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0后文学的“偶像化”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偶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后文学浮出水面，“偶像”字眼如影随形，从网站写手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其存在已无可置疑。
笔者在80后文学系列论文之首《试论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中已经涉及偶像派，数月以来，一个结论愈见清晰：处于信息社会的今天，许多响亮而显赫的“名头”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指称，所有指称在获得命名的同时，就在经受选择、淘汰和沉淀的过程。它的消失也许同它的成名，具有相同的速度：快速成名和快速消失。对此，我们大可以宽容之心对待，视其为某种“命名暴力”的行为，反而是抬举和高估了它的力量。在网络和新媒体极速发展的当下，许多命名就像奇幻世界中的小精灵，一个个令你眼花缭乱地登场，又一个个变戏法式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偶像化”或“偶像派”还不是一场稍纵即逝的风花雪月，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构成了本文试图探究的动力所在。
一、何谓“偶像化”写作？
就80后文学形态看，我们试图从以下几点描述“偶像化”写作的基本特征——
1、追求形式的甜美。被称为“偶像派”的80后写手，登场之初，就深知形式的重要性，优美轻灵的文字，奇幻飘忽的感觉，浪漫主义的风格，不求深刻但求动人的青春话语……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广告文案的创作公式，“KISS公式”，即英文Keep It Sweet and Simple。直译为“令其甜美并简洁”。KISS公式的核心是甜美，甜美的要领是打动人心。从几千年中国文学史来看，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传播者，比80后更看重文学形式传播效果，在“偶像化”写作中，形式常常大于内容。在80后的写手和他们身后的市场策划者那里，作品被作为一件可意的商品，精心的包装向消费人群昭示：“多么甜美动人呀！”打动人心也是偶像化作品传播的第一要义。
2、“青春偶像”的装扮。80后文学的巨大市场是中国上亿人口的青少年，在14-2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心目中，偶像的号召力极大。
80后文学之前，中国的作家并非没有成为偶像的可能，但在偶像之前，必须有一个成名的阶段：多年艰苦写作→作品巨大反响→作家出名→渐成偶像。这个阶段第一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第二即便成为偶像也大多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因为文学作品在媒介中较之文艺、体育并无传播优势。但80后写手在网络崭露头角之始，就已经自觉地装扮成“青春偶像”，从而大大缩短了出名的距离。媒体的神奇力仿佛点石成金，丑小鸭变天鹅，灰姑娘成公主。中央电视台“非常6+1”栏目正是今天传媒打造偶像理念的通俗化演绎。
3、扣住“青春”的书写。“偶像化”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是紧紧扣住“青春”。他们清楚地知道：扣住青春，也就扣住了人心；扣住了人心，也就扣住了阅读市场的命脉；扣住了市场命脉，也就扣住了“出名”和利润。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于，偶像化写作的内容、题材、风格、形式都属于青年题材，并具有强烈的时尚色彩，作品的主题多定位在当下青少年的“青春遭遇”，读者对象也定位在固定年龄段的阅读人群中，同时通过网络达到一种良好的互动。80后写手“青春”的书写甚至借助网络空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青年“亚文化群落”，或者称之为“青年文化空间”。这种空间氛围的着意渲染甚至造成了一种“圈子”，在青春旗帜的虚掩下，原本试图宣判集体主义终结的个人话语，重新“统一”为一种与“公众话语”相对疏离的“分众话语”，原本属于虚拟空间的网络竟然成为一个大本营，某种属于“分众”的“断代史”似乎正在被奇怪地书写。而80后写手在这一空间中上下翻腾，游若蛟龙。
4、明确的商业化运作。在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商业故事后面，大多有一个精心的策划。80后文学的迅速成长至少已经是一个商业成功的范例。那么，在80后的背后又有什么呢？
