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与川滇藏货运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货运论文,网络论文,川滇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向来薄弱，由于资料散见，爬梳不易，有关货运线路的状况更是少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从挖掘乡土资料入手，对上海与由重庆维系的川滇藏货运网络的组合，作一梳理，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
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位居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则是“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游之锁钥。”[1]但受三峡险道的阻隔，它与长江沿岸其他各省的经济联系相当薄弱，与上海的交往更少。上海开埠后，经由汉口港的中介，沪渝两地交往渐密，1891年重庆开埠后两地间的直接沟通更是空前紧密，据1896—1897年英国商人的商务考察，“重庆洋布进口贸易全部操在二十七家商号之手，他们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驻上海。除了重庆这些商号在上海有代理人之外，成都有三家、嘉定有一家也在上海有代理人，随时按他们的需要代为购买。这四家的交易规模比较小，而他们直接向上海进货这一事实，对于重庆作为四川省贸易的主要市场及分销中心的地位并无重大影响，重庆这样的地位，由于它的特别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次年的一份商务报告有更具体的记载：“货物用轮船运到宜昌，然后再由船货管理人或帆船主人用本地船运送。”贩运这些货物的“重庆商人在上海是付现款的，但是他们向四川内地商人售货则是长期赊销，附属于重庆的主要市场有遂宁县（该县供应潼川府及保宁府）、省会成都、嘉定府、溆浦、泸州、万县。成都有三家商号、嘉定有一家商号与直接在上海采购，此外四川全部都是由重庆采购。”[2]其货物集散网络甚至远及周边邻省，郑观应从沪抵渝实地游历后记述：“重庆是四川最大商埠，上达云、贵、甘、陕、西藏等省，往来货多。”内中“出口货以药材、小土为大宗，次则黄丝、白蜡、猪鬃毛、牛皮、羊皮、青麻、木耳、桐油、杂粮等项。”[3]
自上海开埠，经长江航道输入重庆的外国商品中，机制棉纺织品一直占据首位，其中“棉纱是四川主要输入品”，19世纪90年代约占年均输入贸易总值的60—70%。[4]它们从上海抵运后，通过重庆与四川各地层层相结的市场网络，销往四面八方。“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洋货。”[5]这些进口棉纺织品，经过集镇市场的层层贩销，成为民间习见之物，“川省迤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洋棉纱所织之布较土布无甚低昂，虽其细逊于土棉，然结炼颇堪耐久。”在乐山县，“进口洋纱的需要日有增加，不仅城内织户需要洋纱，城外各区织户也同样需要”。遂宁县，“织户已开始乐用洋纱，不仅因其价廉，而且因其易于操作”。一批去四川实地考察的英国商人称：“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询问，纺织业分布的地区，北面远至潼川，西边远至雅州，并且包括合州、遂宁县、太和镇、万县、成都、眉州、中江、嘉定、叙府、泸州这些如此重要的商业中心，实际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镇都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用洋纱织的，洋纱因其价廉、形式方便及易于操作，很快地使纺车闲置无用。”[6]与此相联系，经上海港销往四川的洋纱数量猛增。1887年由宜昌转运入川进口棉纱795担，1889年增至6700余担，次年又达6900余担，若加上未经海关而由木船径运者，此数当更巨。[7]
与江浙地区相比，四川的蚕丝出口起步较晚，1871年开始有6000包川丝经上海港输往国外。[8]此后，生丝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出口商品。四川蚕丝产区分布较广，“而大的丝业中心，即供应输出的主要来源地则为嘉定府、顺庆府和成都府，这些地方都有水路通达长江。”每到收获季节，“绵州、保宁、成都、嘉定和重庆的丝贩纷赴各乡村市场收蚕丝，并购买当地出产的丝。在四川，蚕丝生产象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是零星经营的，商贩们象做鸦片生意一样，在这儿收一斤，在那儿收几两。农民通常出售蚕茧，不另行制丝。”出口需求扩大，促使人们“愈来愈趋向于把蚕茧收集到较大市镇去缫丝”，然后汇聚重庆，“输往上海，以便转运欧洲”。1886年，仅绵州一地经重庆输往上海的生丝出口值就有100万海关两。[9]海外市场的信息反馈和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也通过市场网络传回重庆，推动了出口生丝的加工技艺。据1908年的商务调查，“川地现已有仿日本用机器缫丝，价值渐昂，出口至上海者不少”[10]。
与上海港内外贸易市场流通网络的衔接，促进了长江流域各地农村初级市场的发育。据统计，嘉庆前后四川约有农村场市3000个，至清末已增至约4000个。[11]另据对川西双流县、川南丹棱县、川东长寿县和川北三台县的抽样调查，重庆开埠前上述四县共有场市93个，民国初年增至124个，平均增幅约33%。[12]网络所经各城镇的商业活动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如四川灌县县城灌口镇，为通往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门户，因山货集此外运，“城内外廛肆罗列，有银号数家，东街尤百货骈阗，商贾麋集，以贩运药材、羊毛者特多，行销渝、宜、汉、泸、岁约十万元。”[13]可见这一市场网络组成的作用是双向的，它在为上海港提供幅员辽阔的经济腹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发育。
（二）
长江上游所经的巴蜀地区，受群山峻岭的阻隔，市场流通相对封闭，“川省物产充盈，必达汉口，销路始畅。”[14]因此与长江中下游相比，上海开埠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组合在该地区的反应，主要不是货运线路或商品流向的转换，而是原有商路货物流通数量和品种的变化，以及经由重庆中介与外界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巴蜀地区的货运线路，以长江为主干，其支流为脉络。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既是本省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与长江中下游货物进出的枢纽，“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地也。”[15]从重庆出发，有两条货运线路分别向南联结滇、黔，向西通往川西北牧区乃至西藏。
