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与生平史料发现经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斯基论文,生平论文,发现论文,照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1-0082-10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陈列厅里，陈列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照片和简历介绍，其中13人是国内出席者，2人是共产国际代表，15人中14人都有大幅照片，唯有在尼克尔斯基的位置上没有照片，这个惹眼的“空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给补上了。2007年9月27日上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这个空了半个世纪的位置上，挂上了尼克尔斯基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尼克尔斯基的生平史料，也获得了重大发现，廓清了过去对此人的许多误解。
一、卡尔图诺娃博士的寻觅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1986年中国共产党诞辰65周年时，就曾通过外交途径，向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2006年，又曾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帮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寻找无果后，李玉贞又托她的朋友、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帮助寻找，并把纪念馆委托卡尔图诺娃博士寻找的公函转给她。原来，卡尔图诺娃早就在搜集尼克尔斯基的资料了。她在2006年第4期《远东问题》杂志写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的文章中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了中国，回国后，他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提出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那时我在该院工作，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我。”①卡尔图诺娃与同仁几乎查遍俄国各大档案馆，依然没有找到照片。最后，只查到唯一一张尼克尔斯基在狱中被折磨得形象不堪的照片，有关方面不同意将此照片提供给中国。她很无奈，只得在《远东问题》杂志上撰文：“我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一旦发现内曼·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请寄给我们或上海中共一大博物馆。”②
二、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教授的出现
正在“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有人把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送上门来了。2007年6月29日上午9时多，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手持照片要求见一大馆的领导。在与他交谈之后，知道阿列克赛是俄罗斯人，1958年生，1981年毕业于远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远东国立海事大学当教师，现在远东国立大学当教授。他的专业是研究苏联特种历史、特种服务，也研究苏联海军史和中国移民史，并把其著作《俄罗斯移民组织在中国的符号和奖章》送给倪兴祥馆长。他现在正在写一本《1920-1945年远东地区情报人员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涉及尼克尔斯基此人，因此开始收集尼克尔斯基的资料。但由于此人的资料非常缺乏，收集很困难。他在应笔者的要求所写的寻找照片经过的文字材料(题目为：《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和还不知晓的事情》)中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确切地说，是他的生平不详，他的照片一直找不到。在许多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术著作中，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品数据中，却找不到尼克尔斯基的肖像照片。……他的照片，不仅在苏联正式出版的资料中找不到，就是在各个国家级的档案馆里也没有。本文的作者用了几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寻找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照片。”
接着阿列克赛在文中叙述了寻找的过程：
“1927-1929年，涅伊曼曾在海参崴的国家联合政治局海参崴地区反间谍处工作过。我希望能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当地党组织的党员登记卡中找到他的照片。我向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函询，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没有带来惊喜：在众多的档案资料中，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的党员登记卡都在，但是没有涅伊曼的党员登记卡。我不得不再次向伯力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函询，因为在苏联垮台之后，苏联共产党伯力边疆区委员会的档案移交到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伯力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给我回信，没有找到涅伊曼的党员登记卡和照片。”
“我没有就此停止，我又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伯力边疆区安全局发去函询，提出寻找曾是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涅伊曼的照片的请求。两个月后有了回答：在伯力边疆区安全局的档案数据中只有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侦讯案件档案，但在案件档案中没有发现照片。此外，他们指出，在联邦安全局的档案里没有涅伊曼的人事档案或档案照片。他们在回信中建议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提出函询。”
