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川[1]2002年在《唐末艳诗平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艳诗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唐末时期又形成一个高峰。论文拟对唐末艳诗的创作概况加以勾勒，探讨其基本成因，并进行内容和艺术上的初步分析。论文引言部分概括介绍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唐末艳诗的研究情况，简要说明唐末艳诗的基本特点；第一章对艳诗的概念加以界定，以此为依据考察唐末艳诗创作的基本情况；第二章从社会、文人心态和文化叁个角度探讨唐末艳诗的创作因由；第叁章在内容上对艳诗进行分类，介绍各类艳诗的特点，并且从体式和语言、意象和意境、诗风传承上对唐末艳诗的艺术特征加以说明；第四章简要分析唐末艳诗在唐末和后世的影响，对其加以评价。
熊啸[2]2012年在《中晚唐艳诗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艳诗是较为特殊的一支，因其与儒家诗论的要求颇有抵牾之处，故历来总是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评价。事实上艳诗是伴随着文学自觉及诗人人格主体逐渐觉醒的产物。艳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繁盛的叁个时期分别是：齐梁陈时期、中晚唐时期及明中叶之后叁个阶段，而魏晋、中唐、明中叶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叁大转捩点，若将其后续影响的阶段也考虑进来，则可以认为二者是基本重合的。而本文着重研究的则是中晚唐这一阶段。艳诗所涉及的题材在《诗经》中便已开始出现，而其基本要素则从汉魏至刘宋以来的诗作中开始积累，直至齐梁时期宫体诗的广泛流行，标志了艳诗的第一次繁盛。但此时期的艳诗尚有着较多的不成熟之处，加之后人将宫体诗与梁陈亡国的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其发展暂时中断，但初唐艳诗仍然是在梁陈宫体诗的基础上发展下去并逐渐走向盛唐的。另一方面此时逐渐崭露头角的下层士人的行事作风也暗示了中唐以后的进士阶层所引领的社会风尚的走向，而中晚唐艳诗的复兴也主要是由这个群体所促成的。中晚唐是艳诗繁盛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艳诗不能不受到之前宫体诗的影响，而更早的一些古诗及乐府作为另一股源流也分别给予了其一定的作用力。此外中晚唐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社会风气及社会群体，即进士阶层的兴起又给这一时期的艳诗带来了一些新变，故中晚唐艳诗是处于多重因素影响之下的、传统与流变皆备的一类诗作。本文即立足于此，着重考察中晚唐艳诗在体制与题材方面如何受之前诗作的影响，同时又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流变的基本情况。此外齐梁时期以“缘情”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宫体诗创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中晚唐艳诗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将矛盾的部分逐渐融合，从而使得创作主体与艳诗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而《香奁集》则正是这一进程的最终成果。
胡言午[3]2010年在《晚唐艳情诗探微》文中认为唐代社会风气开放,享乐之风盛行,城市文化繁盛,传统道德相对松弛,在男女关系上也并不十分禁锢,这些因素为艳情诗在唐代的全面兴盛提供了可能。晚唐时期,迎来了唐代艳情诗发展的高潮。本文拟对晚唐涉猎艳情诗创作的诗人以及艳情诗歌的创作概况进行总体勾勒,对其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加以综合分析、归类,并对艳情诗在晚唐兴盛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艳情诗的概念界定及在唐代的发展艳情诗与艳诗虽有交叉、但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艳情诗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初盛唐时期虽有萌芽,但态势并不明显。中唐时期,在新乐府运动和现实主义诗歌浪潮的推动下,艳情诗在元稹、白居易等诗人手中开始勃兴。第二章晚唐艳情诗的全面兴盛晚唐时期艳情诗的全面兴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涉猎艳情诗创作的诗人众多;二是艳情诗歌数量众多且风格多样。本章对拟对这两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并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第叁章晚唐艳情诗之风采杜牧、李商隐、韩偓的艳情诗是晚唐诗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叁家,他们的艳情诗特点鲜明且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比较这叁家的艳情诗创作,对于了解晚唐时期艳情诗的多样化特征有着重要意义。第四章晚唐艳情诗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晚唐艳情诗的价值和意义,要客观考量和看待。虽然其中确实也有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但它在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和补充、对词的产生发展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并且展示了女性美,彰显了诗人对生命欲望的真挚渴求。
王仲镛[4]1995年在《徐庾文学平议》文中指出在萧梁后期，以萧纲兄弟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是南齐永明诗风的继续。他们主张“新变”，注重辞藻，讲求声律，大大推进了骄文、诗歌的发展。唐修诸史，议其“轻险”、“淫放”，斥为“亡国之音”，其代表作家徐陵、庚信被贬之为“辞赋罪人”，是单纯以政治成败作为评量标准的结果。徐、庚都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下开唐代。徐陵编《玉台新咏》，与《文选》互为补充，影响深远。二人后期身经乱离，结合生活现实，兼取北方文学“重乎气质”之长，融通南北，承先启后，把骈文、诗、赋推向了更高的境界。其地位和作用应加肯定。
