍。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34%的引证出自圣经。基督教与西方近代，尤其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经成为不争之论。西方近代的“自然法”、“理性”等概念直接来源于基督教。
在ANIES的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的影响不断扩大。以韩国为例， 基督教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一种特殊作用。目前，在东亚传统的儒教和佛教文化国家中，韩国基督教徒的比例最高——目前人口中约有40%的人是基督徒（其中包括一部分天主教徒），其基督教势力仅略逊于佛教〔2〕。韩国著名作家李光洙认为， 基督教是韩国特别重要的恩人，它把新事物，即西方文明带给了韩国人。他归纳了基督教对韩国的贡献，如：引进了西方文明；重新规范了日渐衰退的道德标准；促进和普及了教育；使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现代化；刺激了个性的发展，等等。基督教在韩国大大促进了文化在成年人中的传播。现在，“在韩国，几乎每一个大一点的村庄都有一个基督教教堂或基督教祷告组。”〔3〕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基督教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据估计，目前亚洲人中将近8%是基督徒〔4〕。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文明开放而使基督教影响扩大外，伴随物质文明而来的精神空虚可能也是亚洲国家（地区）宗教信仰勃兴的原因之一。
学者们一般认为，新加坡反腐败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法律严明、执法严厉。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法律严明、执法严厉是治理腐败的最基本手段。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法律的有效性将受到各种外界变量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制约。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越高，那么它对腐败的抑制性就越强。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发达社会要比发展中社会的腐败现象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恰恰在社会文化的内涵上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它的现代的政治价值观早已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大众中得到内化。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第一，新加坡受英国文化的影响极深。英国在新加坡进行过长期的政治统治，英国人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价值体系对新加坡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新加坡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其政治制度尤其是文官制度最初也是由英国人建立的。第二，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社会。在移民身上的那种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与现代文化中的创新与竞争意识具有同质性，两者很容易融合。这在政治文化方面很容易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和权利意识。第三，新加坡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而商品和自由市场是冲击传统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自由贸易彻底荡涤了新加坡本来就不多的文化传统，同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地域狭小而又开放的社会中，很容易受到旅行者的价值观的影响。第四，儒学已经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儒学的很多内容在本质上已不再具有传统文化的性质，而转化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从社会现实看，新加坡法律完善而无所不及，这显然不是儒家文化的张扬，而是对英国文化的移植和改造。国家和民族意识、自由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和平等与互助意识等现代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这是它抵制腐败的内在机制。没有这种内在的机制，法律严明只是一纸空文。另外，新加坡在防止腐败上采取的以俸养廉、公务员的高薪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也有文化上的原因。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中有对精英主义文化的认同，这与其说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英国文官体制的作用。我们知道，英国文化对平等的评价要比美国文化低，而对精英和等级特别看重，这突出反映在其文官的终身制和等级制上。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由于新加坡社会价值观中有对精英主义的认同，所以它的精英主义的、等级分明和终身制的文官制度才能有效。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社会中，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精英政治和文官的终身制与等级制度使人们对公职产生了尊敬感，对官员本身有着一种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位高则任重”，增加了官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沿用了英国文官体制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香港等，政治都比较清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沿用了精英等级制，政治腐败也相对较少。
三、东亚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在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许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即亚洲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吸取西方科技和管理经验的结果。“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儒家思想并未提供精神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或推进作用，倒是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促进了亚洲的转变。”〔5 〕西方文化的许多有益成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知识、法律制度及市场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没有西方早发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早期现代化经验和知识与科技的普及与传播，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在时间上要延长。东亚的现代化也是这样。但是西方影响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不利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一般系指西方社会中的财产的个人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强调尊重个人自由、权利和个人责任的价值观，它原是非常庄严的观点，表示个人独立的人格，个人的尊严，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以及个人价值中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基本价值都蕴含于个人主义概念之中。这种个人主义和权利意识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推动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特别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兴与人的解放，促进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说，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起着突出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这种个人主义也存在着严重的消极方面。西方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极端利己主义膨胀，这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严重病状。西方文化是重权利轻义务的，在这种文化中，其特点是人们有着强烈的权利意识而忽视应尽的义务。像在美国这样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国家，人们往往从个人主义出发看待自由，很多时候只强调自由权利而忽视了道德责任，所以社会道德日趋下降，吸毒、同性恋等视为人的自由。美国一家权威机构（Times Mirror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在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对美国公众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发现道德危机是当前美国公众最关心的5大问题之一，其余4个分别是医疗保险改革、经济、预算平衡和犯罪率。美国社会的工程师和律师之比是1∶7，而日本的工程师与律师之比是7∶1〔6〕。 律师的大量存在表明美国个人主义泛滥。