“我又写好相应的征询函，寄到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后来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标准格式的信函上写着，我们这里没有涅伊曼的照片。但是，这封信同时又给我带来了一条有益的信息，它与涅伊曼生平的某些事情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回信建议我应该到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看看，那里可能有涅伊曼的照片。”
“于是，我向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发去了下一个函询，过了两个月，那边的回信来了，同时还寄来一个光盘，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涅伊曼人事档案封面的照片，另一张是涅伊曼本人履历表上的照片。”
“就这样，我终于成了涅伊曼·尼克尔斯基照片的拥有者。从照片上可以推断出他是于1932年底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再把目光投向照片上这个人，这是一张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貌的脸：高高的额头，微秃的额角，向左分的头发和向前突出的鼻子。原来，涅伊曼·尼克尔斯基就是这个样子生活在那个离我们现在很远的那个现实生活里，他的这样的相貌也留在我们的记忆里。”③
在与阿列克赛交谈中，还谈到他在拿到尼克尔斯基光盘的一年后，申请到特殊许可证到鄂木斯克州档案馆查阅尼克尔斯基的资料，亲眼看到了尼克尔斯基的人事档案和粘贴在上面右上角的照片，还看到尼克尔斯基四、五十页的档案数据，在人事档案的总封面上有4张写有不同年份的自传履历表。他请求档案馆允许翻拍一张，被同意，但不允许公开发表，故他在书里没有使用。档案里有记载，尼克尔斯基1920年至192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任全权代表，还有注释，称其化名为“尼克尔斯基”。在其自传里写到去过上海，1933年到1935年作为反间谍组织代表在上海工作过。阿列克赛还说，尼克尔斯基的档案是集中在一个卷宗里的，档案里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评价及奖励。
阿列克赛说起他送照片的缘起：他于2006年曾来一大纪念馆参观，但在陈列中看到只有马林的照片，没有尼克尔斯基，觉得实在太遗憾，决定下次来上海时，一定要把他新收集到的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带来送给一大纪念馆。纪念馆向阿列克赛介绍了寻找尼克尔斯基照片的过程，对他的照片提供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并愿意按规定对他的艰辛付出给以一定的酬谢，他耸耸肩、摊摊手说：“我不是为这个来的，现在是俄罗斯中国年，能为此做点事很高兴。”
三、朝伦·达西达瓦教授的发掘
阿列克赛走后才一个多月，2007年8月份，纪念馆得到蒙古方面的消息，说他们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1年蒙古国人民革命党一位负责同志来一大馆参观。当这位对历史十分有兴趣的负责同志知道了尼克尔斯基照片的位置空着的原因后，主动说他愿设法寻找。他回去后把蒙古国的有关档案馆都查了，没有找到。就向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现任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朝伦·达西达瓦咨询蒙古国有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达西达瓦肯定地说蒙古国内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要找只有到俄罗斯去找，而达西达瓦与俄罗斯学术界有密切关系，于是找照片的任务就落实到达西达瓦教授身上了。
达西达瓦教授在所写的《简述尼克尔斯基》的文字材料中，提到他搜集尼克尔斯基数据还有其它原因：“2005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参加国际蒙古学大会，会议期间与内蒙古学者交流共产国际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的相关事宜，在交流中了解到中方很需要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简历。了解这一情况后，我感到有条件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简历。原因是：一、我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领导建立了友好关系。二、我担任蒙古和俄罗斯档案馆政府协调委员会成员。”显然，蒙古学术界也是促成此事的助力之一。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达西达瓦教授自己对这个研究课题有兴趣。他在文中说：“共产国际与蒙古问题是我近20年来研究的主要课题。围绕该课题我已撰写了不少文章并发表。在这研究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共产国际对远东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其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的资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目前，马林的资料研究较全面，成果较多。但由于尼克尔斯基身份的特殊，资料少，研究工作滞后。近来俄罗斯学者开始重视，比如，俄罗斯学者卡尔图诺娃撰写文章对尼克尔斯基的个人简历有较好的介绍。我也为大家提供在研究工作中了解和掌握的尼克尔斯基的简历和照片。”
达西达瓦教授在文中叙述了他查找资料的经过：“2006年4月，我在莫斯科学术交流期间，到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查找尼克尔斯基的相关资料，工作了14天。2006年9月到伊尔库斯克、乌兰尔德参加会议期间，到布里亚特民族档案馆、伊尔库斯克省档案馆工作了10天。2006年10月，到俄罗斯赤塔参加会议期间，到赤塔省档案馆工作了7天。同时到过上述地区和城市的图书馆进行查找，并查阅俄罗斯和其它国家研究人员撰写的学术文章，并与俄罗斯研究共产国际问题和研究远东中国问题的学者进行座谈。上述工作的结果，使我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尼克尔斯基的个人简历、工作情况。在上述工作中，我也注意查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但查找照片的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从其简历上发现尼克尔斯基当时做地下工作，身份特殊，其照片不知在哪个档案馆里。”最后，达西达瓦还是通过朋友找到了照片，并于2007年7月底寄给他。
达西达瓦在文中还作了自我介绍：“1949年1月28日在乌兰巴托生，1971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副博士(PH.D)，2002年获博士学位(SC.D)、教授。1971到1986年在蒙古国历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到1993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到1996年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1998年到2003年任蒙古艺术学院教务处主任。现任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从事史学研究多年，出版8本历史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其中《蒙古国红色史》被评为2004年蒙古国科学优秀作品。”④
