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封建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尚书·周书》选编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有关西周初年的史事，而《商书》最后两篇也是关于殷周之变的内容。宋作为商殷裔胄、周之诸侯，尤其能显示历史之变的意义。是以《尚书》中关于宋之始祖微子的事迹，选入了两篇文字，一为《商书》之《微子》，一为《周书》之《微子之命》。虽然如此，关于微子的事迹仍有很多不甚明白。比如关乎他的最重要的史事：什么时候、哪一位周王封他于何地？文献记载就很不一致。《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鲁周公世家》以及《书序》等认为封微子在成王时。后世多数学者都从《史记》说。然而《吕氏春秋·慎大》云：“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礼记·乐记》亦云：“武王克殷，及商，下车……投殷之后于宋。”其他如《荀子·成相》、《韩诗外传》等也都说是武王封微子。《左传》僖公六年载：武王伐纣，微子面缚衔璧前来投降，武王亲为释缚，并“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史记·宋微子世家》将“使复其所”理解为“复其位如故”。一些学者认为，复其所就是使其回归原来的封邑，其地在今山东梁山西北，后来再徙封到宋国，并认为《史记》说成王封微子乃错解了《书序》的话；（注：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页。）还有人认为：“复其所，复微子之国也。微国本在纣之畿内，后又封武庚于畿内，乃改封于宋”。（注：其说清人刘文淇已倡言，杨伯峻等人从之。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4页。）可以看出，周初微子受封于何人，古代以来就有不同的意见。至于何地一般都相信在宋，即今河南商丘市。然则封于宋何以不曰“宋公”而仍称“微子”，甚至其弟仲衍继位仍称“微仲”，直到其侄稽继位才曰“宋公”？对此，《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辩解道：“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过其故，故以旧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犹称微，至于稽乃称宋公也”。既说迁爵易位，又言“班级不过其故”，其牵强处过于明显，是以不为后人所信。清顾炎武另为之解：“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抢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矣。”顾氏虽为考据大家，但说论此事比之“索隐”尤多曲会之辞，是以为其书作“集解”的黄汝成便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指出：“先生之义甚正矣，核之命篇之义，似不必然。”（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7页。）顾炎武宣扬文武周公之道，相信武王周公仁义之师，故而有此论调。其说武王伐纣等等，如此言论尤多。（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第50—52页。）可以说，多数学者尽管相信微子初封于宋即商丘，但对微子不名宋公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释。其他一些人对此或存而不论，径谓其封于宋；或含糊其辞，随意称引。此外，宋之宗庙不在国都而在以北数十里地的薄邑，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之国都，微子之侄稽第一个称名宋公等，都与微子封宋不能契合。
微子受封之事，相关材料缺少详细描述，《微子之命》一篇大家又认为它不甚可靠（尽管一些人认为今存古文尚书可能是整理的问题，不一定是伪书），且亦不涉及封地、封时等问题。微子受封是宋国初期历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周武王胜殷的许多内幕，可以说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未有人对此作过具体考察，以至相关史实不甚清明。本篇尝试论之。
一 北亳与汤之景亳的关系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语：“薄，宗邑也”，薄即亳，音近相通。宋景公说薄是宋的宗邑，当可信据。微子为宋之始祖，薄为宋之宗邑，因此对薄邑来龙去脉的考察，实际上即是对宋国最初历史即微子封建史实的考察。
宋景公所说之薄，早期文献还有两处提到。（注：《左传》襄公十一年另有“同盟于亳”。此亳，《公羊》、《穀梁》并作京，学者亦多信其为京之误，但“郑亳说”者坚信其是。亳为京之误，方酋生新近辩之最详，参见氏著：《也谈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亳》，《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一是《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公会诸侯于薄，释宋公”。（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作：“会于薄，以释之”。）二是《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子御说奔亳”。杜预注薄曰：“宗庙所在”。