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华生[1]2002年在《论集体上访》文中研究说明集体上访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中存在的一种突出现象，而国内社会科学界仍缺乏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本文是以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视角研究集体上访的一次尝试。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体上访问题的提出”。把集体上访初步界定为“5人以上集体向行政机关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走访活动。”比照历史进程中与西方国家中的集体上访问题，指出现实视野中的集体上访问题的严重性。第二部分“集体上访的政治特征”。提出了集体上访的叁个基本特征：主体上的准政治团体、本质上的近政治参与、表征上的拟政治文化。在这部分中，对这叁个特征的相关政治学内涵，进行了比较充分地展开和深入地阐释。主要内容有：主体的形成过程、群体功能的发挥及影响力的制约因素；政治参与合法地位的模糊性、民主形态的非国家性、行使权利的特殊性和社会作用的双重性；政治心理的构成及其特征、政治权威的认定、主要行为方式及其若干特点、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等等。第叁部分“集体上访的一般成因”。在综述相关分析后，提出利益问题是集体上访的主要内因，并以此为基础，对利益问题主要类型作了概括。进而把行政行为的偏差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作为其外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集体上访的治理途径”。着重探讨治理集体上访的若干途径，主要有：发挥行政领导的行政沟通效应，把好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关口，强化信访机构的行政协调职能。
李常君[2]2010年在《基于危机管理认识的群体性上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利益分化整合进一步加剧,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凸显,能否有效化解以利益争端为焦点的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影响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信访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群体性上访是部分社会成员以某种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为基础,以自然形成的核心人物为中心,临时组合的一种特殊信访形式。由于群体性上访涉及面广、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处理对策,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危机管理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山东省H市群体性上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H市群体性上访的现状及成因,并进一步总结出我国群体性上访参与人员多、上访范围广、处理难度大等表征,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处理群体性上访问题的做法,探索性地提出我国处理群体性上访问题的有效对策,包括开展信访风险评估、及时排查各类矛盾、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事后评估总结、依法治国、关注民生等,从而为信访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以便在实践中更好的解决群体性上访问题。
庞海云[3]2014年在《潍坊市信访工作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访是沟通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制度性渠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2005年新的《信访条例》出台,对推进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信访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矛盾冲突甚至激烈冲突增多,这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转型所引起的矛盾冲突表现在群众信访活动中,出现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利益诉求于政治权益诉求相互交织、合理要求与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织、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极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相互交织、群众自发行为与黑恶势力恶意插手操纵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本文在借鉴整理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潍坊市信访工作,通过阐释信访工作的基本概念、重要意义等理论问题,分析当前信访形势和信访工作的独特作用,使人们从理论上明确:信访工作实质上属于群众工作,做好信访工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项不可或缺、不可代替、不容忽视的基础性工作;从思想上树立起:解决信访问题也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理念,完善信访制度是使信访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适应的理念。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专家访谈法等。通过在百度、谷歌、知网等数据库以及图书馆查阅、收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资料,从多角度开展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新的着眼点,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使论文内容更丰富、更科学。利用在信访部门工作的优势,选取信访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具体分析,采用实地考察、工作积累等方法,大量收集相关实践资料和数据,为本文论述提供事实依据。针对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这一命题,对在信访工作方面具有相当资历的专家、领导进行访问访谈,综合分析访谈内容后,得出研究结论。通过对潍坊市信访工作的调查,结合我国信访工作的形势,分析典型案例,找出潍坊市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提出有利于促进解决信访工作问题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使潍坊市信访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更好地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任志宏[4]2014年在《当前中国农村信访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访是一项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它承载着联系群众、民主监督、调解矛盾、反馈民意、决策参谋、综合协调等众多社会功能。信访制度在我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维护社会团结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的信访工作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如在当前国家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浪潮中，农民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与限制，自身利益易受到侵害，逐步成为信访工作的主力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是信访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而现在农村信访日益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些难点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借鉴我国信访工作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自己所针对山西省P县X村调查的信访案例和统计的数据，详细地阐述当前我国农村信访机制的运行状况，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叁个方面理性地剖析我国农村信访的困境，从而指出中国基层信访、农村信访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而提出个人的一些解决措施和对策建议，以期有助于相关部门和农村基层工作者适时调整涉农政策和工作方法，从而有效化解农村矛盾，促使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为做好农村信访工作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意见。
