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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博士后”
“博士后”制度起源于美国。187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一项研究基金，用以资助优秀的青年学者在较好的研究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由于在最初基金资助的20人中有4人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故人们称之为“博士后”。一百多年来，作为一项培养高级人才的制度，它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精英。
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自80年代后，我国派出的留学生在国外读完博士学位陆续回国工作，国内培养的博士也逐渐增多。如何有效地培养和使用这批人才，使他们继续成长为更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两次向邓小平写信，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小平当即表示支持。他说：“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于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1994年，开始了企业博士后制度的试点工作。
“博士后”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从1985年至今，博士后在中国已实行了16年。16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实施这项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培养高层人才的成功之路。
“博士后”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初步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队伍。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截至今年4月，全国共有310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了94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覆盖了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社会科学等12个学科门类的78个一级学科，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近7000人，已有700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了科研工作期满出站。出站博士后绝大多数被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许多人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研究员。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新的博士生导师，他们平均年龄不到40岁。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欧进萍，30岁时即成为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的文兰、中科院的欧阳中灿两位博士后研究人员由于在科研上的杰出贡献，已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跨世纪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人选、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中，博士后研究人员约占20%；人事部等七部委实施的“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中，博士后研究人员占总数的13%。年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已成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博士后”制度为中国贡献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博士后在站期间平均每人承担2-3项重要的研究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占总数的40%；两年内项目完成率为64%。平均每人在国际上发表论文1.5篇，在国内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4篇，在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文3.2篇；有19.2%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获得部委以上科技成果奖或荣誉称号。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2000年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300人，承担或参加了重大、重点科研项目200多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被SCI（国际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文章200多篇，出版专译著30多部，获得各种奖励近20项。一些博士后研究人员在重大课题上的突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中国科技大学博士后卢炬甫在黑洞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研究，得出了黑洞吸积流运动的一个精确解，并证明解的唯一性，被国际同行称之为“唯一性定理”，从而获得了中国十大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博士后郭亚军在肝癌治疗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绩，获得上海市首届十大“科技精英”称号，他主持并与美国科学家合作研究出能杀死肝癌细胞的疫苗，被认为“能为人类最终攻克癌症带来巨大希望”。
作为博士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成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中介站，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据统计，从1994年我国试点建立企业博士后制度以来，一大批企业借助这一制度获得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广东金鹏集团有限公司于1998年9月吸引了留学回国的马霓博士作该公司的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马霓带起了课题组，先后为金鹏集团建立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开发的技术体系，组织完成了公司第二代移动通讯系统的设计工作，开发出相关网络平方系统，每年为该公司带来了上亿元的经济效益。
江苏省江奎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清华大学联合招收的博士后研究项目“DVD光学头综合参数评价理论与检测平台”，已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拨款60万元，按集团公司现有产品质量，相关项目每年可新增效益1.5亿元，具有显著的预期经济效益。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还为企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年轻科技人才和新的学科带头人。上海宝钢集团先后有39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工作，后有13名博士后留在了宝钢。与此同时，与博士后共同进行研究和实验的企业配备技术人员，有些已成为企业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春兰集团下属的电器研究所丁厚明担任博士后研究助手2年，在博士后出站后成长为公司级高级研究人员和技术专家，他撰写的两篇论文均被“国际家用电器技术会议”组委会看中，并邀请他赴美进行论文宣讲，开创了我国企业界科技工作者登上国际权威学术讲台的先河。
中国“博士后”制度面临改革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借鉴国外博士后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开始便体现了中国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一是体现了我国对培养高层人才的共识，其次是由国家投入大量经费，国家为此还匹配了适应国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在促使人才流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前为特色的东西，可能会变为制约因素。
综观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博士后制度的历史、规模都比我国要久远、宏大，管理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国博士后制度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发成长过程：社会上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国家也没有制定统一的文件，也不存在政府的归口管理部门。博士后仅是一种教育手段，它使一组精英青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研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法国的人才培养与教育的体系中虽有明确的博士后研究位置，但没有全国性的机构统一负责管理，它是由各大学或研究单位自行实施管理。导师与博士后的科研合作关系单一而具体，它以课题研究的需要，导师出经费招收，既无年龄的限制，又不管安排住房及家属子女。相比之下，我国对这一制度的管理缺乏灵活性，附带内容太多，需要设站单位匹配的措施太多，管理的覆盖面太大。因此，如何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博士后日常经费的投入，使他们依靠较高的收入自行负担起承租住房、安排家属的义务，使设站单位在科研环境上多做服务，减少不必要的事务管理，这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使管理权限逐步下放也是我国博士后制度面临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是由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直接审批，有些省市和企业往往因名额的限制失去了设站的可能，客观上不利于他们吸引人才。据了解，明年，我国将在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进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审批改革试点，将逐步由人事部直接审批改为数量、条件控制和进行备案、注册登记。这对于增强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设站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营造有利于博士后发展的宽松环境将起到促进作用。
人事部部长张学忠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博士后工作会议上宣布，争取到2005年实现博士后招收人数、在站人数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十五”末期在站博士后人数达到12000至15000人。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知识经济、网络化越来越近，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倚重于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只有顺应新的形势，作出新的调整，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和配套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项制度才能有永久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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