这个薄即汉之薄县，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谓的“北亳”。他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皇甫谧之前，说亳（薄）为汤都者还有班固。《汉书·地理志》论宋、曹地之风俗：“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薄县，汉属山阳郡，今在山东曹县境，（注：田昌武《早商文化的探索》（田昌武主编：《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认为，此亳在曹县西北跨济水处，地当曹卫之间、华戎错居之处，为推测之论，没有实据。）春秋后期在曹、宋界上。鲁哀公七年，宋军围曹，曹筑五邑于其郊以抗宋，其中之揖丘邑，注家多认为在今曹县内，（注：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所引，第1645页。）说明曹亡前，今曹县一带正在曹、宋两国边界地带。关于曹国的疆域，《史记·管蔡世家》所附《曹世家》并未及之，《汉书·地理志》述宋之分野时说到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汉陈留郡宁陵县与梁国的睢阳即宋都城紧邻，而山阳郡的薄县直接蒙县，距睢阳仅数十里。还有，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春秋时宋国都城西北门曰“曹门”，直对曹国，也说明宋都城距曹地近甚。由这两点说宋之宗邑亳春秋时曾经属于曹可能性很大。当然，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宋强则属宋，曹强则归曹。《左传》庄公十二年杜预注：“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可能其时已属宋，也可能只是杜预的推测。
古之建邦立国，必于其国都之中建立宗庙社稷，以便于随时祭告神明。《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这些记载都表明宗庙必立于国都之中。考古研究也表明，春秋中期以前之宗庙祭坛，全都在国都中的正位。（注：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344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宋国都城在商丘市，其宗庙则在以北几十里外的地方，近于别国，这是很可怪异的现象，其他国家迁国都者似未之见。北亳之南有南亳，郦道元说：“睢水又东径高乡亭北，又东径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睢水又东径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矣”。（注：郦道元：《水经·睢水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56页。）郦道元时南亳与宋都一水之隔，而春秋时睢水自西北向东南横穿宋都城中，考古发掘已证明这一点，说南亳是宋国平常奉祀的宗庙所在，应该没有问题。王国维说南亳“不独古籍无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0《说亳》，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似不确。那么，北亳即景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路史·后记》注引郑玄《六艺论》云：“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上古坟墓所在常常也是宗庙之地与君王之所居，景与亳并言当本于此。《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认为此景山乃汤与诸侯会盟之地，这明显是对皇甫谧之论的发挥。关于景山，郦道元《水经·济水注》云：“黄沟支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也。”以下又引毛公等传注进一步说明之。郦氏此处误从班固、杜预，将卫地的景山置于曹国，顾炎武等已辨其非。（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第1129—1130页。）顾氏并指出：“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亳之命’者。”王国维考景山距宋都商丘“仅百数十里”，然未指实何山，（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说商颂下》。）田昌五、方辉说商之景山即今曹县西北之梁堌堆，至今仍有“景山”之名。（注：田昌五、方辉：《“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可以看出，汉魏以后学人说景山皆据曹县薄邑周围之山，臆而言之，无有确据。稽之先秦旧籍，这一带并无景山之名，定陶以南至商丘一带只提到一座山，这就是曹国之南山，见于《诗经·曹风·侯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毛传：“曹南山。”《通典》曹州济阴县：“有曹南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谓南山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叶圭绶道光年间宦游山东多年，全面考察山东各州、府、县及其山川地理沿革，仿顾炎武《考古录》著成《续山东考古录》，将曹南山归之于“古有今无之山”，（注：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57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在亳邑之北、今曹县南标有南山，略近于孙星衍考证的汤冢所在的土山集，北距曹县城二十里。（注：孙星衍：《汤陵考》，《岱南阁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比较各家意见可以看出，曹南山在后世若隐若现，与景山相表里，后世所谓的曹县景山实则曹南山的传讹，又因宋之宗邑亳而附会为“景亳之命”的所在。实际上，商代诸王居则“出入日”、“宾日”，即礼而事之，所以商王都居附近常有景山之名，即其礼日之所在。商汤所居之亳，实在今河南浚县的丕山，即《尚书·禹贡》所谓的“东过大伾”之伾山，也即《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之丕山，由其地则曰伾、丕、伓、岯，筑邑其上又曰邳、
