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教育观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感论文,英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我随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培训项目赴英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比较详尽地考察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诺丁汉大学、利物浦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以及英国大学联合会、英国文化委员会等等，同时也顺访了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华威大学等等。我本人曾到英国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了解其大学的管理和运作系统，也没有如此集中地听到这么多大学校长及其管理层描述自己的办学现状和办学理念，因此收获甚多。不过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英国高等教育的走向固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也不乏可质疑之处。
一
英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构成了所谓的“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其中包括英格兰最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苏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地处伦敦的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国王学院，以及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伯明翰大学等等，也包括近些年异军突起的华威大学（罗素集团中的其他八所大学是布里斯托尔大学，卡迪夫大学，利兹大学，利物浦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即使是“罗素集团”的大学也还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就本次访问所及的大学而言，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对其学术实力显然更多自信，其领导层的“问题意识”、教育理念及其所关注的领域可能都会引起中国高校的更多共鸣。他们的所思、所虑、所为主要并不涉及“经营”，而仍然在本身的知识传承、知识创造及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伦敦大学学院的副校长迈克尔·沃顿（Michael Worton）就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希望企业界参与大学、甚至参与课程的设置，好像企业可以比大学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追求利益与追求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企业目标和商业利益的过多介入会改变大学的性质。”
在第二类的诺丁汉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首先感受到的却是比较明显的“商业化”动机和“产业化”倾向。即使在科研方面，这些大学优先发展的学科也大都属于商业前景较好的领域。有人认为这是经费方面的差异所致。比如英国政府下一年度的教育拨款缩减20％可能已成定局，而根据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官员奈杰尔（Nigel Semmeus）的统计，英国大学平均有61％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所以这一影响非同小可。诺丁汉大学目前有三万六千名在校生、七千名教职工，据说每年的总经费是四点六亿英镑，已经相当紧张；而利兹大学则干脆开始裁员，以缩减开支。相比之下，剑桥大学在校生约为一万八千人、教职工八千八百零七人，二○○九年度的经费总额高达十点七四亿英镑；伦敦大学学院在校生约为一万九千人、教职工四千三百多人，二○○九年的经费总额超过九亿英镑，大概也不必太过发愁。但是像利物浦大学在校学生只有一万五千人、教职工四千九百人，每年的总经费是三点四亿英镑，再加上其热带医学院的收入三点七亿英镑，共有七点一亿英镑之多。
另有一类后来居上的大学，也许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有所相似。比如建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华威大学，目标是在二○一五年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二十五名。而目前尚不属于“罗素集团”的埃克塞特大学，也明确提出要在二○一五年以前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名。这一类大学似乎特别重视管理工作，某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甚至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称为首席执行官（CEO）。
上述情况应当使我们想到美国学者贝拉（Robert Bellah）对金里奇（Newt Ginrich）《重塑美国》（To Renew America，1995）一书的批判。金里奇当时正打算竞选美国总统，而他所描述的图景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代之以医学，我们有了医疗产业；代之以大学，我们有了教育产业。医生不再是权威而是雇员，我们不再是病人而是顾客。”于是商业模式被推广到各个领域：医院院长、大学校长成了CEO，医生、教授成了雇员，病人、学生成了顾客；据说“有位主教也自称CEO，从而暗示出神父们也是雇员、信众则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贝拉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专业工作者被视为提供高度专业化服务的小贩”，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对职业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趋势进行挑战和抵制”。没想到贝拉当年所讽刺的，居然在某些英国大学成了现实。由此而冲击“世界大学排名”，可能特别值得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反省和警惕。