80后文学成长的背后始终站着一批老谋深算、用心良苦的商业策划高手。回顾中国策划行业，第一拨策划师往往从如何借助媒体抓眼球入手，他们的商业意识更多地是通过媒体炒作、活动宣传来体现，比如新华社记者出身的王志纲，他认为“成功策划的核心是理念设计”。尽管王志纲也强调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但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80后诞生的年代则不同，网络的泡沫消退了，股市的疯狂平静了，金融的冒险收场了，经受了市场风风雨雨的策划人也逐渐成熟了。他们的策划从一开始就成功地跳过理念，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在鲜明的商业意识的指导下，一步步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网站的成长其本身就有赖于高明的商业策划。包装郭敬明等人的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年前就以“布老虎丛书”品牌营销成功，从而积累了运作品牌的丰富经验。而80后文学偶像化的趋向，正是品牌营销和目标营销战略计划的一个具体实施环节。中国历史上某位皇帝眼见青年才俊摩肩接踵进入科举考场，不禁仰天大笑曰：天下英雄尽入我掌中。今天的策划人虽未做仰天状，但内心早已盘算百遍如何将天下之利一网打尽！
二、“偶像化”与“偶像派”
在80后文学的写手中，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偶像化”程度最高。韩寒已经成为反叛现行教育制度的青年偶像。我以为将来写中国当代社会史，韩寒也可提上一笔，因为高考制度把几千万的高中生压抑得太惨，终于有一个人出来“尖叫”一声，“沉默的大多数”虽无法公开响应，私下里都不免津津乐道。很难说韩寒的一声“尖叫”对教育制度改革起到什么作用，但至少成为“被压抑群体”的一次宣泄。发行110万册的惊人数目，多少也说明同龄人的一种回应。韩寒在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增订版里自撰的个人简历，活画出他作为“叛逆者”的形象，文内有这样的一些句子——
1999 浮出海面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
1999 顽主
写《三重门》一年
1999 看上去很美
成绩单挂红灯七盏 留级
1999 过把瘾就死
于《新民晚报》上抨击教育
制度
2000 活着
老子还没死 老子跨世纪
2000 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七门功课红灯，
照亮我的前程
2000 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成为现象 思想
品德不及格总比
没思想好
2001 无知者无畏
有人说我无知
那些没有文化
只有文凭的庸人
“韩寒现象”引起教育界讨论，也让众多家长担忧，但“被压抑的群体”却自有看法，韩寒遂成“另类”偶像。韩寒成为偶像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媒体的包装和炒作，除了他陆续写出的《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毒》、《通稿2003》、《长安乱》等作品外，他拒绝了复旦大学允许旁听的升学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参加了全国汽车拉力赛，拿了上海和北京的第4名。畅销书为他带来了大约200多万稿酬收入，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子和房子，过着经济独立的生活，因此，被称为“开自己奥迪赛车的天才写手”。韩寒的照片年轻、帅气、潇洒，写手+畅销书+赛车手+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经济独立，几乎所有的因素都与时尚和偶像吻合。
郭敬明是继韩寒之后的另一名走红大江南北的畅销书作者。与韩寒相同，也是“新概念”作文大奖得主。不过，他是让父母放心的“好孩子”一类，考进了上海一所大学，边读书边写作。从“偶像化”的角度看，郭敬明商业包装更加讲究，估计出版社也有了更多包装少年写手的经验，因为他没有韩寒“另类”的内核，所以“秀”的成份有增无减。
以正统文学经验的人来读郭敬明的成名作《幻城》，确实会有新奇之感，以至于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为郭写了赞赏有加热情洋溢的序，这无疑也提升了郭的身份。打开《幻城》，不能不承认作品所具有的阅读诱惑：神的力量、魔的幻术、人的情感、仙的容貌、侠的武功、商的财富、王的威严、跨越人神两界，尽得天地间风光无限。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诸多现代时尚因素的聚合：好莱坞大片《魔戒》的神妙奇幻，金庸武侠小说的侠肠义胆，琼瑶爱情作品的似水柔情，《格林童话》的瑰丽与奇迹，韩国青春剧的时尚靓丽，日式动漫的潇洒飘逸，福尔摩斯推理破案小说的诡异神秘，007虎胆英雄身怀绝技以及虽危机四伏却有惊无险的悬念迭出……
反过来说，所有这些又同时成为作者想像的起点，假若你不熟悉80后的阅读经验与接受世界，你会倍感惊奇；假若你逐渐了解并熟悉了80后一代所接受的文化资源，你的激赏之心也就会平淡许多。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抹杀郭敬明的写作才能，他在对80后一代文化资源的感悟之中，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的代言人。他随后推出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爱与痛的边缘》等等，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代言”地位。代言什么？代言一种青春期的宣泄和倾诉，关于友谊，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成长的疼痛，关于“痛并快乐着”的青春旅途。也因为代言，郭受到少年一代的热捧，遂成“偶像级写手”。