，由其宗庙形象则曰亳，名其民族又为殷、衣、卫，皆丕山之丕的音转，于此礼日故又曰景山，即《诗经·卫风》之景山。详细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注：陈立柱：《亳在大伾说》，《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其他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商汤之亳邑绝不可能远在曹县以南，那里距先商文化区较远。（注：参见江林昌：《〈商颂〉与商汤之“亳”》，《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诚如邹衡、田昌五等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宋宗邑至多也只能是宋始封之地的宗邑，决不会是什么商宗邑”，（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宋亳亦非汤始居之地，而是微子受封后建立的宗邑……此处传说为成汤会盟之地，即‘汤有景亳之命’是也”。（注：田昌五：《早商文化的探索》，《华夏文明》第3集，第15页。）
笔者也相信宋之宗邑是微子受封建立的，但理由与田先生不尽同。田先生如此说是他相信商汤之都在濮水流域，濮与薄通，薄又与亳通，以故亳是因濮水而得名的。至于另一个理由，即将“汤有景亳之命”会诸侯承大位为天下共主，改为“景亳之会”，即会诸侯以伐夏，发挥皇甫谧、杜预等人的成说，并据所谓的考古资料定其地在曹、卫之间，没有提供直接证据，可以不论。薄邑既为宋之宗邑，即宗庙所在，微子为宋之始祖，则薄为微子所居应该没有问题。有一件事也可以为之佐证，就是微子不仅居于此，也老死其地。《后汉书·郡国志》梁国薄县，刘昭注云：“杜预曰：‘蒙县西北有薄城，中有汤冢。《左传》宋公子御说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注：孙星衍《汤陵考》认为刘昭注系引《春秋释例》文，“微子”冢当为“箕子”。柱按：刘昭引文，“汤冢”以上为杜预文，以下引《左传》文不见杜预说，可知刘昭谓其西有微子冢，乃另有所本。微子冢，汉魏以后文献记载凡有三处。另两处是：《元和郡县志》卷10《河南道五》：“沛县微山，上有微子冢”；《水经·济水注》：“济水又北径微乡东”，并引杜预曰有微子冢。后一记载不可信，下文有考证。微山上的微子冢，当为微子后人迁其地而有之，非微子死其地亦可知。明清以后商丘也有微子墓。）商亡时微子年岁已过耄耋，因此其死于薄邑应该是居其地不久发生的事。微子居薄邑，则文献另一记载也易理解，并可以与之互证。《吕氏春秋·诚廉》载：周王“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王为周武王，可见武王曾派使召公与微子歃血为盟，周许诺微子长侯位置不变，世代继之，并奉有桑林之祀，私有孟诸之利。孟诸又叫孟豬、孟渚、明都，在薄邑东南，古代是十大著名的泽薮之一，其水盛大时当距薄邑不远。（注：《水经·济水注》引“《尚书》曰：‘导菏泽，被孟豬，’孟豬在睢阳县东北。阚駰《十三州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才覆被矣’。”又《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方漏之陆防、孟渚之泽，洒为九会”，九言其多；陆防，毕沅以为即大陆，古之巨野泽；说明菏泽以南迄于孟渚，泽薮多甚，水盛大时多所覆被矣。孟渚之水多来自曹国南部，薄邑居其上流，正合适于占有孟渚之鱼鳖草木之利。）如此，微子私有孟渚之利，居薄邑最为合适不过，若在商丘就隔有空、蒙诸泽而不方便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多说几句，就是殷末微子的封地。作为帝乙的长子，微子封于何地，先秦文献没有明言。《礼记·王制》疏引《郑志》以为微、箕皆在圻内，《论语集解》引马融语：“微、箕，二国名；子、爵也”，疏曰：“王肃云：‘微国名，子，爵，入为王卿士’。肃意盖以微为圻外，故言入也”。可见微子究在圻内抑或其外，汉魏学者说法已相互矛盾。其实，商之圻内有多大，又包括哪些地方，学者也仅是据《诗经·商颂》一句“邦畿千里”而推断的，并无确证。其后，《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北，径须朐城西……济水又北，径微乡东。《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经书‘冬筑郿’。京相璠曰：‘《公羊传》谓之微’。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鲁邑也。杜预曰：‘有微子冢’。”孙星衍据此而言“疑微子采地亦在是”，（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今在山东梁山北。微子采地在梁山以及杜说微子冢也在此，甲骨金文与早期文献皆不能证实。相反，不少材料说明微子封地在殷都的西边，而不是东南。