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劳工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基于“多边阻力项”的重力模型_引力模型论文

核心劳工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基于包含“多边阻力项”的引力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引力论文,阻力论文,模型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4)06-0102-07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劳工标准是一个敏感、争议很大却又无法绕开的问题。劳工标准是由国家、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或者某些“龙头企业”设定的与劳动者利益有关的规则，内容包括最长工时、最低工资、职业歧视、童工等等。劳工标准的制定者类型多样，立意不同，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又不同，因此广义的劳工标准范围较大，涵盖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而本文所分析的“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ur standards)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提出的概念。ILO提出的核心劳工标准包括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废除和禁止使用童工、消除雇佣和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劳工标准通过作用于生产成本和比较优势，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影响，目前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引入劳工内容已成为一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大量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中都包含了劳工条款①，在超大型自贸区TPP中也将纳入劳工标准的内容。劳工标准具体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政府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应对其持怎样的态度？劳工标准支持者和反对者立场不同，理由各异，但都认为国际标准具有促进和阻碍贸易的双重可能性。因此最终对劳工标准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工标准对贸易的综合影响效果如何，而这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和证明。只有明确了劳工标准对贸易的影响力，才能够明确在国际论坛上对劳工标准应持的态度。

      二、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关于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国外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把贸易流量和FDI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比如Aggarwal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FDI流量与出口国劳工标准的关系，通过大量统计数据的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进口和FDI并没有流向劳工标准相对更低的国家和地区[1]。OECD则着重分析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标准与贸易流量、FDI等的关系，并观察到经济发展与自由结社权之间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2](P77-145)。就研究对象国而言，国外更多以发达国家、欧盟国家或者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如Van Beers的研究采用1992年的横截面数据，试图揭示OECD国家劳工标准严格程度的差异对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影响[3]。Samy利用引力模型和欧盟13个国家1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劳工标准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任何一方提高劳工标准，它们之间的贸易流量都会增加[4]。Bonnal采用112个国家24年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劳工标准对出口的影响，认为劳工标准越高的国家其出口占GDP的比重越高[5]。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主要有Mah和Maskus，前者以45个非OECD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对这些国家出口占GDP的比重与劳工标准做回归，发现出口与自由结社权呈负相关关系，与禁止职业歧视标准呈强负相关关系[6]。后者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1995年和1999年17个发展中国家向20个OECD国家的出口流量与劳工标准的关系，结论表明自由结社标准对出口有正影响[7]。

      国内关于劳工标准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也做了一些定量分析的有益尝试，比如许尧明借鉴Maskus的分析方法，研究劳工标准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8](P58-71)；王晓荣分析了核心劳工标准对FDI的影响，认为与传统观点不同，高标准反而会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的流入[9]；杜晓郁等讨论了大连市吸引FDI的数量与其劳工标准的关系，结论是劳工标准的提高不会影响外资的规模[10]。

      关于劳工标准的定量研究开展得比较晚，实证证据也比较有限，主要原因是劳工标准难以度量以及缺乏可靠数据。具体表现为：第一，相关数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十分难得，因此国外研究中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多以OECD成员国或者欧盟成员国等数据相对更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第二，劳工标准指标的选取和量化容易“走极端”，简单的操作是仅用标准的数量来代表具体的劳工标准，比如Rodrik、Mah、Maskus等的研究就将ILO劳工公约的签约数作为劳工标准的衡量指标。而其他一些研究中劳工标准的表现也较单一，往往只有一两个指标，比如罢工率、工伤率等[1][2][5]。复杂的操作是尽可能多地选取指标，综合性地代表劳工标准[3][4]，但是这类研究并不专门针对ILO所定义的“核心劳工标准”，不同学者选取的指标差别也很大。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ILO倡导的“核心劳工标准”，并特别关注了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三、劳工标准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理论阐释

      在有关的定性分析中，劳工标准往往被看做是一种间接的贸易成本，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壁垒，这是因为在假定贸易伙伴国生产同质产品的情况下，如果出口国执行更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从而导致出口国尤其是以劳动力成本低为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减弱甚至丧失这种比较优势，进而导致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中优势降低；但实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带来产品数量的增加，产生有利于出口的正面作用。从进口国的角度看，若其执行劳工标准，本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有利于别国同质产品向该国的出口；而由劳工标准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和产量增加，又将不利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简而言之，劳工标准无论在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哪一国执行，都会对它们之间的贸易流量产生双向作用力，如图1所示。

      

      图1 劳工标准对贸易流量双向作用图示

      劳工标准对贸易流量的综合影响效果是上述双向作用的加总，仅仅依靠定性分析是无法判断这个综合效果的，需要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四、模型构建及回归分析

      (一)包含“多边阻力项”的模型构建

      经典引力模型主要用于探讨两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等与其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在引力模型的使用中，除了经典模型所确立的诸如GDP、人口、距离、语言、边界等自变量之外，研究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引入不同的用以衡量制度或者机制的指标，从而考察兴趣变量与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其思路清晰且便于执行。本研究的兴趣变量是劳工标准，目的在于探讨作为一种制度的劳工标准会对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经典引力模型的基本式为：