川南线由重庆经叙州府宜宾，南下筠连出川至昭通。自宜宾起，主要依靠挑夫和马帮运输。昭通地处川滇交通要道，向南经东川通往昆明，向东则与贵州相接，是为川滇黔货运线路的主要集散地。由上海港输入的进口商品，历经汉口、重庆等地转输，运抵昭通上市，“商店里的洋货颇多，全部一自四川”，实地游历的外国商人比较洋布的售价后发现，“尽管内地税捐苛重以及从汉口起运后水陆运费昂贵，英国货在这里的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16]经由昭通运往重庆的，则有包括鸦片在内的土特产品。《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称，进口鸦片滞销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17]
此外则有猪鬃，1890年“由重庆输出的猪鬃，有40—50%来自贵州省，贵州货和四川货在猪鬃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伦敦市场博得最好的价格”，为此在宜宾设有三家工场，“加工的猪鬃都运往上海”[18]。
通往川西北和西藏的一路，由重庆至宜宾后，向北循岷江至乐山后分道，一支仍沿岷江上溯至灌县后经陆路通松潘；一支入青衣江至雅州后，陆路经打箭炉、里塘、巴塘在江卡入藏，其中打箭炉为交易、转运要地，“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19]该路输出以羊毛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茶叶和进口棉纺织品等，为数甚巨。“由中国西部经打箭炉输到西藏的物品，除茶叶外，有棉货和丝货，同时由西藏输入麝香、羊毛、毛皮和药材。”因缺乏详细的统计，具体的贸易额难以确知，但据重庆海关的调查，每年经由重庆进出西藏的贸易额，“由内地输出（茶为主）价值125万银两，由西藏输入价值100万银两，总计225万银两。”从松潘运出的多为羊毛，“羊毛由松潘到灌县是用骡子或力夫负载，平均每一帮只能运十五担至三十担，到灌县后才能改行水路。”羊毛经由打箭炉和松潘到重庆后，随即解包分类，并略为清洗，然后运往上海，再行完全清洗和水力压榨，才完成运往外国港口之前须有的加工。”[20]1885年英商立德洋行已在打箭炉和松潘设立羊毛收购站，运销美国赢利丰厚。市场需求刺激了羊毛出口，“在重庆的外销物品中，绵羊毛进展最快”，1892年为1000担，1894年达19000担，后又增至22000担，成为上海港出口羊毛的主要来源。[21]
由重庆港维系的上述两条商路货运繁忙，“西行前往泸州和叙府的货运民船，粗略估计常年抵埠和离埠的约750艘，运载约15000吨”，连同转往嘉陵江、渠江、涪江等其他货运线路，“可以看出重庆常年抵埠和离埠的民船大致不少于20000艘，运载约500000吨”，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重要一环。上海、重庆两地间的资金融通因此空前活跃，“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鸦片市场最旺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与繁忙的货物流通相辅而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和分配中心——重庆”，其中上海用汇票兑来的款项，数目之大竟使重庆票号感觉现银太多而把汇费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对远地交易货物划帐互相抵销的办法，否则从上海流入重庆的砚银“势必更要大增。”[22]两地间缘于货运网络结成的紧密金融联系，又给贸易发展以新的推动。1891年至1910年，重庆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11.7倍，年均增长辐度达13.1%。[23]1913年从重庆输出的猪鬃货值877551海关两，较之1891年的5133海关两，增长约170倍。原先被农家基本丢弃的猪鬃，而今成为上海港一项引人注目的出口货种。与此相联系，出口猪鬃的加工技术，也从上海传入内地。1896年，英商立德洋行在重庆设立猪鬃加工厂，“并在上海延请熟手工人十余名经理其事”，以后“很多中外的竞争者都参加到这一门实业中来”，成为当地的一项新兴产业。[24]说明上海与内地市场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也为近代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内流的渠道，是内地近代工业兴起的最初动因之一，其作用不应忽视。
注释：
[1]金沙：《四川贸易谭》，《四川》第2号（1908年1月5日）。
[2][5][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辑，第1549—1550、1549、1494—1496页。
[3]郑观应：《西行日记》，《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6—1027页。
[4]《1892—1901年重庆海关十年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92页。
[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卷，第246—247页。
[7]《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卷下，第51页。
[8]《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90页。
[10]《商务官报》第31册（1908年），参考资料。
[11]参见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
[12]资料据《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3页。
[13]民国《灌县志》卷4，第5页。
[14]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1058页。
[15]民国《巴县志》卷13，商业。
[16]《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1106—1107页。
[17]李必樟译编：《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8][20][22]《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87；第179、195、187；221、200页。
[19]徐珂：《打箭炉商务》，《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36页。
[21]《Trade Reports》1894年，重庆，第69页。
[23]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庆海关资料译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页。
[24]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1936年铅印本，第77页；《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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