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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适用”是李颙的一个重要学术主张，它甚至可以用来概括二曲的学术主旨，因为“明体适用说”是李颙40岁以后提出的，要晚于“悔过自新说”，依陈祖武先生的考辨，应为康熙八年己酉（1669）〔1〕，是年李颙43岁， 代表着二曲学术思想的成熟形态。下面叙述一下“明体适用”说的主要内容。
一
李颙在《四书反身录》中对此有过解释：
问体用。曰，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格、致、诚、正、修，乃明之之实。齐、治、均平，乃新之之实。纯乎天理而弗杂，方是止于至善。
在《周至答问》中，还有对于这一主张的正面阐释：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得出，所谓“体”，便是理学的本体，在李二曲来说便是心本体、明德，也就是“识心悟性”，通过“格、致、诚、正、修”来达到认识体悟理学本体的目的，属于内在修养方面，明体之学便是理学的心性之学。按颙的说法，“适用”是“体”的自然发用，也就是在良知的主宰指导之下所进行的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为理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开物成务，康济群生”。“明体适用”实际上是把理学与经世实学两种学术思潮结合起来了。这在李颙所开列的两类书目中有明显的体现。李颙应门人张珥之请，开列了“明体适用”的书单，兹摘录如下：
明体类：
象山集 阳明集 龙溪集 近溪集 慈湖集 白沙集 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 朱子文集大全 吴康斋集 薛敬轩 读书录
胡敬斋集 罗整庵困知记 吕泾野语录 冯少墟集
适用类：
大学衍义 衍义补 文献通考 吕氏实政录 衡门芹 经世石画经世挈要 武备志 经世八编 资治通鉴纲目大全 大明会典 历代名臣奏议 律令 农政全书 水利全书 泰西水法 地理险要〔2〕
显然，所谓“明体”便是伦理道德修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延续。在“明体”类中，他又分为“明体中之明体”，“明体中之功夫”两类，前者包括从《象山集》到《白沙集》的书目，其余为“功夫类”，这表明了二曲以心学为归宗的学术立场。
所谓“适用”，就是要经世致用，研究各门具体的有裨军国日用的学问，这一点在所列书目中可以看得出来。李颙特别重视农业、兵事。它在《四书反身录》中写道：“种植之道，虽各有所宜，大约不出‘粪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无差’四语。……若夫因时制宜，曲尽其法……，其详莫备于《农政全书》。撮其简易易行，同《水利书》，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乡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见共闻，庶知所从事，地无遗利。”他本身对于农学也有过研究。对于兵事李颙也特别重视，认为“经世之法，莫难于兵”，并以诸葛亮、王守仁为例说明儒者应该研究兵事，“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异日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李颙已经脱出了理学所谓的“器乃形而下者”的窠臼，对于实际问题，各门具体的学问如律令、政治、农事、兵法等十分重视。提倡研究、掌握各种技术，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儒者所必备的素质，与明体是同等重要的，“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3 〕这也是与当时的经世实学思潮相一致的。
李颙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正当末世，处于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全国各地战火纷飞，对于李颙来说可谓“战斗里成长”。在他不满15岁的时候，父亲从军，陈亡异乡，连骸骨也找不到，最后他只有带一抔冢上的黄土归故土供奉、安葬。这对于“天下名儒”的李颙来说无疑更具有切肤入髓之痛，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投入到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潮的深刻批判反思之中。
明末清初诸巨儒在批判理学空疏无用，提倡经世致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其表现形式及学术形态随着个人遭际、学问背景及地域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王夫之走上了对理学形而上的理论层次进行批判总结的道路，黄宗羲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总结，开浙东学派重史的风气。顾炎武与李颙关系最为密切，颇多交往。顾一方面也主张研究实际问题，并身体力行之，但他在批判理学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经学，要求学者要“综当世之务，考百王之典”，从经学本身去寻求救世的良方，把实学思潮引向了经典考据，这在东南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
