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之比较研究
李荟芹，林松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西晋灭吴之战与东晋淝水之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发生的两次著名的“南北战争”。虽然后者以前者为蓝本，但两次战争所产生的结果却是一成一败。从军事角度比较两次战争战略缓冲地带之争夺，体现江淮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对东吴政权的重要性；基于两次战争双方人口因素、军队数量和军队战斗力的分析，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主动权的控制；对比对交战双方战略战术与战略方针，凸显出军事决策对战争胜败的重要影响；比较研究这两次战争成败之因素，能够为我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西晋；淝水之战；战略地带；前秦；灭吴之战
西晋灭吴之战与前秦、东晋的淝水之战是历史上两次著名的“南北战争”。但两次战争的结果却截然相反，西晋灭吴结束了自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以来九十年的天下分崩局面，全国得以再次统一；而淝水之战，前秦败于东晋后迅速崩溃，统一不久的北方再度陷于混战，之后出现十余个割据政权，“十六国”中有十个都是在淝水之战后出现的。为何两次相似的战争结果却不同？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分别从两次战争准备的周密性、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的不同、吴与东晋的国势等三方面比较了两次战争的差异[1]219。田先生以汉末分裂后以迄隋统一之前四百年中的“南北战争”历史作为总的背景，视野开阔、论证缜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①，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所收集到的相关史料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研究。
一、两次战争战略缓冲地带之争夺
在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战争中，一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越大，遭受外来侵略时可以与敌人周旋的余地就越大，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我国封建社会多次出现的“南北对立”和“南北战争”就体现了这一点。西晋与吴、前秦与东晋的对立即是典型的“南北对立”。我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多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南北推移，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在总体实力弱于北方的前提下必须控制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以抵消北方政权的优势，这就使得江淮一线成为南北方政权的必争之地，而这一地区对南方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南方东、南两面皆是大海，相对于广阔的北方缺少回旋之余地。清代学者顾祖禹指出，古代因政权割据导致“南北分裂”后，淮河是长江的屏障，北方势力一旦进入淮南对南方来说长江之险将不复存在，长江上游被敌方控制，那么长江一线的主动权就会操于敌手，而南方政权往往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Goldberg [1]认为某一语言型式，如果其形式或功能不能严格地从其组成成分或已知的结构中得到预测，就可以称为是一个“构式”，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
江淮一线如此重要，但孙吴一国始终未能保有淮南，只能在江淮之间与魏进行拉锯争夺，终极战略是保守长江，孙策、孙权兄弟始终贯彻这一战略。赤壁战后北方曹氏势力南下的趋势被遏制，从此吴国全力经营长江防线，“置舰立坞，筑堤遏湖，作涂塘，明烽燧”[2]31，长江蜿蜒曲折，“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3]1165。吴国只需控制沿江要点，同时在江北建立前沿阵地形成了依托长江的江北、江南两道防线，设立建平、江陵、巴丘、武昌、柴桑、建业、京口等十九座军事重镇，这十九座军事重镇中又以江陵、武昌、建业最为重要，是吴军重点设防之地区，来自北方的敌军南下，吴军首先在长江以北地带与敌交战，江北的陆战为第一线，长江上的水军为第二线，吴国江南地区只提供军队的后勤保障，一旦长江被突破，江南政权就崩溃了。
课堂1：老师声音清晰，但是紧张，后稍好。准备教学材料充分，讲故事学习单词，较好，但是节奏缓慢。问题太难，提示较少，没有介绍强调具体的事例或语言点，给学生做笔记。(2006年10月9日)
