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工闲暇生活的优化研究
——基于马克思休闲思想的分析
王泽昊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近些年，在部分企业违背国家劳动法规强制延长工作时长的影响下，职工闲暇生活面临着缺乏休闲时间、活动层次较低、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而在马克思休闲思想中保障职工闲暇是一个国家应有之义，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必要结果。面对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工会社会工作作为新型工作模式，以工会为平台，积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与技巧，在个体层面，更能有效维护职工休息权益、开展闲暇服务、提升闲暇生活质量。在企业层面，更能督促休息权和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推动闲暇设施的建设与普及，弥补传统工会方法的不足，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关键词］ 工会社会工作；职工闲暇；休闲思想
1862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指出，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劳动者可以逐步的从必要劳动时间中剩余出可自由分配、无需工作的自由休闲时间，在休闲时间中劳动者可以摆脱资本影响下的雇佣工作模式，根据自身喜好和兴趣进行自由创造和自由生活。然而在当代，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因此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反而让加班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让加班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常态。2019年3月下旬一份“996.ICU”的话题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其内涵是职工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持续6天，如果生病就入住医院ICU。这种明显违背国家劳动法规的强制加班制度得到了大量企业领导的赞扬与推崇，而与此同时，5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过劳”正式纳入慢性病行列。劳动者休闲时间被大量挤压，剩余价值被无偿占用，必要休闲时间的缺乏不但会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企业的生产效率，更会加剧劳资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一、马克思休闲思想综述
（一）自由时间——休闲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调查为基础开展实证分析，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经济来源，并在社会生产活动基础上将时间分为“生产时间”和“非生产时间”，其中生产时间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所组成，非生产时间由生理必须时间、家务时间和狭义休闲时间所构成。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此外，工人每日工作时长存在最低和最高两个界限，最低界限是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生活所必备的劳动时间，这部分时间不能用来自由支配，否则工人的生活将没有保障。工人工作是劳动力的消耗，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营养补充和休息，将不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部分时间可以灵活安排，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占用，并且马克思认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2]因此，工人的工作时长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进行变动，而两个界限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变动余地极大。
“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禁锢”，马克思毕生追求人类的真正自由与解放，并用自由时间来指称休息现象，马克思在批评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问题时阐述了自由时间这一概念，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休闲思想的理论基础，更是马克思休闲思想最直观的体现，自由时间是工人争取自身解放以及整个社会解放的重要范畴，自由时间是工人用来自我发展和休息的时间，失去自由时间也就失去了休息权，争取自由时间的抗争也是为争取休息权而努力。休闲思想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但马克思在对旧世界批判和新世界的建构中不断隐喻休闲活动、休闲消费、休闲价值等闲暇问题，马克思对自由的追求与我们当代争取正当休息权的诉求不谋而合，彰显出马克思休闲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二）休闲思想内涵和休闲活动层次
马克思的休闲思想是以工人阶级休息权的落实为根本,以社会成员全面实现休息自由为理想目标，将休息权这一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存范式扎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理想社会的建构中。劳动与休闲是人类劳动社会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二者的统一是人的类本质的本真状态，是人的类本质的不同表征，二者之间对立的状态是劳动社会异化的表现。1862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休闲思想，并认为自由时间是休闲的本质，是休闲思想的核心，对自由时间的阐述是休闲思想诞生的理论基础。在其著作中，休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只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分配其休闲时间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只有消除异化的劳动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同时，休闲可以平衡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休闲具备劳动所没有的补偿性的发展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闲暇被划为三个层级，低级闲暇指的是休息，中间层级是指娱乐，高层级是指个人智力发展的一切活动。