在这一方面，李颙与他们都不同。他也对理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并未像其他大儒一样走向背离理学之路，尤其突出的是在王学成为众矢之的的时代，他却成为一个王学的忠实提倡、践履者，在理学走向末路的时候他却坚持讲学，并因此而声动东南、名满天下。梁启超谓之“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4〕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东南诸儒不同的是他不是以经学或史学或考据学与实学相结合，或作为实学的表现形态，而是以理学与实学相结合，提出“明体适用”的主张。李颙所谓的实学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也是有区别的，以研究各门具体的科学技术为指归，并力倡施行之，这与颜元有相似之处。李颙在总结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明体适用”说，对关学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
首先，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关学”这一概念，“关学”是一个习用的名称，其最广泛的意义即指关中学派。由于这一名词是儒家所创造并使用的，所以关学便指关中的儒学。直至清末贺瑞麟、柏景伟等最后编补《关学编》时，这一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他们往往以出生于关中或长期在关中进行讲学活动的儒者作为划分关学学派的标准。显然，今天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独具特色的学派进行研究，便不能如此笼统、简单，需要找出关学所独具的特点来。这一点，黄宗羲有所认识，他在《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中讲道：“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这可谓抓住了当时关学的特点。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他对兵刑礼乐及各种实际学问的重视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赘述了。自张载始，奠定了关学的这一特点。金元之际，学术不昌，关学一线如缕，到了明代，又迎来了一个兴盛时期，学派众多，名儒辈出，吕柟（泾野）、冯从吾、李二曲蔚为重镇。此外，关学又分为三原、关陇、心学等派。但无论是诸名儒，还是各学派，都具有“躬行礼教”，也就是重视实行的特点。三原学派王恕、王承裕父子如此，关陇学派提倡“尚行”之旨，以薛敬之为代表。冯从吾为心学一派的重要人物，他主张“本体”与“工夫”并重，尤其强调身体力行。他还认为，只要有利于践履儒家主张，各门各派都可吸收，虽然他不自觉地以心学为归趋，但一直坚持不懈地反对门户之争〔5〕。 吕泾野主张“理在气中”，于“事中见理”，认为“除了人事，焉有道理！”〔6 〕并一生躬行理学，不顾与时事相违忤。他的一生就是矢志于实践理学的一个坎坷的过程。在北京时，明孝宗去世，他与诸生往哭，声出泪下，那些只是做做样子的人们皆笑他太迂腐。他一生为官也以理学原则为归依，为了坚持原则不惜忤逆当政者。武宗时因直言切谏而被迫还乡，世宗即位又因“大礼仪”触怒皇帝，被下狱，后谪贬山西解州，迁南京国子祭酒。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在南京都坚持躬行礼教。在南都，让国子学生们按图示学习《仪礼》中的典礼，登降俯仰一依典制，管龠和鸣，一派古风，被称为“真祭酒”〔7〕。
可见，注重躬行实践一直是张载以来关学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学是一个注重实践的理学派别。狭义的关学仅指与濂（周敦颐）、洛（二程）、闽（朱熹）等学相对的一个学派。广义的关学则不局限于北宋张载一代，它是一直延续下来，有共同特点的。元明时期，理学占据官方学术地位，儒家的社会伦理规范被提到与天理对等的高度。又由于《四书》被从诸经中圈出，与汉代儒学形态相比，大为简化，重点也突出了。这样对于理学时期的儒士来说，实践无非有两个领域，一是对心性论的践履，这在个人内在精神境界方面：一为礼的方面，在古代，各种典章制度乃至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可用礼来概括。而在《四书》被简化了的理学形态下，学者们的实践活动也主要在礼仪的领域，在理学理论的学术权威尚存的时候，学者们躬行理学也不外心性与礼教两个领域，关学就是如此。所以黄宗羲用“躬行礼教”来概括说明关学注意践履的特点。
关于这一点，陈俊民先生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中有详细精辟的论述，揭示了宋以来直到明末的关学基本特征，但陈先生认为关学至二曲而终结，观二曲当时及其后的关中学术发展实际，这是应该重新考虑的。
陈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依据“关学是关中理学”这一前提的，明末，经学考据学思潮兴起，理学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普遍的批判和否定。“关学”的命运也是如此，李因笃、王宏撰（山史）等倡考据、小学，尤其是李二曲提出了“明体适用”说，经世实学思潮占据了统治地位，“关学”宣告终结。
