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趣向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展表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全球结构变迁，如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前苏东国家基本制度解构，政府改革运动与赛拉蒙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惊呼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兴起，以中国改革为标志的后发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等；二是全球范围的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展开和当代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和“共同治理”理念张扬，以及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的再度流行等。在这一新的“惯习-场域”渐成过程中，一些学者基于社会转型、解制和市场化、民主化情境讨论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与社团革命，一是在研究理路上开始转向政治社会学；二是把切入点转到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构成的第三部门上。然而，学者们关注较少的是：政府改革构建的共同治理模式与社团革命重构“第三部门”的关联机制问题，即“社会回应”机制问题。如塞缪尔·亨延顿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1]、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2]和让-马克·夸克的《合法性与政治》[3]、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4]、王名主编的《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5]等，都没有专门论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问题。虽然如杨冠琼在《政府治理体系创新》一书中，提出了“回应型整合”及“职能分享与后验控制”中的“社会评估的绩效准则”[6]，但也只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涉及到。
“社会回应”既是公共管理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新趣向。在已有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依据公共管理理论，传达出这样一种理念：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趋势渐成，无论是政府改革运动还是社团革命，正建构出一种新的共同治理模式与社会运行结构，从而促使公共管理权力制度性让度和分化成为一种必然，并导致传统行政理念和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机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多数学者没有注意到的是：随着社团革命的展开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政府传统行政转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治理”的社会运行结构中，一种新的“社会回应机制”建设的要求开始显化，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机理的评价体系由单一性的“行政绩效”向更具广度与复合性的“社会绩效”转化。由此笔者认为，社会回应机制研究，是政府改革和社团革命“上”“下”整合建构新“场域”的必然。这种必然，诚如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认知：“场域是各种客观位置中的一种关系网络，场域的结构限制着能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同时，社会回应对于新“场域”而言，又是一种既能产生社会又能由社会产生的新“惯习”，即社团革命和公民社会发育将要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结构和认知结构”[7]。
二、共同治理模式与“社会回应”机制
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与社团革命，尽管以西方先发国家为主，但后发国家在20世纪后20年，也表现出了一种“自我完善”式的借鉴和与时俱进。因而，无论是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存在着盖伊·彼得斯基就西方国家所说的多元模式，如市场式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等，并“认为这四种模式是改善当代政府治理的主要方法”[8]；还是赛拉蒙（Lester M.Salamon）教授通过主持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项目的实证研究，认为“‘全球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也许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9]，都传达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在政府改革与社团革命不同模式与理念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在逐渐明确，如在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基础上建构共同治理模式（方向）；如逐渐形成并普适的具有当代意义的人本主义理念；如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降解管理成本及增强公共政策合理性的诉求与作为等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方向、理念和趋势，既表现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主张共同治理，以及在提倡新公共管理主义和建构“第三部门”的理论与实践中，如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10]，如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11]等；又表现在“1989年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出非洲的‘治理危机’，并提出‘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以来”[12]，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据国情，对共同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主义借鉴和应用的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如“中国社会转型”命题，不能以西方社会结构功能学派现代理论经典思想的“社会转型”话语来解读，而必须是一种重读[13]；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社会政策目标，即要求政府治理由单一经济建设与管理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
差异性是事物关联的前提之一，而且共性必须寓于个性之中。因而从整体上考察“共同治理模式”与“社会回应机制”的关系，发展理论在当代的嬗变与实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发展理论在当代的嬗变与实化，既包含认知各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构建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路、基础和条件的视角，又提供了理解全球性社团革命所需的市场化、民主化与制度化人文环境形成的理路。正如：在宏观上，自19世纪人类社会逐渐形成的两种分道扬镳的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理论）和作为西方古典理论“负产品”的社会发展理论，因都是基于工业社会这一生产力技术结构和系统的分析与把握，而在20世纪晚期出现了新的整合趋势和要求（并不否定差异的存在）；在中观层面是各国政府对于发展本质的人本主义新解读——“以人为本”；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建构共同治理模式、社会培育公民社会、社团革命重组“第三部门”等。正是由于发展理论嬗变和实化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场域，而场域是关系的条件，关系为场域发展提供着资源。