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愿景——美国战略中的日本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愿景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秩序的追求一直是对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挑战。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冲突、革命与战争向世界大国之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模式的演化，才有了今天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但是，国际体系并不是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秩序一旦建立，它的维系需要富有重大责任的主要大国积极而充分地参与到这一体系的有效合作中来。
在今天的东亚，日本与中国就是这样两个大国。前者是美国长期的主要民主盟友；后者是志于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轮廓的崛起强国。自从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布什政府一直在引导日中两国朝着支持现有国际与地区秩序的方向努力。然而，采纳的战略(由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与现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阐释)代表了引向东亚及更广秩序范围的截然不同的途径。
2000年10月，由阿米蒂奇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研究小组撰写的报告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这份报告表达了以日本为中心的战略.①几个月后加入布什政府的阿米蒂奇强调要把这份报告作为政策路线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途径，在2005年9月佐利克对美国全国美中关系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中初现端倪。②如果认为这两个文件代表了布什政府对日中两个大国的政策思考，那将是误导性的。然而，它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领悟每种途径中心要素与内在逻辑的观察视角。尤其在东亚，两个文件都被视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战略的声明。
2006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了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③该战略将引向国际与地区秩序的“阿米蒂奇”与“佐利克”途径的要素融合在了一起，但是实施这一策略将要求接触与军事手段之间的适当平衡。这也要求在全球与地区利益的相互作用中明确美国的优先地位以及找到平衡中国的恰当政策。
一、“阿米蒂奇”途径的解读
理查德·阿米蒂奇对于日本的强调，首先反映出以联盟为中心管理变化的方法。鉴于预测到新世纪的挑战，阿米蒂奇报告发现美日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重要”。日本不仅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装备精良、能力卓越的军事力量”，而且是“我们的民主盟友”。除了许多的共同利益之外，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也提供了美日合作的坚实而又持久的基础，这将使两个盟国在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方面的愉快合作成为可能。尽管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这个研究小组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美国决策者中心”的状况还是表达了担忧。这种担忧的言外之意，就是对以牺牲美日关系与联盟为代价而去重视中国做法的批判。
“阿米蒂奇报告”对克林顿政府与当时的日本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加强美日伙伴关系而招致北京敌对反应的担心”，美日双方没有落实1996年美日《东京宣言》设定的安全议事日程。这个宣言提供了冷战后联盟安全合作的愿景，而且紧随其后的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赋予日本在日本“周边”不测事件中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援的义务。虽然日本依据事态性质而不是地理概念来定义这些地区，但是中国认定这种潜在的安全合作包括“台湾事态”。
与克林顿政府向中国方面倾斜政策不同的是，该报告呼吁这样的认识：即“重新注意提升、激活与聚焦美日同盟的时刻已经到来”，美英“特殊关系”被认定为美日同盟的典范。这个类比强调位于美英关系核心的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这些一直是历史上美英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威胁的基础。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是一个含蓄的邀请，它要求日本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与美英承担的相似但不相同。美国对于日本努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是与未来美日伙伴关系对于全球秩序的贡献相关联的。
该报告将美日同盟“集体自卫”的禁止性条款视为对“联盟合作的限制”，而且表明美国将欢迎一个“愿意作出更大贡献与成为更平等联盟伙伴”的日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呼吁提升美日双方情报与国防工业合作，特别是在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方面，以及就主要的长期性战略问题开展范围更广的战略对话——其中就包括中国崛起与它对地区秩序影响的问题。
