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1996～2000年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史角度看，国际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与过渡的历史进程。而1996～2000年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则将这一进程的历史性特性呈现得更加明显。
1 综述性、总结性研究现象
综述性、总结性文章的大量涌现是9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进入90年代中期，这种综述性总结性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
吴慰慈、罗志勇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现状》[1]一文，从基础理论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用户服务研究、图书馆改革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研究、图书馆网络化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研究8个方面，对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概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4大成就：“逐渐摆脱了仅对图书馆具体工作进行经验描述的局限，注意深入探讨学科的内涵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突破了只在图书馆内部进行微观考察的界限，着眼图书馆的外部环境，并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注意研究图书馆界的宏观现实问题；引进了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克服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足，密切结合图书馆工作实践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吴慰慈、张广钦的《1990年以来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2]一文，通过对全国12种图书馆学重要期刊1990年以来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发文调查，从理论基础研究、学科要素研究、比较图书馆学、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研究、一体化问题研究、人文图书馆学、发展战略研究、理论研究历程的全新视角考察、研究者研究和关于图书馆学名称的讨论这10个方面，对这一阶段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状况进行了描述，并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战略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新技术发展的关系三个角度，对这一阶段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进程进行了反思与评价，指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吴慰慈、许桂菊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及展望》[3]一文，在总结了8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思路。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宗忠的《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上、下）》[4]一文，对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总结和历史性的回顾。
近年来的综述性研究，其研究对象不仅有近期的内容，而且有跨度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内容。这样，以近期和阶段性内容为对象的综述性研究和以百年来几乎是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整体为对象的总结性研究共同构成了颇为壮观的综述性总结性研究现象。近期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为整体性学术总结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关于传统图书馆学的整体性学术总结，则为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整体转型与过渡奠定了学术基础。因此我们说，这种综述总结性研究现象不仅仅是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当代图书馆学研究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与过渡时期所必然呈现的历史性特性。
2 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术反思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图书馆学界所热衷于讨论甚至是激烈争论的理论热点。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不准和二者关系的纠缠不清是导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左右摇摆的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制约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和特定的范围内往往成为束缚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思想禁锢和精神枷锁。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学术反思。
理论的本质在于对实践的理性把握。而实践的本质在于将这一理性把握反过来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加以社会实现的过程。二者之间是知与行的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一种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之上。与实践没有任何联系的“理论”如同无源之水一样不可思议，与理性毫无关系的“实践”作为一种非理性行为也决非正常人的正常的社会实践。
任何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科学理论都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理论系统共同构成了这门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基础理论为应用理论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应用理论则是基础理论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延伸和应用。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实践性学科，尽管应用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但作为学科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的基础理论系统，仍是其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往往称为这门学科的“哲学”理论，如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数学哲学、图书馆哲学等。也有人将某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称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或元理论体系。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不断有人提出建立理念图书馆的建议。而刘迅等人则致力于图书馆学元理论体系的建立，并试图以此“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支撑点及其理论前提。”[5]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仍将关于图书馆学的这一层次的理论研究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思辩之学。它不是对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描述，而是对决定这些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科学目的和历史任务、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及其与相关学科的结构关系以及在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思想和学科发展方向、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性质、社会职能、社会形态、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构成与社会系统其他构成要素的关系、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决定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内在规律等。根据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基础的问题，它所要揭示的规律也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本质的规律。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些本质规律的揭示，不仅能够对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理论上的解释，而且能够对其未来作出具有科学根据的预测。因此说，基础理论研究既是基础的，又是前沿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不直接作用于图书馆事业具体的社会实践，却在基础理论的高度上，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意识到这种高层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只有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理论造诣才有可能对此加以真正的理论和把握。这样说来，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基础理论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一门学科的应用理论研究，其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比基础理论研究更为紧密，更为直接。这是针对社会实践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如图书馆有偿服务问题研究；信息用户与信息服务研究；现代产业观与图书馆“产业化”研究[6]；数字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研究以及前几年笔者所阐述的“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即发展战略研究[7]等。由于应用理论研究立足于社会实践，不仅与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对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针对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理论研究也不会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既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导致了这一问题的提出呢？对此，中国图书馆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感到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主要得出了以下认识：
(1)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尚不成熟更不完善，尚未建立起由基础理论体系、应用理论体系和应用工程技术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这种不成熟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长期混为一体。[7]这就导致了无论是图书馆事业界还是图书馆学研究界，都极度缺乏基础研究意识。这样，人们往往用应用研究取代基础研究，用应用理论取代图书馆学的整体理论体系，用应用研究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基础研究。在这一情况下，一旦有纯思辩性基础性研究出现，人们便不可理解，纷纷发出“理论脱离实践的”惊呼。