      

      式(1)只考虑进出口国的GDP(

和

)和它们之间距离(

)对贸易流量(

)的影响。然而，直接利用经典引力模型做实证分析往往会得出理论上难以解释的结果，如边境之谜。为处理这种情况，Anderson和Van Wincoop引入“多边阻力项”的概念，它代表了在经典引力模型中所遗漏的重要变量，从而纠正了变量遗漏偏差问题[11]。Anderson和Van Wincoop认为在一般均衡结构中，假设替代弹性不变，引力模型的形式如下：

      

      其中

表示i国出口到j国的产品的货币价值，

、

、Y分别表示i国、j国和全球GDP。σ＞1，表示产品的替代弹性。

表示i国和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因素，有时也被称为“双边阻力”[12]。

分别表示i国和j国外向和内向的多边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也即i国与除j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平均贸易壁垒。这意味着两国贸易模式不仅与两国的贸易成本(即双边阻力)有关，还与双边贸易成本和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相比较的水平(即多边阻力)相关，这就是Anderson和Van Wincoop的“多边阻力项”思想。在假设i国和j国的贸易壁垒对称的情况下(即i出口到j的贸易成本因素和j出口到i的贸易成本因素一样)，得到

。

      那么，两国之间各种与出口成本有关的“阻力因素”如关税、距离被包含在双边阻力项T中，如果把劳工标准也看作是一种成本，同样可以被T包含。因此引入本研究中表示劳工标准的变量LS，在假设

情况下，模型可变形为如下形式：

      

      这里的

分别表示出口国i和进口国j与其他贸易伙伴国h的加权平均距离，其中权重是h贸易伙伴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这种做法受到的批评主要是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它把地理距离当做主要的阻力，就无法捕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11]。

      第二种是Anderson和Van Wincoop采用价格指数代表“多边阻力”，再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这种方法除了不易操作之外，Baldwin和Taglioni还指出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Anderson和Van Wincoop是在使用截面数据的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的，也就是说如果使用面板数据，这种做法就不那么恰当了[13]。

      因此Anderson和Van Wincoop、Feenstra等都推荐另一种更为简单和常用的方法，即国家个体固定效应(country-specific fixed effects)[12][15](P221-225)，这是第三种处理方法。具体地说，Baldwin和Taglioni认为可以通过设定国家虚拟变量或国家组虚拟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问题[13]；Baier和Bergstrand认为，固定效应的设定可以是国家组固定效应或者国家-时间固定效应[16]；Sun和Reed分别用时间固定效应，国家/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组固定效应来处理多边阻力项问题[17]；Adam和Cobham、Shepherd和Wilson认为比较理想的处理方法是使用进口国—时间和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因为除非是国家固定效应与时间交互，否则控制的是时间上的平均贸易阻力，而事实上贸易阻力的关键因素都是随时间变化的[12][18]。但采用国家—时间固定效应也有缺点，这种估计的虚拟变量将相对更多，因此在样本单位数量庞大，而且跨越时间很长的情况下，采用国家-时间固定效应的计算结果会非常复杂，并且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使用Stata软件的情况下，会把发生多重共线性的变量直接删除，因此很有可能某些重要变量的参数无法被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替代的方法是在时间、进口国、出口国三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本文将分别用进口国-时间、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和进口国、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这两种方法来进行估计。

      (三)变量说明

      式(3)中，

分别表示t时间两国或地区各自的劳工标准状况，其内容又具体表现为三个指标，即基于核心劳工标准定义的工会、童工、强迫劳动三个方面。核心劳工标准的第四个层面——职业歧视问题在本研究中暂时做了舍弃，理由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用职业中的性别歧视来代表职业歧视问题，然而性别歧视只是职业歧视的一个部分，除了性别歧视，职业歧视还可以表现在年龄、民族、宗教甚至身体健康状况等若干方面，而且职业歧视可以表现得非常隐晦，比如在就业招工条件、工资待遇、职业升迁方面等等。简而言之，职业歧视问题在社会实践中过于隐蔽，难以被观察和度量，因此要选取恰当的衡量指标也就尤为困难。

      本文用工会率(

)表示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标准。工人集体谈判能力的强弱难以直接衡量和表达，我们采用ILO对工会率的定义，即工会会员人数与获得劳动报酬的工人总人数之比，工会率越高，代表着工人自由结社的程度越高，也能带来更强的集体谈判能力。以往的研究如Maskus、Busse等也采用工会率代表自由结社权[7][19]。此外，由于无法直接获得样本国家或地区完整的童工和强迫劳动数据，只能选取其他数据间接表示童工和强迫劳动状况。在本研究中，用中学入学率(