在日本与中国有争议的尖阁群岛(即钓鱼岛)问题上，该研究小组明确地支持美国站在日本一边。该报告还敦促美日双方应该鼓励中国“成为地区政治与经济事务中的积极力量”，而且呼吁美日双方“就这一议题开展持续性的战略对话”。尽管反对“遏制”，但该报告未明确说明的方向，就是对中国推行“两面下注”战略。美国与日本要尽力敦促中国朝着负责任地区角色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中国将面临重新焕发活力后的美日同盟的对抗。换句话说，强有力的美日伙伴关系是保证中国崛起后成为现存政治与经济秩序支持者的最好保险。
重视日本，反映出美国为应对变化引入更强的日本角色来支撑国际秩序的“联盟中心”策略。在冷战时期，美日同盟是服务于美国对苏联实施全球遏制战略的东亚之锚，今天它是作为华盛顿与东京努力应对“9·11”事件后国际秩序安全挑战的中心要素而存在。这些挑战来自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处于“十字路口”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与俄罗斯的未来方向。在联盟内为支持国际秩序，日本已经向承担更大角色的方向迈进。这一点已经由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持久自由行动”中的帮助，以及陆上自卫队帮助战后伊拉克重建的派遣得以证明。日本也是支持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的首批国家之一。
阿米蒂奇的联盟愿景，在2005年2月与2006年5月美日安全磋商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体现。④这些“2+2”声明奠定了联盟未来战略的基础，它表明了美日双边、地区与全球利益的一致性以及联盟在促进双边安全、亚太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的理解。实际上，这些联合声明超越了军事同盟，正在潜在地将日本从亚洲盟友改造成为维系国际秩序的全球战略伙伴。
很明显，目前的日本想要有所作为还有不少限制。日本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历届日本政府一直将宪法第九条解读为对他们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这是所有“安全委员会”成员本应承担的义务。从民主决策的角度看，日本已经否决了其自卫队成为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尽管拥有全球利益，如果不与华盛顿合作，东京仅拥有有限的战略影响力。
二、“佐利克”之时代精神
与阿米蒂奇扩大美日伙伴关系愿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佐利克视角中的中国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佐利克2005年9月的演讲发出了被经常引用的对中国的邀请：期待中国成为支持现存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⑤很明显中国与月俱增的全球重要性与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受到了重视；在佐利克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特性与内涵。
该演讲以强调中国1978年决定的深刻影响为起点，当时中国决意拥抱全球化并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很大，它在增长，而且在未来岁月里它将影响世界……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它的影响力。”佐利克主张“中国有责任来加强已经使它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他建议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敦促北京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作为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维护现有国际规则、形式与组织的交换，中国应获得在这些机制中的更大发言权以及与美国一道“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更大能力。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角色不仅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允许北京追求更大的地区与全球角色，进而避免出现它与华盛顿之间的恶性竞争。
佐利克强调美中之间重要的共同利益可以通过合作来获得，同时声称“在维系提供这些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体系方面美中可以利益共享”。该演讲对于中国的经济角色给予了极大关注，注意到中国已经从开放的、有规可循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特别是从准入美国市场中获益。然而，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现在它可以影响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没有来自中国的更大合作……美国将不能维系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因为作为利益攸关者它要分担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责任。”知识产权盗版行为、汇率政策与重商主义的能源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存在不负责任行为的领域。
外交政策领域，在处理诸如朝鲜、防扩散与反恐问题上，认为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其责任。佐利克赞赏中国在维系稳定方面的具体贡献，但同时注意到在诸如出口管制与应对伊朗核计划等其他方面，中国立场的严正性并不明朗。他同时对于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的动机与透明性表示了关注，而且强调中国有向更加负责任政府“和平政治过渡”的需要。
尽管佐利克重视中国的全球影响，但他也深知中国力量与影响在地区层面的快速增长超过全球层面。他注意到北京已经在亚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声称“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佐利克赞赏中国在亚洲多边外交中的努力，但同时对其“迈向支配性强国”的地区活动表示了担忧。佐利克重申了中国与台湾和平解决分歧的重要性。佐利克的演讲承认中国增长地区影响力的现实，但是没有申明对中国长期意图的立场，也没有说明中国谋求哪些利益是正当的，以致可以受到美国的尊重。