(2)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方面原因，我国图书馆事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相当数量的人员由于科学文化和理论素养的不足，不具备把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质的区别的能力。他们往往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混为一谈，习惯于用应用理论的价值判断来评价基础理论研究。他们意识不到也无法理解形而上的基础研究对实践的超然性及其对实践进行理性指导的间接性。这样，面对不具备直接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根据自身的理解能力，他们必然得出，也只能得出“理论脱离实践”这一结论。这种情况即使在图书馆学研究界也并非少见。这一状况与第一条学科建设现状具有内在的联系，二者是相对应相统一的。
(3)基础研究发展的初期，一般是形成观点纷呈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观点不同的学术思想需要一个百家争鸣和系统完善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形成成熟系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后才有可能真正具有某种指导实践的学术功能。而那些在争鸣中退出学术舞台的思想和观点，除了具有某种学术启迪功能外，更不可能具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实践的功能。那些在基础研究开展之初就要求其具有具体的实践指导功能的意见，即使其出发点不失善意，也犯了“功利急躁症”的毛病，因为这一要求违背了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
(4)基础研究自身的某些弱点也是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学术研究中，国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和其它学科其它领域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移植是必要的。然而，这种学术引进和移植必须伴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必须建立在对相关理论和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那种浮光掠影望文生义之作，不是由于生吞活剥而犯了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的学术浮躁症，就是染上了赶浪逐潮猎奇哗众将学术当作新闻来炒作的学术绝症。显然，此类“研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不可能形成成熟系统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体系，更不可能具有什么学术生命力。既然形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也就不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了。如果要求此类“研究”具有什么实践指导价值，那不过是缘木求鱼。这种问题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事者不懂学术，不辩真伪，混淆是非的问题。
(5)应用理论与应用领域的错位是引起这一问题的另一学术上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应用理论应分为一般性应用理论和专门性应用理论两部分。一般性应用理论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各个不同的应用领域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专门性应用理论研究是针对某一具体应用领域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深入研究而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如果将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专门性应用理论成果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并不适合的领域和问题上去，必然形成应用理论与应用领域的错位问题。这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相背离的典型实例。真正的“理论不联系实际”问题应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6)否定理论的极左思潮的作祟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引起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极左思潮曾长期占据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理论脱离实践”这一意识形态命题长期以来曾是极左思潮拿在手里否定理论的大棒。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尽管极左思潮早已丧失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图书馆学界严肃而认真地致力于基础理论建设过程中，“理论脱离实践”的批评和指责犹不绝于耳。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当“严肃而认真的”批评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左”的意识时，同样严肃而认真的理论工作者却已经感到躲在这一批评背后的极左幽灵的影子了。
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上述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袁昱明的《我国宏观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8]，戴煜滨的《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9]，张德芳、钟昌义的《近代图书馆的终结和现代图书馆的崛起》[10]，吴慰慈、罗志勇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11]，徐引篪、霍国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兼论资源说》[12]，彭斐章的《迈向21世纪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13]，霍国庆、孟广均、徐引篪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论评》[14]，杨文祥的《走向21世纪的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15]，叶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16]，于鸣镝的《关于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再认识》[17]，吕斌、李国秋的《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18]和张沙丽的《21世纪图书馆的展望、预测与现实》[19]等。这些成果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研究层次为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为实现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国图书馆学界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深刻反思，便不可能实现学术思想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很难完成为图书馆学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所进行的理论基础的奠基。
3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
3.1 对建设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时代呼唤
9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新变化。变化之一是把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从文献信息管理和知识交流拓展到了信息、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观念上的新变化。变化之二是把信息技术、主要是把计算机技术、远程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高密度存储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实践，开展了电子图书馆学的研究，使得图书馆学现代化技术研究从自动化管理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方向推进了一步。变化之三是在研究图书馆事业宏观现实方面着重研究了图书馆如何深化改革，适应信息化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等问题。[20]上述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面临诸多挑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所发出的对建设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时代呼唤。
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不仅要建立全新视角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系统和图书馆学方法论系统，还要以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全局。这一全局不仅包括21世纪图书馆学的应用理论体系，而且包括未来世纪图书馆的现代化技术系统。除此以外，面向世界，深入开展比较图书馆学研究也是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要关注其中的法制建设，深入挖掘不同国情条件下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不同的内在原因，从而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历史条件下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20]
3.2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方向
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活动中与科研主体紧密联系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研究对象是决定因素，这一决定因素不仅决定着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也决定着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的展开。因此，把握了研究对象的本质，便把握了学科建设的方向。
通过对国外图书馆学界先后提出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研究，我们得知，国外图书馆学科建设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图书馆的实际技术到关注图书馆的事业建设，最后发展到关注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图书馆学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认识及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到关注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与国外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是一致的。特别是经过80年代关于图书馆与社会的讨论，中国图书馆学者在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22]、图书馆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23]、图书馆与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24]、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建设[25]等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断将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功能推向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图书馆学必须致力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文献信息的社会载体和传媒介的作用的研究，致力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作为社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心和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心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这就是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方向。[21]