因而当公民社会发育、社团革命重组第三部门、社会关系民主化和契约化为政府共同治理模式建构提供基元时，新场域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来达成多元要素的整合。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改革的实质在于：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合理化，来支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和通过市场实现政府治理成本的分解与转移；另一方面通过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来划分政府组织与社团的权力边界，以支持社会自治力量发展和社团改革目标实现，以及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时效性。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共同治理模式建构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经济运行体制（载体），而社会回应是政府与市场、政府组织与社团两种“边界”重新界定后，促进和实现政府与多元主体各自责、权、利统一与互动的社会机制。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建构共同治理模式和提高共同治理中政府行政绩效的外部机制。所谓“外部机制”，意即它并非政府传统行政的内容和并非完全属于政府自身改革中单方面机制建设的内容；它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与治理结构变迁所需的外部机制和条件。同时，强调和明确“外部机制”还在于说明：从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适用）社会回应机制问题，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如，把“社会回应”视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治理”架构必然重设的新的社会机制，视为衡量共同治理运行机理、方式和评价其绩效的一种尺度时，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提供了解读共同治理与社会回应关系的视角。虽然“功能主义思想的基本缺陷是，一致性并不是整个社会范围的，它是局部的”，但是，罗伯特·默顿从功能主义认识社会制度的方法和把“可见功能”（“manifest functions”）与“潜在功能”（“latent functions”）[14]区分开来的理论贡献，为考察共同治理结构及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权力资源的再分配、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整合、行政成本分解和转移的社会条件、公共服务的即时性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等等，提供着支持。
提出“社会回应”和以此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建设，立意在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回应，即“社会回应”是把政府视为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不否定政府角色扮演的重要性）。从公共管理和社会学解读社会回应，并形成社会回应是共同治理模式建构的内容与机制的认识，是基于“共同治理”这一共性的模式建构和全球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情境（social situation）的形成。当然，不同理论的适用，在其认知和分析上也存在区别：公共管理以其为共同治理模式的外部机制，而社会学以此为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
三、“社会回应”——社会学研究的新趣向
中国社会转型的市场化、制度化、本土化进程已培育出一种新的发展场域[15]。而随着新场域的形成，共同治理不仅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新趣向，而且是我国转型期新场域建设的构成。
从社会学认知“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这一界说包括：一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传达着政府与大众的诉求与期望，反映着政府与大众的社会态度、责任意识和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二是它作为共同治理的一种内在机制，反映并揭示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团的权力分享、共享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三是它作为一种互动过程，既是共同治理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运行的社会条件，又促进着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自治组织及个人，在发展的时空结构上表现出延伸性和嬗变性。
提出“社会回应”命题，是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拓展。正如在社会学已有的相关研究中，社会回应既有别于“回避”（“avoidance”）和“适应”（“adaptation”），又与之相对和相联系。“回避”通常指支配团体与受支配团体之间，以相互回避的互动方式（消极的）来减少冲突（在这里，“回避”的适用已超越了通常解读民族问题的视角）；而社会回应的主旨在于，指原支配团体或权力集团与多元主体在共同治理中通过权力分享或部分权力共享形成有效互动的方式与过程，并以此来控制和消解冲突（积极的）。“适应”指生物对环境所产生的协调过程。达尔文的传统进化论把适应视为生物的体质或活动会因环境需要而改变的过程（被动的）；而帕森斯的新功能进化论，则把适应视为人类对周围环境的挑战的应付能力，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主要步骤（积极的）；同时，帕森斯的新功能进化论还强调，“适应能力之升等”（“adaptation upgrading”）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分化过程使得社会单位的资源增加，束缚减少，其适应能力随之增高，这代表着人类社会对周围环境挑战能力的增强。社会回应的底蕴不仅仅在于“适应”层面，它同时包含“AGIL”功能链的其它三个环节——目标达成、整合、维模[16]，甚至更侧重于后三个环节。但区别是：社会回应是“AGIL”功能链——目标达成、整合、维模的整合机制，即“共同-治理”结构本身，表明多元主体不仅处在同一关系网络中，而且多元主体的互动需求相互依赖的行为模式，需要社会回应机制。
又如，社会转型与社会互动关系密切，而政府改革和社团革命对于发达国家是一种结构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其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当社会转型需要持续、广泛的社会互动来调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和顺应时，社会转型又必然要引起互动情境、互动方式的根本变革，这就需要建立与共同治理模式相联系和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社会回应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互动理论对解读“社会回应”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如社会互动理论提供的向度、深度、广度、频度等范畴，是一组可以借助来考察“社会回应度”的理论维度。但对于“社会回应机制”所包含的制度安排、程序及评价体系（社会绩效）等，社会互动理论已有的研究类型，如合作、竞争、冲突、强制、顺从与顺应等，还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17]。
再如，社会交换理论着眼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的外显行为，即用代价和报酬来分析社会关系的过程，也只是在一定范围提供了解释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及机制的视角。如社会交换理论把社会互动视为人们交换酬赏和惩罚过程的理论实质，对于共同治理结构及社会回应机制而言，只是提供了认知交换主体之间的微观关系的视角。如布劳（P.Blau）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的分析——“邻居们交换恩惠，儿童交换玩具，同事们交换帮助，熟人们交换礼貌，政治家们交换让步，讨论者交换观点”等，主要是强调个人行动的意愿、取向和交换的目的[18]；而对于共同治理结构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交换方式，还需要拓展其理论视角。
由以上分析形成的认知是，研究社会回应，是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和其实践的需要。而作为社会学理论域的拓展，社会回应是一个需要多向度研究的理论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回应研究应有其相对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一般研究模型（见图）。