重视中国作为有潜力的建设性全球角色一直贯穿于美国的亚洲政策之中。佐利克的演讲没有充分说明中国在全球、地区与国内层面间行为的关联性。然而，它内含了两种理念：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机制来改变其投入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方式。⑥该理论认为国家不断融入全球与地区机制将提升侵略行为的代价，因此在地区与国际层面，中国的行为将会变得更加温和与负责任。佐利克还引入现代化理论来论证中国过去25年伴随经济增长的封闭政治将不可能延续。⑦“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来更加富裕的中国人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这将对政治改革积聚压力。”佐利克暗示这种力量将最终引发积极的政治变化并致使中美价值观更加接近。
支持中美合作的人曾警告说，如果中国被孤立，它将变得极具破坏性。众所周知，1967年理查德·尼克松曾说过不要把中国置于“愤怒的孤立”之中。⑧北京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以支持经济发展，以及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保证，已经减缓了外界对其扮演破坏性角色的担忧。不过，中国巨大的规模与人口意味着国内秩序的崩溃或者政府对边界控制力的削弱,都将在地区与全球层面引发大动荡。⑨
三、两种愿景，一个政策？
上述两种应对地区与全球秩序的途径有着很大不同。“阿米蒂奇”途径以美日伙伴关系为起点，并努力使之朝外向性的地区与全球层面拓展；而“佐利克”途径则以中国的全球影响为开端，并努力内向性地思考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以及它未来国内政治的演化。阿米蒂奇强调美日同盟内共同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佐利克重视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与在更具合作性的框架内处理争议问题。在阿米蒂奇看来，强大中国潜在的破坏性行为是对地区安全的首要挑战，而在佐利克看来，应该关注免费搭便车的中国是否在逐渐破坏现存的国际与地区秩序。
尽管阿米蒂奇与佐利克从不同的起点来思考东亚秩序的问题，但是从理论上讲，将这两种途径融合成一种协调性的政策应该是可能的。事实上，布什政府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尝试这样一种融合。该文件鼓励中国成为支持国际秩序的“负责任利益攸关者”，注意到美日关系的全球意义，而且明确认可了针对中国的“两面下注”战略。⑩在不考虑两种途径各自核心部分不同认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途径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而且它们所牵涉的实际问题也将它们融合在一起。
选择“两面下注”战略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未来政治、军事演进“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将中国定位为盟友或者敌人不同的是，这一战略谋求在“接触/外交”与“吓阻/威慑”之间维持平衡。前者强调美国努力把诱导中国合作、鼓励其融入全球机制和经济作为影响中国未来演进的途径，后者强调美国的军事能力能够防范中国变为侵略或威胁的可能性。实施这一战略的挑战，在于当这两个方法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相互作用的时候如何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
实际上，阿米蒂奇与佐利克代表了构成“两面下注”战略的不同要素。佐利克要求中国扮演“负责任利益攸关者”的呼吁，强调的是对华接触的一面以及对导致中美合作的共同利益的展望，而且中美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与地区秩序。阿米蒂奇对美日伙伴关系(包括亚洲其他盟友)的重视，则是强调“两面下注”战略中的军事层面。这种途径强调美国军事力量与盟友限制中国挑战亚洲秩序的能力。佐利克关注中国潜在的国际秩序贡献，而阿米蒂奇将日本视为全球伙伴。
最后，这两种战略将被证明是可以并存相容的。北京可能会欢迎佐利克寻求合作支撑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概念。如此一种进展也与“阿米蒂奇报告”中促使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成为“积极力量”的愿望相一致。佐利克认为，中国接受“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国际角色可以缓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并改善中国政治改革与最终民主化的前景。这一愿景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对中国的期待相一致：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民主的未来。
民主和平将最终获胜，美中日三方利益将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得到有效管理。但是，从实践上看，这一愿景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实现这一愿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能否管理这两种挑战：一是在地区与全球层面上维持国际秩序；二是化解不断恶化的中日敌对关系。
要想成功，美国必须在其全球与地区利益的互动中权衡清楚轻重缓急，同时找到平衡中国与日本的恰当政策。在全球层面上推进中国变为国际利益攸关者的努力不应以牺牲美国传统的东亚利益为代价。同时，在东亚与日本的军事防备也不应妨碍与中国一起推进国际秩序的努力。成功也要求处理好与内部政策协调以及国内政治相关的挑战。
四、平衡关系
在阿米蒂奇与佐利克愿景下处理与中目的关系，要求美国对其地区与全球利益的优先性作出谨慎的调整。中日关系紧张的基本表现包括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围绕钓鱼群岛与东中国海的领土纷争，各自对对方军事现代化的担心以及对于能源的潜在竞争。以上问题因双方国内政治中的历史观问题而恶化。