糖尿病为临床常见慢性代谢疾病类型，肺炎为糖尿病发生率最高的并发症类型，通过实施接种肺炎疫苗，可以有效“防御”肺炎疾病。但是目前阶段的糖尿病患者实际接种肺炎疫苗情况不理想[1]。该次研究2016年1月—2017年12月工作旨在探讨1 000例糖尿病患者接种肺炎疫苗的影响因素分析。现报道如下。
注释：
东晋趁永嘉之乱立国于江左，北方沦没于胡族政权之手，东晋建国后“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6]2644，疆域大体上与之前的吴国相当，所面临的形势也与吴国对抗曹魏、西晋时相当，东晋一朝疆域变化无常，一百多年之后的学者沈约就已经不明究竟，为了行文方便，避免繁琐的考证，此处论述的东晋疆域以淝水之战时为准。
长江天险对东晋来说是阻隔北方胡骑的天然屏障，东晋能立足江左延续司马家族的统治就是依赖万里长江才能划江坚守，但此前的吴国已经证明只防守长江并不能有效阻止外敌，还必须控制荆襄与淮南以取得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对抗北方的防线才能稳固，“保淮，为不可胜之基”[7]2096。因此东晋立国于江左之后便不断进行北伐，东晋的北伐除了是道义上必须高举的大旗、权臣树立自身威望的手段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以攻为守，夺取大量缓冲地区。其中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先后进军到黄河流域，桓温还一度占领中朝旧都洛阳，将东晋的战略前线大大北移。在西面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出兵灭成汉，取得了对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同时东晋还努力经营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这一地区是整个南方防线的关键点，“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无荆襄不可以国；……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8]534。
前秦统一北方后不断向南进攻东晋，而东晋则依靠之前取得的地区延缓了前秦的攻势并且伺机反攻。西部方面在宁康元年（373年）八月，前秦攻克东晋西部重镇汉中，十月进攻益州，十一月益州被前秦占领，此时的南北对峙形势与晋、吴对峙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前秦并未像西晋一样完全占据蜀地，与益州隔江而望的宁州仍控制在东晋手中。中部方面，太元三年（378年）二月前秦苻丕率军七万兵分四路进攻东晋襄阳，第二年三月攻克了东晋在长江中游的重要战略据点襄阳。东部方面，在进攻襄阳的同时前秦也向淮阳、彭城、盱眙发起攻击并占领下邳、彭城，第二年五月攻到了长江北岸的六合与建康仅一江之隔，六月东晋谢玄率何谦、田洛等北府将反攻，在君川击败秦军，秦军退回淮北。至此（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与前秦在西部隔长江对峙在东部隔淮河对峙，尤其是淮河与长江之间120～200 公里的纵深地带处于东晋控制下，前秦欲灭东晋必须跨越这一地区。当太元八年（383年）前秦正式出兵大举伐晋时，首先被挡在了淮河南岸的寿阳，寿阳是东晋淮河防线上的重镇，寿阳不保则北方军队以此为基地向东可以威胁盱眙、广陵，向南可以攻取合肥、历阳，进一步威胁建康的安全，所以东晋十分重视寿阳的防守。淝水之战中东晋正是在淮河一线挡住了前秦的进攻使政权免于灭亡。“守江必守淮”是因为淮河与长江互为依托，二者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淮河尽管不如长江宽阔浩荡但却是防卫长江、防卫江左政权之重点，守卫长江而设防重点不在长江在淮河沿线，那么进退都有余地。西晋灭吴，吴无淮南而亡，前秦伐东晋，东晋有淮南而存，这就是两次战争因战略缓冲地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果。
吴国对于西晋在东部、中部、西部都构不成任何战略威胁，而西晋对吴则具备了从上、中、下游同时出击的条件。尤其在上游的蜀国，魏灭蜀后蜀地很快平定⑤，魏晋禅代后蜀地也保持了安稳，所以王濬可以在蜀地“作船七年”[15]1208。同时西晋在蜀地的经营不仅为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出兵灭吴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在吴国西部保持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吴国的荆州军仅足以自保，绝无争夺蜀地之能力。
二、两次战争双方人口、军事力量之比较
军事上的主动指的是军事主体处于自由状态能够从容应付，按照己方的意图自主行动，如在作战中能够自主地运用兵力、自主地实施攻防进退等。军事上的被动则是指军事主体处于不自由状态，受到敌方的控制和支配而穷于应付，如在作战中不能自主运用兵力、不能自主实施攻防进退等。西晋灭吴之战，西晋在战略上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吴国面对西晋的进攻，除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渡江主动迎战外④，其余的人只有被动的、机械的防御。“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军事活动想要取得成功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是重要条件。