上文说接到蒙古方面8月打来的找到照片电话，令人喜出望外。因为这样达西达瓦的照片与阿列克赛的照片就可以互相应证作进一步的考证了。
9月11日达西达瓦教授一到上海，顾不上休息就到一大纪念馆。扣人心弦的一刻到了，达西达瓦与阿列克赛的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悬念，马上就要揭晓了。事后，倪兴祥馆长说，当达西达瓦教授拿出照片的一瞬间，他用眼光一扫：是同一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砰然落地了。达西达瓦带来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尼克尔斯基1932年前后拍的，这是与阿列克赛相同的一张，另一张是20世纪20年代拍的照片，这张照片离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更近，挂在展厅里的就用了这张。
照片得到确证后，《人民日报》2007年9月24日在第11版以整版篇幅首先作了详细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建史重要发现——一大“第十五人”揭开面纱》。据称，《人民日报》报道当天，网上点击率的排行榜名列前茅。上海《党史信息报》9月26日第12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尼克尔斯基的照片找到了》。新华社9月26日发专稿，标题为《中共一大出席者：那神秘的第15人是谁》。新华网9月26日讯，标题为：《俄蒙两国学者找到中共一大第15位出席者的照片和档案》。9月27日一大馆举行了尼克尔斯基大幅照片正式挂上一大纪念馆第三陈列厅的简单仪式。新华网9月27日即发快讯：《尼克尔斯基照片资料展出 中共一大代表重新“团聚”》。《新民晚报》9月27日在头版头条发出：《尼克尔斯基上午亮相，填补中共创建史一段空白——第15位出席者照片挂上“一大”会址》，并在第3版以整版篇幅发了详细报道。《文汇报》在9月28日在头版发了《中共一大“第15人”亮相》，并在第9版发了《追寻尼克尔斯基》的详细报道。《解放日报》9月28日在第2版发了《谜一样的尼克尔斯基露真容》的报道。上海电视台、上海广播电台也分别作了报道和专访。此后，各地各家媒体也纷纷以显著地位或醒目标题作了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
照片的寻找是与文字史料的搜索同步进行的，就是说在发现照片的同时，在文字方面也发现许多新史料或订正了许多原史料，同样有重要收获。下文将按三个时期，即一大前、一大期间和一大后分别叙述尼克尔斯基的生平史料。
四、文字史料——中共一大前尼克尔斯基的经历(1889-1921年)
一，1921年前尼克尔斯基的经历，一般国内党史书籍都没有写，或者说是空白。比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这样写道：“尼克尔斯基(1898-1943)俄国人，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工作。”⑤这条注释是从1919年写起的，就是说1919年前的历史没有写。
二，就上述注释，有两个错误：第一，其生卒年不是1898-1943年，而是1889-1938年；第二，尼克尔斯基参加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是在1920年，1919年他还在白军的部队中。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注释集》的编著者，而是这条注释的来源可能是发表于《远东问题》1989年第2期的卡尔图诺娃的文章：《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正如上文所说，卡尔图诺娃在接受了收集尼克尔斯基资料的任务后，于1989年发表了《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初步”研究成果。时隔18年之后，卡尔图诺娃又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发表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卡尔图诺娃订正了自己前一篇文章的讹误。
同样，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在上述条目中与《注释集》一样出错，也是照抄卡尔图诺娃的前一篇文章所致。
三，关于尼克尔斯基姓名的各种“版本”：
1、涅伊曼·尼克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这是李玉贞在《参加中共“一大”的尼克尔斯基》⑥文中所用的名字，是引自卡尔图诺娃的文章《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两文都是发表于1989年。
2、涅伊曼·符拉基米罗维奇·阿勃拉莫维奇。李玉贞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尼克尔斯基的新史料》⑦文章中说，这是《俄罗斯对外侦察史》一书所用的名字，是来自克格勃档案。
3、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这是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在此次所写的文字材料中所用的名字⑧。
4、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内曼·尼克尔斯基。这是达西达瓦在其写的文字材料《简述尼克尔斯基》中使用的名字⑨。卡尔图诺娃在2006年发表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一文中也使用了这个名字⑩。李玉贞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尼克尔斯基的新史料》中，说卡氏用的这个名字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中央档案馆的一个登记表。李玉贞对这个名字的翻译是：符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尼科尔斯基(11)。
我们为准确使用尼克尔斯基的姓名，请教了多位俄文专家，根据俄文姓名使用习惯，目前采用了这个用法：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
尼克尔斯基还有其它名字，如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贝尔格(卡尔图诺娃：《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玉贞：《关于尼克尔斯基的新史料》)；瓦西里、瓦西里耶夫、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科索夫(阿列克赛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和还不知晓的事情》)；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尔格、瓦西里夫、瓦西里等(达西达瓦的《简述尼克尔斯基》)。这些可能是别名、化名。
四，卡尔图诺娃最新史料《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对尼克尔斯基的前期生平有较为详尽的记述，兹摘录于下：
