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决策”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心论文,是党的论文,起点论文,农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080-08 毛泽东在江西省莲花县宾兴馆作出的“引兵井冈”的重要决策，是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起点。这一重大战略转折，在井冈山斗争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毛泽东“引兵井冈”决策地的学术争议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党史学界对毛泽东“引兵井冈”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特别是围绕毛泽东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引兵井冈”的问题，学者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文家市进军说。此说认为“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1]P2何长工同志曾在当时担任师部参谋，他也在回忆中说：“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的。”[2]但是，不同史料之间的说法并不能互相印证，使这一说法因明显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而让人存疑。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中记载：“19日抵文家乡，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3]P114当时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长的苏先俊在当年的报告中写到：“17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议决退往湘南……”[3]P75可见，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集结时，部队下一步的走向根本没有明确，而是决定经过萍乡退到湘南去。在这两份报告中均没有提到上井冈山。 (二)水口决策说。据回忆，“离开文家市以后，为什么部队往南走呢？原因是南昌起义部队有几万人，力量比较大，他们从南昌撤出后，准备占领广东再来第二次北伐。我们秋收起义部队，人数相对要少得多，当然，我们想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所以总往南走。在酃县的水口，我们收集到了报纸，从报纸上知道‘八一’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遭到了失败。在水口，明确提出了在井冈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并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4]P275单凭这一回忆材料，史料依据就显得过于单薄。而且如果依据此说，很多情况难以解释。如果说毛泽东是因为在水口看到报纸后，才决定不去湘南再回井冈山，那就很难说得通在这之前20多天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难道从三湾改编后到安家茅坪，工农革命军的所有活动都是毫无目标的盲目行动吗？据此，一些学者也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失之偏颇的。[5] (三)古城会议决议说。该说认为，在“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古城的联奎书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不是去湘南。持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的回忆。回忆中说毛泽东对这一会议作了记录，可惜在长征中丢失了。据何长工于1960年2月的回忆：“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不去湘南，留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6]由于这一说法是建立在较多的史料依据基础上，因此很多学者都采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等书都采纳了“古城会议作出决议”之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认为宁冈古城和茅坪相隔只有20里，它们都归于袁文才的势力范围，都属于井冈山的地域范围内，毛泽东也提出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部队到达古城，可以视为就进入了井冈山。因此，“古城会议决策也不是引兵井冈的问题，而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7] (四)“莲花决策”说。这是近些年来根据“宋任穷传送江西省委密信”这一新发掘的史料，学者们提出的一种新说。此说认为，毛泽东在莲花县城根据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密信，按照省委“毛部应退赣西宁冈”的指示，随后前委在莲花县城的“宾兴馆会议”上作出了不去湘南“引兵井冈”的决策。这一新说引起了史学界的充分重视和争鸣，一些党史学者特别是莲花、宁冈等地的党史、文史工作者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形成了《引兵井冈——在这里决策》、《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研究文集》等研究成果。他们在维持古城会议决策说的基础上，认为前委是在莲花县城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8]P2还有学者认为“莲花决策”与古城会议两个关系并不矛盾，是并行不悖的。“莲花决策”的是部队的进军方向，古城会议决定的是部队的落脚地，二者构成了“引兵井冈”的有序组合，“引兵井冈”是一个渐进、变化、发展的过程。[9] 如上所述，史学界对“引兵井冈”的具体问题，即毛泽东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决定上井冈山的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从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来看，毛泽东“引兵井冈”经历了文家市决定退往萍乡——“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古城决议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段式”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三段式”当中，文家市会议决定的是经萍乡“退往湘南”，没有作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湘南才是文家市会议决定的退却终点，解决的主要是“退向哪里”的问题。莲花“宾兴馆会议”决策，解决的是“去不去井冈山”的问题。宁冈古城会议召开时，部队已经进入井冈山范围，会议主要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思想和政策准备。古城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开辟根据地，解决的主要是“到井冈山后怎么办？”实际上是“宾兴馆会议”决策的继续。文家市会议、莲花“宾兴馆会议”、古城会议这三个会议分别解决的是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而莲花“宾兴馆会议”决策，在“引兵井冈”过程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是全部过程的核心，是决定部队停止向湘南进军、转兵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性一步。因此，本文立足在“莲花决策”说的基础上，探讨“莲花决策”形成的各种原因，论述“莲花决策”的重要历史意义。 二、毛泽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形势背景和决策依据 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策过程是经过科学分析、周密思考的。要认识和理解这一战略决策，需要了解毛泽东在莲花主持召开“宾兴馆会议”所作出的“引兵井冈”决定的来龙去脉，还需要梳理决策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探析决策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从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决策形成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起义部队的状况，急需寻找有利于部队生存和发展的落脚之地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10]P242，起义部队损失严重。就在全军面临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19日在文家市召开部队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计划，提出部队“向萍乡退却”[3]P114的战略主张。9月23日，前卫部队在离芦溪15里的山口岩与朱士桂部特务营及江西第四保安团遭遇，仓促应战，指挥阻敌的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11]P54 经过这次战斗后的部队，人数从起义时的5000余人，减员到不足1000人。