②《晋书·苻坚载记》上记载“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按甲申年正是384年，这一年“长安大饥，人相食”，也可验证淝水之战前一年前秦确实发生大面积灾荒。
反观吴国灭亡之时仅有户五十二万三千，约为西晋的四分之一，兵二十三万，据陶元珍先生考证，东吴兵种分为中央兵、诸王兵、诸将兵、地方兵、准兵等五种[10]13，其中诸王兵总数即达六万六千人，也就是说剩余吴兵即使全部用于长江防线总数也不过十六万余人。其中荆州方面吴凤皇元年（272年），西陵督步阐投降西晋随后被荆州守将陆抗率军三万剿灭，即《辩亡论》所说“陆公偏师三万”，但从前文所述西陵对吴国的重要性来说这三万兵力应当是吴国在荆州的主力。西陵为吴国西部重镇，步骘、步阐父子两代经营数十年，兵力不可小视，陆抗平定步阐后“献俘万计”。由陆抗平叛的军队和荆州等处的留守军队、步阐所辖的部曲总数可知吴国荆州地区守军约为五万。扬州方面，吴天纪三年（279年）夏，广州郭马叛乱，吴派执金吾滕循率军一万，徐陵督陶濬率军七千前往征讨，这一万七千人都是江防军队，这年冬天西晋开始伐吴，吴丞相张悌、丹阳尹沈莹率军三万渡江迎战在版桥全军覆没，晋镇军将军司马伷渡江后消灭吴军五六万人。第二年（280年）晋龙骧将军王濬从武昌东下，吴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人投降，三月王濬水军逼近建业前往广州平叛的陶濬率军返回，向吴主孙皓请战后带兵两万出战，则吴国扬州守军约十三万。由此可知西晋出动兵力虽与吴相当，但在后备兵源、战争潜力上远远超过吴国，西晋能够随时派出增援军队而吴国却除前线军队外毫无预备军事力量。
淝水之战中，史载前秦发兵“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11]2917，这一数字显系夸大，成书于《晋书》之前的《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曰：“大兴师伐晋，众号百万”[12]356，“号”揭示出这一数字不符事实。虚称出兵人数以恫吓对手在军事上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汉末赤壁之战曹军二十万却号称八十万。同样前秦在晋太元八年（383年）八月戊午，阳平公苻融督率步骑兵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苻坚率步骑兵八十七万从长安出发，史书中两次出兵分别记载且中间间隔五天，显然是两批军队，则前秦军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加上前一年（382年）派吕光征伐西域的十万人秦军总兵力一百二十二万。以当时落后的组织协调和后勤补给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的，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的数量将更加惊人。
中国古代军队粮草供应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后方运输、因粮于敌、屯田。后两种对于前秦军都似无可能性，因为因粮于敌需要深入敌境，屯田需要长期驻扎，那么前秦军最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后方运输。宋代沈括根据他在西北边境的切身体验计算出前方七万士兵就需后方三十万人运送粮草，这对长期混战、统一不久的前秦是不可能承受的压力。淝水之战前一年史称“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13]3305。胡三省在注文中直斥其非认为农民尽力耕耘，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亩收百石的，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蝗虫不吃庄稼更是天下奇闻。他认为这是“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那么隐藏在这些大放“卫星”背后的真相应该是大灾荒②。至于史书所记“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更大程度上应该是负责后勤运输的辎重部队或运粮民夫，因为这几个地区都是主要产粮区。而且前秦军在淝水失利后未闻这些军队有何动向，因此前秦实际出动的作战部队应该只在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之间。到达淝水战场后前秦卫将军梁成率军五万驻扎洛涧，被东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的五千北府兵击溃，前秦军一万五千被杀，其余溃逃，前秦平南将军慕容暐攻下郧城后听闻梁成失败“弃其众奔还”，其军队人数也在三万左右，慕容垂的三万军队需牵制桓冲的西府兵并未投入淝水战场，苻坚抵达寿阳时带有轻骑八千，这样到达淝水的二十五万前秦军在真正决战时只有十五万左右。东晋方面，史载谢玄带北府兵八万投入淝水战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东晋在淝水的兵力只有这八万人，但这也是望文生义，前文已经论及淮河是东晋重要的“国防线”长期处于北方军事压力下的东晋在这一地区经营许久，防守兵力必定不少，前秦大军压境时又怎能只以区区八万军队迎战？由此可见东晋在淮水一线旧有防军、北府兵八万又加入，实际投入的兵力并不少于前秦③。
