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洛学对儒学文化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新发展论文,文化论文,论洛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洛学是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学派。因为二程兄弟是河南人，又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人们以洛学名其学。宋代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理学思想，而洛学则是理学最主要的一支学派，程颢、程颐既是洛学的创立者，也是理学思想的奠基者之一。
传统的儒学发展到了宋代逐演变为理学。其奠基者二程（颢、颐），开理学一代之学风，实现了儒学文化精神的转生。我们论洛学对儒学文化究竟有哪些新发展，必须联系宋代社会经济进行考察。由于宋代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随之科技方面譬如造船业的发展进一步促使与海外贸易的交通，因而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印刷业的革新，却为学者们的著书立说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崇尚教育事业，致使地方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为学术思想上的交流带来了清新活跃的气氛。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新发展，也丰富和提高了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内容和层次。与宋代经济相联系的宋代政治，相对来说，对文化思想的控制较宽松些，并采取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学术上的言论思想也稍自由。正因为如此，宋代文化有着自己的新特征，突破了某些传统的陈规，明显地表现在对儒家经典原义的重新理解和大胆的怀疑上。
在这种疑古疑经的思潮下，人们力求改变汉唐以来儒家经师们寻章摘句的学风，从义理的深度进行探索。他们对儒家经典原义的理解，执着于“义理”上是否言之有理，而不管其言是否出于圣贤之口。如王安石主张“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引自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当时学者中有欧阳修写《童子问》，认为《易经》中《系辞》、《文言》等十翼非孔子之作；司马光疑《孟子》非孟子本人之作。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太学里立“经义斋”、“治事斋”。治经偏重义理，具有“开伊洛（指二程洛学）之先”之功。他和程颐有“知契独深”的师生关系，对二程的思想有较大影响，洛学的“义理学”也就是在这种疑古疑经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
以二程为首的洛学学派，在宋代的整个疑古疑经的思潮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力求从传统儒经句训章诂之学的教条禁锢中摆脱出来，主张独创精神，不盲目崇拜权威，提出“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注：《二程遗书》卷十五。），强调学者必须有自信心，不可随便迷信古人的言语，而应当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二程说：“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于仲尼，得他言语。便终身守之；然未必知道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学者须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夺亦不得”（注：《二程遗书》卷十八。）。另一方面，对某种传统东西的怀疑，固然是一种前进的开端，但只有怀疑也是不解决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学者间针对疑难问题进行新的探讨，“疑甚不如剧论”（注：《二程遗书》卷二。），使传统儒学文化内输入新的内容。洛学仍是“以儒为宗”，二程兄弟在创立洛学体系中，儒家学说是其基本思想，他们也始终以儒家道统人物自居。程颐在为程颢作墓表中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二程显然是从“道统”、“正统”的立场来确定其洛学的地位。
然而他们也利用大量的佛、道两家的思想资料，并使其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史·程颢传》说程颢“出入释老几十年”，其实这也正是宋儒的共同特征。清人全祖望曾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注：《题真西山集》。）这话是很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程洛学基本上是承继儒家人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它不同于宗教文化，它反对儒、道的宗教意识，更没有把儒家变成宗教。但是洛学对佛、道新提供的哲理性的思想资料是加以汲取的。洛学从儒家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力辟佛老出世之说，认为“至于世，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饮饥食。戴天而履地”（注：《二程遗书》卷十八。），人总离不开现实生活的，人类必是“戴天而履地”地居住在世界上，不可缺乏渴饮饥食的物质生活条件，故“出世”之说是荒唐的。至于“出家”则是不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人伦之道，有悖于封建伦常。洛学承继儒家传统，提倡道德教育，着重现实人生，故对宗教神学思想，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他们认为“异教之书，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注：《二程遗书》卷二。），“佛、庄之书，大抵略见道体，乍见不似圣人惯见，故其说走作”（注：《二程遗书》卷十五。）。洛学尽管兼采佛、道，然以儒为宗的原则始终不为动摇。它用义理之学的理性之义抵制了非理性之义的宗教，这也正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