二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的优势何在？我觉得或可归纳为“确立标准模式”、“创造有效概念”、“引领研究方向”、“依托自身传统”等四个方面。
所谓“确立标准模式”（Standard Models）的先天资本，在于英语从十七世纪以来逐渐建立的统治地位（罗伯特·菲利普森在《英语传播政策》中说：“英语在一六○○年只是一个小语种，但是在不到四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为现今国际间交往的重要语言，如此惊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在征战、殖民和贸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见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二○○一年版，709页）。而通过学术刊物、图书出版、语言教学等等，英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始终在强化这一优势，同时也由此获得相当可观的资源。比如二○○九年剑桥大学实际获得经费十点七四亿英镑，其中政府拨款二点零二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18.8％；科研经费二点四三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22.6％；学费收入零点七七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7.2％；慈善机构捐款零点五九亿英镑，占经费总额的5.5％；其他收入一点零三亿英镑，约占经费总额的9.6％；而雅思、剑桥英语等机构的收入高达二点一六亿英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收入也有一点七四亿英镑，两项合计三点九亿英镑，占总经费的36.3％。
伴随语言优势而来的显然不仅是经济收益，英国各大学创办的诸多学术刊物，实际上早已成为某种评价标准；甚至由Blackwell或者Cambridge出版的著作，也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学术上的认可；遍及世界的Waterstone书店和图书销售网络，则与美国的Amazon共同构成了知识传播的强大帝国。
英国高等教育所确立的标准模式，还在于不断被其他国家所效仿的评价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负责教学质量评估的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QAA），以及承担科研水平评估的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尽管许多英国学者对于QAA和RAE不以为然，但是它们毕竟已经是大学管理者言而必称的口头禅。浏览一下RAE的网页，会发现所有英国大学的学术排名赫然在目，实在容不得你不在乎。然而或许也是因此，英国被认为达到“世界级”或者“四星级”（World- class or Four Stars）的教师好像特别多，某个似乎很一般的大学号称“有53％的研究学者被评为四星级水平”。
QAA本来也是根据“量化”的指标打分，后因媒体据此列出排行榜而遭到学者们的批评，于是对评估方式有所改进。不过改进后的评估报告多少有一点云里雾里、难分伯仲。从其目录可以看到，整个评估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导言”包括评估方法、大学的基本信息、大学的质量提升措施；“关于质量与标准的内部监察、外部评审和公共信息”包括内部管理文件和证明、外部评审材料、外部意见的采纳情况等等；“学生活动”包括大学如何提高授课水平、如何改进学生的学习和就业情况等等；“质量提升措施的有效性”主要是看大学对办学质量的理解和管理；最后是“总结”。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文牍有什么特别，但是无论如何，QAA的概念已经通行天下了。
与之相关的，正是英国高等教育在“创造有效概念”方面的成功。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概念其实都来自英国，比如“科技园区”、“知识转化”、“知识经济”、“国际化”等等。未来可能流行开来的概念或许应该是“全球公民”和不太容易翻译的entrepreneurial——说它是“创业”吧，英国人说这并不仅仅是鼓励学生创业，而是要培养entrepreneurial的学生；说它是“创新”吧，英国人还有innovative的“创新”和creative的“创意”。如果说这些概念主要是对外发生影响，那么另外的一些概念对内也颇起作用。
比如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就通过研究报告和具体数据提出了一项根本的命题“大学是公共基金的最好使用者。”他们论证说：英国GDP的1.3％投入给高等教育，回报率是2.3％；因此如果政府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从长计较也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该联合会的现任主席史蒂文·史密斯（Steve Smith）最近还发表谈话，强调英国各大学充分意识到公共财政的压力，但是“缩减高等教育预算将会严重威胁我们提供优质教育的能力”，从而敦促政府“切勿为了眼前目标而牺牲长远的利益”。英国政府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发表的“绿皮书”也转引了英国大学联合会的这一论证：“据最新估算，英国大学每年的经济贡献为五百九十亿英镑，占英国GDP总值的2.3％。”