4）铁肥。基肥可亩施硫酸亚铁 15～20 kg，与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混合施入；喷施可在生长前期用0.5%硫酸亚铁+0.5%尿素混合连喷3～5次，或用螯合铁500～800倍液喷施。
淝水之战中，前秦虽是进攻的一方但对东晋并无绝对的战略主动权，有时甚至还受制于东晋，尤其是东晋荆州桓冲所辖的西府兵对前秦牵制作用尤为突出。前秦在373年占领蜀地后也初步具备了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的条件，但东晋也深知蜀地的重要性，先后四次发动对蜀地的反攻并且深入其腹地，多次收复巴西、五城等重镇。同时蜀地民众多次掀起反秦斗争，每次前秦都要从中央派遣重兵前往镇压，前秦在蜀地统治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前秦的战略部署，太元七年（382年）八月，苻坚才以裴元略为陵江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在蜀地建立水军，为进攻东晋做准备。第二年五月桓冲反攻襄阳的同时，东晋辅国将军杨亮再次深入巴蜀直到七月才退回巴东，八月前秦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梁、益诸军事并在九月率蜀汉之兵顺流而下。但在东晋强大的荆州军面前这支组建时间不过一年的水军毫无战绩⑥，东晋分别位于西线和东线的桓氏与陈氏，虽然在对中枢政权的争夺上存在矛盾，但在作战中也能互相策应，慕容垂率兵三万攻郧城，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桓冲对下游淝水的策应，即先有桓冲在荆州的军事行动然后才有慕容垂西进的举动。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
三、两次战争战略态势与指挥决策因素之差异
军队数量和军队的战斗力是战争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军队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战争的主动权，兵力多往往是进攻的一方，兵力少则应尽量避敌锋芒。而军队的战斗力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军事对抗的结果，在双方军队数量相当时，战斗力的作用则更加突出。
1.1 研究对象 选取海南省妇幼保健院2016-2017年NICU收治的337例患儿，其中男患儿160例，女患儿177例，采取知情同意原则检测患儿血样中氨基酸谱和肉碱谱。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尤其是战争，只有科学预见、周密计划，才能适时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突然的事变，真正把握战争主动权，使自己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对军事行动进行严整而细致的筹划预先制定作战方针和行动部署是取胜的重要环节，西晋伐吴计划早在羊祜镇守荆州时就已经提出并经过了十余年的准备。战争发动以后，西晋按预定计划“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胡奋）、豫州（王戎）、徐、扬、青、兖，并会秣陵”[4]1018，晋军战略运用的原则是在一定的方向上集结优势兵力进行突破，而突破的主力则是王濬的水军，司马伷出涂中牵制吴国江东方面兵力使王浑在江西作战进展更为容易，王浑、王戎、杜预等分别进攻江夏、武昌、江陵，整个伐吴行动步骤井然，进攻路线流畅有序，属于军事史中的上乘之作。
在军队战斗力上，吴军与东晋北府兵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兵力不足是吴国的一大难题，孙权在位时就屡次派人到海外搜刮人口但成效不大，吴国为弥补兵力不足大量征发境内的山越为兵，仅诸葛恪就征发四万人。吴军中异族兵的情况，陶元珍先生《三国吴兵考》有详细论证，此不赘述。但需指出的是吴军中的山越兵多为战俘或强征，战斗力自然不强，在与西晋作战时多次出现溃逃现象。而东晋北府兵是历史上有名的精兵组成人员，多为北来流民，保卫家园的愿望使他们十分善战。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也指出北来流民是当时江左最善战的[14]65。刘牢之所率的五千北府兵敢于向五万秦军进攻并取胜即证明这一点。
在指挥决策上前秦也显得极为仓促混乱似无预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八月前秦军出发，九月苻坚到达项城，十月苻融攻下寿阳后向苻坚报告“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三省注曰：“融持议以为晋不可伐，今临敌乃轻脱如此”[16]3310，苻坚接到报告后把大军留在项城，自己带八千轻骑秘密赶到寿阳，同时下令不许泄露他到达前线的消息，这是由于苻坚有感于上游荆州桓冲的威胁、巴蜀水军的不可靠，急于在江北与晋军决战防止晋军退守长江。《晋书斠注·苻坚载记下》注引《晋中兴书》曰：“苻坚率众五十万向寿春，谓融曰：‘晋人若知朕来，便一时还南，固守长江，虽百万之众，无所用之。今秘吾来，令彼不知，彼顾江东，在此必当战，若其溃败，求守长江不复可得，则吾事济矣！’”仔细分析苻坚的这一番话中尽是“若”“则”“必当”等假设，完全是在同想象中的晋军作战，对晋军的战斗力未加考虑⑦，前秦的两位统帅同时犯下了冒险主义错误，洛涧失利后前秦不是继续展开进攻以摆脱被动局面而是驻守寿阳，停滞不前，开始消极防御。“秦兵逼淝水而阵”，作战双方的攻守形势发生变化，东晋谢玄提出请秦军“移阵少却”使晋兵渡过淝水以便于两军决战，苻坚认为可以“半渡而击”结果一溃不可复止，“两阵相向，退者先败，此用兵之常势也”[16]3312。由于前秦在军事决策上一再犯错，为淝水局部而弃伐晋全局于不顾最终招致惨败。
