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是如何被消解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30年代，左翼文学是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最重要的文化力量，而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鲁迅无疑是左翼文学的旗帜和灵魂，是凝聚和 吸引左翼作家的精神核心。当然，左翼文学也有问题，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得到 应有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所以，我理解王富仁说的左翼文学的被消解的问题。
延安文学可以说是“后左翼文学”。对左翼文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消解， 发生在延安。人们一提到延安文学时，往往以为就是《高干大》、《王贵与李香香》、 《白毛女》、《兄妹开荒》，其实不是这样，左翼文学在延安的被消解，是有一个过程 的。
用毛泽东的话说，延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即“亭子间的人” 和“山顶上的人”，前者指的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家，后者指的是来 自井岗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家。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 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 西有时不大好看。”他可能是希望他认为是革命的文艺作品既“好吃”又“好看”。4 月28日，毛泽东又亲自到鲁艺，向师生们发表讲话，说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 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鲁艺初期实行的 是“三三制”的开门办学方式，即先在校学习三个月，再到抗日根据地或前线部队实习 三个月，返校后完成最后三个月的学业。鲁艺成立之初，大量编写和频繁演出了一些直 接表现抗日救亡内容、进行全民抗战宣传鼓动的话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开门办学的 “三三制”方式未能坚持下来，学制延长了，实习改在了边区。1940年以后，话剧编演 的特点是所谓“大戏”和外国戏。在鲁艺建校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便表示了他的不满， 说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 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 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中共中央干部 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1939年4月10日鲁艺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鲁艺的教育 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明确指出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 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 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中共文 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尽管如此，鲁艺的领导人和教师仍然没有完全领会毛泽东的意 图。1940年周扬担任鲁艺的副院长、主持鲁艺的工作之后，鲁艺进入了“正规化、专门 化”的教学时期，这更加引起了毛泽东后来的不满。
总的来看，整风运动之前，延安的文艺界中弥漫着比较浓厚的民主自由空气。鲁艺当 时奉行的“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实际 艺术活动”。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奖励自由研究， 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分别于 1941年6月7日和6月9日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肯定思想 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认为边区的缺点需要从艺术 方面加以反映和指责，应该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在这样的气氛中，从1941年初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延安的文艺创作出现了 一个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这一年5月16日创刊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 经常以辟栏形式发表文艺作品。从9月16日由每天对开两版，改出对开四版后，《解放 日报》又特辟“文艺”专栏，集中刊发文艺作品，至1942年3月末，共出111期。本年内 还出现了若干颇有影响的文艺期刊，如：由丁玲、萧军、舒群等人发起成立的文艺月会 编辑出版的《文艺月报》，于1月1日创刊，这是一个具有同仁刊物性质的文艺期刊；由 鲁艺草叶社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编辑出版的《草叶》，于11月1日创 刊；文抗的机关刊物《谷雨》于11月15日创刊；艾青主编的《诗刊》11月创刊；中央军 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的机关刊物《部队文艺》(公木主编)，于12月创刊。
上述报刊发表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小说，有讽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厂长追猪去了 》(鸿迅即朱寨著)、《科长病了》(叶克著)、《躺在睡椅里的人》(雷加著)，还有反映 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与工作生活环境的矛盾冲突，对其命运表示同情的《间隔》(马加 著)、《陆康的歌声》(刘白羽著)、《在医院中时》(丁玲著)、《河湄》(雷加著)、《 意识以外》(方纪著)、《胡铃》(刘白羽著)等。
在1941年10月19日召开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丁玲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现 在仍处于和鲁迅同样的时代”，号召“要写批评的杂文”。接着，在10月23日的《解放 日报》上，丁玲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杂文》的文章。她在文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在延安 “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不宜于写杂文”的观点，主张要像鲁迅那样 撰写批评性的杂文，而不可“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她认为，像延安这样的“ 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 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
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直到整风运动发动之后，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谷 雨》和《文艺月报》上，才集中出现了一批针对延安的杂文。主要有：丁玲《三八节有 感》、《干部衣服》，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 《论同志之“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实味(王实味)《野百合花》、《 政治家·艺术家》，陈企霞《鸡啼》等。
这些小说和杂文在精神趋向上，无疑是继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的。然而，众所周知，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这些作品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王实味还因此掉了脑袋。 即使是较早放开歌喉“歌唱延安”的诗人何其芳，其诗作《叹息三章》和《诗三首》也 在《解放日报》上遭到了公开的批评和否定。批评者认为，何其芳不应该表现知识分子 的思想、生活、情绪和幻想，即使他的这些诗的突出意向是“思索和剖白自己”，是要 求突破自己和不断进步，是“对于新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底发现和肯定”，是“朝着 工农大众的队伍里走”的追求，也是不合时宜的、不正确的。在批评者看来，何其芳惟 一正确的选择是表现工农大众。当然，表现工农大众也必须是“大众中间的斗争的健康 的方面”，而不能表现大众身上的消极性因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观点，他早些时候谈到的“既好吃，又好看”，至此变 成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宣布了以鲁迅为旗帜和灵魂的左翼文学 精神的终结。何其芳、周立波较早公开地在《解放日报》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清算。何 其芳承认自己是一个“害欧化病很深的人”，“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 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周立波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一番清理 与“反省”，认为过去“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 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他觉得自己过去所写的《牛》等 作品，“不是太琐碎，就是太陈旧”，“没有好好地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而 实际上，他的短篇小说《牛》是一篇优秀的抒情小说，谱写了一曲陕北农村的生活牧歌 ，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和温馨的情感，充分体现了作者细腻、幽默、抒情的艺术个性。在 周立波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很难再看到这样的作品了。而何其芳在一个时期里，干脆停 止了他的“歌唱”。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在延安全面展开。这一年又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1943年7月15 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抢救运动”轰然而起。延安的作家、艺术家在被要求改造思想、转变文艺观念的同时， 还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当时，从国统区乃至沦陷区来到延安的文化人，几乎全部在 政治上受到怀疑。周扬曾说，延安文化界的特务多得可怕，来延安的所谓专家、学者， 几乎全是特务。丁玲、艾青、萧军等人都一度在政治上不受信任。结果，1943年5月初 ，文抗会址宣布撤掉。丁玲、艾青先后去了部队和农村，分别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 和长诗《吴满有》。而萧军则连“公家人”的身份都失去了，“搞到不让他吃公粮”( 胡乔木语)。鲁艺师生在整风运动中根据中央要求，“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出“思 想自传”和“反省笔记”。文抗解散后，一部分作家到中央党校，另一部分到鲁艺参加 整风。
早在1942年3月11日，办得相当活跃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出满100期之时，主持 人丁玲离职而去。舒群继任后，“文艺”栏继续出到3月30日的111期便终刊了。8月至9 月，最有影响的三个文学期刊《谷雨》、《文艺月报》、《草叶》先后停刊。此前延安 文艺界一度出现的那种活跃、兴盛、丰富多彩的创作格局消失了。之后，《解放日报》 发表文艺作品的版面发生了“稿荒”。后来登载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和反映工农兵英雄 模范人物的通讯、报告文学，题材和体裁都比较单一。
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到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公开发表，再到1944年7月周扬根据毛的 讲话精神重新主持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由延安华北书店出版，《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作为“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 艺政策的最通俗化、最具体化的一个概括”，被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批 评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的地位，逐渐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并对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 活动，以及1949年以后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鲁迅为旗帜 与精魂的左翼文学精神，也因此而基本被消解、改造、否定和异化了。以上，我只是简 略地勾勒了这一过程的一个大致轮廓，细部未能深入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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