紧张的中日关系将对亚洲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敌对的中日关系将大大影响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的前景，如果中日韩在从历史观到民主的敏感性议题上达不成一致，将很难看到东亚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实质性进展。日本对亚洲的历史观问题以及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不仅恶化了中日关系，而且赋中国有效之柄去削弱日本在亚洲的影响。这一点限制了日本对亚洲稳定的贡献，也对美国的地区外交构成挑战。
中日之间地区内的敌对关系与双方谋求对全球秩序作出贡献的潜在竞争并存，这将使美国平衡中日关系变得困难。然而，确保双方实质性的合作将需要美国在地区竞争中表明立场的行动。这将产生困难问题：当美国以中国为先，东京会愿意看到华盛顿努力与中国在全球层面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协调关系吗？努力发展美日军事同盟实施“对冲”战略与努力达成和北京协调的做法不相矛盾吗？当中国依然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与台湾问题没解决的时候，与中国和解协调会是可能的吗？
“阿米蒂奇报告”将美国坚定地置于日本一边，而佐利克更加谨慎地关注华盛顿如何平衡它与北京和东京间的关系。作为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制的所有领土，这样也包括了有争议的钓鱼群岛。(11)2006年1月，美国海军与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防御未说明的边远岛屿，这印证了阿米蒂奇的上述承诺。在清楚表明美国有义务防卫日本的同时，美国必须当心自己被拖入不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中日(东中国海与钓鱼岛/尖阁群岛)与日韩(竹岛/独岛)的领土纷争中。
尽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亚洲利益，但是这一声明并未阐释诸如中国哪些地区利益应受尊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值得尊重等关键性问题。佐利克演讲中明显忽略的另外一点是，他未能说明中美在亚洲的各自利益能协调到什么程度。例如，回溯到一个世纪前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成功抵制了亚洲国家企图排挤美国地区影响力的努力。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佐利克怎么看待中国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如东亚峰会或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机制之外的努力。难道是他警告中国不要追求“支配性强国”吗？
关于台湾，北京声称谋求统一是自己的重要而正当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并不必然长期地与美国的“和平解决”利益诉求以及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相冲突。但是，其中涉及的地区战略问题以及台湾民主与中国极权的现实，必然使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敏感的问题。
美中关系缺少基于共同民主价值观保护的减震机制，而民主价值观居于美日同盟的核心。考虑到美国政府重视民主议题及国会关注中国广泛的人权问题，假如北京的民主自由化运动并无进展，去思考基于共同利益的中美协调能持续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没有意义。
与此相反，日本的价值观和它的大多数全球利益与美国的相当一致。然而，还存在东京是否准备好扮演国际角色的合法性问题，这需要其国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国内因素诸如农业院外集团的活动力量和首相们对供奉有判决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参拜，已经在限制日本扮演地区角色的能力，更别说全球角色了。尽管“阿米蒂奇报告”鼓励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层面作出更大贡献是正确的，但日本是否有意愿迎接这一挑战还悬而未决。即使东京决意剔除其自加的政治与宪法方面的限制并极大地投入它对国际秩序的贡献，它的努力可能也不足以平衡以往中国全球合作的贡献。一个更加咄咄逼人的日本也可能会引发中国破坏地区与全球秩序的能力。
阿米蒂奇对日本与美国盟友的重视，最终代表了对中国未来亚洲角色的怀疑性看法。因此，“阿米蒂奇报告”的核心是把加强美日同盟作为防范中国的藩篱，而不是来界定与承认正当的中国利益或者构筑中美合作的框架。这意味着一种比佐利克愿景更缺少合作性的关系。
日本官员越来越愿意描述中国为威胁和支持台湾的做法有可能加深中国把美日同盟视为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取向。北京已经对同盟的目标，同盟在台湾可能的不测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华盛顿是否在寻求武装日本对抗中国的做法表达了关注。北京对地区安全及台湾问题不断升级的担忧，将阻碍其在全球层面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角色，这一角色显示了“阿米蒂奇”途径与“佐利克”途径的根本不同。“阿米蒂奇报告”怀疑积极的刺激能否诱导出中国的合作性行为。它强调日本及其他美国盟友扮演的亚洲角色，这种角色会增加中国侵略行为的代价并减少其获益。阿米蒂奇不在乎这对中国合作意愿与中国未来政治演进的负面影响。相反的，佐利克希望美国接受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与尊重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意愿会导致中国积极贡献于全球秩序以及稳定的中美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将增加中国最终民主化的机会。然而，这就意味着美国要接受一个与自身利益不一致的强大的中国。