由图所示，研究社会回应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一是在社会回应主体研究中，不同主体在共同治理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角色扮演和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与分享，以及对主体间关系确认的制度安排和主体间共同治理成本的分解和转移；二是在社会回应方式的研究中，政府与公众实现双向回应的社会机制、途径与载体，以及不同社会回应方式的具体程序设计等；三是在社会回应度的研究中，判断社会回应度的理论维度选择，以及影响“度”的强弱的时空特性和各种社会促进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四是建立评估社会回应机制产生的社会绩效的指标体系设计，以及“社会绩效”与“行政绩效”的关系。
在“共同治理”中，社会回应机制既是提高政府行政绩效的外部机制，又是增强共同治理社会绩效的内在机制；是促成二者有机统一的社会机制和互动过程。在研究架构中提出的与“行政绩效”相联系的“社会绩效”概念，二者存在一定的区别，即前者主要是考察、评价和衡量“政府共同治理”中政府作为的，而后者是考察、评价和衡量“共同治理”中政府与多元主体互动“结果”的。虽然政府目前仍是共同治理模式中的特殊主体，以及公共管理理论一直适用着“行政绩效”概念，但是，从民主化、制度化的大趋势及现代人本主义理念看，社会学意义的“社会绩效”范畴具有更广阔和更深远的意义。
关于共同治理结构中社会回应机制的载体问题，笔者做一点补充：社会回应机制的载体有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与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基础；二是社会回应的组织网络，包括政府及政府组织、公司治理、非执政党派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自治组织（各种“草根组织”）、社会精英及个人。另外，社会回应机制的运行，虽是对回应信息的处理过程，并与管理的本质属性交叉，但是，社会回应≠管理，而是保障共同治理的一种信息处理、协调与整合机制，是促进政府改革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机制。
四、社会回应机制的作用及功能
社会回应机制的作用及功能因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而凸现，并表现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机理变化、政府与公众双向诉求和期望的认同态度及应对等社会运行和互动过程中。因而，社会回应机制的总体功能在于：促进民主化与制度化进程，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社会条件（场域）和人文环境（惯习）、协调政府与大众的互动关系与角色，增强互动的有效性和把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统一起来。
社会回应作为“政府共同治理”的外部机制，是政府行政的补充机制与协调机制，其基本功能在于：一是它具有克服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新场域建构中，公共管理权力分化导致的政府行政粗放性、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绩效、降解政府行政诉求和期望在实化中的风险与阻障的作用及功能；二是它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将促使政府传统行政模式走向开放、行政结构趋于薄平化及公共权力回归社会；三是它迫使政府行政理念发生转变和把“管理”转向“服务”，从而降低行政权力的刚性，并限制和制约行政的非依法行政方式和手段的选择，如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实施及“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机制的运作，对政府传统计划生育治理方式和手段选择的限制与制约；四是帮助政府通过社会回应机制来转移和分解治理成本，从而提高和扩大政府行政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与空间，如改革进程中的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体制建构的责任分解、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等等。
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客观上为控制公共政策潜在功能的显化，提供了体制条件，但要实现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有机统一，需要社会回应机制的建立。因为，社会回应作为“共同治理”的内在机制，具有特殊的功能：一是社会回应机制是共同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和一个开放型社会民主化、制度化运行机理实化的基本条件，并具有提高社会整合、降解转型社会结构耦合度不高和脆性较大的风险，实现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有机统一的作用与功能；二是它提供了传达、疏导和实现公众意愿（参与共同治理），防止“社会遮蔽”（“social cover”）——权力集团的价值观和准则在一定社会情境下的实化，造成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个人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损害问题的发生，以及增强社会认同的重要条件与基础；三是它为公共政策实化和增强其社会绩效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人文环境和多重社会基元，并为消除政府与民间力量、公共政策与大众需求疏离和培育公众社会责任提供着支持；四是社会回应是因共同治理模式建构中，政治民主化、管理社会化和共同治理结构制度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因而它不仅体现了共同治理的人本主义要求，而且改变着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度和创造着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条件；五是社会回应机制既是大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实化，从而增强其合理性、时效性的社会机制，又是社会力量参与并和政府共同控制治理成本的社会条件。
从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不同视角认知共同治理中社会回应机制的作用与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无论是联系还是区别，都说明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建构新的社会回应机制，以支持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说明关注和研究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问题，是现实发展的要求，也是学界的责任。
五、结论
1.在全球市场化、民主化、制度化趋势中彰显的政府改革运动与社团革命，以及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来达成多元要素的整合。
2.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既属于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也属于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对于前者，它是政府共同治理的外部机制和保障公共服务型政府运行的协调机制，对于后者，它是共同治理的内在机制和实现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有机统一的条件。
3.研究“社会回应”，不仅是社会学的一种新趣向，更是其理论与实践的应然选择；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回应”，它有其相对独立的理论架构和体系；同时，由于理论研究的多向度，又使其该研究具有复杂性和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4.随着现代政治民主化、公共权力社会化和共同治理模式制度化的互进，“社会回应机制”建设已成为政府改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条件和人文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并研究“社会回应”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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