黄志明[5]2010年在《论集体战略领导力及其培养》文中研究指明[摘要]主管城市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的集体战略领导力,是目前及可见未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点领域之一。对此,如何提供相应的领导教育及培训,是领导教育学面临的学科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通过以长叁角中小沿海城市主官为例的研究,力求对领导教育学做出深度探究,就是本文的学术使命。关于党政干部的能力培养,现行最主要的指导文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颁布实施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06.1,下称《干教条例》)。各地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系统1的干部培训工作,基本上也都是在《干教条例》的指引下结合本地情况展开的。本文立足对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9)《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关于五种执政能力的阐述2,十七届四中全会(2009.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凝聚力、团结、干部培训的阐述3,对现行领导干部教育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思考。通过学术回顾、哲学思考、综合考察、战略聚焦、力的合成(指“集体战略领导力”的合成)、学科视角六个步骤(即本文的核心六章)的调查与研究,本文认为现行的领导干部教育较为单一地聚焦于干部个体的领导能力培养；而在班子领导力(特别是集体战略领导力)培养方面,却迫切需要干教理论加以深化研究、政策法规做出新的指引。为此,本文提出了关于集体战略领导力的学术假说和培养设想,构成本文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价值诉求。什么是集体领导,什么又是集体战略领导?它需要怎样的能力,如何培养这种能力?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执政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孜孜不倦的历史追求。在这种努力中,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能力培养,是起点；对领导班子的集体能力培养,是目标。本文还认为,在我国,领导教育首先应该是以党政干部为培养对象,其中,对城市集体战略领导力的关注应极具现实的意义。这样,领导教育学就能够以其特有的学术内涵,对历史经验做合理传承、对学术成果做兼容并蓄、对现实需求做精准把握、对时代走势做正确判断,并成为某种专项的、极具可持续操作性的学科实践领域。通过本文展开的论证,一个现实急需并且前景广阔的培训领域展现在我们眼前——不断造就在建构集体战略领导力方面具有专业本领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这个培训领域的进一步延伸,乃是一个更为广义的“高端集体领导者人力资源开发”大领域。耕耘这个领域,能够使得《干教条例》更加贴近真实、贴近现实、贴近务实,也使得领导教育更具生命力。
孙玮玮[6]2007年在《集体行动：酝酿、生成与消解》文中研究表明集体行动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中存在的一种突出现象，特别是国企改革、破产中，职工的集体行动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解决好这一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发展。本文是通过实证研究法和过程事件法来研究集体行动的一次尝试。作者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趋势为背景，从制度经济学、心理学、博弈论的角度对职工面对企业破产的行动回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文献等方法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本文研究分析得出：公司破产前，职工通常表现为集体无行动。职工被动地接受改革，缺乏对改革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对企业改革的进行表现为漠视与反感，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对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散漫、怠工。公司破产中，职工的集体行动发生。职工即将脱离领导的管束，没有了对领导的畏惧。面临失业，有组织性的集体行动在客观上有条件、主观上有意愿，所以有可能发生。企业破产后，职工无集体行动。职工们的守法意识很强，只是在破产未成定局之前，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破产后，就默然认可了。另外，破产中职工集体行动的失败，致使职工对集体行动收益的预期值降低，便放弃了集体行动。目前，国内社会科学界缺乏对国企职工集体行动这一现象多角度、深入的研究，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填补我国集体行动研究中的这一空白环节，引起社会各界对国企职工集体行动的重视，并力争为政府部门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吴常柏[7]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王扬[8]2010年在《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本书根据安徽省绩溪县善庄镇择塘村近八个月的“林权”田野调查所完成。本书的研究主题属于“林权”范畴。但问题的核心不是“林权”的语义分析,也不是“林权”的法理建构,而是开展“林权”之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实践研究。本书采用“整体生存伦理”作为研究策略,努力把“国家视角”和“民间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在场式”田野工作,以“事件束”为切入点,把“林权”置于宗族、村落、信仰、法律、村治、市场、水利等整体历史—文化纬度,积极挖掘“在地范畴”,全面审视徽州文化场境下“林权”实践及其再生产。调查结果表明,“林权”的国家法“表达”和民间法“实践”的发生背离,这既是“整体生存伦理”考察的背景,也是“整体生存伦理”实践的结果。当然,本书研究宗旨不在于揭示“表达”和“实践”的二元化,而在于考察“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法律内卷化”,即由于国家法的规则理性与民间法的秩序逻辑之间的文化区隔,造成有法律而少秩序的制度性事实。其具体表现为：催生山林独联体,激发林权纠纷、引起械斗上访、灰色势力镶嵌村庄、林权集中少数能人、冲击村庄治理、影响法律权威、恶化生态环境等等。本书尝试着呈现“林权”研究新发现：其一,林权证还是一种形式性财产,充其量只是林权的“象征资本”；其二,“山林独联体”无法实现西方产权形态,反倒造成林业经济迟缓和生态效益下降；其叁,外来资本“镶嵌”村族共同体,正在冲击农村治理及其稳定：其四,中国“身份性”林权尚未(甚至难以)让渡于“契约性”林权,“祖山”仍是农民“道义经济”的生存依赖；其五,“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还会导致“邻接性”权利(例如水权、矿权)的再生产。其六,“法律内卷化”是转型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嵌合”实践的结果,也将有效推进中国“回应型”法治建设。
刘行玉[9]2016年在《地景制作、空间支配与国家转型：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人类学的“地志学转向”强调关注世界的物质性特别是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通过追寻社会能动者寻找道路的过程,从物理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理解他们的运动及其开辟的道路。在这座小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我将视城市为一个延续的、有机的整体,通过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以及历史建筑、公共空间与家园的地志脉络,呈现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空间支配的不同类型,由此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以往人类学城市研究不同的是,我将关注的对象从组织、机构乃至特定群体等“人”的要素转向“地景”这一“物质性”要素。这样的视角既有效解决了城市研究的片面性问题,从整体上呈现出一座城市流动的画卷,也实现了“人”与“物”、“过去”与“当下”乃至“自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对历史本质的反思中,历史人类学提出了历史制作的概念,用以突出历史的多元性、主体性以及建构性。借鉴历史制作的概念并受其启发,我提出了“地景制作”的概念。一方面我将分析其中的文化象征与历史书写,探讨其中的文化实践与过程,另一方面意欲突出这一过程是谁的建构,其中的权力关系如何。换言之,地景制作更为关注的是历史的主体性与多元性,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强调人与地景的相互建构。正是在地景制作的视角下,城市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得以总体呈现。在城市的地景制作中,国家权力经常是这一过程的支配性因素,其他社会力量同样也是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主体因素,城市地景是多元权力关系下各种主体共同的作品。城市的地景制作在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形貌的同时,也产生全面的影响。