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外交论文,领袖论文,总统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朗1979年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革命后伊朗建立了神权性质的共 和国，宗教领袖由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地位，总统的权力大大受到限制，总统在制定国 家方针政策之时不得不考虑宗教领袖的态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余年的历程中，宗 教领袖与总统在外交方面多有分歧，这较为严重地制约了伊朗外交的发展。纵观革命后 的伊朗外交，可划分为霍梅尼时期(1979～1989年)和哈梅内伊时期(1989年至今)；后者 又可分为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和哈梅内伊—哈塔米(1997年至今)两个 阶段。
霍梅尼时期
1979年宪法规定伊朗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由总统在这3个部门 之间进行协调。但实际上总统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才是国家的 真正主宰者，他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宪法》，见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在霍 梅尼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不过是执行最高宗教领袖政策的一个角色而已。
在外交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更要以霍梅尼的意见为是。霍梅尼在伊朗不是以政治领 导人，而是以宗教领袖及人民思想指引者的身份存在的，这一身份再加上他浓重的伊斯 兰教情结，使其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霍梅尼的思想主要有四大主 张，即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 化和反世俗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注：安维华、刘竞：《现代海湾国家 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4页。)这些思想主张一旦 落实到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四面树敌。深受伊斯兰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穆斯 林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革命政权强烈谴责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 家，都对霍梅尼政权充满敌意，这就使得伊朗外交举步维艰。事实上，当年萨达姆少有 顾忌地发动两伊战争，与伊朗的外交困境不无关系。
霍梅尼时期的派别斗争在伊朗政治中非常明显，这也给伊朗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影 响。先是自由派与教士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自由派领袖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政府 的相继倒台而告终。教士阶层取得权力优势后，其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又进行了持续 的权力争夺。这一时期派别斗争虽然较为突出，但很少有某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绝对优 势地位，霍梅尼在两派之间总是扮演“调节器”的角色以防某派独享大权。他的这一策 略使伊朗内政外交都深受其害，混乱且缺乏连贯。毫无休止的内部纷争使伊朗本已存在 的危机趋向尖锐化，使困难中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雪上加霜。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后， 伊朗统治阶层的分歧扩大了，“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 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 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注：埃斯波西托：《伊斯兰 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统治阶层内的派别斗争在“拉什迪事件”中再次凸现。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死亡令，与 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的受辱，倒不如说是为平衡国内派别力量，其根本用意在于抑制温 和的务实派，提升日渐失势的激进派，以此来恢复因两伊战争受挫而遭到损害的个人威 望及重振出现动摇的伊斯兰革命精神。
霍梅尼的思想虽然宗教色彩较浓，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在面临困境时，霍梅 尼也能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例如在1984年10月，他就外交问题做出了新指示，强调要与 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在这一新指示的指导下，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议长拉夫桑贾 尼、外长韦拉亚提等领导人在1984～1988年间造访日本、中国、非洲、东欧、西南欧等 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伊朗外交所谓的“开放”阶段。(注：Shireen T.Hunter,Iran Aft er Khomeini,New York,1992,p.115.)霍梅尼的外交灵活性还表现在1988年伊朗无条件 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宣布与伊拉克停火。这表明伊朗的外交目标已有所变 化，即不再要求萨达姆必须下台。接受598号决议为伊朗开启了与邻国改善关系的大门 。到1988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
纵观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虽然有时会表现出温和、务实的迹象，但激进乃是其主 流。正当人们为伊朗日趋务实而欢呼时，又爆发了“拉什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哈梅内伊时期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及此前修宪工作的完成为伊朗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面临 战争后的困境和国际形势的骤变，霍梅尼之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得不对过去较为激进的政 策进行调整，伊朗外交于是趋向温和。在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权力组合阶段的前期， 两位实权派人物配合较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面临的压力，但到后期，二者摩擦 逐渐增多。到哈梅内伊—哈塔米阶段，因为哈塔米总统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宗教领袖 与总统的关系日渐恶化，严重影响到了伊朗的内政外交。