实际上，关中理学并没有终结。王宏撰在研习金石书画的同时不减对理学的兴趣，对于朱陆两派折中调停，各取所长，“盖有见于格物致知之训，朱子为正；太极无极之辨，陆子为长”〔8〕。 李因笃以经学朴学著名，但尊崇朱子，究十年之力研究朱子学，“博极群书，然一以朱子为宗，音训之学尤独绝一时”〔9〕。尤其是李二曲， 在明末清初以尊崇理学而独具一格。他批判明末的空疏学风，认为这是由没有彻底贯彻理学的理论而致，因此他才提出“悔过自新”说，晚年尤笃于此，荆扉反锁，独居垩室，进行彻底的切己自反。李二曲并不是以朴学经学著名，相反是以理学、实学而为当时后世所瞩目。明清之际，朴学在关中一度很兴盛，这是与东南一样的，但这个传统没有延续下来，理学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理学的终结如果意指无传人，无尊崇者，则与事实不符；如果指理学失去了理论创造力、没有了活力，则明代关中理学诸名家也无甚创造，多以躬行实践持之甚笃而著名，或宗一派，或于几派中居间调停，而实际上以其中一派为主（以这种情况为多），在这个意义上，明清无多大区别，也不可能说理学到清代终结了。
明清之际，在关中虽然经学、小学等考据之学掀起了一个热潮，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清朝政权奠定后，这种学风无形中也就消歇了，关中学术实际上是沿着李颙开辟的道路发展下去的。二曲把关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三
在总的方面，二曲禀承关学注重践履的特点，他的“悔过自新说”及晚年对此的奉行和发展是在实践上把心学推向至极的表现，这是向内的一个方向，也就是明体的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曲适用的一方面，这是关学重践履特点在新的社会思潮中的表现。传统的重实践往往局限于心性及礼教的范围，在对理学进行批判总结的思潮中，二曲通过他的适用说大大拓展了躬行的领域，赋予其更切实广泛的内容，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各门具体科学及专门技术领域，这在他所列的适用类的书目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也是同时代诸儒所忽视的。也就是说，通过李颙的努力，把经世思潮与理学心性守身之学结合起来，这是关学在清以来的新表现。自二曲后，关学的内容更丰富了，更切近于社会现实，其特征也更显著。具体表现是在清代汉学特盛的时期，关中学术（或云关学）流派却把宋学薪火不绝地延续下来，形成了一种理学与实学（经世之学）相结合的特殊形态，这不同于黄宗羲开创浙东史学派，也不同于顾炎武所奠定的汉学考据派。李颙本人就对考据不以为然，他曾经不指名地批评好友顾炎武：“友人有以日知为学者，每日凡有见闻，必随手札记，考据颇称精详。余尝谓之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若舍却自己身心切务，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训诂之末，岂所谓急先务乎？假令考尽古今名物，辨尽古今疑误，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诚欲日知，须日知乎内外本末之分，先内而后外，由本以及末，则得矣。”〔10〕“当务之急”与“身心”之学并举表明了二曲关学的总特征，对顾炎武的批评显示了关学独具的特性。
历史地看，二曲所开创的学风也被不绝如缕地延续下来了。当时虽然李因笃、李柏、王山史等与二曲齐名，但后来，由于二曲高标特立的伟大人格及体用兼赅的较为完备的学术体系，其影响远远超过同侪。二曲弟子大都多名高当世，为各界所尊崇，由于他们的传道活动及个人影响，使关中学术沿着二曲开创的道路发展下来。二曲弟子著名的有王心敬、孙景烈、杨双山等。
王心敬号丰川，学者称之为王丰川，名满三秦，地方督抚多次表荐于朝，谓为当世儒宗。他提倡理学，反对门户之争，主张吸取各家之长，“留心当世之务，通达古今事理，不愧明新一贯之学旨也。”〔11〕
孙景烈号酉峰，学者称为酉峰先生。“以求仁为要领，以主敬为工夫……期为切实近理，深恶标榜声气之习。”主讲于关中书院，影响很大。门下有所谓六大弟子，王巡泰（零川）尤能绍述师说，“殚心程朱之学，深达理奥”，注重经世之学，著有《河东盐政志》〔12〕。
在弘扬二曲达用之学这一方面，杨双山尤为突出。他对农学医学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就是一个名医，善摄生，年九十犹童颜。晚年开辟一个小园，“种桑养蚕、畜牧粪田之事精心探讨，躬亲实验”〔13〕。从学于二曲时，被其师誉为命世之才。陕西巡抚陈宏谋为之手题堂额楹联，旌表其居，一时慕其风者请谒无虚日。著有《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知本提纲》等书。《修齐直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讲“修”，即理学心性之说，其中还有与西方学说相比附的地方；后一部分讲“齐”，论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方法。对于农业、畜牧多有论述，体现了二曲“明体适用”之旨。杨双山高弟齐倬详注《修齐直指》，对于农学、畜牧等方面有精详的论述，显示了精深的专门知识〔14〕。杨双山卒于乾隆五十九年，门下弟子当有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者，可见二曲一脉，一直传到近代。
此外，二曲铮铮气节不但在当时赢得高名，康熙甚至亲临拜访，赐书褒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陕西关中的学风。大荔曾是二曲讲学的地方，晚清时朝邑人成锦堂受二曲影响甚深，见二曲《反身录》后，爱不忍释，由此究心性理之学，“于周、程、张、朱、儒选遗书莫不博览精研，身体力行。”〔15〕
与二曲同邑的路德是嘉道时期的陕西大儒，开门授徒20余年，晋豫吴楚之人多从之游，弟子登科甲任要职者数百计，“入痒食饩及再传弟子以数千计，列清班者强半出其门下”，他的书籍“朝鲜琉球皆贩鬻，奉为圭臬”〔16〕。路德也是讲论理学的，“生平学以汉宋诸儒为根抵，专主自反身心，不分门户……教人以先行后文”〔17〕。在提倡理学的同时也教人注重躬行实践。