四、结语
西晋灭吴之战与前秦、东晋淝水之战，后者虽然以前者为蓝本，但却又有种种不同。后世论及这两次战争大多是从宏观角度讨论，如从战争性质分析认为西晋灭吴能够成功是因为符合统一大势，前秦攻晋失败是由于民心向背、胡人政权不能统一全国等。各种书籍中也多认为淝水之战是八万对八十七万并以少胜多的战例，作为两次战争之比较，能够影响一场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军事层面进行分析，对两次战争的地理形势分析，探讨了淮南地区对于江左政权的重要性；对双方兵力的分析，探讨了兵力多寡对战争主动权的影响；对双方战略战术的分析，探讨了军事决策对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旨在对战争胜负的原因做出更全面的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拨正。
吴国上游是盟友蜀国时，可以起到吴国上游的屏障作用，公元263年蜀为魏所灭，吴国听说灭蜀的魏将邓艾、钟会相继败亡，遂有兼并蜀国故地的想法，派抚军将军步协率众西进企图夺取蜀地来巩固长江下游，但未成功。紧接着魏又为晋所取代，吴国不但上游屏障不复存在、门户洞开，而且直接面对了咄咄逼人的西晋，蜀国亡后吴国上下陷入惶恐不安，吴国荆州牧陆抗曾上疏提到长江上游对吴国的重要性，认为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又两面受敌，如果敌人顺流而下其他军队很容易救援不及，所以上游的安危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正是由于吴国没有占有淮河一线的缓冲地带又失掉上游屏障，故难敌多路出击的晋军。“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形分势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4]1018-1019，“吴人至此，为计穷矣”[5]2563。当晋军发动灭吴战争时陆上五路军队很快直抵长江岸边，从长江上游出击的王濬水军成为突破的主力，吴国沿江重镇被晋军依次攻破吴国遂亡。
①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之前的学者们多是单独研究西晋灭吴之战或淝水之战，而本文拟以史料论证这两次战争之内在原因，论证战争双方的不同之处，以此深化对该领域的认识。
军队数量与国家人口数量密切相关。史载西晋灭吴出动军队“东西凡二十余万”[9]2558。西晋当时占有魏、蜀故地，两国人口也都在西晋治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说，蜀灭亡之时有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魏国户口数《三国志》及裴注中都无记载，《通典》记载魏国有六十六万户，人口四百四十三万。则魏灭蜀后共有九十四万户，人口五百三十七万。魏晋禅代在灭蜀两年之后这段时间的人口增长可忽略不计。魏晋禅代到晋灭吴中间长达十六年加上之前的两年共十八年。晋代规定男女年满十六岁就成为正丁，十八年时间足以成丁一批人口。《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全国共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吴亡时有五十二万户，人口二百三十万。由此可以推算出西晋灭吴之前约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人口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也就是说魏灭蜀到晋灭吴十八年间户数增长近百万，人口增长近八百五十万，这在中国古代已经属于罕见的高速度。除去局部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的因素外，占田制的推行也是重要原因，由人口数、户数又可推算每户的人数即每户七人左右。《晋书斠注·武帝纪》注引《文馆词林》载《伐吴诏》曰：“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按此以一户四丁计，西晋可征发的人数高达三百八十七万，这已是一个骇人数字，但诏书中以“士家”为限，也就是从世兵制家庭中征兵，实际上也不可能征发三百八十七万人，但却从侧面反映了西晋可征发的后备人数众多。
③《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面对南下的秦军“夷然无惧色”，并“驾出山墅”，其中有他“矫情镇物”的成分，也说明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心中有数。世说新语笺疏·雅量“谢公与人围棋”条引赵蕤长短经臣行篇：“文靖（谢安）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另见邱久荣淝水之战双方兵力略释，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④此事历代论者有不同看法。《三国志集解·孙皓传》引何焯曰：“宋王权还师保江，而金（完颜）亮卒败退。（沈）莹计不为非。但孙皓已在必亡，故张悌勉强一战耳。”