在确定“理”为世界本源的基础上，程颢提出了“天人本无二”的命题。它的理论依据是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所以谓天地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注：《二程遗书》卷二。），人和物都是理的体现者，“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注：《二程遗书》卷二。），“天者，理也”。又说“性即是理也”。认为“性”就是“理”，理性是世界的最高实体。又说：“人只有天理，却不能存在，更做甚人也？……然人只要存一个性理”（注：《二程遗书》卷十八。）。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有理性，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理性。“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强调了天人、人己、物我的和谐为理想，主张内心修养去实现这种和谐。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一个“大我”，个人只是“大我”中的“小我”。程颢虽大讲天人间的和谐，但也不否定其间的矛盾，肯定人的积极有为的作用。他说：“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注：《二程外书》卷十。）。人在自然界和人事活动中并不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而重视人在自然界，尤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认为“圣人之所为，人所当为也，……凡人弗能为，圣人弗为”（注：《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众人的力量是与“圣人”之所为是一致的。社会的治乱的因素也完全取决于人。
二程认为人民的聚合表现巨大的智慧，他们说：“夫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大同之中，有个秉彝（指原则）在前，是是非非，无不至理，故圣”（注：《二程遗书》卷二十二。）。吸取广大民众的意见使人聪明，“合而听之则圣”，这话是正确的，而说听取分散个体之“民”的意见则“愚”，这就不一定准确了。
洛学重点是论述为人的道理。他们说：“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二程遗书》卷十一。）程颢的《识仁篇》把“道”、“性”、“仁”、“心”贯通为一，认为人必须符合道德理性的原则，又提出“仁”即是公，肯定自己，也肯定他人。“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将他公字思量（注：《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仁之道，要只消道一个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注：《二程遗书》卷十五。）。程颢发挥了孟子“仁也者，人也”的思想，推己及人。在对己对人方面要尊重人格。如程颢为地方官时，老百姓有事至县衙门，可以“不持牒，径至庭下，陈其所以，先生（程颢）从容告语，谆谆不倦”（注：《明道先生行状》。）。又如他一生不喜坐轿，认为雇人来抬轿，这分明是“以人代畜，故不思乘”，这表现了对人格的尊重。二程不赞成富贵人家“买乳婢”，如果乳婢喂了主人家的子女，自己的小孩便无乳可吃，实际上是富人之家“食己子而杀人之子，不是道理”（注：《明道先生行状》。），认为雇乳婢的人，应该考虑到雇者和被雇者双方之婴儿皆得食乳方可。
二程尽管在政见上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但主张保留免役法，认为繁重的劳役的制度不合“尚德”的“仁政”。上述的这些事例也正是二程所表现的人本思想的结果。二程以为佛教宗旨不符合“仁”的原则，因为它“言生死，齐烦恼，卒归为自私”（注：《二程遗书》卷十一。）。人应该有积极的、进取的乐观精神，“仁者不忧，乐天也”（注：《二程遗书》卷十一。）。“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成仁者，只是一个成就而已。”（注：《二程遗书》卷十五。）有着舍生取义的气慨，在艰险环境之中能固守其节，独立不惧，“君子处险难而能自保者，刚中而已，刚则才是以自卫，中则动而不失宜。”（注：《周易·程氏传》。）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二程生活在封建社会，无疑是以封建的道德原则来激励自己，“凡处难者，必在乎守贞正，设使难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难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滥，虽使苟免，亦恶德也”（注：《周易·程氏传》。），“昏暗艰难之时，而能不失其正，所以为明君子也”（注：《周易·程氏传》。）。程颐说的“固其守”，“不失其正”所包涵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如何恪守封建伦理纲常，但也有表现如何作为一个人必须有的人生态度，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与大义。
不过，二程的人生哲学是先其理学思想在人生观上的反映，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服从天理。安于天命，强调乐天顺命，随处而足，要使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置于天理的支配之下。大凡利害祸福，亦须致命。须得致之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谓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须知他命方得。”（注：《二程遗书》卷二。）知命是为了安义，安义就是知命，认为君子知命不可强，就当遵循义理行动。“上智之人安于义，中人以上安于命，乃若闻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注：《二程遗书》卷十八。）真正做到安于命就要谦顺、退让，不能过于刚强进取。这种思想则又不合于前面所说的那种积极进取精神了。
二
二程强调教化，认为愚民政策不足维持封建统治。程颐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注：《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程颐觉察到“愚民”、“强民”、“欺民”是行不通的，他们看到“民”的伟大力量所在，并企图融化这个力量，使之纳入封建主义轨道，但又表现了人的自觉性的思想。程颐把“教化”列为当世急务之一，“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之，不可猝而化之，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渐之仁，摩之义，浃于肌肤，沦于骨髓，然后礼乐可得而兴也”（注：《二程文集·南庙试策》。）。公开批评仁宗皇帝不注重教化是“陷人于辟”。指出：“州县之吏有陷人于辟者，陛下必深恶之，然而民不知义，复迫困穷，放辟邪侈而入于罪者，非陛下陷之乎？”（注：《上仁宗皇帝书》。）二程除了主张社会的道德教育、教化的普及和深入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治国人材的培养。认为“教不立，学不传，人材不期坏而自坏”（注：《二程粹言·论学书》。）。