由此可见，李颙创立“明体适用”说，开辟了关中学术的新局面，他的学术为后学所尊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二曲以后，关学发展到实学与理学相结合的形态，扩大了明代关学躬行实践的范围，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学派，对于关陕学术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经世实学思潮再度兴起，关中虽然深处内地，但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们也深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所担忧，苦思挽救之策。他们便将目光集中在同乡先贤李二曲身上，二曲不屈的民族气节，注重实际的为学精神引起了近代陕西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李寅、柏景伟、刘古愚就是其中的代表。李、柏二人均抱经世之志，对于天文、舆地、兵法无不精研，不屑于章句八股之学。他们参与赈济灾荒，筹办保甲之事，为一方之望。李寅不幸早卒，柏景伟长期主持味经、关中书院讲席，以经世实学教授陕甘士子。柏、李二人皆宗心学，李寅服膺阳明学，柏子俊以“刘念台慎独为归”〔18〕，这是二曲“明体适用”说的运用和体现，表现了关学的独特风格。
尤其突出的要数刘古愚了。他是清末关中大儒，毕生致力于以实学教士，希望以此挽救民族危亡。他也以宏扬关学自任，主持味经书院讲习达12年之久，教导学生研习张载及蓝田诸吕（张载弟子）的学说，尤其推崇李二曲，对于二曲弟子孙酉峰特别佩服。他也以推行实学于社会为圭臬，重新刊刻杨双山的《豳风广义》，教导乡人改善种棉植桑技术，而且还评注了杨双山著、齐倬注的《修齐直指》，谓杨双山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张横渠。
毕竟，刘古愚与李二曲不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在刘古愚所生活的时代，西学成为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是每一个致力于富国阜民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回避的。刘古愚对此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生致力于传播提倡西学及中西各种自然科学，他本人对算学、几何很有研究，使这门在秦中早已失传的绝学得以重新扎根三秦。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曾试种白蜡树，筹办近代机器织布工厂，参与戊戌维新运动，成为陕甘近代伟大的启蒙者，走出中世纪的领路人，在他的直接影响下，陕西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陕西辛亥革命以渭北咸阳为中心，而这正是刘古愚长期执教的地方。陕西第一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大都出其门下或受其影响。
刘古愚就是由经世实学走向新学之路的。在他的早年，深受提倡实学的黄彭年（关中书院讲师）、柏景伟、李寅的影响，立下经世之志，奠定了他“经世与守身”并重的学术风格。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他逐渐向自然科学、西学靠拢，但仍不放弃守身之学。
可以这样说，刘古愚“经世守身”一贯的宗旨是李颙“明体适用”说的新发展。刘古愚对二曲特别推崇，二曲“适用类”的书目如《大学衍义》、《衍义补》、《通鉴》等是刘古愚教士的主要教材。“经世之学”逐渐被西学或科学技术所融合，传统的实学（或“适用之学”，“经世之学”）在近代成为新学生长发展的砧木，后来其自身也逐渐融合到新的学术洪流之中，笼统的“适用”之学被各种专门科学技术及专门学问所代替。这样，关学做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形态在近代也就逐渐不复存在了，消融在新学之中。所以，本文认为，刘古愚终结了关学〔19〕。
总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关学由北宋张载所创立，是一个注重实践的理学学派，明清之际，李颙“明体适用”说拓宽了关学的领域，把它发展到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形态。此后关学即沿着二曲的方向持续发展，到了近代，由刘古愚终结了关学。
注释：
〔1〕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2〕李颙：《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3〕李颙：《四书反身录》卷一。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5〕冯从吾：《关学编》。
〔6〕吕柟：《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7〕《关学编·泾野吕先生》。
〔8〕王宏撰：《正学隅见·自序》。
〔9〕张舜典：《关学宗传》卷三十二。
〔10〕《李二曲全集》卷四十。
〔11〕《关学编·丰川先生》，另外，《关学宗传》及《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与此略同。
〔12〕《关学宗传》。
〔13〕《续修陕西通志稿》《人物》卷。
〔14〕《修齐直指》，刘古愚所著《烟霞草堂遗书》有全文收录。
〔15〕〔17〕〔18〕《续修陕西通志稿》《人物》卷。
〔16〕见《续修陕西通志稿》及《关学宗传》。
〔19〕有关刘古愚的思想事迹见笔者与任大援先生合著《刘古愚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