另外，一些军官大多从旧军队而来，有比较严重的军阀主义习气，影响了官兵关系和部队的战斗力，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加之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不少人因悲观动摇而离队逃跑。部队的状况，让毛泽东不得不思考下一步的走向。之前，由毛泽东拟定、中央批准的《湘南运动大纲》，目标是“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12]P27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军事上具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但是现在部队兵力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倚为“中坚”的第一团损失严重，整个部队全部加起来，才不到千人，到了湘南后很难实现原计划。此时，毛泽东考虑到起义部队因兵力锐减，必须适时改变原定计划，寻找有利于部队生存和发展的落脚之地。然而，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适合起义部队的落脚之地、部队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向还是充满了困惑与迷茫。 (二)攻克莲花县城，证实了毛泽东对敌人在边区武装力量薄弱的判断 23日下午，部队退到与莲花高滩临界的杂溪宿营。毛泽东听说离那里10余里就是莲花县境，就想起1927年1月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期间，认识的一个叫王佐①的莲花籍青年党员，决定将他找来了解情况。次日上午，王佐来到杂溪与毛泽东相见。[12]P54王佐向毛泽东介绍了敌军在莲花县部署薄弱的情况，并提议“部队开到莲花去，打下县城再说。”工农革命军由王佐带路到达高滩，毛泽东在村里召开了行军会议，作了“革命不能在高滩散摊”[12]P54的讲话，初步稳定了军心。下午，部队在甘家村宿营时与甘家党支部接上了联系。甘家村的党员请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救出其中包括甘家村23人在内的100余名莲花“九·一八”②秋暴扑城被捕的党员干部。毛泽东与余洒度研究后，同意攻城。25日，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起义部队一举攻克莲花县城。[13]P45当夜，部队指挥部驻扎在县城南门宾兴馆里，毛泽东住在后厅左侧的厢房中。③ 攻克莲花县城虽然不算太大的胜利，但是作为秋收起义后攻城克敌的第一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部队可以暂时驻扎在莲花县城，为毛泽东静心思考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条件。工农革命军这次攻打莲花县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轻易攻克该城。通过这件事也证实了毛泽东以前的判断，在湘赣边界的宁冈、永新、酃县、茶陵等地，目前都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担任防守的一般只是地方保安队、挨户团。这样的敌情状况对军力不强的工农革命军是非常有利的，也适合部队立下脚来在这一带发展。 (三)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对引兵井冈决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正当毛泽东陷入对工农革命军何去何从的苦苦思索之时，中共江西省委“信使”宋韵琴(宋任穷)将时任省委书记汪泽楷用药水写的信交给了毛泽东。[12]P54据宋任穷于1974年10月的回忆：“部队在铜鼓住了一段时间，江西省委来了一个交通员，要我们派一个人到南昌同江西省委联系。……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这个人以后成了托派，同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道写的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14]P191 虽然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但这封信的内容给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从组织领导方面来说，《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第三条规定：“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导，……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虽然是湖南省委组织成立的，但按照中央的规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应该接受哪个省委的节制。毛泽东是了解这个组织原则的。现在，江西省委已派人送来密信，作出了“毛部应退赣西宁冈”的指令，前委当然应接受和服从这个及时而重要的指令。再说，江西省委非常了解宁冈的各方面情形，既然那里的各方面条件都比湘南的汝城更为优越，何不到那里去呢？因此，毛泽东才在宾兴馆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提出将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从湘南汝城变为湘赣边界的宁冈。 (四)井冈山适合开展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正适应了毛泽东的“上山”思想 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不是偶然的，其源应始于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的提出。“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形势严峻，毛泽东就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15]P80的想法。这是最早提出的“上山下湖”的思想。在回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又提出工农武装作必要时“上山”的安排。在武汉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仍强调“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6]P143。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对革命力量出路的考虑，认为应在湘南实行红色割据，如果失败则应该上山。所有这些理论思考，虽然对于何时上山，以何种方式上山，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但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决策准备了思想基础。只是到达莲花后，在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引兵井冈”这样一个明智、正确的选择。 26日上午，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朱义祖从上西区赶到宾兴馆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在莲花县城听取了朱亦岳等关于党组织、农民武装情况的汇报，看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对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条件，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第一，有适合开展革命斗争的优越地势。井冈山是湘赣两省交界的农村山区，远离大都市，且莽莽五百里井冈，森林茂密，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适合开展长期的革命斗争。第二，有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历史上享有“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美称，山间平地盛产茶油、竹木、草药等，这些丰富的物产能为开展长期斗争保证足够的给养。第三，有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在这些边界地区开展过革命斗争，党的影响扎根在人民群众心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得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的结论，“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17]P79。第四，有一支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在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到：“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几十支枪的“党的武装”，是指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井冈山上的农民武装。毛泽东依据这一重要信息以及朱亦岳等当地负责同志的介绍，想起在大革命时期衡山一次座谈会上李少山对江西“金刚山”(即井冈山)的举荐④，还有在安源会议上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关于井冈山和袁、王的介绍，这些都证实井冈山上确实存在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更加坚定了“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第五，边界地区敌人军事力量薄弱。