丁功谊[5]2005年在《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着名的文学家、学者。自上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钱谦益一直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在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万历年间社会思潮的演变,文坛风会的转向,以及钱谦益的哲学思想、个人交游等方面出发,分析出钱谦益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万历年间,心学走向禅学,思想界围绕无善无恶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随着李贽狱中自刎,东林书院的重建,晚明社会思想开始调整,即由王学返朱学,以宗经为基础,主张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的变动影响到文学领域,复古思潮在万历末年再次兴起。钱谦益虽然出于顾宪成门下,但受管志道、李贽等人的影响,走上了心学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上,钱谦益最初走的是秦汉派的路子,后来在归有光、汤显祖、程嘉燧等人的启发下,转而学习唐宋诸家古文,进而批判七子拟古之病。第二章论述钱谦益中年文学思想的发展。天启、崇祯年间主流思潮是尊遗经,贬俗学,经世致用,钱谦益走在了这股思潮的最前面。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提倡尊经复古,重视世风世运。同时,他把晚明心学当作禅学,追求虚空灵明、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肯定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主张“诗其人”,抒写真性情,注重文学的宣泄功能。在尊经复古,抒写性情,重视世运等思想的指导下,钱谦益对七子派、竟陵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钱谦益通观整合的思维方式,表明他试图集明代诗学之大成。在诗歌创作上,他转益多师,唐宋兼宗,也表现了集众家之长的创作特点。第叁章论述在明清易代背景下,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演变。降清是钱谦益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晚年努力融入遗民的文化圈,并投身于复明活动来洗刷罪责。在创作上,钱谦益采取了借诗明志、以诗存史的方法,以隐语、自注、他注等手段,隐晦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怀明心迹,努力塑造一个遗民、志士的形象,但由此带来作者本身与诗人形象相脱离的理论问题。明朝覆亡以及自己降清的人生悲剧,使钱谦益深深感受到了时代变乱、历史兴亡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意识到易代之际的文学主题主要就是反映世运、抒写悲情。因此,在他晚年,他提出了灵心、学问、世运叁者相结合的文学主张,这种主张是他中年文学思想的引申和发展,也是对明代文学思想的有机整合。
任晓勇[6]2014年在《民国唐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将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对象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探讨，共分叁编：上编是“文献叙录”，对民国年间发表、出版的各种类型的唐诗学方面的论文与着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勾稽、分类和叙录。所含文献如下：重印的唐诗文献古籍共二百多种；新整理（含新选编）的唐诗别集和总集共八十多种；撰写的唐诗概论类与唐代诗人研究类的着作六十多部、论文叁百多篇；此外其它与唐诗相关的论着共二百多部（篇）。在认真研读原始文本(一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各类文献的体例、内容做了评介；注意将它们置于唐诗学发展史的语境里，揭示其演进特征和学术贡献。中编是“专题研究”，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本文从中提炼出几个成绩突出或富有特色的专题加以探讨，梳理其研究历程、总结其学术意义。一.探讨民国学者对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所作的实际调查以及对《全唐诗》文献较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二.评述在近现代中外文化大交流背景下，民国学者探索、考证李白生地在西域碎叶的历程，分析了他们如何突破校雠法的单一思路，而从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锁定焦点、多维求索、科学论断的原因。叁.民国学者对“一流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几乎言人人殊，如有“古色古香”的比兴托寓说、新潮前卫的恋情性爱说、象征主义的多义联想说等等，这些阐释折射出现代多元共存的文艺思想，也趋向于对文学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四.《秦妇吟》的失踪与重现是一个千年传奇，也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敦煌文物劫难的个案，本专题完整地考察了该诗被追寻、整理、探究的过程，评介了一批学者在语言文字的校释、失踪原因的考索等方面的贡献；并以该学术案例说明，民国学者为中国敦煌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辨析朱光潜与鲁迅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不同阐释，两人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同，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有差异。就标准言，朱光潜以“静穆”为文艺的最高境界；而鲁迅则强调文艺的刚性（斗争）品格。联系特殊的时代语境看，鲁迅正确，而朱说不合时宜。就方法言，鲁迅提倡的是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而朱光潜所用的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理论”。当前者遇到阐释障碍时，后者可补济前者之困；两法可以相容互辅。六.评介程千帆等人的唐诗学佚文，程先生擅长“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唐诗艺术进行崭新的阐释；其诗学特征是能够融会旧学与新知，并超越个别诗句、篇章的笺释而提炼出诗艺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开展现代唐诗学文献辑佚的刍议。下编是“学者研究”，民国时期曾经编纂、撰写过与唐诗有关的着作或者论文的学人不少于二百位，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也有五十位以上。