据朱凤瀚研究，殷后期王族子支的封地，其地望可考者都在豫北西端与晋南、晋东南地区，目的在于屏护殷都的安全。（注：参见朱凤瀚：《商代晚期社会中的商人宗族》，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3集，第90页。）最新甲骨文研究也表明，山西境内就有一微国。（注：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殷都学刊》2004年第2期。）这个说法还有文献可为佐证。顾颉刚引阎若璩《四书释地》文：“今潞安府潞城县东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注：顾颉刚：《三监的结局》，《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而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潞城县下也有“微子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潞安府有“微子岭、微子桥”等，可见说微子早期封国在晋南，与商末王族分封情况相一致，也能得到甲骨文及文献记载的印证。或者正是在这里，微子看到周族势力的迅速扩张，感受到殷之将亡而与周人暗中接谋，助其伐纣（详下）。微子与周召公在共头山下结盟，其地在汉河内共县，正在今晋东南与豫东北接近处；若微子封国远在山东，就不会跑到此地与周人盟，而封地在晋南则顺理成章了；纣亡以后若微子回到山东梁山的“微乡”，处在武庚与殷东诸夷国之间，武庚与夷人叛，微子只怕也难免被挟裹而反。商亡后微子居于孟渚之滨的薄邑，周人通往东方的要道地带，则不仅可以避免背叛之胁，也能助周人东服叛国。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当时商、周族人的分布形势，以及甲骨、古籍记载看，微子封地都应在殷都以西而不是东南。
二 是成王还是武王封建微子
依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封建微子的是武王而非成王。
（一）微子不称“宋公”，说明接受成王之命者不会是微子，他也不曾主祀殷先人。《书序》云：成王“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今存《微子之命》中有这样一句：“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明说封宋时是命为“上公”的。《逸周书·王会解》述成周之会时“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而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可见成周之会时，宋之国主是以“公”的身份入朝的，而文献从无记载微子称公之例。不仅如此，《史记·宋微子世家》明言，第一个称名宋公者为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而不是微子兄弟。若是微子接受了成王之命而不称名宋公，这是讲不过去的。《礼记·乐记》孔疏：“其实封为五百里在制礼之后，故《发墨守》云：‘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封殷之后，称公于宋’，是也。”郑玄注亦云：“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武庚受封时武王徙微子出其旧地，别有所封；二是周公曾更封宋而大其地，说明周公所封与此前又不同，有所扩大；三是“称公于宋”，按之《宋微子世家》，正是微子之侄稽第一个称名宋公的。王国维说，商、宋声相近，宋公即商公，（注：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说商》；又，杨宽也认为宋、商同声通用。参见氏著：《西周史》，第386页。）名宋公即商公才有资格续殷先祀，而微子一系正是在稽当位时才称名宋公、代替武庚续殷先祀的，微子时还是武庚祀商，武庚败后才是宋之国主续殷先祀。不名宋公说明微子未尝主祀殷先，而其封地也绝不会是宋；既曰徙封微子，则微子不可能在原封地为殷长侯了。
（二）宋之宗庙不在商丘，也说明微子不居其地。微子为宋之始祖，始祖所居即是宗庙所在，宋之宗庙不在商丘而在薄邑，说明微子只是居薄不曾都宋。而自薄邑徙至商丘，方可谓之“更封而大其地”。
（三）古之封赏必于宗庙，成王时微子若不死年岁至少已在百岁左右，过于老迈，不可能至宗周接受周公成王的册命，以及参加成周之会。关于微子的年岁情况，文献是透露出不少信息的。1.《尚书·微子》记载微子去纣前与太师、少师有一番谈话，请问太师自己该如何是好。微子的话中有这样一句：“吾家耄逊于荒？”马融注：“卿大夫称‘家’”，郑玄：“耄，昏乱也，”孙星衍疏云：“谓我年耄，将遁于荒远以终老”。（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58页。）《礼记·曲礼》：“八十曰耄”，郑注：“耄，惛忘也”，年老自然惛忘。可见，微子谋去纣时，年届80，已是年老惛忘之岁。2.《微子》中还有一句话：“我旧云刻子，王子不出”。这一句话旧注大都认为是太师之言，虽解释各种各样，皆不甚通顺。《论衡·本性》则属之微子，云：“微子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纣为孩子之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恶不出众庶，长大为乱不变，故云也。”王充明说这是微子说的话，孙星衍从之，皮锡瑞甚至批驳不信汉人遗说者，非是信而好古、不知盖阙之意。（注：参见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1页。）王充引此文是说纣王很小的时候，微子已看出他的本性不好。既曰纣为“孩子”，则微子已成年可知，彼此相差至少在15—20岁。3.