3.3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一门学科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学科性质。关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目前国内图书馆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社会科学”、“综合性科学”、“应用科学”和“管理科学”。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的观点能够反映传统图书馆学的性质，但反映不了走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而“综合性科学”、“应用科学”和“管理科学”这些观点，对于当今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判定还不够清晰，将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学科并行罗列的区分方法也不够合适。要准确清晰地判定一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关键要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判定工具要科学；二是判定方法要科学。就是说，无论是判定工具还是判定方法，都要反映当代人类社会的最高科学水平。
当代科学分类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以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领域为基础，区分为“思维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交叉科学”四大学科群。其中“交叉科学”又分为“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软科学”、“比较学科”和“其它新兴学科”六种较小的学科群。二是以科学研究的层次为基础，区分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两大类型。这四大学科群和两大类型相互对应，构成了具有一定的横向结构关系和纵向层次关系的科学分类体系的总体结构框架。这一体系结构便构成了判定各门学科学科性质的工具系统。这一工具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不可混淆。以往的研究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把握不准定性不确，这一工具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层次关系未能厘清是一重要原因。
判定一门学科学科性质的方法，目前一般从其研究对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式、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利用上述工具系统和学科判定方法对当今图书馆学的各相关方面加以严格考察，对走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学科整体而言，21世纪的图书馆学应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交叉学科。[21]
3.4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定位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由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深化，对信息经济的基础资源——信息资源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十分现实的问题。80年代首先在美国提出了信息管理的思想。伴随信息和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深化，一门新的学科——信息管理科学诞生了。
信息管理科学是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科学成果，而近现代图书馆是近代信息技术直接的社会产物。这样，以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学在技术基础上是同源的。信息管理科学的诞生对人类的科学体系而言，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科学体系结构。科学体系结构的改变不仅有助于一系列相关的新兴科学的形成，而且对旧有学科间的结构关系也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和改组。这样，信息管理科学的诞生，必然给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事业根本性的冲击。这一冲击集中表现在两件大事上。一是今天的图书馆学家无论其对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学的关系具有怎样的认识与理解，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能回避对信息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大学的图书馆学院系改为信息管理类的名称。这两件大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信息管理科学的诞生对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冲击之猛，震撼之烈，足以证明了二者在内在联系上的紧密性和结构关系上的牢固性。
通过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管理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信息管理学是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科学成果，是社会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信息管理学的科学目的在于通过对信息的社会运动规律的探讨和对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实现社会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正如上文所述，随着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关注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日益认识到图书馆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文献信息的社会载体和传通媒介。[22]而信息管理学中的社会信息系统其核心部分是信息资源系统，信息资源系统的主体就是文献信息资源系统，即信息资源系统中稳定的可重复利用的部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正与这一文献信息资源系统相联系，是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看，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学应该是信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是信息管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1]
4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与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给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这一始料不及的挑战与冲击，一时使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研究陷入了困境与困惑之中。然而，正是这一困境与困惑引发了图书馆学界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对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与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的思考。这一思考预示着当代图书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学术思想即将发生历史性的整体飞跃与升华。
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冲击与挑战，给图书馆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这些新课题的提出一方面要求传统图书馆学的某些研究领域要有新的拓展；另一方面激发了一系列图书馆学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研究领域。这两方面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这些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向人们展示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在21世纪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21世纪图书馆学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表现为三个层次：基础理论层次，应用理论层次和图书馆实用技术层次。
4.1 基础理论层次
21世纪图书馆学在基础理论层次上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目前可以考虑有这样几方面内容：
4.1.1 21世纪人类的科学体系结构与图书馆学在这一体系结构中的地位研究。科学体系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形式。在人类学术思想史上，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认知方式、认知角度与认知内容和深度各有不同，不同历史阶段科学体系的结构形态也各有不同。研究某一特定学科在科学体系结构中与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和结构关系以及这些联系和关系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演化规律，以确定其在科学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是确定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和这门学科的学科建设方向的科学基础。21世纪是社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走向深化的时代，同时也必将是人类的科学体系结构发生整体变革的时代。因此，21世纪人类的科学体系结构与图书馆学在这一体系结构中的地位研究是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性课题。这一课题是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新起点。
4.1.2 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学科建设方向研究。如果说上一项研究是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学科外部结构以及学科定位研究的话，那么本项研究则是图书馆学的科学内容、学科内部结构、学科定性和学科定向研究。