其中有几位学术大师，成就突出，影响深广，特予专门评价。他们是胡适、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胡适论唐诗表现了鲜明的进化论观念、平民意识和自由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基本观点一新天下耳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唐诗研究者们。闻一多致力于唐诗学二十多年，对清编《全唐诗》文献做了初步的科学的整理，其学术经验和成果都被当代学人所继承。他对诗歌艺术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对唐代诗史做了精深的论述，对许多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了精湛的品评。陈寅恪精于考证，将“文史互证”法运用于唐代诗歌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此外他还融合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对“元白”等人“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从而说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与“文人才学之高下”。钱锺书不重“背境”，而偏好于文本的内部探究，他对唐诗的对仗艺术和使用语助虚词的情况有细密而系统的梳理、辨析，对李贺“长吉体”语言的奇诡奥秘做了清晰的揭示。在方法上，他是跨越中西、打通各科。其“打通”法具有范式意义，也指示着未来世界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走向。从晚清至民元，唐诗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就民国本身叁十多年而言，唐诗学更是在不断推进。清末民元，有些学者受进化论等西学影响，表达过轻视格律、推崇自然的诗学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们热情宣传民主、科学观念和个性解放思想，刷新了唐诗研究者的目光，革新了唐诗学论着的风貌。193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并尝试运用于唐诗研究；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研究者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沃壤，又广泛汲取异质的养分，并勇于进行多方面的创造，从而把古老的唐诗学推进到现代化的新阶段。
项念东[7]2009年在《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文中研究指明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堪谓中国诗学中一个存在已久且影响广远的学术类型。然考据主真,诗艺求美,如何将此二者融汇于一体,始终为一难题。二十世纪学者中多有措手“诗学考据”者,本文仅以唐诗学研究最为代表的陈寅恪与岑仲勉为例,藉论析各自诗学成果中考据进路表现之不同,以尝试探讨真正将考据与诗美发现贯通一体的“诗学考据学”何以可能。二十世纪以来,种种偏见之下,考据之学往往易被狭隘化、固定化为一资料之学、文献之学。梳理上世纪初叶刘师培、胡适、梁启超等对清儒考据之学内在进路的辨分,陈垣、严耕望、顾颉刚等对史料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见考据进路不同则学术关注点自有偏向。此一点,犹为明显的体现于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实践之中。从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可以清晰看出,岑氏侧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献考据,与陈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视野的历史考据,堪谓现代文史考据之学不同学术进路的集中体现。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两种考据进路本未可强作轩轾。然施之于诗学,则前者更凸显为对有唐一代诗学文献之整理,而陈寅恪的诗学考据则更多一份诗性眼光与诗美发现。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学考据学”,有叁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尽管考据型诗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渊源已久,但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诗学”之所以要讲考据,还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为一种独特学术类型的“诗学考据”,实有文字考据、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叁种不同进路,各自皆有其需要关注的内在问题;叁是岑仲勉与陈寅恪所标识的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可谓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其对后此学者的影响呈显一种交互性。综此而言,尽管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着意于发现“中国诗”艺术特性、于逻辑实证研究中灌注一份鲜活艺术感发力的陈寅恪式的“诗学考据学”,应该成为此下学者不应忽略的一种诗学批评“方法”取向。
参考文献：
[1]. 唐末艳诗平议[D]. 刘万川. 厦门大学. 2002
[2]. 中晚唐艳诗研究[D]. 熊啸.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3]. 晚唐艳情诗探微[D]. 胡言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
[4]. 徐庾文学平议[J]. 王仲镛.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5]. 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D]. 丁功谊.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6]. 民国唐诗学研究[D]. 任晓勇. 安徽师范大学. 2014
[7]. 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D]. 项念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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