据《左传》哀公九年、《史记·宋微子世家》等，微子为帝乙长子，纣为少子，《吕氏春秋·当务》甚至说：“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意思是说，和二位兄长相比，纣的年龄很小。这与王充所引微子以长者口气言纣小时候的情况相一致。4.微子长于纣，则纣的年龄也有助于推断微子的年岁。 纣王在位，《今本竹书纪年》谓之52年，《帝王世纪》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判为30年，以其15—20岁始居王位，50年后则在70岁上下，30年后也在50岁左右。其小时微子已见其本性不好，以相差15—20岁计，则纣之亡年，微子多则90岁上下，少也在70岁以上。这是据纣之在位时间提出的推断，说明微子去纣时自言已在耄耋之年，不是没有根据。马融注《论语·微子》甚至说：“微子见纣无道，早去之”，很早就离开了纣王廷。其时已80岁，至纣之亡年又有不少岁月矣。到成王六年周公更封宋时，微子若未死，则其年岁至少已在百岁左右。
古之人年龄近百岁，可谓老之至也，能千里迢迢赴宗周应周公成王的册命，又能在成周之会的堂阶下站立数个时辰不倒，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微子的下一辈人（70岁左右）应付这样的奔波也不能说不够劳苦。因此，以周初的社会变乱、微子的思想情绪以及其年岁情况推断，说成王徙封宋时微子已不在人世显然更在理。微子、微仲不在人世，而继位之稽徙封故谓之宋公，否则其第一个称名宋公就不可解了。
（四）相比较而言，说成王封微子于宋的文献多在秦汉以后而少先秦者。言成王封微子者，以《史记》为最多见，如《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前引《书序》也言成王封微子，其成书时间，司马迁以为出于孔子，近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写于周、秦间，且是在汉代辑录整理的。（注：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7页。）《史记》以后，认为成王封微子的文献就很多了，大概都受到《书序》与《史记》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先秦时期的文献谓武王封微子的要多些，已见上引文。
讨论微子封于何时，我以为有两件事首先需要弄清楚：一是微子自己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又如何作为？二是微子何以得封？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其所作为与其受封应该相关。
关于第一个问题，《微子》一文有提示，这就是微子自己所说的“人自献于先王”。（注：本句旧多视为太师语，孙星衍属之微子，皮锡瑞据司马迁文义推断，亦以为微子言，并言古文《尚书》误脱“微子若曰”四字，俱见上引两人书。以前后文意揣之，说为微子言较可取。）这一句话较为浅明，是说人各有志行，各照自己的意愿对先王做出自己的贡献吧。我们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与太师、少师商量后“遂亡”，又说“遂行”。这个说法可以和孔子之言相对证。《论语·微子》云：“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但仅仅是“去之”显然不足以说对先王有所贡献。可能是因为这样，朱熹注之则云：“微子见纣无道，去之以存宗祀。”（注：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67页。）孙星衍说：“微子去之，为抱器以存宗祀”。（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62页。）这个说法是从《宋微子世家》中武王伐纣，微子将其祭器造于军门以降周推说而来的。武王既已伐纣克殷，微子持其祭器投降，武王就允其保有先人之祀，理由未免单薄。事实上，微子去纣后还是做过不少事情的。由文献所述，可以举出至少四件与其“存宗祀”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吕氏春秋·诚廉》篇所说的，微子与周大臣召公歃血为盟于共头山，周许诺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以及相奉桑林，私有孟渚之利。可是周为什么会许诺微子，微子又是如何报答周人的？留下的盟辞中没有见到记载。但若考虑上古时人对神盟誓，不敢违背神明，则微子报答周人之事，必是口头承诺，未入盟辞而已。《诚廉》接着说到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二人不耻周之作为，北行而饿死首阳山。细绎伯夷、叔齐之言，周为代殷而兴，贿赂者有之，以兵相威者有之，阴谋离间殷贵族者有之，利用梦话以取悦众人者有之，如此等等。而周与微子盟，正是行贿以求其内应。同篇还说到周王使周公旦与殷大臣胶鬲盟于四内，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也是通过许诺官财而获得其支持的。可见，微子、胶鬲与周早有阴谋，文献有明确记载。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事相关联。《吕氏春秋·贵因》篇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过去认为胶鬲之主是为纣王，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使得文中内容不可解。据陈奇猷先生最新考证，胶鬲之主实则为微子。（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9—940页。）胶鬲之来见武王，实为约期以为内应，所以武王才会说“吾已令胶鬲……”的话。胶鬲与周有阴谋，《国语·晋语一》也有记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胶鬲是和伊尹亡夏一样的亡殷者。