关于如何培养人材的问题，二程则强调学以致用，“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又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者大患。”（注：《二程粹言·论学书》。）。程颐认为教育事业关系国家政事的根本，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间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此盍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注：《二程文集》卷二。）。二程认为人的文化素质不普及提高，“学校不修”、“师儒不尊”，于是知识阶层的“士”也不讲文明礼节，乡间村民不知廉耻，当官的人虽多，但却是食禄尸位的庸人。
然而，如何整顿改革学校（“修与校”）呢？二程一再认为学习必须与运用结合起来，“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所见，学何为也”（注：《二程遗书》卷十八。）。这正如“士之为学也，犹农夫之耕，而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其可一日舍哉？”（注：《二程遗书》卷十八。）至于“尊师儒”的问题，程颐曾经在为宋哲宗皇帝讲书时，希望改变站着讲的规定，能让他坐着讲。这在封建社会来说是有逆于君臣之理的，但程颐为了“师儒”的地位能得到尊重，却敢与皇帝争了一争。不过程颐并没有因“尊师儒”而鄙视工匠、农夫和士兵。他说：“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胃之士披坚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却如此闲过了日月（指士人）即是天地一蠹也。功泽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补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注：《二程遗书》卷十七。）。二程将文化事业的发展看成是离不开工、农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和军事的保障的，作为士人的责任就是传播和继承传统文化知识，否则便是“功不及泽民，别事又做不得”的无用之辈。
洛学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孟子的某些“民贵”思想，因而并不完全赞成君主专制主义。二程在北宋的政策变革中亦非保守派，他们也具有社会变革思想，但与王安石在“治国之方”的政见上有分歧而已。洛学以朴素辩证法为变革的理论依据，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命题，“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盍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注：《周易·程氏传》。）。正因为运动变革是天地之道，“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注：《周易·程氏传》。）。故政治上亦需改革，“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然而对改革应取谨慎的态度，“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后动，而后可以无悔……”（注：《周易·程氏传》。）。其所谓“时”就是适逢亟待变革的时机，“位”就是要有宜变革的政治地位，“才”指要具备进行变革的非凡才干。二程主张变革需有“时”、“位”、“才”为保证，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二程坚持非具备万全的变革条件则为“妄动”、“革而无甚益”（注：《周易·程氏传》。），则表现了他“主静”的保守思想的一面。
洛学提倡以封建伦理道德维系宗法制，“名分正，则天下定”，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注：《二程遗书》卷五。）。然而臣子对于君主的错误要讲纠正。“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注：《二程外书》卷六。）。程颢曾上书力劝神宗“救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注：《论王霸札子》。）。二程认为君主应接受臣下的规戒，而对君主的地位不可尊之太过。程颐指出：“夫以居至尊之位，负出世之资，而闻逆之言，可惧之者也”。“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注：《论经筵札子》第三。）。二程认为人臣对君主不能不尊，但是不能不分是非地一味顺从卑折，“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注：《二程文集·上太皇太后书》。）。批评了那些对君主盲目愚忠的人，“世之愚者，有虽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顺上为忠者，盖不知费损益之义也”（注：《周易·程氏·传损卦》。）。所以“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注：《周易·程氏·传损卦》。）。而君主不能一人专制，应该选择贤良之士来辅助政治。程颐曾就人才问题和宋仁宗发生过一场争论，指出“四海之大，未始乏贤，诚能广聪明，扬侧陋，至诚降礼，求之以道，虽皋、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贤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二程主张君主在选择人才时要力求公正，“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当是“好恶取舍，一以公议”（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这仅是二程的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洛学这种思想对南宋思想家也有较大影响，如心学派的陆九渊认为“纵君以凌生民，此诚本末倒置。悖反义理之说”。故“‘民为大（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此大义，正理也”（注：《陆九渊集》卷五。）。又如金华学派的吕祖谦劝孝宗皇帝“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偏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批评后世之君“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洛学所表现的是儒家传统中如何调节君臣和君民的关系，以符合长远封建制度的利益，同时也发扬了儒家中某些“民为邦本”的思想。