1889年2月10日生于后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在赤塔商业学校三年级结业。1912至1916年，先后在赤塔市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1916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和第五一六乌法国家民兵团当列兵。1917至1918年复员后，在赤塔和海参崴私人商贸企业当职员。1918至1920年，先后在白军第三十一赤塔步兵团和匪首谢苗诺夫白军部队中的独立犹太人军事感化连当列兵。1920年4月(据另一些材料说，是1920年底)，他连同该连一起转到红军方面。1920年至1921年在雅格布松红色游击队，即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第二十四(据另一些材料说，是第十五)阿穆尔起义团第四游击队当普通战士。1921年至1923年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12)。
五、文字史料——中共一大时期的尼克尔斯基(1921年)
一，尼克尔斯基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中国工作的，这一点国内外各方资料已经一致(以前曾认为是赤色国际工会代表)，问题是，他到中国的任务，他在筹建中共的工作中与马林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等等，近期发现的史料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
二，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任务：
卡尔图诺娃在2006年发表的最新文章中说：“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管的材料和档案，还发现尼克尔斯基去中国出差时担负的任务：他应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尼克尔斯基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它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写了报告。至于尼克尔斯基，在档案中没有发现他的任何书信、报告或由他签署的电报。只有一处提到他的两份财务报告。”“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唯一一份由尼克尔斯基签署的档案，是他在张国焘动身去苏俄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注)时给张开具的证明。”“至于内曼·尼克尔斯基，有许多证据表明，尼克尔斯基履行了他所担负的与筹备中共一大有关的职责，而后又履行了外加的组织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职责。”(13)
达西达瓦在《简述尼克尔斯基》的文章中说：“1921年6月间，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尼克尔斯基)代表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尼克尔斯基除“前来参加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外，还“为张国焘参加于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帮助，给张国焘发给通行证，制定赴俄罗斯的具体路线。”(14)
李玉贞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档案数据选——附件三：《补充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活动》一文中说：“尼克尔斯基在中国为选派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做了许多工作，此前我们仅仅知道马林为中国的庞大代表团的组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尼克尔斯基的工作范围与马林一样，不仅限于中国。这个时期中共的经费和苏俄使华人员的经费是他带来的。从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我们也能看出，尼氏因掌握着钱，所以他在中国的权限似乎比马林还要大一些。马林曾经派遣张太雷到日本去联系当地的共产主义者派遣代表与会。马林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时认识的活动分子司马温等人，在1921年夏季到了中国上海，尼克尔斯基也通过马林与之接触，并为其向共产国际写信介绍他前往莫斯科。”“1921年6月(尼克尔斯基)到中国时就负有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使命。尼氏前来时，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赤塔设有分部，他便是从那里领受了任务。此前爪哇工会联合会要求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恰恰在尼氏工作范围之内，爪哇工会联合会的申请书就是通过他递送到红色工会国际的。”“在中国期间，尼克尔斯基还与旅沪的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并且参加他们在上海举行的代表大会。这也说明他履行了远东书记处交办的任务。”(15)
综合上述材料，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工作是：
1、参与中共的筹建；
2、参加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
3、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人员参加远东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4、代表赤色国际工会做工会工作；
5、为共产国际和苏共在华工作人员提供经费。
三，尼克尔斯基与马林。
卡尔图诺娃在2006年的文章中写道：“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现在尼克尔斯基同志同我在上海，我只限于完成他所接受的书记处(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者注)的委托，不做任何独立的工作，以避免产生混乱。’马林还写道，在尼克尔斯基从伊尔库斯克(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者注)收到的指示中指出，‘尼克尔斯基同志应该出席所有党的会议’。后来我们弄清楚，尼克尔斯基不仅应该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应该出席当时在上海的朝鲜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代表会议。”
卡尔图诺娃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在一大会议上，因为“闯进一个陌生人……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但不排除在大会召开之前，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1921年六七月间向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讲过话，而在会上，看来只有内曼·尼克尔斯基讲了话。”卡氏的这一推测，其依据：一是张国焘的回忆；二是“马林从上海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在报告中并未提到他在中共一大上作过演说。”(16)