他是如何亡殷的呢？联系他与周武王约定甲子日在殷郊会期，结果纣兵前徒倒戈，周人不战而胜，说这是胶鬲与微子暗中做的手脚，应该没有问题。不然胶鬲和武王期以甲子就不好解释了。而武王确实在甲子这一天到达殷郊并战胜纣王的军队，出土铜器利簋铭文及其他一些文献都已证实。不仅如此，笔者还曾经从三个方面指证，利簋上的利，实际上就是胶鬲，因为他帮助周人不战而胜，结果得到奖掖而作宝器。（注：陈立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说献疑》，《中华文史论丛》第7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胶鬲是为联络人，而微子才是主谋。因为害怕失期，让胶鬲前往联络周武王，以确定日期。武王为了成其克殷大功，不顾士卒生病，雨夜兼程，只用虎贲3000人，戎车300辆，一早晚便战胜纣兵70万，取得克商大功。《荀子·成相》云：“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细绎文义，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投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说明其与武王合谋之事成功，武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荀子·议兵》篇还说道：“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启）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荀子也认为微子是顺应潮流投降周人因而得封的。共头山下与周结盟，如今又使纣兵前徒倒戈，则周之胜殷，微子之功大也。
第三件事是微子使族人降周，并参与伐纣。据《尚书·牧誓》，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这个微还见于《尚书·立政》：“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髳、微在巴蜀”，“正义”引《括地志》云：“戎州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对此，现代学者信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顾颉刚、王玉哲等考证，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都在汉水以北至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在大西南者为后来迁入的。（注：参见顾颉刚：《牧誓八国》，《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4—487页。）钱穆则将之与穀水以南的微山联系起来，地在今洛阳以西的新安。（注：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指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注：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35页。）若此，参与伐纣之微与上文考证微子之国地理上相当，应是一个国家，微子国人曾经参与伐纣为事实。微子遣其族人入周还见于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
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徐中舒指出其中之微即微子，（注：参见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赵诚说，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注：赵诚：《墙盘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微子使其族人入周为史官，所以不少学者径称其为“微史家族”。史墙参加过周王对师酉的策命；墙的儿子继任作册，钟铭所谓“夙夕左（佐）尹氏”即是明证。如此，则微子使族人降周伐纣，立功名于周廷。
第四件事就是武王伐纣成功，微子面缚衔璧投降周人。此事见于《左传》僖公六年及《宋微子世家》，上文已提到。纣王兵败自杀而微子立时投降受封，微子若没有为周人做过什么，这是不可理解的。将上面三件事与之联系起来看，说彼此之间密切相关，或者是前此举动必然会有的结果应该没有问题。又据《尚书·微子》，殷太师、少师建议微子出逃，而自己则准备“兴受其败。商其论丧，我罔为臣仆”，就是说他们不愿做别人的臣仆，要接受失败带来的灾难。这句话既说明太师、少师不愿意做别族的臣仆，也暗含有微子可以去投降周王的意思，否则不会以做不做“臣仆”为言。太师、少师虽然不愿为人臣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和纣王一起死难。《论语·微子》载：“太师挚适齐，少师阳入于海”，《淮南子·氾论训》：“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武）王，期年而纣乃亡”，《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本纪》也云：“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汉书·董仲舒传》：“殷纣杀戮贤知，守职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看来，太师、少师也和微子一样离纣而去。二人和微子关系密切，本要和纣王一道接受惩罚，后来弃纣而去，只怕与微子也不无关系。