井冈山处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历史上归江西管辖，但因军阀势力较弱而无力管辖，而湘军阀因其不在管辖范围内，也就不愿意顾及此地。正因为两省军阀势力各保自身，必然不会形成“会剿”之势。这些因素都为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展长期斗争提供了可能。 综观这些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新情况的毛泽东，确认把井冈山作为目的地，“上山”的思想基本得以明确。而后，在莲花县城南宾兴馆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余洒度、苏先俊、余贲民三名前委委员参加，毛泽东介绍了江西省委送来的指示信主要精神，分析了“引兵井冈”的战略决策，将部队的前进目标由退往湘南转向进军湘赣边界的宁冈。 由此可见，秋收起义后的部队状况，迫使毛泽东寻找有利于部队生存和发展的落脚之地；攻克莲花县城，对在敌人武装力量薄弱的边界落脚发展有了进一步的判断；江西省委的信嘱，对毛泽东“引兵井冈”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等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坚定了毛泽东对“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这些因素，都对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影响。 三、“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起点 (一)“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起点 秋收起义爆发后，无论是上坪会议决定停止执行攻打长沙计划，还是文家市会议确定改变部队战略发展方向，都对于保存秋收起义部队实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毛泽东在莲花县城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让这种保存实力的成果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使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一个适合于生存、发展的最佳落脚地。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转折点，是从引兵井冈开始的。 在“引兵井冈”前，中国革命主要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比如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方面，就不尽相同。因此，在革命力量比较弱小时，就没必要在城市与敌人作以卵击石的较量，应该从城市退出来，到足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的乡村去，在那里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这种认识成为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思想底蕴。只是，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在“莲花决策”时，起义部队的状况、井冈山周围的敌情特点、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还有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所需要的条件，几者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引兵井冈”后，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转到反革命力量薄弱而又有革命基础的农村，在农村展开新的进攻，把战略退却和进攻巧妙结合起来。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到：“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18]P486“引兵井冈”的战略决策，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是，走这样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不但需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还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毛泽东曾深刻阐释了这条新道路的主要内涵和历史背景。他认为，中国不同于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P738。 “引兵井冈”，不仅是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折点，还是创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力量的重要转折。党的“八七”会议确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及其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而“引兵井冈”就意味着长期而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始。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部队，攻打城市计划屡遭挫折，部队减员严重，政治工作薄弱，战斗力大为减弱。因此，如何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就成为一个重要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面临部队有着溃散的危险，在进军井冈路过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找到了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新途径。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逐渐成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经济90％是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只占很少数且都集中在大城市，农业生产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保持了很大的独立性，可以自给自足，在政治上，统治阶级在城市的力量强大，在乡村的力量薄弱，这种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可以使我们党有条件长期在乡村领导农民进行革命，领导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为其他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各根据地也都以农村为基础，先后发展为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根据地等等。截止到1930年3月，党创建了十余块革命根据地，全国的红军人数达到6万多人，有13个军。中国革命力量在农村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的重要起点 在“莲花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一直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很大程度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从世界革命史来看，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包括中国的北伐战争，都提供了“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有人也持这一观点，是有着历史和认识原因的。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确立了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中共成立之初，领导了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运动，一直都以城市为工作中心。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原定计划是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暴动的矛头直指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起义严重受挫后，毛泽东认识到在敌人占领中心城市、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下，应果断放弃不切实际的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提出“保存实力”、“应退萍乡”，向武装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的决策，其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突破“城市中心论”模式、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探索革命规律的“前奏”。