马克思提出休闲思想是其基于对工人生活的考察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职工如果要在自身各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则必须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保证其拥有充裕的休闲时间，而不是一味地榨取劳工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劳动时间。休闲时间是职工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也是职工本身的财富，其既可以用来消费享受，也可以用于自身的自由活动，闲暇生活同职工享有的文化财富、全面发展以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高质量的闲暇生活受闲暇自由度因素影响。
（三）现实生活中休闲被资本所支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力量，具有无限逐利的特质，资本家作为资本增值的主体，永远不会满足当前的生产现状，只会无限进行生产扩张，为资本增值创造更多的空间。资本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但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变革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改进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生产要素的高效整合，并促进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生产利润。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自身也是非常忙碌的，当一家企业属于有限责任制公司时，充当法人的资本家还可以相对自由的开展财务和运营管理，但是一旦公司进行扩张而上市的时候，股票的强大推动力迫使企业家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琢磨如何更好的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高效的组织工人进行生产，以此占领更多的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资本家也要占据大量自身用于发展个性的休闲时间，而资本家自身休闲时间的丧失也进一步占据生产力发展理应留给工人的休闲时间，资本家自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才能剥削和支配更多的剩余价值。此外，资本家通过转向开发资本增值的新领域，迫使工人更加忙碌和紧张。资本家的忙碌是工人劳动强度增大、休闲时间缩减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工人时间的控制，资本家通过开发文化产业、宣扬虚假个性、奢饰品消费使工人更加依附于资本生产活动，无法获得自身发展的闲暇空间与时间，进一步扼杀自由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资本扩张获得了新的空间。
2.1、2 0 15年第四季度食源性致病菌主动监测的食品样品,共计10份,应用十四种食源性致病菌多重PCR技术进行检测,结果如下图:
工会社会工作模式起源于美国，其内涵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依托工会平台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方式帮助企业当中的职工、工会会员及相关企业劳动者预防并解决工作与生活之间的问题，为员工提供其满足其需要的无偿性服务，帮助员工进行情绪疏导和缓解工作压力，协调企业、员工、家人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构建良好的用工环境。
二、保障职工闲暇是当代社会应有之意
（一）闲暇与工作的平衡
虽然当前我国每年法定休息日时长在115天，劳动者拥有充裕的法定休息和自由时间，但在现实中，大部分劳动者实际拥有的休闲时间远远低于这个水平。根据2018年内蒙古大学联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差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有偿劳动者超时工作率达到42.2%，其中服务行业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工作者、媒体行业工作者的超时加班情况尤为严重。在与意大利、美国、日本等14个主要工业国家工作时长的对比中，中国2017年劳动者的有偿劳动时长排名第一，并且不同行业、不同性别、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和薪资高低其超时工作情况都相当普遍，比排名最后的意大利高出125%[4]。此外，参考广东中山大学2015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2015》显示，2012年至2014年间，中国劳动者的平均加班时长增长17.26%，有偿加班时间增长25.53%，二者同比大幅度上升。[5]
（二）保障职工闲暇是一项社会建制
政府对职工休息权的保障涉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劳动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职工休息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是在现阶段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用人单位恣意延长劳动时间、漠视职工劳动权益、维护劳动权益困难等不良现象。劳动权益的难以保障并非单一原因造成，与法律制度设计不完善、政府执法力量薄弱、劳动力供需关系不平衡、职工薪金构成欠缺等多方面因素密不可分。当前劳动保障法律条规刚性不足，实施细则不完善，对待违法用工行为缺乏强硬处罚手段，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过程中，将本地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优势，在建设良好投资氛围的环境下，劳动部门面对企业加班加点的违法行为时采取宽容的态度，执法手段的软化，导致用人单位明目张胆的以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来换取超额利润，法定工时制度形同虚设。同时，当前很多非公中小企业缺少工会组织，而工会是职工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劳动权益的重要力量，作为职工代言人的工会在与企业的博弈中为职工争取合法权益，但对于大部分拥有工会的非公企业，其工会主席往往由企业领导内定或兼职，其行为出发点站在维护企业利益之上，运作模式多为排忧解难的安抚机构和开展娱乐活动的点缀部门，很难切实履行其职能。