三
洛学的创立者二程是从道（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领域中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小道”，他们是以“治经为本”，重视“求于内”的道德修养，讲理性而轻感性，因此二程洛学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不能与同时的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相比的，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更是远远落后于同辈的沈括、苏颂、甚至张载。程颐认为作文、写诗是“玩物丧志”。程颢为人较豁达，还偶能写出几首好诗，不过仍不脱道学家的气味。而程颐则不喜作诗，而且还指斥杜甫的诗是“闲言语”。他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注：《东莱文集》卷十三《易说·临》。）。又说：“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注：《二程遗书》卷十八。）。对于书法艺术亦加以贬低，“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注：《二程遗书》卷二。）。认为历史上王羲之父子、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他们中有好人，但无从发现“善书者善道”，认为专门为书法，是浪费时间，妨碍于道的。又说写文章“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属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注：《二程遗书》卷十八。）这样不重视文学艺术，惟求内心道德修养，很不利于传统的文化学术的发展。
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亦不够重视，然而对一些自然现象，二程还是力图以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予以朴素的说明。如“电者阴阳相轨，雷者阴阳相击也”（注：《二程遗书》卷一。），长安的西风而雨“恐是山势使然”。二程也认为月亮本身没有光，而是阳光辐射的结果，“月受日光而不为亏，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注：《二程遗书》卷十一。）。程颐说“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当”。以上虽然不是二程的发明，但他们还是承继前人的科学成果，并加以运用。此外，他们对于医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重视，但是从总的说来，二程在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沈括、张载相比之下则大为逊色，而且这思想中也还不免夹杂一些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残渣，对后世带来消极影响。
洛学是以“义理”治儒家经典，这一特点也是宋儒的基本特点。二程认为读儒家经典不“牵于训诂”、“不为文字所梏”，重点放在义理的追求上。读书而不明理，等于买椟还珠。他们指出“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注：《二程粹言·论学书》。）。反对汉唐儒者皓首穷经而却昧于义理，这样“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二程认为所有的儒家经典都是“涵蓄浑然，无一精粗之别”，在学习这些经典的顺序上，二程主张先学习《论语》和《孟子》。“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注：《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二程以为《春秋》是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会述表明其是非观的，然读者要判断是非，首先“要识得个义理”方有个评判的标准，故二程说：“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注：《二程遗书》卷十五。）。
二程一生读儒经，其用力最多的当推《周易》。程颐为了诠释《周易》，前后历时十三年而撰写成功，而且是在他遭受政治上磨难的“涪州编管”（流放于四川涪州，受人身管制）时期所写。其《周易、程氏传》，书成之后，还一再表示“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体认”（注：《二程遗书》卷十八。）。门人请求他传授《易传》，他没有当即就允诺。“问其故，子（程颐）曰，尚不祈有少进也乎？”（注：《二程外书》卷七。）从现存的《周易、程氏传》看，它确是程颐的力作，程氏俨然以当世《易》学权威自居。二程在这部儒学经典中，完全以自己的体悟提出了不少异乎前人的见解，亦是二程哲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创造性地阐述了丰富的素朴辩证法思想，为传统儒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二程洛学中，理或天理，是物质世界的总根源，一切事物都是从理“这里出去”的。二程认为理“恢然而广大，渊然而深奥”（注：《二程粹言·论道篇》。），“至大而无不包”。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礼即是理也”（注：《二程遗书》卷十五。）的命题集中反映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强调了封建等级制度就是天理。这个理便成了总摄世界的一切，宇宙处于理的网罗之中。二程洛学用哲理的形式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合理性。二程的学说被南宋的朱熹全面继承和发展，此之谓程朱理学。其中有强化三纲五常、强化礼教的言论，成为封建社会后晚期的官方的统治思想，带来严重的危害。故对二程洛学在儒学文化发展中的积极贡献及其消极作用，应有正确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