毛泽东认为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创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10月，毛泽东通过发展优秀士兵入党，加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士兵基础，为初创时期红军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还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加强地方党的建设，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后，宁冈、永新、莲花等边界各县迅速掀起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游击暴动热潮，并在斗争中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各级党组织在边界斗争中日益发挥出战斗堡垒的作用，到1928年2月，边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面貌一新。毛泽东开创了一条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如何把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建设成为一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功之路。 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使得党的组织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城市搞工人运动，虽然部分农运也有发动，但是党员成分还可以保持工人占多数以上。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党内，党的建设重心逐步转向了农村。据记载，1927年3月，全党的党员总数是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是53.8％，而农民成分是18.7％。但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28年，党员130194人中，工人成分占10.9％，农民成分占76.6％，1929年工人党员又降为7.5％，1930年7月又降为5.5％，到9月更降为1.6％。[20]P53从这里可以看出，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不仅发展了农民党员，而且大大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起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武器。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穷尽中国革命面临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面临中国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时，还需要中国的同志去灵活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也能看到这一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P24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对这一重大思想加以理论创新和升华。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起点就在莲花，这一决策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开创性贡献。 从实践层面来看，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其实，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也曾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李大钊曾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和民族独立运动。[22]P376但是，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年轻，无论从革命经验、认识水平、理论基础来看，还不善于在革命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进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武装起义的方针，但起义模式仍是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仍然学习苏联十月革命模式来进行。当武装起义受挫、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革命者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可能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毛泽东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新道路。 从理论层面来看，井冈山道路的开辟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硕果。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条新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条新道路的征途上，经历了两次失败，受到了两次“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责难。毛泽东以深邃的目光，卓越的见解，突破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急躁情绪和一些右倾悲观思潮，在艰辛开辟这条新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对建立红色政权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两者关系作了深入系统地论述，为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引。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下并回答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个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述中国革命新道路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23]P1426 可见，在“引兵井冈”、建立根据地之前，早期的共产党人只是停留在研究、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其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还缺乏系统化、条理化。“引兵井冈”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国家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实际情况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创立了井冈山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等重要理论和思想，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16-02-02 注释： ①王佐，莲花县高洲乡人，是毛泽东率领部队进军井冈山的带路人，1928年4月任莲花红色独立团参谋长，后被捕入狱，6月在狱中策反时被杀害。与井冈山茨坪的王佐并不是同一人。见欧阳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两个“王佐”》，《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 ②指1927年9月18日，中共莲花县党组织领导的，以攻打莲花县城为目标的武装起义暴动。 ③时隔38年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于1965年5月22日进入莲花县境，当毛泽东一行乘坐的车队绕过莲花县城时，毛泽东遗憾地“哦”了一声，转脸对护士长吴旭君说：“1927年9月25日，我们打下莲花县城，在宾兴馆开了会，住了一夜。莲花县是文家市会合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④1927年2月，毛泽东到衡阳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毛泽东在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30多人的座谈会上，介绍完国内局势后，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到军队中去的两条策略，并且说：“到时候局势恶化，我是打算带人上山的，到江西的安源山去。”这时，水口山矿工人李少山建议到“金刚山”去。李少山说的那个“金刚山”就是“井冈山”。见《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地方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5页。标签：江西井冈山论文; 江西莲花论文; 莲花论文; 决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秋收起义论文; 武装论文; 革命军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