相比传统的工会工作模式，工会社会工作介入职工闲暇有着更多的优势：首先，在微观层面，可以帮助休闲障碍者摆脱心理障碍、缓解心理压力、进行自我调节。休闲障碍者是指有参与闲暇活动的意愿，但是因为结构性客观问题、个人心理问题、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造成参加休闲活动存在阻碍，使休闲者个体无法顺利参加某类闲暇活动。工会社会工作者根据服务对象的问题，设计个别化的服务方案，减少造成服务对象闲暇障碍的客观因素，拓宽服务对象休闲思路，管理休闲时间，进而获得良好的休闲体验。其次，在中观层面，工会社会工作可以帮助服务对象适应单位的内外各种关系，缓解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为职工争取宽松的闲暇制度安排，增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认同感与团队精神，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凝聚力，实现企业的不断创业与发展。再次，在宏观层面，维护弱势群体的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工会社会工作者可以监督企业切实履行保障员工休息权的责任，将劳动法中规定的福利政策转化为实际服务，并依据法律法规为提供劳动者维权服务，倡议政府建立更加完善的劳动法规体系，降低社会问题激发的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
（三）休息权是劳动者基本权利
工人的休息权是生命权的一部分，是工人的基本权利，剥夺休息权就是漠视工人的生命尊严。人生来平等，每位劳动者都依法享有休息权，休息权是公民自由权的一种，是写于各个国家宪法当中的基本权利。在德国和日本，宪法对于劳动者做出原则性的保护，其具体权利与义务交由相关法律来规范，并不直接将其写于宪法正文当中。而在美国和法国，宪法并没有直接提到关于劳动者的权利保护，而是通过对公民的平等、自由、不受压迫等基本权利做相关规范。1883年，英国诞生了世界第一部劳动法《工厂法》，这部法律强制缩短了劳动时间，并对儿童和女工的工作时间做出限制，这部法律对劳动时间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其内容不仅包含工人整体工作时间，更包含午休午饭的最低时限，并依据冬夏季节进行调整，有效杜绝了企业滥用员工，为劳动者休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劳动者首次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并为后来各个国家劳动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代中国，保护劳动者休息权被明确写进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同时，在《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工作一年以上享有带薪年休假。并于2008年出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劳动者的带薪年假做出更加详细的规范与安排。
三、当前我国职工闲暇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职工休闲时间较为缺乏
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资本家对效率的崇拜产生出泰罗模式和福特主义等生产经营方式，高效的生产的方式让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工作量迅猛的增加迫使员工将自身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无论是处于流水线的工人还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其谋生的工作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和被动性，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严重破坏了员工的心理健康，工作与闲暇平衡的关系遭到破坏，人们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职业焦虑。根据北京调查总队2018年发布的《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报告》显示，2018年北京市就业人群平均工作时长8小时34分钟，其中工作日内工作时间为8小时54分钟，休息日的工作时长为7小时42分钟，睡眠时间为9小时12分钟，每天可自由支配时间平均为4小时34分钟。而2008年北京就业人群平均工作时长为7小时38分钟，10年间增长了56分钟。与工作时长同步增长的是人们的加班时长[3]，根据智联招聘推送的数据显示，2015年不用加班的员工比重为28.6%，而2018年这一数据快速降低到18.05%，与之对比的是人们的收入并没有与之相同的增幅。员工不是机器，必须得到一定的放松与休息才能继续工作，管理者不能只关注工作与生产，更应当把关注重心放在关心员工状态和社会需求上，排解员工的负面情绪，促使管理朝向人性化发展。
闲暇生活的质量影响劳动者对闲暇生活的评价，长期单一低层次的闲暇活动不仅不会减少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增强生活幸福感，反而会让劳动者产生负面不良情绪，降低对闲暇生活的认可度，甚至会越休越累。根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居民一天当中用在学习的时间平均为27分钟，阅读书籍的时间平均为9分钟，健身锻炼的平均时间为31分钟，听广播或者音乐的平均时间为6分钟，社会交往的时间为24分钟。而用在看电视的时间为1小时40分钟，用在互联网的时间为2小时42分。[6]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看电视、上网是当代居民花费时间最多的闲暇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大量青年职工，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便捷生活，将大量休闲时间花费在网上聊天、网上游戏、网上购物等互联网平台。而用在发展智力、读书、社会交往等高层次闲暇活动的时间极其欠缺。劳动者闲暇生活缺乏合理规划、并且单一封闭，将大量休闲时间白白浪费。
（二）职工闲暇生活水平层次较低
劳动者超长时间加班工作意味着其闲暇生活得不到保障，更面临着带薪休假难以落实、加班常态化和损害身心健康等问题。在国家法律禁止和劳动者的强烈反对下，资本家通过针对不同的劳动工作采用相应的管理方式，明目张胆的侵占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面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服务业，资本家通过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和整合生产要素的形式，利用科学的管理迫使工人采取“白加黑”和“五加二”的工作方式，无偿占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面对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高薪酬、高技术的中高端职业群体，资本家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将工作与个人生存价值紧密相联，以自我投资和自我实现为噱头，促使劳动者将超时工作的文化价值内化于心，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以此达到降低劳动者的反抗力度和强迫加班的目的。
