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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3)04-0007-0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一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和创造性地回答两大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由此形成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构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反映了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新的思想理论，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归根到底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状况。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至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教条化”，不顾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从而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以至扼杀社会主义运动生命力的倾向。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742-743)“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248)。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曾经把中国革命推向了覆灭的边缘。在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在长期实践经验的比较中，我们党终于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正确认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部旨在纠正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的不朽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觉醒。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亲笔把它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两个概念实质一致，现在理论界一般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精辟思想的理论浓缩和实践拓展。毛泽东深刻指出：(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因此，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带着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为达此目的，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这些基本观点，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内在具有的科学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根本选择。20世纪后半叶世界社会主义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沉重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各国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扭曲、抹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陷入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在于，他通过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左”的教训，鲜明而反复地强调，必须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社会主义答案、把“本本”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的倾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这是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解决的最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具有创造性之处正在于此，邓小平理论最富有生机活力之处也正在于此。
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章，以此为原则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处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理论创新的最高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回答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执政的核心与本质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与关键问题，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结合实际的根本。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最根本方面，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来思考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当今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实质，抓住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新变化的实质，抓住党的历史方位新变化的实质，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是时代的变化，二是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顺应时代，应运而生，应运而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P337-338)“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时代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寓于它特有的实践性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60)，作为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它既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能一劳永逸。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就必须随之变化和前进，不断把握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也是唯一源泉。离开实践这块沃土，离开时代这片阳光，马克思主义之花就将失去创新雨露的滋润而枯萎；脱离具体的时代主题和实践状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55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时代，形成了五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19世纪初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认清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历史使命。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并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又超越前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建了科学的思想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基石。二是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本质，密切关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深入总结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也突出地表现为从时代特点实践状况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帝国主义战争大面积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大地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们党由于脱离当代的时代条件而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的教训，深入研究和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由此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赋予了时代主题以新的内涵。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下，更鲜明地呈现出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世界格局新变化和社会实践新发展出发，进一步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因此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回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出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回应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二是积极回应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是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积极回应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是增添了许多时代性内涵，突出表征是：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政治多极化不可阻挡，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在这种世界格局新变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迅速扩大、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以及跨国投资的日趋加大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竞争、交融与整合。这种覆盖全球的经济格局新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就是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是不同政党和不同社会制度在性质上的比较，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政党的先进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强大竞争力上。近现代世界发展史表明，综合国力的提升主要依托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建构，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上。这种全球化的综合国力竞争趋势，对我们这样后发展国家的挑战和冲击尤其严峻，迫切要求我们党改革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把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人民的愿望，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住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
——积极回应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开辟和推进市场化的历史进程。这场伟大变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极其深刻地涉及政治、文化和广泛的社会领域，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多样化态势，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的日益多样化，不仅给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许多新特点，而且向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工作思路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还使我国的社会阶层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而且一大批新社会阶层大量涌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执政党如何正确估价、不断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同时科学分析、正确对待自己的社会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使某些领域的社会矛盾表面化和复杂化，如何正确地对待新时期的新矛盾，站在引领社会发展趋势的高度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成为我们党必须认真对待、深入解决的一个时代性课题。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从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来说，还把如何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进步的任务，突出地提到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上述种种新特点、新变化，也就是社会实践对我们党的新要求。深入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现成答案，靠过去的经验也难以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依据新的实践，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发展的新的理论创新，是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在经济市场化的深刻变革中，只有真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才能不断前进，国家才能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根本保证。
——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的新发展，对我们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适应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时在愈益复杂的环境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解决的两大时代性课题。面对党的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课题，必须调整党的建设和执政的新视角，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使党在世界变化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党的建设和领导国家工作上的新思路，是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的新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辟揭示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最根本的体现在对客观规律的精辟揭示和能动把握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与把握规律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的时代价值，就在于从适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从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党执政的新视野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
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总规律、总趋势的高度，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种历史定位，决定着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既要注重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不动摇，又要注重普遍性，遵循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大趋势中加快社会主义文明进程。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或错误的理解，存在着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因素，这是使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缓慢乃至产生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历史与现实深刻警示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必须适应时代变化，顺应世界潮流，努力探索现代人类文明进步规律，并努力与之相适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蕴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从“代表……”来说，具有特殊性，这一代表力量是共产党；而从“三个代表”的三个基本方面来说，则又具有普遍性。先进生产力是推进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先进文化是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思想旗帜，归根到底，社会只有在符合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和前进——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认识。这一新的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跳出了仅仅囿于自身建设和关起门搞社会主义的局限性，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在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上认识和把握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觉醒与创新。
从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总规律、总趋势的高度拓展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方面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执政作用的发挥，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就决定，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党的先进性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执政”与“兴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保持先进性的根本出发点，这是我们党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层面上加强自身建设的新思维，是从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规律的角度探索党执政规律的新创造。
从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高度拓展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视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三大规律”认识所具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人的主体性引入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根本的是要用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从现代文明发展规律来说，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样一种现代文明发展规律，也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深蕴的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作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在焕发着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的强大活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根本指针，又是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完全可以相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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