“引领研究方向”（Priorities）被一些英国的大学概括为医药卫生、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跨文化交流等“重大挑战性研究”。从而能源和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等受到了大学的普遍重视。不仅剑桥大学有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诺丁汉也通过其生物城（Bio- City）吸引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英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优势往往导致学生的外语能力较低。因为按照英国的教育制度，学校只是必须为十四岁以前的学生开设外语课程，十四岁以后的学生则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继续学习外语，乃至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而目前已有许多大学规定：在二○一二年以前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一门外语技能，同时也鼓励学生到英语国家之外的地方进行中短期的访问或学习。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有人预言：“未来的高等教育市场将超过刚刚破碎的金融市场，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应该如何管理这个市场；许多新兴国家也正在进入这个市场，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提供者形成竞争。”如此，他们显然认为“引领研究方向”甚至比具体的研究成果更加重要。对一个教育大国来说，这样的判断和战略眼光确实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说到“依托自身传统”，中国的资源当然并不比英国逊色，而当我们不断学习西方大学制度的时候，被特别看重的东西之中却鲜有我们自己的传统。学科设置、学术标准、管理程序、评估指标等等都是如此。倒是在英国，反而还有人提及中国教育的历史。而西方大学的调整、演变和“制度创新”，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传统。真正使之得以维系的未必是某些技术性的程序，却可能是支撑这套程序的文化。否则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都不可能没有漏洞，其中的弊端也都可能被放大、乃至淹没制度设计的初衷。
比如无论是英国大学的QAA还是RAE，在学者中获得的认同都非常有限，也有相当多的“空子”可钻；其管理、评估等等似乎并无什么特别，而且同样被学者们批判为“官僚作风”或者“科层系统”（bureaucratic system）。但是为什么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英国高等教育的运转？为什么某些很可能流于形式的东西在英国却并非无效？
一位英国学者告诉我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驱动这一切的，其实是每个人、每个院系和整个大学的荣誉感。”（The sense of our own reputation,personal,departmental and institutional,drives our behaviors.）或许这才是英国高等教育种种表面制度背后的真正动力。
三
无论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思路如何，当今的英国大学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即：大学必须提高“国际化”程度，必须实施“国际化战略”。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这是一个曾经提出“三环外交”、曾经提出“语言”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曾经力主将“创意”产业化的国家。因此其“国际化”的目标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从正面的意义上看，英国大学所推行的“国际化战略”首先聚焦于学生和教师的国际化来源（即所谓“全球公民”的意识），教学活动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学术研究中的国际化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几大优先发展领域），语言能力的国际化指标（试图改变英国学生之外语能力的局限），以及海外学习的国际化制度（即欧洲大学“伊拉斯谟计划”之外的拓展）。
但是在某些大学，“国际化”几乎成了一种托词，其真正的考量显然是在于经济效益。比如大规模录取中国自费生、海外办学、不到1％的肄业率等等。据英国政府“绿皮书”中的数据：仅欧盟以外的国家在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每年就可带来五十五亿英镑的直接收入。
坦率地说，“国际化”的命题或者可能出于某种文化策略，或者必然带来某种“解中心化”（de- centralization）或者“多元化”（diversity）的意识。而如果“国际化”是由利益的动机所驱使，无论哪一种可能恰恰都会被消解。沿此进一步追究，某些听上去颇具吸引力的说辞同样可以被自我消解。如果不惮恶意的揣测，究竟什么是“领导力”（leadership）？什么是“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什么是“大学排名”（university ranking）？完全可以编写出另一部“魔鬼词典”。
比如“领导力”可能就是一种编造“领导力”之类故事的能力（an ability of telling stories such as the story of leadership），因为当我们跟着别人关注“领导力”的时候，其实已经再次被领导。
“创意产业”可能就是将“创意”游戏化，使每个人都易于参与、“游戏”越做越大，而当我们随之鼓吹“创意产业”的时候，已经毫无创意地成全了人家的产业。
“大学排名”起初只是大学“被消费”的商家行为，但是“被消费”的大学一旦位居前列，便忍不住引以自夸、以正视听，从而又成了商家的共谋。
如果我们一味“学习”别人端给我们的“经验”和“理念”，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悖论。英国大学汇聚了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使“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中国大学感受到巨大差距。但是不要忘记：总是对别人讲述的“新故事”趋之若鹜，或许正是我们不断落入“老故事”而显示不出原创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