可以看出，“微子去之”以自献于先王的所作所为，正是暗中与周接谋，盟誓拥周，派族人参与伐纣，入周为史为谋，以及暗中使纣兵前徒倒戈，接应武王，促成纣王速速灭亡，从而得到周的谅解，以图保有先王的祭祀。只是伐纣后，周武王立即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续殷先祀，微子虽然肉袒而降，却未能成为殷祀之主。周兑现了原来许诺的部分誓言，允其在孟渚之滨为殷长侯。微子本为殷之微地的封君，入居新地仍以旧地封主之名名之，这是周时的习惯。如封周公于鲁（今河南鲁山县），其子伯禽代行，曰鲁公，后徙封于山东曲阜，伯禽仍称鲁公、鲁侯。卫康叔封，本封于河南禹州康成村，（注：或以为在临汝康地，参见刘起釪：《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31页。）故曰康叔，后改封于卫而曰卫康叔。微子于新居之地筑邑以为宗庙，（注：邑字，学者多认为上部为封域、城邑，下部示其中有人，但与甲、金文构形及其历史背景不合。金文邑字上部一律为圜形，甲文邑字上部□形乃圜形省刻，本象天体圜圆，是上天之表示，下部为跽状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即于庙坛告（请）命于天之象形。说详陈立柱：《邑字缘起新说》，《殷都学刊》2004年第4期。）“亳”字即宗庙之象形，故曰亳（薄）邑，后来就成为宋之宗邑。微子既不得为殷之大宗子，只能以微子而不是宋公、殷公相称，所以其弟仲衍继位仍曰微仲。只是到了武庚遭废、微仲之子稽继位获封为宋公即商公时，才成为殷之宗子，有资格称名商公、殷公，主祀殷之先公先王。学者将《左传》“使复其所”解释为让微子回到原来的封地微，显然是对司马迁“复其位如故”的进一步发挥。周已为天下共主，微子为周之天下做出了大贡献，周王兑现部分诺言正情理中事。再与上文所说“北亳”的来历合而观之，则周王正是允许其在孟渚之滨建立宗庙祭祀。《荀子·成相》云：“封之于宋，立其祖”，杨倞注：“立其祖，使祭祀不绝也。《左传》曰：‘宋祖帝乙’。”所引《左传》之文见于文公二年，而帝乙正是微子之父。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周武王“封微子于宋，与成汤有直接关系”。（注：参见辛德勇：《关于成汤都邑位置的历史文献研究》，《九州》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5页。）这种关系若有只可以理解为奉祀成汤。若然，则武庚“续殷先祀”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大宗子只能有一个，而武王伐纣后封武庚“续殷先祀”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如此则微子未奉成汤为大宗子就是真的。微子不立成汤庙，（注：郑玄注《诗经·有客》云：“微子启，纣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为宋公，代殷后，承汤祀。”说微子祀成汤显系不实。宋之祖为帝乙，微子启父也，微子若祀成汤，则为大宗子，宋之祖就是成汤而非帝乙，武王伐纣所封奉殷先祀者就是微子而非纣子武庚了。这与事实显然不符。）这是大宗子才有资格祭祀的，微子作为小宗支子，只能以其父帝乙为祖，犹如鲁国立周公庙以为祖。直到宋公祀商后才于宗邑建立成汤庙，这是薄邑有成汤之墓的原因所在。这个事实也说明，微子之初不曾称名宋公即商公。若此，将“使复其所”理解为周武王焚其榇、释其缚后，让他回到其原在殷京的官所休息，比理解为回到原封国，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形上看都更在理。老迈的微子面缚衔璧，膝行而降，艰难受罪可想而知，让他回到住所休息正是人之常情。
由上述，封建微子的周王只可能是武王，先秦文献多言武王封微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秦汉以后，因为大家只注意到成王正式册封宋公以代武庚，便以为受封的是微子。加之微子的封地就在宋国都城北边不远处，后世也在宋的范围之内，以及司马迁习惯于以始封之君名其世家，（注：《史记》之《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卫康叔世家》等等，都是以始封之君名之，虽然如周公者并不曾为鲁公，重其始封之君也。）结果导致混而不辨，微子遂成了宋国的封君。宋公稽承续了微子一脉才得以成为殷之宗子，一如鲁公伯禽之承周公而为侯于鲁一样。不过宋公稽之徒封宋（商丘），东方形势已经大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国之立是周公成王统治东方政策的重新部署。
三 成王大徙封与宋国之立
武王伐纣后的第二年去世，武庚与三监联合叛周。结果引起周公成王大举东征，并对东方的统治政策进行调整，一改武王获有“天命”便放马南山的做法。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对于殷民族的统治措施，也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单就对于殷民族的影响而论，东征以后，殷民族分崩离析，与前此统一于宗子武庚的领导根本不同。粗略地说，东征以后殷民族以五种方式析分各处：一是被称“殷顽”者迁于成周，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二是分配到各国成为被统治者，如鲁国分有殷民六族，卫国分得殷民七族等；三是滞留在郑、曹、祭、温、胙、郐（后来的郑）等中原国家中的下层民众；四是逃散于四方者，尤其是随武庚北逃以及与淮夷一起南下者；五是集中于宋国的，由微子后人统治，以守殷祀。周王朝一方面析分殷民族于各处，另一方面将周族人等大批东迁，充实东方的统治力量，如封建卫、鲁、齐、燕等国于东方。