⑤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魏、蜀统治阶级都为法家，“故两国施政之道正复相同”，所以蜀地无反抗。
⑥《晋书·苻坚载记》《姚苌载记》《资治通鉴》中均没有姚苌所率水军的战斗记载。
“鸡毛蒜皮的小事？”老婆转过脸来质问他，“哼，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风不起尘，既然知道为小事不应争竞，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争竞个没完没了呢？”
月－2011年5月对本市3～6周岁幼儿3 346人屈光状态进行调查，其中男童1 880人、女童1 466人，男女比例为1．28∶1；按年龄分成4组：3～岁组565人，4～岁组864人，5～岁组1 010人，6～7岁组907人。
⑦苻坚在洛涧失利后登寿阳城遥望晋军，见晋兵布阵严整，才感叹“此亦劲敌，何谓弱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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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attle Against Wu and Feishui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LI Hui-qin，LIN So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Tibet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712082，Shaanxi)
Abstract: The battl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o destroy Wu and the battle of Feishu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were two famous "North and South Wars" in the ancient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Although the latter is the original，the result of the two wars is one success and one failure.The contention for strategic buffer zones between the two wars is compared in military point of view，ref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situation in the Jianghuai area to the regime of the Eastern Wu Dynas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factors，the number of troops and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wars，it is found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military forces controls the initiative of the war; and compares the two warring parties.Strategic tactics and strategic principles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military decision-making o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war.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uccess or failure factors of the two can provide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military history in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Jin Dynasty; Feishui Battle; strategic zone; Pre-Qin Dynasty; war against Wu
中图分类号： K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33（2019）05-0051-06
doi： 10.13440/j.slxy.1674-0033.2019.05.009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李荟芹，女，陕西汉中人，博士，副教授
（责任编辑：耶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