)反向表示童工问题，中学入学率越高，童工比率越低。在强迫劳工的指标方面，本文采用相关研究的做法，使用衡量国家民主程度的指数来反向代表强迫劳动，一国民主状况越良好，违背劳动者意愿的强迫劳动行为应该越少[7][9]，本文采用的是Polity IV民主指数(

)。

      此外，关于产业的选择问题，虽然劳工标准在各行各业都适用，并且对各行业的出口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低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作用应该更加明显。本研究选择SITC修订2版第6部分(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其包括皮革制造、纺织业等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有变量的解释说明和数据来源总结如表1所示。

      

      本研究的样本国家和地区共15个，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中国香港、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样本的选取一方面考虑有关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希望具有多样性和一定的代表性，包括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本研究中劳工标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针对1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1995-2011年的制造业出口流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在使用引力模型时，关注其中“多边阻力项”的处理，所以进行了8次回归。前四次回归具体采用的是进口国—时间、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后四次则采用时间、进口国、出口国固定效应。利用stata10.1软件进行稳健标准差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在采用进口国—时间、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由于虚拟变量数量比设置进口国、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更多，所以前者的拟合优度表现得比后者更好。

      2.在使用进口国—时间、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和进口国、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都出现了因多重共线性而导致变量参数无法估计的情况。

      3.就引力模型中GDP、距离等基本变量而言，显著变量的参数符号符合预期，进出口国的GDP对它们之间的贸易流量均有正作用，距离对贸易流量有负效应，这是因为出口国GDP代表供给能力，进口国GDP代表需求能力，这两个能力越大，会导致两国贸易越多；距离的符号为负，这是因为距离增大意味着运输和通讯等成本增加，因此距离是贸易的障碍[20]。

      

      4.就劳工标准变量而言，当在进口国、出口国、时间三个维度上设置固定效应时，显著的核心劳工标准变量更多。进出口国的工会率对两国制造业出口流量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在工会问题上，提高出口国有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劳工标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改善的正效应大于短期劳动力成本上涨所带来的负效应；而进口国工会力量越大，工人的谈判能力越强，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影响大于劳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品数量增加的作用，结果是有利于出口国的产品进入进口国市场。

      进出口国中学入学率对贸易流量均有弱的正向作用，中学入学率越高，可以认为因失学而成为童工的儿童越少。使用童工短期来看能够节约劳动力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但在长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储备，而禁止童工之后，成年工人的工资虽然高于童工，但劳动效率往往比童工更高。回归(7)的结果说明在出口国禁止童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正效应大于工资成本上涨的负效应，而进口国禁止童工之后由于其工资成本上涨，意味着同种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因此有利于出口国。相对其他变量，工会率和中学入学率这两个核心劳工标准变量的系数值都较小，这说明核心劳工标准和贸易流量的关系是比较弱的，在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中，核心劳工标准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表示强迫劳动标准的变量参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该标准对贸易流量没有影响。

      五、结论和启示

      劳工标准的反对者提出的意见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劳工标准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意见是，劳动力成本低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接受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鉴于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如美国、欧盟等所设想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劳工标准，并不现实也不合时宜。劳工标准的某些内容诸如最长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等，要在一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实现统一尚且不易，何况在全世界范围内谋求统一协调。但是ILO所倡导的核心劳工标准反映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并非是忽略了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任意武断的“一致”标准。事实上，核心劳工标准被认为体现了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公平、正义，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框架式要求，无论国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这些内容都应该被尊重和遵守，因此核心劳工标准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核心劳工标准的提出和执行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劳动者权益，这本来就是贸易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果为了获得和保持比较优势，而不去接受有利于劳动者福利的劳工标准，无异于是一种“比较优势陷阱”。

      劳工标准的反对者假设提高劳工标准会对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产生负面效应，因而把劳工标准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来反对。这种观点表面上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从核心劳工标准对1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17年制造业出口流量影响的实证结果来看，执行和提高劳工标准非但不会对两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流量产生不良后果，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正影响，这一结果也验证和支持了OECD、Maskus、Samy和Bonnal等的研究结论。

      总体来看，即使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执行核心劳工标准也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壁垒”作用。劳工标准变量系数较小，说明相对GDP等变量，劳工标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推行和提高劳工标准的意义却很重大。从国家内部而言，提高劳工标准为劳动者创造更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源的培养，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就国际关系而言，在国际论坛中对待有关劳工和贸易关系问题时，所持态度应该是与其消极回避不如积极参与。从实践来看，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这种重视不仅仅来自发达国家，同样也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外国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时，智利和秘鲁在谈判中提出劳工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积极对待劳工标准问题，能够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营造更为融洽的氛围，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

      ①比如美国所签订的15个区域贸易协定中，无一例外地全部包含有劳工条款的内容。

      ②中国的工会率数据来自ILO工会信息数据库，原始资料为中国统计年鉴。

      ③根据世界银行对“教育指数”的解释，有的入学率之所以会超过100%是因为学生中可能包含了超龄或者低龄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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