适当地选择N×M的变换矩阵H，使得随机矢量与y无关，即Rey=E[eyT]=0.设x=x1+x2，其中x1与y相关，x2与y不相关，则有
决定劳动者闲暇生活质量高低一方面取决劳动者自身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生活环境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劳动者自身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以及自身性别差异这三个方面。首先，文化程度的高低影响劳动者自身选择闲暇生活的方式。高学历劳动者比低学历劳动者开展的闲暇生活方式更为多元，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手工业从业者其对闲暇生活的认识等同于休息，认为闲暇仅仅是聚餐吃饭、打发时间而已，其保守的传统思维很难意识到休闲时间可以用来自身的全面发展、兴趣培养和素质提升，同时，低学历劳动者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有闲暇精力用于读书学习。其次，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影响劳动者选择闲暇生活的类型。经济收入丰裕的劳动者可以选择外出开展多样闲暇活动，而经济收入较为低下的劳动者，除去居家生活、医疗教育方面的开支，其所分配给闲暇活动的资金所剩无几，大大限制了其对高层次闲暇生活的选择。再次，男女两性在选择闲暇生活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选择内容上，男性更愿意参加动态的社交娱乐形式的闲暇活动，而女性更倾向于静态的相对单一的活动形式，并且，相对于女性，男性对闲暇生活更充满热情，对闲暇生活的认可度更高。最后，在客观因素方面，劳动者所处的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居住设施都对闲暇生活的选择有影响。对于工作地在城市郊区，远离城中心的职工来说，其周边娱乐设施不健全，与政府供给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距离较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者获得高质量闲暇活动的几率；一个单位的企业文化也在影响着员工对闲暇生活的选择，高强度、高竞争、常加班的企业氛围下，职工很容易形成职业倦怠，习惯性的形成“工作—生活—工作”的消极生活模式，最终导致职工形成粗放式的闲暇娱乐模式。
（三）职工闲暇缺乏有效法律保障
现代社会，职工闲暇不仅是一项职工的个体权益更是一种社会建制。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拥有合理的休息和休闲权，包括对带薪休假和限制工时的权利，保障休息权是员工才智发展的必备前提。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直在为缩短日工时、周工时、增加带薪休假、减少加班等劳工权益而努力奋斗，英国工厂工人从19世纪开始，历经半个多世纪才迫使政府把工作时长定在12小时和10小时以内，并直到20世纪初才确立8小时工作制，1938年才正式通过《带薪休假条例》。美国20万工人于1866年5月1日在芝加哥举行抗议游行，并第一次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睡眠”的工作诉求，但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才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每周5天工作制和每周40小时工作时长，现在为普及每周4天工作制和弹性工作制而努力。此外，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也正逐渐缩短，从1960至1995年，德国标准工作时长从每周44.6小时缩减到每周37.7小时，2018年，德国最大的工会“金属业工会”通过谈判的形式与雇主协会达成协议，将金属业领域的工人工作时长从标准每周35小时缩减到每周28小时，每天工作时长5.6个小时，并且薪水上升4.3%。按照我国当前标准8小时工作制，90万德国工人每周仅需工作3.5天，而且还是薪水上升的前提下。然而，工作时长的缩短并不意味着工作效率的降低，2017年《人民日报》曾报道过一个事例，一个工厂经常靠“大会战”的形式加班完成任务，但是在年底评估的时候发现90%的次品和废品都是在大会战时加工出来的，加班提升了产品数量，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却降低了工人短期记忆力、创造力和劳动技术水平，进一步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人效率要比每周40小时工作时长的工人实际工作效率低。
四、工会社会工作对职工闲暇的优化
（一）工会社会工作在维护职工闲暇过程中的优势
医院必须要构建内部控制考评体系，将责任追究体系完善，确保内部控制能够高效运营。而且内部控制应该是约束整个医院的医务人员，而不是针对某个部门、某个层级。医院要适当的展开内部控制培训认识，确保各人员能够了解到风险对于医院、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通过落实内部控制能够将医院所面临的各项风险降到最低，医院才能够发展的更好，才能够为全体医务人员带来更多的福利。而且通过内部控制考评体系与医务人员挂钩，能够带动主管能动性，主动的配合内部控制的进行，为内部控制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最终强化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的内部控制意识，为内部控制在医院的应用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
(2)货币供应量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一般认为M2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当货币供应量下降，利率上升，企业利润随之下降，选择向银行贷款维持资金流通，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利润增加，企业财务状况也得到改善，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
现阶段，国内外的各大高等院校与信息化教学平台，大多是仅仅拥有海量教育资源与学生教育数据，却未能借此把握诸多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与逻辑关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对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很难洞悉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诱因[8]。