4.1.3 21世纪图书馆学的方法论研究。在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不仅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学科性质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要发生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其研究方法也要发生重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革则是图书馆学发展与变革的直接原因。正是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革直接引发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学科性质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的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因此方法论研究是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知识生长点的重要领域。
4.1.4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形态、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研究。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为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提供了技术平台和信息环境。在这一环境下，传统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必将在组织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诸方面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预测与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图书馆学，不仅是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知识生长点，而且是21世纪图书馆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4.2 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层次
21世纪图书馆学在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层次上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目前可以考虑有这样几方面内容：
4.2.1 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传统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是在现实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环境下，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正逐步演化为信息资源建设。这一概念的转移引起了图书情报机构信息保障机制的变化。在网络空间里，图书情报事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满足的文献资源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满足的信息系统。这样，图书情报机构的信息保障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单位的信息存储、整序、开发利用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于是，关于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便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关于资源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在此，资源共享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管理技术的研究将是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
4.2.2 检索语言与检索系统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经过情报界的长期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人工检索语言。然而现有的网络搜索引擎是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虽然时效性较高，但查全率和查准率都很低。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将情报检索语言的成果引入到网络搜索引擎的开发中去。这一研究既与资源建设研究相联系，又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
4.2.3 图书情报事业网络化的资源共享研究。图书情报事业网络化的资源共享是现代图书情报事业的两大特征。而这两大特征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图书情报网络体系内的资源共享，存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即从馆际互借发展到电子文献传递和文献提供，再发展到联合馆藏和共享存取的趋势。这一趋势既含有技术的进步也含有共享机制的不断突破。图书情报事业网络化和资源共享不但是20世纪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两大历史课题，还将继续是21世纪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一研究同样与资源建设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4.2.4 图书馆事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国图书馆学者长期以来始终十分关注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研究。作为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这一领域必将伴随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而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这些新情况和新课题的核心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问题。这将形成一个十分广阔的学科知识内容发展空间。
4.2.5 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曾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热点。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一领域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定位问题，即图书馆事业在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作为公益性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新时代的社会职能及其社会实现形式问题；伴随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中小型图书馆的生存空间问题；大型图书馆以及整个图书馆事业的社会组织结构转型问题等，都是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
4.2.6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究
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现代信息技术迅速而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这一技术基础的历史条件的支撑下，图书馆事业社会职能的空前强化。为适应这一形势，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家队伍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建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这一形势下的培养目标问题；图书馆事业专家队伍的整体素质结构和个体知识结构的规划与设计问题；为适应这一专家队伍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相应的教育培训的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建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的发展空间。
4.2.7 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信息资源为基础，是社会信息化的历史产物。数字图书馆研究不仅涉及诸如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形态，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内容，涉及图书馆事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应用理论研究方面的内容，而且涉及资源库建设的统筹规划、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的搜索速度与效率、信息的传输与安全、交互界面、信息的输出与再现、多语种支持、高层信息服务协议等应用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数字图书馆研究是一项以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为主体涉及图书馆学各个层面的综合性研究。21世纪图书馆学各层次各领域的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在这一综合性研究中得到了相对集中地体现。
4.2.8 信息组织与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信息组织和知识管理是近几年伴随信息经济的深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出现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新概念，目前关于这两个概念内涵还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可以说，信息组织与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是21世纪图书馆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基点，是21世纪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适应社会信息化进程发挥其信息服务职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前提。这一研究领域蕴含着不可计数的学科生长点。目前，文献建构研究和元数据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界的关注。[26]从信息组织与知识管理的角度，上文关于信息存储与整序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以及检索语言与检索系统的研究也纳入这一研究领域。
4.2.9 图书馆产业观与信息服务研究。根据现代产业观对图书馆的产业属性加以科学分析，图书馆无疑是信息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21世纪图书馆学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问题已不在于对图书馆的产业属性如何加以重新分析，而在于如何在坚持图书馆的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适应社会需要，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职能。这样，关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方式方法研究便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很有发展前景的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6][15]
21世纪是图书馆学发生深刻的、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是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和学科体系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与过渡、飞跃和升华的时代，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社会职能空前增强，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作出空前贡献的时代。
（来稿时间：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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