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使作为开放社会的ANIES 公众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大大提高，这些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ANIES在发展中认识到， 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如果不限制个人主义的过分发展，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权利意识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所以，ANIES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受到西方文化渗透的同时， 都普遍注意到了要防止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一致强调“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7〕。因为它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指出，“在新加坡，个人都是在社会之下，而在西方，个人却把自己放在社会之上，如果我们忘记这种极大的区别，我们的社会将濒临危险。”〔8〕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后发现代化是本国文化与其它先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同时，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由于各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必然呈现差异，即使是同一文化景下的不同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也不会完全一致。因为还有具体国情等因素制约。在吸收外来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东亚发展模式提供的启示。在ANIES， 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即使在被称为是同一“儒家文化圈”的“四小龙”之间，其政治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很大差异。
在经济上，韩国、台湾、新加坡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较强的政府干预和有指导的市场经济为特色，而香港则以较弱的政府干预和基本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特色。在其它三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硬政府积极指导和管理市场时，香港却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与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在香港，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正如香港著名企业家霍英东先生所指出的：“政府对工商业、贸易采取积极不干预，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让私人经济自由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社会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关口。”〔9〕1994年香港的税务收入达到了2000亿港元。 东南亚的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效仿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早期那种政府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的作法，而是根据自己实际国情和不同于韩国、台湾经济起飞时期的国际经济背景，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总的来说，这三个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较小，但是其中也有区别。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比其它两个国家多一些，其有时积极干预的程度不亚于韩国和台湾。而在三个国家中，泰国政府对其经济部门的干预最少，世界银行的政策研究报告在比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时，把泰国与香港归为了一类，认为“在东亚经济成功的例子中，香港及泰国的政府对其经济部门的积极干预甚少，而韩国和马来西来则正相反”〔10〕。总之，东亚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国情来确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在东亚模式内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各具特点。就市场经济而言，区别大到一方面是政府指导的市场经济；而另一方面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政治发展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总体上讲，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符合这样一个规律，即政治体制的形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民主的政治形式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与权威主义政府形式相联系。但是，在这个一般规律下也有例外。韩国和台湾的高水平经济发展已经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地区）的民主化转变，而经济水平大大高于这两个国家（地区），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新加坡却没有向西方民主转变。东南亚的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其政治基本上还是权威主义的，但是其中情况也有差别，泰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民主化措施，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泰国的马来西亚近期增强了权威主义倾向，但是它在经济起飞前却有民主因素，被西方有些学者称为准民主的政治体制。总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政体形式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各国具体国情和其它因素的影响。西方某些大国总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其它国家的政治发展，对别国的政治指手划脚，这是不尊重其它国家的自主选择，也是不了解其它国家国情的表现。
“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11〕东亚的崛起，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是在保持本国文化传统中优秀东西的同时，善于吸取其它文化中先进成分为其所用的结果。东亚模式有力证明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也是后发式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所在。后发式现代化的后发地位，使其有了集一切外域先发现代化的先进经验与一身的条件。集大成的东西都是优秀的，而优秀的东西也是集大成的。这是之所以东亚的现代化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为合理的形式展开的原因。
注释：
〔1〕ANIES：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及近期实现了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
〔2〕〔4〕〔5〕〔11 〕〔美〕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中文版），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0、51、275页。
〔3〕〔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8页。
〔6 〕参见杜维明：《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7〕〔新〕李光耀：“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上的致辞”，1994 年10月5日。
〔8〕转引自曹云华：《新加坡领导人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6期。
〔9〕霍英东：《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 《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3期。
〔10〕The East Asian Miracl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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