应当说，郭敬明的作品定位也相当准确，恰得80后一代少年之心。其写作策略正如作者所言“只要我们以相同的姿势阅读，我们就能彼此安慰。”（《爱与痛的边缘》自序）郭笔下的文字几分矫情，又有几分真切：“我喜欢/站在一片山崖上/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一幅一幅/奢侈明亮的青春/泪流满面。”“为赋新词强说愁”原本就是少年的青春期特点，加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少年也自有其压抑的一面，这些也构成了郭敬明作品得到热烈回应的心理基础。
令人惋惜的是“抄袭事件”的出现，这是不是“江郎才尽”的一个征兆？！郭敬明近期成立工作室，所出作品的文学性减弱，时尚性增强，偶像化的趋向更加明显，比如2004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岛》。在我的预感中，《幻城》已成为郭敬明自己跨不过去的“一道高栏”。
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和“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张悦然，是与郭敬明并称为“金童”、“玉女”的另一位“偶像级写手”。张悦然的成长也具有“偶像化”的因素。14岁开始发表作品，“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考进大学并去新加坡留学，乖乖女、“好女孩”，外形靓丽，一如其优雅的文字。充满小资情调的包装，一如其作品的时尚品位，虽然她没有韩、郭那般“红得发紫”，却也在“偶像化”的路上名声遐迩，春风得意。加上才女出手奇快，在韩、郭二人炽风渐凉之时，势头强劲。《葵花走失在1890》奠定地位之后，又有《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红鞋》、《十爱》等作品在2004年相继推出，并连续居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把张悦然五本书放在一起，时尚的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2004年推出的四本书，虽然出自“春风文艺”、“上海译文”、“作家”三家出版社，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封面黑底托红的色调，其中作者大幅艺术靓照、文中插图和图片、图书装帧和版式均有强烈的现代时尚色彩。像《红鞋》、《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更是当下流行的图文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更是精心策划包装，并带有自我炫耀地宣布：“本书是张悦然的最新图文集，……优秀而奇特，是当下最时尚最高贵的文字类型，配有多幅华美的照片，诠释诗一般美轮美奂的意境，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相得益彰。”（见《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扉页）“偶像化”的意图十分明显。
《红鞋》被称作张悦然“最新图文长篇小说”。但一部约有十万字的长篇，人物单薄，故事矫情，没有多少文学内涵可言，无法烘托出“红鞋”这原本可能深邃无比的神秘意象。用笔较《樱桃之远》显得潦草，用意比《葵花走失在1890》显得肤浅。张悦然在“偶像化写作”的潮流中似乎同时在写两类作品：为时尚为市场为畅销的是一类，写内心写意象写人性的是另一类，张也因此成为80后写手中最有潜质最具文学性的作家。但愿成为“玉女偶像”的张悦然不为“偶像”所累，在不被潮流吞没的同时，借他人之风潮，扬自我之风帆，在时尚褪色之后，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本色作品。《葵花走失在1890》与《樱桃之远》使我们对张悦然多了一份信心。
以张悦然的文学历程来看，“偶像化写作”可能抹杀天才，也可能造就大家，至少为大家铺平第一个台阶。不过，是否成为大家，依然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潜质与态度，而态度尤为重要。
三、“偶像化”有合理性吗？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运作方式，“偶像化”的手法早已在所有需要明星的领域里大行其道，操作得十分熟练了。文学，从前只是作为一种后援，一种资源，需要通过艺术形式的转换进入传媒，不过时至今日，文学也急匆匆地挤上前台，推出属于自己的“一线明星”。
1994年出道的香港女作家张小娴就是香港出版界第一个当作明星来运作的小说家。张小娴在业界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拿下《明报》头版做新书发布整版广告的小说家，第一个在地铁做广告的小说家，香港第一本本土女性时尚杂志《Amy》的创办人。从度身定做，到设计形象，张小娴的创作生活完全按照明星来包装打造。这位女作家从1997年开始长居香港畅销书首位，被称为都市爱情小说的掌门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文化北伐”中的香港经验对中国大陆影响不小。这一次，与国际接轨的香港显然又在为大陆文化产业运作提供先行一步的经验。