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地景制作有效推动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的支配;另一方面,地景制作对大众生活、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乃至城市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城市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过程的呈现,我将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的空间支配类型做出如下划分:帝国晚期的“象征支配”:通过城池、风景、街道、牌坊、坛庙的地景制作,帝国权力与文化实现了地景化、符号化,从而自然地、持续地进入到个体生活与观念之中,成为大众自觉接受与认可的文化正统。象征支配致力于对大众伦理道德与信仰的教化以及对帝国文化霸权的维护。毛时代的“总体支配”:在“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国家政权借助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全面支配。这既包括对城市空间与形貌的规划与再造,也体现在对个体身体、财产乃至命运的支配中,更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强制渗透与控制。当下的“日常支配”: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日益成为一种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霸权。在个体身体、身份、思想的外在、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的同时,发展话语之下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谋生方式到消费内容,从城市环境到个体家园,从身体健康到休闲方式,从生活习俗到思想观念,都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规划之中,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与空间支配的类型划分呈现出不同时期国家权力的政治意识与目标指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有限且低效的外在控制相比,帝国的象征支配无处不在且影响深远,帝国统治更多体现在象征性意义上,以文化领导权的维系与帝国统治的象征存在为根本目标。而总体支配、日常支配呈现出的则是国家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彻底改造与全面发展。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动员机制、控制机制以及运行机制,从而具有典型的“动员型国家”的特征。“动员型国家”在不同阶段又有着具体差异:毛时代的“总体支配”与当下的“日常支配”分别呈现出国家作为“全能型”与“主导者”的角色定位。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转型可归结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下,国家由一种无为而治的象征性统治转变为无处不在的支配主体,由此开始了在自觉政治意识下全面地规划、动员并改造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更多的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单向性渗透,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任重而道远。
安玉刚[10]2014年在《潍坊市寒亭区农村信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农村各种矛盾纠纷问题的口益突出,农村信访问题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基础和自身优势,但现阶段农村信访要想有更好的发展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信访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信访条例》在实施过程中有些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街道党政领导接访工作问题百出;基层工作队伍制度建设薄弱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探索。开展寒亭区农村信访问题研究能够大大促进寒亭区农村民主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论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等方法,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以寒亭区农村信访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机制和信访工作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调查研究,结合本人从事信访实际工作的经历,采用系统归纳、实证举例、数据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寒亭区农村信访概况、现状特点和前期工作,分析了农村信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改进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当地政府推进信访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程,改善农村信访环境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寒亭区农村信访的简要概述、现状特点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本文阐述了寒亭区农村信访近几年的情况、现状特点,又通过前期政府的农村信访工作对寒亭区农村生活和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切实体会了基层干部和信访群众的对信访改进工作迫切愿望。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问题分析是研究提出对策建议的基础和依据。本文分析了寒亭区调查对象对农村信访的一些调查数据,提出了当前农村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并从信访体制、党委政府和群众叁方面系统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表明,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农村干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信访条例》在实施过程中贯彻落实不到位,部分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街道党政领导接访工作问题百出,基层工作队伍制度建设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利用优势,把握机遇,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的努力方向。提出改进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的对策建议是本论文的落脚点。解决当前发展农村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推进农村信访健康有序进行,充分利用本地区现有的各项经验资源,发挥好各级政府组织的作用,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完善村干部管理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推进党政领导干部接访,严格落实信访条例,进一步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更好地推动寒亭区农村信访工作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创造一个和谐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农村信访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集体上访[D]. 廖华生. 厦门大学. 2002
[2]. 基于危机管理认识的群体性上访问题研究[D]. 李常君. 青岛大学. 2010
[3]. 潍坊市信访工作的调查研究[D]. 庞海云. 山东农业大学. 2014
[4]. 当前中国农村信访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 任志宏.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5]. 论集体战略领导力及其培养[D]. 黄志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集体行动：酝酿、生成与消解[D]. 孙玮玮.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7].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D]. 王扬. 上海大学. 2010
[9]. 地景制作、空间支配与国家转型：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D]. 刘行玉. 上海大学. 2016
[10]. 潍坊市寒亭区农村信访问题研究[D]. 安玉刚. 山东农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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