达西达瓦在《简述尼克尔斯基》一文中写道：“1921年尼克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前来参加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其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1、红色工人联盟的宗旨、发展情况。红色工人联盟的宗旨经验是：(1)提高工人生活、工作条件而斗争的基础上，与世界工人运动联合；(2)各地工人组织进行联合建立统一的领导委员会；(3)在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问题，建立被压迫民众的统一战线。
2、尼克尔斯基、马林在中共一大的会前和会后多次与中共代表见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宣传了共产国际运动；(2)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工农为基础的政权”(17)。
李玉贞在《参加中共一大的尼克尔斯基》中写道：“据荷兰档案记载：‘1921年6月(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按：斯内夫利特是从爪哇乘坐阿奎利亚号轮船于6月3日到达上海的)。’马林写道：‘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李玉贞继续写道：“关于尼克尔斯基在上海的主要任务，在荷兰和苏联的档案中都有记载。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斯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注：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75号)苏联档案也有类似的记载：‘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斯克收到的指令中指出，所有的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卡尔图诺娃针对‘所有会议’加了一个注释说：‘这里指的不仅是他应该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参加当时在上海的朝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会议’。”(18)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也有尼克尔斯基与马林关系的陈述。石川祯浩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1921年3月27日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和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可见，远东书记处这时不仅制定了中共大会的提纲，为了对大会进行指导，还准备派遣(或者已经派出了)他们的代表；……而受派遣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大会的，就是尼克尔斯基。”
石川祯浩继续写道：“马林自己说，他是1921年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这时已经知道，在伊尔库斯克似乎有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正是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的大会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时间。难以确认马林离开莫斯科之前是否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马林只说他去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工作’，而没有直接谈及中共的大会，所以有可能他离开莫斯科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马林晚年回忆说，‘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从这些话来看，尽管同属共产国际系统，但是，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和伊尔库斯克的远东书记处却有可能单独向中国派去了代表。”
石川祯浩又说：“据马林的叙述，他和伊尔库斯克的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克尔斯基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他事先可能连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不太了解。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在上海与他一起工作的尼克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他就与尼克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19)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在帮助中共筹建的工作中，唱主角的很可能是尼克尔斯基。
六、文字史料——中共一大后的尼克尔斯基(1921-1938年)
对于尼克尔斯基后期的经历，过去的党史研究或过于简略，或多有不确，现在都有了重大补充和订正。
卡尔图诺娃在《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一文中说：“1987年秋，为查明尼克尔斯基离开上海后的去向，作者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高级研究员P.N.帕拉季佐娃一起，利用另一些档案(包括征询海参崴和赤塔的档案)进行了细致的查证工作。当时我们推测，1921年至1925年尼克尔斯基在满洲工作，而在1926年夏天，由哈巴罗夫斯克来到赤塔。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没有证实这种说法。”