这些诸侯国原本封在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等地，现在则大批迁往原殷民族及夷人较集中的东部以至海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罗列了20余国徙封的例子，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进一步提出有71国之多，周初姬姜两姓有名的国家几乎都在迁徙之列。周对于为伐纣做出过贡献的微子这一支也不能放心，向东迁徙的不少诸侯国实则为了包围、监控宋国，防止再出现叛乱。杨宽指出，周“分封许多诸侯对宋形成内外两个包围圈，从它的西、北、南三面加以监督。”内层包围圈主要是异姓诸侯，在宋的西北有姒姓的杞、赢姓的葛；在宋的西南有妘姓的鄢，姜姓的许，传为神农之后的焦。宋的外层包围圈主要是姬姓诸侯，北方有曹、郜、茅，西南方有蔡、沈等国。（注：参见杨宽：《西周史》，第386—387页。）这就是周公成王分封姬姓诸侯的实际用意，他们占据肥沃土地、战略要地以及交通要道。不仅如此，“有时把异姓诸侯放在扩张有困难的地区附近，姬姓诸侯在后方，采取确保交通路线的方针”（注：伊滕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0页。）宋国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扩张困境中的国家。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宋国东有空泽，南有逢泽，东北是蒙泽，蒙泽以北则是上文说到的大泽孟渚，西南方为泓水，北边近于曹，而杞、葛则在其西北。宋国唯一开拓发展的地方就是东南方，而这里是少有人居住的水网薮泽之地。徐偃王到中原，要在陈、蔡之间开沟而过，吴王夫差北进，要在宋、鲁之间开运河前进。可见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几乎没有外向发展空间的所在。只是湖泽沟薮逐渐干涸后，宋才有所发展，西周时不能有所作为可以想见。对于周王朝来说，封宋仅仅只是存其祭祀而已。迁微子后人于商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出地方给曹国。据《曹世家》，曹于武王时已封于定陶。实际上武王时所封之曹更可能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卫戴公“以庐于曹”的卫曹，在今河南滑县与濮阳之间。这个曹，《管子·小臣》、《水经·淇水注》、《汉书·地理志》作曹，《列女传·许穆夫人》、《易林·噬嗑之讼》、《诗经·泉水》则作漕。封叔振铎于曹，正是占有要地，和三监一道监视武庚。成王迁于定陶，占据西方与“大东”、“小东”（注：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1930年。）往来的通道，其南直逼于宋。宋之南迁虽数十里，其意义则大不同，不仅使殷人让出交通要道，也使其迫近于水泽之乡，无法扩张，不能再对周之统治构成威胁。
关于曹国早期的情况，这里虽然只是推测，但与当时徙封的形势相契合，也能解释曹之国名的来历。武王伐纣封建姬姜二姓有功之人，郑州（管）以东只有曹国，（注：曹县东城武县有地名郜，旧注多认为是郜国所在，杨宽认为此郜乃周武王所封。参见氏著：《西周史》，第127页。杨说只是推测，没有实据。）广大的东方不是殷商族人，就是狄戎夷人的天下，置曹于定陶，处于东方诸族之中也不可解。若在河东的卫曹，处古黄河之滨，是大东与小东交通的战略重地，则监视殷都甚便。
从以上所述周之徙封形势与宋国所处位置来看微子之侄稽的称名宋公，我以为更容易明了宋之封必不是微子，而是其后人，郑玄所谓“周公更封而大之”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只是更封者非微子而是其侄稽而已。
商朝末年，纣王暴政不得人心，周族乘机发展起来。微子启等殷贵族为使殷族不被夷灭，祖先得以血食，纷纷投奔周，助其伐纣，企图得到周王的谅解，以达其“自献于先王”的目的。古人以祭祀事大，存其族的具体表示就是能祭其祖，故而不惜一切成全之。微子去商投周时年已在耄耋，武王伐纣后置于孟渚之滨，既是安抚也是保护，不久老死其地。纣子武庚不愿臣周，复又起事，三年后败北。周公成王改变了以往的统治政策，分崩离析殷族，层层包围宋国，只让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掌其先祖之祀，命为宋公。宋之宗邑不在国都商丘，微子兄弟不称宋公，稽第一个称名宋公，以及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国都，所有这一切都已暗示微子不曾封宋。但是，因为孔子说过微子是仁人，（注：说微子仁人，也有不为然者，如《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对应侯言有：“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只是后来影响甚微。）《管子》、《孟子》（注：《管子·宙合》云：“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孟子·公孙丑上》：“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也说他是大贤德长之人，他和周人联手倒纣的事，儒家之徒便讳言之，因而其去纣后的作为也就视而不见。此事不明，则其“存殷之祀”之心不能落实，宋初之史实也就隐晦不明。现代学者多忙于考古文献的整理、研究，而宋国出土的铜器文物很少且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早期的，这也影响了对于宋初之史事的关注，是以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研究周初封邦建国的论著，对微子之封多是一笔带过，加之有关于当时情况的文献记载大多模糊不清，只有《史记》所述整齐有序，是以也多误从《史记》，相信成王封微子国于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