1.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阶段
霍梅尼逝世后，哈梅内伊继承了宗教领袖职位，被称为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霍 梅尼选定为接班人，并不是由于他的宗教身份，而是看重他的政治能力。哈梅内伊曾担 任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市教长，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担任过执政的伊斯 兰共和党总书记，并且是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哈梅内伊身上所体现的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的特征，其次才是宗教学家，这也就注定了在他制定政策时宗教因素会少于霍梅尼时期 ，而现实政治的考虑会有所增加。事实也证明，霍梅尼逝世之后的几年中，哈梅内伊与 务实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的工作配合较为融洽，他基本上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不过 也要看到，哈梅内伊原本是激进势力中的一员，他反对与西方发展过多的联系，反对伊 朗社会“西方化”。为了防止穆斯林伊朗的“腐化”，他常发表反对外国投资、反对西 方文化入侵的言论。哈梅内伊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伊朗政治、外交有很大影响。
拉夫桑贾尼于1989年当选为总统，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又一位权势人物。由于哈梅 内伊拥有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无法与霍梅尼相提并论，这导致了大权集于宗教领袖一 身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权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无形之中增加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是 继宗教领袖之后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之一。1989年修宪产生 了由总统控制的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使总统的外交权力大增。拉夫桑贾尼是有名的务 实派，为了摆脱伊朗的国际孤立状态，也为了给国家战后重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他 大力改善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阿拉伯邻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虽然在修改宪法后总统权力有所上升，但总统毕竟是国家的二号人物，表现在对外政 策方面，总统要受宗教领袖和议会等方面的束缚。作为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对总统外交 政策的支持与否事关重大，若二者观点一致，总统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就会顺利进行；若 二者意见相左，总统的行动则会大大受到限制。
2.哈梅内伊—哈塔米阶段
在1997年伊朗总统大选中哈塔米脱颖而出，成为比拉夫桑贾尼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的总统。但哈塔米在参选之初就未得到哈梅内伊的欣赏，哈梅内伊支持的是哈塔米最主 要的竞争对手、保守派的时任议长努里。因此可以说，从当选伊始，哈塔米与哈梅内伊 的关系就极其一般，这也注定了总统此后的行动必会受到宗教领袖的钳制。
哈塔米的思想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伊斯兰教和伊朗传统文化，二是西方的政治哲学 。哈塔米认为1979年革命是伊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伊斯兰教 在伊朗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但和伊朗其他较为活跃的思想家一样，他认 为应该把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与个人权利、自由、法制及公民社会的观念结合起来。 哈塔米的思想有两大主题，一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危机感，二是警惕西方霸权，但他主张 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哲学精神。在外交政策方面，哈塔米主张在捍卫国家独立、尊严 、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及西欧国家 的往来。哈塔米的一个重要外交思想就是倡导“文明间的对话”，主张通过对话来消除 国际上的紧张态势。(注：一郎：《钢丝上的哈塔米》，载《世界知识》，1999年第18 期。)
哈梅内伊所处的宗教领袖地位，使他不可能偏离霍梅尼路线太远。再者，哈梅内伊的 宗教领袖身份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人非议，这更促使他要借助霍梅尼的权威来巩固自己 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向霍梅尼路线靠拢，拉开与务实派人物拉夫桑贾尼 和哈塔米的距离，这也部分说明了宗教领袖与总统摩擦日益增多的原因。在公众面前， 哈梅内伊总是从宗教的角度、以宗教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越来越成为“保 守”的代名词。哈梅内伊反对“自由”、“民主”，反对与西方接近，反对中东和平进 程，主张绝对不能和美国、以色列发展关系，这些对哈塔米总统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都极为不利。
结语
在伊朗国内，作为改革派象征的哈塔米总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民众对宗教领袖 哈梅内伊的保守作风日益反感，改革派在议会及总统选举中的接连胜利正是这一特征的 表现。但是鉴于宗教领袖有宪法提供的权力保障，他的突出地位仍无法改变。可以谨慎 地预言，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伊朗宗教领袖会在一些无关大体的方面向改革派做出一定 程度的妥协，但哈塔米总统若想在外交上突破伊斯兰革命所设定的框架，必然会受到宗 教领袖和保守势力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