卡尔图诺娃说：“实际上，1921年至1923年，内曼·尼克尔斯基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从那时起到自己事业的结束，他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同苏维埃远东的侦察和反侦察机关联系在一起。1922年至1925年他在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侦察科工作，1925年至1926年任该代表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1926年至1927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赤塔州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1927年至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海参崴州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高级全权代表。1929年至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海参崴州处格罗杰科沃站地段全权代表。1930年至1932年任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反侦察科科长。1932年至1933年任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外国科科长。1933年至1935年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工作。1935年至1937年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处工作人员。”
卡尔图诺娃继续说：“1938年2月23日，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内曼·尼克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作为‘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逮捕。1938年9月21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裁决，他被认定犯有以下罪刑：自1931年起积极参加‘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活动的反苏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以及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从事间谍活动。他被判处极刑——枪决，同日在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内曼·尼克尔斯基被捕时是国家安全总局大尉。
达西达瓦对尼克尔斯基1921年后的经历在《简述尼克尔斯基》一文中说：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所属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届时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到1926年，任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反间谍科全权代表，1926年到1927年，任远东书记处领导委员会赤塔区间谍科全权代表，1927年到1930年任远东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海参崴区全权代表。1930年到1932年，在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全权代表处反间谍第四科工作。1932年到1933年，任远东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1933年到1935年，在原苏联内务部管理处工作，当时到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1935年到1937年，任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当时在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23日，尼克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作为‘从事日本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逮捕。1938年9月21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裁决，他被认定犯有间谍罪，当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裁定，因缺乏犯罪要素，内曼·尼克尔斯基被平反昭雪。(20)
上述卡尔图诺娃与达西达瓦的材料基本一致，首次比较详尽地列出了尼克尔斯基1921年后的经历，补正了党史研究的空缺。这里有两个新的说法：一、尼克尔斯基在一大后，即1921年底离开上海后是否到中国东北工作过？1933年到1935年间是否又到上海工作过？以前国内有些党史著作持认定态度，上述引的达西达瓦的文章也说尼克尔斯基曾到东北和上海工作过。阿列克赛·布亚科夫也说过，他在尼克尔斯基的档案中，看到他后来在中国东北和上海工作的记载(见上文)。但卡尔图诺娃的最新考证，却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推测(即尼克尔斯基曾到东北和上海)，说经过“细致的查证工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没有证实这种说法。”孰是孰非，存疑。二、以前的史料是说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捕5年后的1943年被枪决。上引材料认定是在1938年9月21日被判死刑后当日执行枪决。
在国内外史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求索下，尼克尔斯基的照片终于找到了，其生平史料也有了新的发现，这不仅填补了许多空白，订正了某些重要史料，而且为今后对尼克尔斯基——这位对中共创建有重要贡献的人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铺设了平台。这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重大进展和收获。
注释：
①②⑩(12)(13)(16)卡尔图诺娃：《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53～55页。
③⑧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和还不知晓的事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④⑨(14)(17)(20)达西达瓦：《简述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⑥(18)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克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合刊。
⑦(11)李玉贞：《关于尼克尔斯基的新史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5)李玉贞：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档案数据选——附件三：《补充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活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9)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46～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