（二）工会社会工作在维护职工闲暇时间的实际运用
（1）开展职工闲暇教育，树立正确生活方式。每名劳动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并不是每名员工都能以健康良好的积极方式参与闲暇活动，并从中获得自我成长和自我满足。工会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闲暇教育，指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闲暇态度和闲暇价值，提高闲暇活动的鉴赏水平和休闲活动质量，为员工提供闲暇活动信息和闲暇活动机会，鼓励员工转变传统休闲生活观念，利用企业和政府提供的休闲设施改善内心压力和身体疲惫，消除价值观念中非理性情绪部分，以积极的心态融入社会生活，以从容的态度面对工作挑战，进而提升员工整体闲暇生活质量。
对大鼠心肌切片HE染色后，镜下观察结果如图1所示。对照组的心肌结构排列整齐有序，心肌纤维无破坏，心肌细胞形态正常，细胞质丰富。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心肌细胞肿胀、轻微空泡变性、肌纤维溶解坏死、横纹消失，纤维组织增生，炎症细胞浸润，可见炎症性小血管扩张、充血，心肌细胞肥大；卡托普利组和钩藤人参合用高剂量组细胞核颜色略有加深，心肌纤维出现断裂，心肌细胞出现肿胀。与模型组比较，钩藤人参中、高剂量组的心肌纤维肿胀程度和紊乱程度有所好转。结果表明，钩藤人参合用能够改善心肌形态，且高剂量组效果优于低剂量组。
（2）将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因人而异设计闲暇方案。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劳动者，其对闲暇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工会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前期基层调研，运用访谈、问卷和观察等方法设计符合劳动者需求的闲暇服务方案。美国的工会社会工作服务设计相当精准，面对以服装制造的女装工人，其工会设立分为国际女服工会和制衣纺织混合工会，国际女服工会以提供短期危机调试、法律辅导、身体保护、消费权益等服务为主，而制衣纺织混合工会以提供短期咨询、心理减压、生理卫生等服务为主要内容。工会社会工作者需要像医生一样，因人而异的开展服务治疗，针对休闲活动匮乏者，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策划联谊活动、知识讲座、趣味运动、手工研习等各种活动，充实职工闲暇生活；针对有自身发展需要的劳动者，工会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将有相同需求的员工组织在一起，成立知识学习小组和兴趣社团，链接相关学习资源，构建组员非正式支持网络，传授新的知识技能。而面对劳资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调查评估，确定问题根源，有计划有步骤的解决双方矛盾，改善双方关系，发掘员工当中的社区领袖，培养领导人才，促进员工民主参与意识能力的提升，督促有关员工福利和劳动制度的落实。
（3）推动闲暇设施设立。必备的闲暇设施是闲暇活动服务的载体，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员工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在企业内部开辟闲暇空间，设置闲暇设施，有助于方便员工丰富闲暇生活，降低员工紧张的工作情绪。工会社会工作者与企业领导、当地政府、劳动员工协商，促成建立符合员工实际需求的休闲设施，例如设置谈话室、阅览室、健身中心、图书角等闲暇空间，虽然会占用一些办公空间，但是这些人性化的办公区域可以让员工感受到宽松的办公氛围，在工作中可以随时得到放松，提高休闲时间利用率，在活动中配套以社会工作者设计的服务，可以让员工得到舒适的工作心态。
（三）工会社会工作是对工会的功能补充与角色拓展
首先，工会和社会工作都以基层职工为服务对象，都以维护基层职工利益为目标，帮助基层职工家庭增强社会资源，维系职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职工自身抗挫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其次，近些年，工会提供的各项职工服务以个案、团体和社区工作工作为主，这与社会工作原有的工作方法相重合。再次，传统工会以“维护、建设、参与、教育”为基本服务理念[7]，而社会工作在其基础上，侧重以助人自助为理念，挖掘服务对象潜能，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在其原生环境下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缺失问题，促进服务对象与环境进行良好互动，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理念融入工会工作中，会成为工会工作发展的新起点。
当前，一些非公有企业不愿意设置工会岗位，认为工会是桥梁，“两头搭边中间空”，对于企业盈利并无实际用处。但是在整个社会建设过程中，工会对于调整劳工关系、公共政策实施和保障社会稳定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8]工会社会工作者作为新生事务，是对工会原有职能的补充与发展，更能促进工会适应当下企业发展态势。对于企业而言，工会社会工作不仅是企业的信息管理咨询员、职工技能提升的培训师、企业法律与政策的评估员、更是企业人力稳定和持续发展方案的发展者。对于劳动者而言，工会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个人问题辅导，处理职工个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冲突，拓展员工福利和自身发展，协助员工链接内外社会资源，是劳工闲暇权益维护的保护伞。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工会社会工作是国家劳动制度和福利政策执行的的监督者与执行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是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者，更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促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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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41（2019）06-0125-06
［收稿日期］ 2019-07-09
［作者简介］ 王泽昊（1994-），男，内蒙古包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责任编辑：席书涛〕
标签：工会社会工作论文; 职工闲暇论文; 休闲思想论文;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