阿米蒂奇与佐利克维持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看法在假定、逻辑与重点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将两种看法融合成一种协调性战略在理论上讲应该是可能的，美国战略文件如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试图做到这一点，为了应对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它使用了“两面下注”的战略概念。这一战略的目标将影响中国的政策抉择与未来演进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如果这种愿景不能自我实现就要防范其失败的可能性。“佐利克”途径与“两面下注”战略中的接触路线有着广泛的一致，而“阿米蒂奇”途径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在于防范侵略性中国出现的可能性。
然而，在实践上看，合并两种途径可能会导致困难的抉择。为了保持军事与接触政策的平衡，“两面下注”战略需要谨慎地协调。困难程度因为五角大楼与国务院各自执行该战略的不同路线而提升。如果不能清晰地引领对华政策，同时调节军事与接触政策的平衡将是困难的。这种困难会因为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发出的不协调或混乱信息而加剧。
维持东亚秩序也需要灵活地协调与管理美国的对日与对华政策，因为中日双边关系可能要经历更多的张力与紧张。美国在地区安全上的抉择也可能影响其与中日全球合作的程度。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评估美国利益与中国利益的相容性，并要思考如何适应它们的地区利益以影响它们与美国全球合作的意愿。
佐利克的演讲并未就中国的哪些利益应受到尊重及其对美日伙伴关系的影响作出详尽的说明，而阿米蒂奇对于日本的重视也未充分考虑这会挑战使中国成为地区与全球稳定角色的努力——或者中国作为破坏性力量的潜在代价。这些问题并不是必然相互冲突的，然而它们值得给予比至今为止更多的关注。
*本文原文为：James J.Przystup and Phillip C.Saunders,"Visions of Order:Japan and China in U.S.Strategy," Strategic Forum(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e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no.220,June 2006.available at,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SF220/SF-220.pdf
注释：
①"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e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INSS Special Report(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October 2000),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SR-01/SFJAPAN.pdf
②Robert B.Zoellie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 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NY,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③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6,p.40-4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
④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February 19,2005,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42490.htm;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May 1,2006,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65523.htm
⑤All Quotation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Zoellie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Also see Robert B.Zoelliek,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May 10,2006,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6187.pdf
⑥See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89);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⑦The Classic Statement is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March 1959),pp.69—105.
⑧Richard M.Nixon,"Asia After Viet Nam",Foreign Affair,No.1(October 1967),pp.113—125.
⑨"Kenneth Lieberthal has Made this Argument" http://www.rand.org/nsrd/capp/happen/02/lieberthal.html; Also see David M.Lampton,"Paradigm Lost:The demise of 'weak China'",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5),pp.73-80.
⑩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Richard L.Armitage,"Remarks and Q & A at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Tokyo,Japan,February 2,2004,http://www.state.gov/s/d/former/armitage/remarks/286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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