传统营销中的所谓4P（产品、价格、通道、促销），早已向现代营销的4C（消费者、消费者满足欲求成本、购买的方便性、沟通）转变，从前产品制造商的座右铭：“请消费者注意”，已经被“请注意消费者”所取代。市场就在消费者的需求当中，谁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并创造需求，谁就拥有市场，谁就抢得先机，谁就是最大的赢家！既然将文学作品作为产业化链条中的产品环节，那么这个环节也是可以按消费者的需求量身定做的。于是，在文学产品的制造者那里，传统的教堂布道方式“我说你听”和“我写你读”，迅速转变为“你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你想读什么，我就写什么”。
倘若将文学也视作文化消费产品，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
承认这一前提，“偶像化”的合理性也就明确了，我们之所以将作家包装成明星式的偶像，正是为了投合少年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在时尚的包装下，提供满足并创造一种需求的消费产品。按照目标营销的理论，所有市场都可以细分，从而找到目标顾客，提高获利性和经营效率。80后文学有80后一代人构成“目标顾客”，偶像化正是通往“目标顾客”的有效途径。
对此状态，文坛反应不一。青年评论家路文彬甚至认为：“80后”写作的时尚现象已经是属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写作缩短了与影视娱乐行当间的距离，作家开始逼近偶像，正是一种以迎合和自恋为本位的时尚，其取悦的永远是大众最浅层次的享乐与放松。（注：参见路文彬：《“80后”：写作因何成为时尚》，《中关村》2005年第一期。）与路文彬等北京评论家不同，处于南方的学者，大概由于久居商业的社会而见怪不怪，比较宽容地用“类型写作”的概念加以解释，他们认为：“类型写作和产品相类，产品的诉求对象，就是读者（市场）。那么，80后写作，总体上说，是针对同龄人的，所以就没有必要生拉活扯地去和70后，60后甚至50后相比。更没有必要去质问他们，你写出经典了吗？”（注：参见张念：《80后写作市场分级和命运共同体》，《南方都市报》2004、12、28。）
一北一南的两种观点，其实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80后文学“偶像化”写作的现实合理性。我在80后系列之二以一组公式表述“偶像化”的过程，（注：参见江冰：《论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文艺评论》2005年第一期。）并肯定这一行为的合理性。当“偶像化”成为一种文学趋向之时，你是很难通过外在手段随意“叫停”的。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真正多元时代的到来，文学正在成为满足不同层面需求的审美消费。即使按照文学精英们的原则：呼唤“神圣”、看重“命运”，其实也无须驱逐“类型”。
四、并非结语：风花雪月下的隐忧
我一向看重评论家李敬泽的敏锐。编辑的职业感觉使他少了些学院派的呆板，常有一针见血的智慧之言。针对部分80后写手及拥戴者自恋加狂妄画地为牢的做法，李敬泽视其为“青春的独断和骄横”，“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注：参见李敬泽：《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深圳特区报》2004、12、19。）李的文章阐述了两个观点：文化有其无法更改的延续性；反对肆意降低文学的艺术价值。李敬泽的观点是警钟一响！
在我们承认“偶像化”市场前提以及文化消费合理性的同时，不可因此认为平面化、娱乐化、消费化是当下文学的主要趋势，甚至唯一出路。也不能因此降低文学的精神高度。我们是在肯定文学品质重要性的同时，承认“类型写作”的合理性，宽容地看待“消费型”、“偶像化”写作的存在与分流。
即便如此，我们仍将常怀隐忧，担心风花雪月之下的意志消解、精神丧失、人心失重；担心为市场为时尚创造的趣味成为唯一的趣味。人们在推倒权威的同时是不是又可能受制于另一种权威，人们在娱乐自己的同时，是不是正在被无形中的力量奴役。当现代消费社会中所有文化产品都只为娱乐人们而存在之时，当所有大师的经典都被强行转化为传媒的娱乐版内容之时，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人类就得警觉起来了。因为，我们可能将面临新一轮的灾难。我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娱乐至死》译著时，就被它的封面吸引：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家四口人，人人都是只有躯体而无头颅！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1931——2003）生前曾将当下时代特征描述为“娱乐至死”，并对电视等新媒体导致的娱乐化倾向深怀警觉。尼尔·波兹曼教授在著作中郑重其事地写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注：引自《娱乐至死》P201页，[美]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但愿80后文学的风花雪月不要演变为“一场滑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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